“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条道理果然很硬。随着社会的所谓“发展”，很多民俗都像自然资源那样崩坍。
在珠江三角洲，以前深受小孩欢迎的卖懒和送财神的风俗，现在似乎没有多少人知道。
卖懒很早在珠江三角洲流传。年三十晚，吃过团年饭之后，小孩穿上新鞋，然后向家长领取一个慈菇、一个红鸡蛋和一支香，结队走到街上，边走边唱：“卖懒，卖懒，卖到年三十晚……”走到土地庙、大榕树或者小河拐弯处，总之就是有“神仙气”的地方，把那支香插下，意为把懒惰卖掉，来年会像黄牛一样勤劳。回程就不必唱歌了，因为嘴巴有其它活要干，吃掉手上的慈菇和红鸡蛋。
到年初一的大清早，天还未亮，就有一些小孩子拿着一大叠写上“财神”二字的红纸，挨家逐户呼叫“财神到”。憧憬发财的主人便会开门“接财神”，并送上“利是”一封。
不过祖父不准许我参与送财神活动，他觉得，这样做形同乞讨。所以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小孩子拿着“乞讨”回来的钱财买糖果吃。
还好，我自小就讨厌糖果。
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对诗歌的定义发表高见。他认为，只要有韵的就是诗，而不管它写得多么粗鄙多么低俗；无韵的就肯定不是诗，而不管它写得多么精练多么优美。他认为诗的特质是和谐，所以猛烈抨击那些所谓的新诗，新诗不配称为诗，只不过是断句的散文。
身为“国学大师”，章太炎也许只会盯着本国文化，不知道欧洲早就有无韵诗这一类型也说不定。无人不知的《失乐园》就是完全不押韵的。当然，我不排除章太炎有到海德公园用英语高呼“弥尔顿算个屁诗人”的勇气，不必担心，西方人是宽容的，不会打死你，只会嘲笑你浅薄罢了。
就算章太炎真的从未听说过《失乐园》，那他在流亡日本接受日本友人资助的期间，不可能没有接触日本文学。日本的诗——和歌、俳句、川柳等，都不讲求押韵。莫非他也敢到帝国饭店高喊“日本没有诗人”？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好了，不要以为我评论一个近百年前的观点，纯属无事生非。要知道直到今天，中国那些所谓国学大师、文学教授仍然保持着这个食古不化的传统。章太炎们实在难辞其咎。因为那个时期，正是在文化领域里发起现代主义革命的最好时机。现代主义是20世纪初的一场文化革命，中国人拒绝这场革命，就不要奢谈什么创作自由了。
为什么我们要为现代艺术叫好呢？我曾经解释过，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之后仍然赞美世界的和谐就显得太虚伪了。诗歌也是一样的。现代主义的诗歌无意再去遵循什么规则什么格律，诗人只是想把内心压抑已久的强烈的负面情绪呼喊出来。这样，诗歌就回归到它的原点——表现。
我们是空心人
我们是填塞起来的人
彼此倚靠着
头颅塞满了稻草。可叹啊！
——T.S.艾略特，《空心人》
可叹啊！中国的卫道士太多，老学究太多，冬烘先生太多！唉，文学无法成为文化的先锋，那么这个文化就是腐败的。在这一潭死水之中，偶尔跳出一只癞蛤蟆，便博得全体叫好，以为这潭死水仍然有希望。谁知，它不过是工于心计的一次表演罢了。
唉，这潭死水还要和谐到什么时候呢？
买衣服的时候，我们一遇到“均码”就会头大，因为均码往往都不合身。这就和个人收入总是与人均收入相去甚远一样令人悲哀。
穿不到均码也算了，问题是我们会因此而产生无形的压力。“呜呜，我的身高低于人类平均水平。”“妈呀，我的肥胖击败百分之六十的地球人口。”
与衣服不同，安全套的均码却令人喜上眉梢。事实上，绝大多数安全套都是均码，只有少数产品用来满足浮夸者和自卑者。均码的安全套，确实能减少顾客的尴尬。
当你走进药店，只需要用手指一指，说一句“这个，我要一盒！”就OK。售货员不会问你：要S、M还是L？哦，我看你的样子，XS会合身一些。不信的话，可以到更衣室试穿一下……穿好了？过来过来，不要害羞。看哪，你穿XS多好看呀！你还可以试试这一款条纹型的，条纹，会使你那短小的——显得强壮些。
现在很多超市都有出售安全套。没有售货员在场，顾客在选购的时候会感到自在一些，不会陷入面面相觑的尴尬之中。
对超市经营者来说，出售安全套绝对是高明之举。为了掩饰购买安全套的目的，顾客通常会用一堆薯片、花生米、巧克力、方便面、饮料、纸巾或者其它什么的覆盖购物篮中的那盒安全套。不过，这些伪装除了增加超市的利润之外，对顾客的帮助其实不大，除非你打算高买。
结算的时候，随着收银员逐一扫描你的伪装，你的肾上腺素激增，心跳也越发不靠谱，到最后，你的司令部完全暴露了，唯一的抵抗方式只能是抬起头吹口哨，假装心不在焉……
“先生，一共532.5元。”
“这……这么贵？有没有算错？”
“没有呀，要不要我再检查一次？”
“不……不用了。”
付过款，你立即抱起购物袋向出口狂奔。
“先生，先生！别跑！先生！你的安全套掉地上了！”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那部大部头《世界是平的》，中文译本多达50万字。译本由三个似乎缺乏沟通的译者译出。移动电话公司说得好，沟通是很重要的。不时沟通一下，就不会闹出一个名词三种译法的笑话。
关于这部著作，我不敢说作者弗里德曼太过啰嗦，只能说他是名精明的记者。他确实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所以跟他的公司一样，爱用一大堆事例（包括事实和谎言）去证明一个观点——左倾和全球化是有益的、必需的。他也许不记得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个有力的例子就足够了。”这里并无任何批评之意。如果读者也和我一样清楚知道对于作者来说字数意味着金钱的话，我想，没有人会不原谅作者。既然不批评，对这部著作也就没有什么好评论的了。这里，我想借“世界是平的”这个意象讲讲自己的看法。
提出“世界是平的”这个概念，这是作者最值得赞赏的地方。现在的世界，的确是平的。因为科技发达、信息爆炸、知识技术共享，使地球变小，也变平了，几乎每一个人都站在同一个平台上有着几乎同等的机会获得成功。
不过，你能否把这个概念转化为意象呢？
意象？什么意象？意象是属于文艺的东西，我不懂！
是的，现在报读理工科的学生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文学、艺术、哲学几乎无人问津。所以，世界越来越像一堆概念的集合。
过去，世界是圆的，我们最多只能知道这个半球所发生的事情，那个半球发生什么，甚至是否存在，不知道。资讯匮乏反而激发了人类的想象力，以及向未知世界探索的勇气。这样才有神话、传奇、史诗、戏剧所记载的各种浪漫故事，这样才有哥伦布、达·迦马、麦哲伦、德雷克等冒险家勇闯新世界的壮举。
今天，地球上——不，连地球内部和地球附近都没有一个地方未被过度探索，而太空呢又似乎遥不可及。梦想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想象力也是如此。因为想象力无助于我们在世界这个越来越拥挤的平台上获得成功。在平坦的世界，唯一的成功之道是赚钱。尽管弗里德曼在最后一章大谈梦想和想象力，但是很明显，他所讲的梦想和想象力无不禁锢在科技领域和贪欲里。
过去人们把世界、地球、大地、大自然称为母亲，是因为地球是圆的，两个半球就好比母亲的两个乳房，所有生物依靠她的乳汁生存。然而，人类太贪婪，吸干所有乳汁，吸到世界变成干瘪的平胸。现在，人类失去养分，只能用自己制造的非天然食物来养活自己。越来越多的非天然，我们的脚下不再是泥土，而是水泥和沥青；我们呼吸不到大自然的气息，只有工业废气；我们爱听的歌不再从大自然获得灵感，而是无尽的情欲……
这就是我要描述的意象了。
我的梦境常常像哥特小说。
我在阴森的树林迷失方向，山重水复疑无路，突然出现一座荒废的城堡。熟读各类书籍的我当然知道，一旦走入城堡，后果将不堪设想。正当为见多识广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我已经置身在城堡里。可恶的梦魔！之后，飘浮的鬼火、丑陋的僵尸、嗜血的妖精、凶残的怪物逐一登场。我想逃跑，却有走不尽的梯级。要不就是，虽然拼命奔跑，却始终无法在空间上有丝毫突破……唉，我最终被惊醒，又一次喘着粗气，庆幸劫后余生。
我猜想，哥特小说就是这样产生也说不定。
1765年，贺拉斯·沃波尔出版世界第一部哥特小说《奥特朗托堡》，大获成功。自此哥特小说在英国乃至欧美风行一时。
试想想，在寒冷的冬夜，窗外风雪呼啸，炉火劈啪作响，年轻的小姐坐在沙发上阅读一本哥特小说。光线微弱，魑魅魍魉很容易从书中跳出来，把娇贵的身子吓得蜷缩一团。这时候，假若有一位气宇不凡的绅士在场，“不要怕，有我在。让我陪你度过漫漫长夜！”那该是多么浪漫的事情啊！
哥特小说之中最出名的要数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直到今天，科学怪人还不时走上银幕吓吓人。
爱伦·坡也是哥特小说的好手，他的怪异故事曾经使年少的我一度不敢在夜里独自上厕所。坡一生从不缺疾病和药物，他的梦境一定为他的创作提供不少灵感。
那么，我要不要写哥特小说呢？
这个念头产生还不到三秒钟的时间，耳朵便听到简·奥斯汀的嘲笑。
奥斯汀在长篇小说《诺桑觉寺》里调侃了哥特小说，也顺便调侃了爱情小说。这位小姐的讽刺风格属于绵里藏针型，就是刺到你一脸血你还会傻乎乎地赞道：好萌好可爱的一团丝绵哦。
我想，我还是打消这个念头比较好。
在中国大陆的历史纪元表里，1912～1949年这段时期被称作中华民国，简称民国。
然而中华民国直至今天仍未灭亡，只是播迁台湾岛苟安一隅。若以史为鉴，今天不承认中华民国存在的人实在可笑。晋从洛阳退守建康，宋从汴京避让临安，都不代表朝代终结，只是后来史学家为了方便，才用东南西北作出分辨。我相信，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将来会被称为“东民”，或者“后民”。只不过，在中国大陆，中华民国的时代的的确确已经终结了。
翻开史书，在大陆的民国时代，可说是名副其实的乱世。从辛亥革命开始，到袁世凯称帝，接着是张勋复辟，军阀割据，国民党北伐，日中战争，国共内战，最后民国政府败走。乱吧？
乱是乱了一点，但是没有乱到世风日下、礼崩乐坏、百业凋敝、荒时暴月、饥馑荐臻、征地拆迁、卖官鬻爵、盗贼横行、拐卖妇孺、制造毒物、唯利是图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的程度。那是因为，那时候没有严酷的党禁报禁，没有大开文字狱钳制言论。平民百姓尚且能享有基本人权，知识分子尚且能保住文人尊严。
只要识字，你可以到书店看看书，到茶座聊聊国是。不过，国是没什么好聊的，还是评论一下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一下冯友兰的孔孟老庄，挑剔一下陈望道的修辞学，戏谑一下李宗吾的厚黑学……哦，又或者学习一下鲁迅笔下的阿Q如何调戏小尼姑，欣赏一下徐志摩极力推介的康桥和翡冷翠明信片，倾听一下胡适如何论述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到了晚上，你可以到大世界听听爵士乐，或者到兰心大戏院看看周璇的电影。你还可以毫无节制地劲抽哈德门香烟和狂饮张裕味美思，因为喝醉后只要把住址告诉车夫即可，不必担心他会把你拉到郊区然后抢劫兼杀人。
什么？你是农民？你不识字？没关系，你可以花一两个仙，搬张板凳到村口的大榕树下，听听“讲古佬”唾沫横飞大讲赤壁之战、哪吒闹海、唐三藏天竺之旅以及西门庆潘金莲的艳情故事。要不，就到花白胡子垂到腹部的村中长老那里，听听历史、唱唱大戏、背背谚语以及学学房中术。总之，每个阶层都有丰富的文化生活。试问，民风又怎能不淳朴？
只是，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勾结西方马列主义反华势力，刻意制造阶级矛盾，强迫人民玩打土豪斗地主的暴力游戏。从那一刻开始，中国就不再是那个中国了。
给女人一双高跟鞋，她能征服世界。
这里说的世界，不是指客观世界，而是她自己的世界。
在她的世界里，主观、自信、孤傲、超逸、旷达、明朗、大方……当然，还有美丽。
不要试图与一个神采飞扬的女人争论，如果你是一个绅士，或者是一名骑士，请赞美她。但是你要注意用词，不要说什么贤良淑德，她们会不屑一顾。
穿高跟鞋的女人，身材会更加突出、更加魔鬼，走起路来会更加婀娜多姿，还有一种袅袅婷婷、弱不禁风的美感，能够勾起人无尽的怜爱，犹如捧心西子。
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遗憾的是，穿高跟鞋的女人，却以伤害身体健康为代价。受压过大，脊椎、膝盖、足踝容易受伤，脚趾也容易变形。
倘若运气不佳，置身在一个不懂得尊重女性的野蛮地区，穿高跟鞋的女人还会遭到虎背熊腰、七尺之躯的懦夫嘲弄，甚至可能抢劫。
要付出如此之多如此之巨的代价，依旧无损女人穿高跟鞋的决心。因此，生活在这个野蛮地区的女人，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不解风情的男士或会发问：为什么要这样折腾自己？莫非高跟鞋之于女人，就如同香烟之于烟鬼、烈酒之于酒鬼？
“非也，”风流儒雅之士代之答曰，“女为悦己者容。”胸有成竹之中又带几分自我陶醉。
只不过……哈哈，男士们，你们上当了。为了顾及男人那可笑的虚荣心，女人大都笑而不语。
女人从来不为悦己者容，她们只为自己，为生活，为美，为爱。
Everything Will Flow 是英国摇滚乐队 Suede 在1999年推出的单曲，没有打入过任何音乐排行榜前二十。我却非常喜欢这首歌，原因是它的主题——万物皆流。
“万物皆流”（All things flow），是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的名句，此思想的滥觞则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变，无物永驻”（Everything changes and nothing remains still）和“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You cannot step twice into the same stream）。
需要注意的是，卢克莱修诗句的英语译文是 All things flow，是一概括性陈述。Suede 乐队的是 Everything will flow，“will”成为关键词，强调眼前的事物，无论多么宏大，都将会消逝。
不妨和以下两句放在一起品味：
去年的白雪如今安在？（弗朗索瓦·维庸，《小遗嘱集》）
如朝露坠地，如朝露消失，我此身命。浪速城的辉煌，不过梦中之梦。（丰臣秀吉，临终慨叹）
1838年4月至6月，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应邀在伦敦作了十二场学术演讲，主题是文学史——从荷马史诗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
演讲相当成功，观众亦相当踊跃，因为此前出版的《法国革命史》，使卡莱尔成为炙手可热的红人。
奇怪的是，卡莱尔并没有将这十二场精彩演讲的讲稿交给出版社，也许他认为这些演讲不过是小菜一碟，不足挂齿。幸好，观众中一位速记能力非常强的议员记下这些演讲。美中不足的是，这位先生因病错过第九讲，因而我们也错过卡莱尔对十八世纪法国文学的评说。
阅读这些讲稿，完全感觉不到是在阅读文本，我仿佛看到卡莱尔站在讲台上，用铿锵的嗓音，用坚定的手势，绘声绘色地讲解历史长河中的文学。我不由得为他那超凡的功力而喝彩。
首先，卡莱尔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出色的文学技巧，他驾轻就熟地选取、整理和归纳文史哲（当然以文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纵横交错的材料，使其简洁明晰以适合演讲。
其次，卡莱尔非常善于演讲，他清楚知道言语稍纵即逝的特性，特意使用平易而又生动的语句，而要旨部分和无法避开的术语，都会适时地重复强调。
卡莱尔的魅力是独特的，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他有独特的人生经历。27岁之前，很孤独、很彷徨、很痛苦……他喜欢数学，当了数学教师，但很快厌倦……他爱上法律，考上爱丁堡大学法律系，又突然厌倦……他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做事永远只有三分钟热度，整天浑浑噩噩、晃晃悠悠。直到遇到歌德的作品……他决心成为文学作家。
一旦确立了人生目标，他就坚毅地走下去，不管遇到什么挫折。1826年，31岁的卡莱尔创作了《成衣匠的改制》（或《拼凑的裁缝》）。这部不知道是小说还是哲学随笔的东西，成为书店毒药。他为此忍受了11年的嘲笑。但没有放弃，他拼命苦读，吸收各种知识，终于在1837年写出奇书《法国革命史》，真是十年磨一剑啊。
《法国革命史》之奇，奇在作者不落窠臼。它是一部反传统的历史著作，用戏剧手法再现场景，用散文手法描述人物，文采极度绚丽。在道貌岸然的时代，这部著作无疑引起很大争议，却为很多现代历史学家开辟航线。
1838年的文学史演讲，仍然出现不少争议，甚至连演讲稿的出版人也忍不住批评“卡莱尔的偏见令人反感”。然而我觉得，他批评伊拉斯谟、贬低弥尔顿等，都在合理的范围内。只是，对于他既称赞《堂吉诃德》又肯定西班牙骑士制度，倒让我有点无所适从。而他将约翰·诺克斯这个狂热的宗教改革者提升到伟人的高度，更令我挠头。这就好比伯特兰·罗素把拜伦勋爵当作哲学家写进《西方哲学史》一样。唯一的解释也许是，卡莱尔是个真诚的怪杰。
我欣赏卡莱尔的真诚。知识分子不应该害怕发表个人意见，尽管这些意见听起来多么偏激，并且与主流相悖。可笑的是，美国学者J.梅西在其著作《文学简史》中把卡莱尔的真诚看作伪善。唉，做人真难。
具有短篇小说要素的文学作品最早可以追溯到伊索寓言，但是我们不能把《伊索寓言》和《一千零一夜》称作短篇小说集，因为短篇小说是相对长篇小说而言的。短篇小说（short story）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体裁，直到19世纪初才出现。
短篇小说的诞生得益于激情四射的浪漫主义运动，因而它有一个激情四射的爆炸式开端。法国产生梅里美、巴尔扎克和戈蒂耶，俄罗斯冒出果戈里和普希金，德国则有克莱斯特和霍夫曼，美国的爱伦·坡、欧文和霍桑也不甘示弱。
你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缺少了文学强国英国的作家呢？哦，那是因为，当时的英国人热衷散文随笔，有兰姆、赫兹里特、德·昆西等优秀随笔作家的优秀作品，英国人暂时对短篇小说没有兴趣。
短篇小说在19世纪70、80年代迎来第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莫泊桑、俄罗斯的契诃夫和美国的马克·吐温。
到了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的快速扩张，人类文化开始了全球化的交流。短篇小说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亦宣告来临。
这个时代，英语作家独领风骚，吉卜林、康拉德、杰克·伦敦等通过短篇小说描写奇特的殖民地生活和刺激的冒险故事；欧·亨利和菲茨杰拉德在作品中再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和困境；而乔伊斯、伍尔芙和福克纳等则将短篇小说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实验室。
此外，相对贫穷落后的亚洲地区为了赶上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也积极学习西方文明，并在短时间内取得骄人的成绩。涌现芥川龙之介、鲁迅、纪伯伦、赫达雅特等有不少出色短篇小说作品出产的作家。
当然，不得不提卡夫卡，卡夫卡是最早用短篇小说表现荒诞的作家。由于太超前，作者在世时作品无人问津。
经过两个黄金时代之后，短篇小说在20世纪中期走向衰落。原因不是创作短篇小说的作家减少了，而是通俗文化大行其道，导致短篇小说也难免被严重腐蚀。
现在说起短篇小说，一般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读者文摘》、《心灵鸡汤》和《故事会》里的文章。读这些文章的读者，大都是为了打发时间，为了娱乐自己，或者为了发泄情绪。他们讨厌说理，也害怕作出深刻的反思。如果，莫泊桑的《项链》、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在今天向报刊投稿的话，九成会被退稿。退稿原因可能是：脱离现实生活，无法引起读者共鸣。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乍暖还寒，偏遇月黑风高，那就更难将息了。
不过，在这个时候，倘若有一瓶烈酒，和一本鬼故事书，那就别有一番情趣了。因为大自然布置了一个绝妙的舞台——雾惨云愁、鬼影幢幢、风声鹤唳……随着故事的深入，恐惧感不知不觉地从字里行间袅袅升腾，旋即弥漫室内，毫不困难地攫住所有感官，你开始分不清现实世界与想象空间，你开始战战兢兢、心惊肉跳、毛骨悚然……
没错，读惊悚的鬼故事确实需要氛围。例如在寒冬火炉旁读爱伦·坡的《怪异故事集》，又例如在夏夜纳凉时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而在春寒料峭之夜，读小泉八云的《怪谈》就再合适不过了。
小泉八云是在希腊出生的爱尔兰人，他漂泊四十年之后最终在日本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度过人生的最后14年。
爱上日本的小泉八云将心血洒在日本文化之上。他用英语创作了很多重要作品，为十九世纪末的欧美国家架设与日本沟通的桥梁。其中包括影响深远的《怪谈》。
《怪谈》一共收录了50个日本民间流传的灵异故事，每个故事都令人叹为观止。
其实在此之前，坊间市井亦有不少收录灵异故事的书籍出售，不过，它们讲故事的形式不是佛教经典式的阳春白雪，就是江户物语式的下里巴人。小泉八云则采收西方浪漫主义的叙事方式，曲尽其妙，使之生动活泼、绘声绘色，以达到雅俗共赏之效果。同时，他又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深藏在素材之中的日本传统风味，在阴森恐怖的意境里，又飘散着哀婉动人的艺术之美。可以说，《怪谈》是西方与日本文化交融的最高成就——至少在三岛由纪夫出道之前是成立的。
当弗里德里希·尼采高喊“上帝死了”的时候，实际上死掉的不是上帝，而是哲学。
尼采自诩解决了所有哲学问题，故此哲学这门学科不需要再存在下去了。当然，实际上尼采并没有解决所有哲学问题，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推翻哲学问题。这就好比，跟人约好决斗的时间和地点后，故意失约，然后声称解决了战斗。
后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接过尼采的反哲学武器。
虽然在很多人心目中，维特根斯坦的名声比尼采好得多，然而他在打女人的时候一点都不比尼采手软，至于狂妄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维特根斯坦完成《逻辑哲学论》之后也声称，所有问题基本解决。实际上他跟尼采一样，只是推翻、颠覆、摧毁一切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指出，哲学不是解决问题也不是探讨问题，哲学是描述问题。
既然哲学是描述问题，那么对语言、词汇的分析便是哲学的唯一任务。我们绝不反对分析哲学，我们反对的是绝大多数的分析哲学家。当他们使用只有他们那个小圈子才能看得明白的术语进行写作和辩论的时候，我们不由得深表遗憾。
与分析哲学不即不离的是后现代主义哲学。鉴于不才的拙作含有较多后现代主义元素，不才就不在此直接批评了，做人要厚道嘛，尽管文学与哲学、形式与内容均属于完全不同的概念。
让我引述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观点吧。
哈贝马斯指出，后现代主义用社会多元性瓦解人际关系的凝聚力；用结构主义否定普世价值；用解构游戏的精神取消理性的真谛；用反人道主义抹杀人的尊严……
可是，哈贝马斯也不是什么好人。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末代传人，就算不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战士，也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左棍。
讨论到这里，我们不难得出“哲学死了”的结论……有人反对？好吧，就算未死，哲学也奄奄一息了。因为从尼采起，每个哲学家都向它捅一刀子……又有人反对？好吧，哲学未死，它仍然活在遥远的年代。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和柏拉图一起谈天，和笛卡尔一起思考，和休谟一起怀疑，和第欧根尼一起手淫，和奥卡姆一起玩剃刀，和恩格斯一起玩女人……呸，扇他两记耳光吧！
不才要分享一点恐怕难登大雅之堂的读书心得。
每收到一批书，我都会将它们快速浏览一遍——也许叫略读更合适（注意，这种方法不适用于文学类书籍）。具体步骤如下：
一、扫一遍目录；
二、读“前言”或“序”，然后读“跋”或“后记”；
三、再回到目录，不妨用笔记本把它抄下来；
四、快速浏览全书开头几段和结尾几段；
五、翻到重要的章节，快速浏览开头几段和结尾几段；
六、把自己的初步印象写在笔记本上。
我觉得，抄写和概括是记忆的诀窍。就算你以后完全不看那本笔记本，只要经过动手一写，一个较为深刻的印记也会烙在大脑。
我就是这样，在写作过程中触及某个主题或者某些观点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与之相关的书籍，然后从书架找出。这就是我旁征博引、取精用宏、信手拈来的秘密啦。
啊，我并不是鼓励大家都用略读的方法读书。略读就好比登山缆车，乘坐缆车，虽然能够快速登顶，却牺牲了爬山的乐趣。同样道理，要享受阅读的乐趣，唯有精读。尤其是文学作品。
其实我每个月都精读十到十五本书，并且认真地做笔记。做笔记我也有一点心得，那就是，最好用原话。如果在书中找不到适当的句子，那也可以模仿作者的笔调去概括、总结和剖析。哦，阅读文学作品就不必如此做笔记，只需要摘录一些优美的、精警的句子就行。
《大侦探波洛》（Poirot）是一套始于1989年的英国系列电视剧，原著作者是闻名遐迩的阿加莎·克莉丝蒂（Agatha Christie），她是亚瑟·柯南道尔之后最受欢迎的推理小说作家。
克莉丝蒂塑造的埃丘尔·波洛，与传统上那个高大威猛、玉树临风、风流潇洒的侦探形象有很大不同，跟福尔摩斯更有天壤之别。波洛五短身材，略显发福，头发稀少，还蓄着滑稽的八字胡，自然，动作也相当滑稽。
我不禁狐疑，难道在女人心目中，只有约翰逊、休谟、大仲马、巴尔扎克这样的心宽体胖者才是智慧的象征？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增肥？
波洛是比利时人，操一口带有明显法语口音、充满弗兰德斯风情的英语。他来到英国不久便认识黑斯廷斯，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黑斯廷斯很好地发挥华生医生的作用，总是用错误的推理把读者和观众引向死胡同。此外，苏格兰场警察也功不可没，他们的唯一工作是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幸好，现实中的英国警察并不是那么窝囊。
在《大侦探波洛》这套电视剧中，波洛一角由英国演员戴维·苏歇（David Suchet）饰演。他实在是演得惟妙惟肖，连短促的口音都学到十足。
苏歇饰演波洛，就如同杰里米·布雷特饰演福尔摩斯一样，有些演员和角色就像冥冥中注定的那般契合。如果我是演员的话，会不会也有这样的角色等待着我呢？罗密欧？哈姆莱特？唐璜？道林·格雷？还是蝙蝠侠？
词，又称“长短句”，起于唐而盛于宋。
词原本是配合乐曲歌唱的，只可惜，中国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记谱法，乐曲无法保存下来，只有词通过文字的载体而流芳百世。
由于要配合乐曲，词的格律要求非常严格，比唐人创立的律诗和绝句还要严格……
好吧，为了让阁下在五分钟之内读完这篇文章，我们立即进入正题。
怎样填词？其实并不难。你首先要知道词牌——现在是21世纪，只要上网搜一下，你就能搜到各种词牌。以我非常喜欢的短小精干的《十六字令》为例，它的词牌是这样的：
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
（注：有下划线的字必须押韵，斜体字表示可平可仄。）
知道词牌之后，你还须要弄懂押韵和平仄。
押韵，大家都熟悉，现在流行歌大都讲求押韵，这里不作赘述。
平仄。我们知道，普通话有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古汉语也有四声——平、上、去、入。平就是平声，上、去、入是仄声。
古今对照，今天普通话的阴平和阳平大多数是古汉语的平声，而普通话的上声、去声大多数是古汉语的仄声。
麻烦就在入声，普通话没有入声。广东人、福建人和江浙人则比较幸运，他们的语言保留入声。其他人，如果你操的是非常普通的普通话，那最好买一本韵书。如果你操的是非常普通的普通话，而又不想破费买韵书，同时又要伪装成有古典味的文艺青年的话，那好，请记住以下几个要点：一、超过一半的入声字变成普通话的去声；二、韵尾为n或ng的字，不会是入声字；三、ai、ao、ei、ou等韵极少有入声字。总而言之，即使碰到你不知道的入声字，你弄错平仄的概率仍然低于50％。就算你不幸弄错，对方也未必知道。所以，放心填词，放心装文艺吧！
那我先献丑了。
十六字令——亲，买满三千送积分。清仓价，错过定伤心。
在万众瞩目的千禧年，瑞典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早就有意无意地放出风声，称这一年要颁奖给汉语作家。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从来没有嘉勉过任何汉语作家，这实在太不像话了（指汉语作家太不像话）。唉，在气焰嚣张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击下，瑞典学院终于妥协了。
但是，在世的汉语作家，确实没有几个是顺眼的（我不是指长相），怎么办呢？抓阄如何？
在瑞典佬苦恼之际，中国（复数）有个叫李敖的人高调表示，假如他今年获得某个文学大奖，大家千万不要感到意外。
不过，最后大家还是感到意外，因为这个奖被一个叫高行健的人夺走，以至李敖销声匿迹了半年。
高行健是刚加入法国国籍的华人小说家、剧作家，评委会称“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我看来，其作品只有快餐式的商业价值，洞察力还不如是非不分的南方报系，语言则粗糙得像中国航空提供的面包，他嫌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的死路不够，新开了一条。
但是，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都欣喜若狂，又一次为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而狂欢。与之相反，中国大陆却鸦雀无声，因为高行健是被踢到法国去的，他的作品至今仍然被禁。（插句题外话，过去在苏联和东欧，被禁的都是佳品。中国怎么了？）
我无法抗拒禁果的诱惑，千禧年年底我在香港一家书店呆了一个下午，粗略浏览了高行健的几部著名作品。结果呢，意想不到的大失所望，或者是大失所望得意想不到。
不，我简直怒不可遏！岂有此理，他那所谓的荒诞剧《车站》，讲几个傻帽儿在车站等一辆迟迟不见的巴士，你想到什么？对，不就是《等待戈多》的中国乡土改编版吗？还有什么《灵山》，什么《一个人的圣经》，呸！又长又臭，非驴非马，东抄西袭，累瓦结绳，空洞无物，俗不可耐，不知所云，这算什么文学作品？
OK，好吧，一定是环境不佳，加上时间紧迫，我读得不够投入、不够细致。于是我托关系得到一本内部发行的高行健自选短篇小说集，书名叫《你一定要活着》（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我平心静气地读了一遍，部分内容还超过两遍（此举有高度危险性，未受过专业训练的读者千万不要模仿），感觉嘛，还不至于心力交瘁……毕竟我对意识流有好感，哪怕是拙劣的山寨版意识流。
可是，当我看到他写的《跋》，我立马蹦起，恍如白日见鬼。天啊，他竟然“谦虚”地说：“我不想哗众取宠宣告一种新小说的诞生，只是在不断摸索走自己的路。”呸，你的叫新小说？那乔伊斯的叫什么？福克纳的叫什么？伍尔芙的叫什么？摘了前人的果实，然后恬不知耻地宣布自己发明了全新栽种技术。这种人简直比跳梁小丑李敖可耻十倍！
混账的多元主义！狗血的相对主义！烂左仔！你们侮辱了诺贝尔，也玷污了缪斯的圣洁！
高行健，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最大的水货（此头衔后来被莫言摘走），上窜下跳了几年之后，现在几乎被人遗忘。俗语说得好，是珍珠终究会发光；是真猪，也终究会发犷。
中国文人最喜欢标榜文人风骨，其实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甚至连纸上谈兵都谈不上，因为他们压根儿不知道文人风骨为何物。三千年来，文人风骨并无一个清晰的概念，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跟梅妻鹤子隐居西湖孤山的林逋等等，都被认为是文人风骨的楷模。
至于以身殉国的屈原、文天祥、谭嗣同等人，其文人风骨似乎又不在一个档次之内。然而，我们不应该推崇这种自行了断或者甘愿受死的文人风骨，因为它会造成一种非常恶劣的影响——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死掉几个文人，方能突显民族节气。
天啊，为什么在民族危难之时非要把文人推入地狱不可，而不推戏子、烈女、蒙古大夫或江湖人士呢？此外，以文人的角度来看，在最需要你去以笔作战的时候你却一死了之，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
所幸的是，绝大多数中国文人都是好龙的叶公，什么？英勇就义？哦，我很忙，你找屈原、文天祥、谭嗣同去吧。
这么说来，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文人风骨？
当然是有的。真正的文人风骨，不是守护个人趣味或群体利益，而是敢于捍卫真理。这一点，恰好体现在法国文人的身上。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主义作家，无不是冒着生命危险与专制政权对抗的。而十九世纪末的埃米尔·左拉，更是文人风骨的完美演绎者。
1898年1月，左拉发表一封写给法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控诉政府一手制造德雷福斯的冤狱。
德雷福斯是犹太军官，被军方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所谓的证据根本上是荒唐可笑的，稍有常识的人都看出来。然而在当时疯狂的反犹情绪下，集体反智。这个可耻的判决竟然获得全国上下一片喝彩声支持。
只有左拉，只有左拉敢于发表“唱反调”的《我控诉》。为了伸张正义，他无惧站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民粹主义躁狂症是相当可怕的，左拉立即成为全民公敌，极端民族主义者扬言暗杀他，政府亦以诽谤罪把左拉告上法庭。左拉不得不逃往英国。
事实证明左拉是正确的，1902年上诉法庭推翻原判，1906年德雷福斯被彻底平反。
我之所以说左拉是文人风骨的完美演绎者，是因为左拉对抗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权，而是全体人民。当全部人都指出你所相信的是一个谬误的时候，你是否有勇气有力量坚持己见呢？
我不禁想到易卜生在《全民公敌》里的一句著名的台词：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
15 Important
Songs in Rock History (A Personal View)
Bill Haley &
Comets - Rock Around the Clock, 1955.
The first rock
song to be mainstream.
Elvis Presley – Heartbreak Hotel, 1956.
The King of Rock
'n' Roll's first number-one hit.
The Beatles -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1963.
The most
successful band and their best-selling single.
Bob Dylan - Like
a Rolling Stone, 1965.
A folkie plays
rock, and then folk rock is born.
Big Brother &
The Holding Company - Piece of My Heart, 1968.
Janis Joplin’s
unforgettable, powerful vocals.
Deep Purple - Smoke
on the Water, 1973.
A hard rock and
heavy metal song with a remarkable guitar riff.
Queen - Bohemian
Rhapsody, 1975.
The art of rock!
The rock of art! Unique!
Ramones - Blitzkrieg
Bop, 1976.
The ultimate punk
anthem.
Blondie - Heart
of Glass, 1978.
A pioneering mix
of disco and new wave, dance and rock.
Bryan Adams - Summer
of '69, 1985.
This heartland
rock song has the true heart of rock 'n' roll.
Bon Jovi - Livin'
on a Prayer, 1986.
The commercial
peak of glam metal.
The Bangles - Eternal
Flame, 1989.
A beautiful soft
rock song by an all-female rock band.
Nirvana - Smells
Like Teen Spirit, 1991.
The biggest grunge
hit.
Blur – Parklife,
1994.
When Britpop makes
a wry face…
Linkin Park – In
the End, 2001.
What is nu metal?
What is rap rock? Listen to it!
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尼科莱·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iy）是各国共产党极力推崇的那种“进步作家”，甚至称他为“杰出的革命家”……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妨带着这个问号，一起看看他在狱中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怎么办？》。
怎么办？这是作者对十九世纪俄国社会困局所提出的一个大问题，小说提供两个答案：革命和改良。而作者的重点放在改良上，因此称车尔尼雪夫斯基是革命家，有点牵强。支持革命和成为革命家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
事实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想是社会民主主义，而非共产主义；他主张全盘西化，反对大斯拉夫民族主义。这在当时乃至今天的俄罗斯，都属于异类。我们读俄国作家的著作必须注意，千万不要被一些急于攀龙附凤的非法暴力政权误导。俄共称赞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中共称赞鲁迅一样，目的是消费死者的遗产。不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必感到难过，今日的北欧福利主义国家或多或少实现了他的理想，尽管显得金玉其外……
回到小说里，《怎么办？》讲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三角恋爱故事。女主人公韦拉在洛普霍夫的帮助下离家出走，以免被贪财的父母强迫嫁给一个浅薄的花花公子。韦拉错把感恩当作爱慕，与倾慕她的洛普霍夫结为夫妇。后来，当韦拉遇到洛普霍夫的好友基尔萨诺夫，才知道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子。洛普霍夫得知实情，忍痛割爱，成人之美，用假装自杀的方式退出这场三角恋爱。
与此同时，韦拉开办缝纫工场，以集体制的模式运作，取得成功。以至另一位有进步思想的女性卡捷琳娜向韦拉学师，两人成为好友。卡捷琳娜的未婚夫，正是化名为比蒙特的洛普霍夫。最后四人重聚，皆大欢喜。
故事并不复杂，然而中译本却有差不多39万字。剧情的发展非常缓慢。以二十一世纪的速食文化标准，这种细致入微、丝丝入扣的叙事方式显然是不受欢迎的。
十九世纪的爱情就是这般“沉闷”。读读勃朗特姐妹、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乔治·桑、司汤达、雨果、屠格涅夫等作家的爱情小说吧，我希望你能品出个中味道。好比一杯香茶，它需要好多工夫才能泡成，而非用开水冲茶包那么简单。真正的爱情，是需要时间，需要付出的。
《怎么办？》的故事虽然简单，但是作者的知识范畴、思想深度和写作技巧却一点都不简单。由于这部著作是在铁窗下笔耕，作者无法直抒胸臆，只好用极其隐晦的语言，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拐弯抹角地声讨当局。与此同时，作者阐释哲学思想倒是不吝笔墨，除了社会民主主义，女权主义、功利主义和合理利己主义都有登场的机会。合理利己主义后来被安·兰德客观主义哲学发扬光大。
最后我们不得不讨论一个次要角色，拉赫梅托夫。各国共产党均表示，这个人物最令人亢奋，因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者。在此之前，俄国文学里的确没有这种明目张胆的革命者。屠格涅夫笔下的空谈家罗亭、托尔斯泰笔下的道德家聂赫留朵夫都无法与之相比，更遑论莱蒙托夫笔下那个玩世不恭的毕巧林了。确实，车尔尼雪夫斯基塑造拉赫梅托夫这个角色确实是突破，你可以视之为“进步”。然而，小说人物并不代表作者的立场，那些急于攀龙附凤的非法暴力政权，请不要自作多情。
《印度爱经》（Kama Sutra），又译《欲经》或《伽摩经》。作者是一个叫婆蹉衍那（Vātsyāyana）的神秘人。到底这部经典是他的经验之谈，还是资料汇总，抑或纯属意淫，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印度爱经》与成书较早的由古罗马人奥维德创作的《爱经》齐名，两者可以说是古代世界性爱经典的双星，一西一东，互相辉映。
至于《印度爱经》的成书时间，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目前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它必定在公元一世纪到六世纪这个像南亚次大陆一样广阔的时间刻度之内。
不过，请勿失望，向来大胆的不才现在又要作出大胆的推测了。窃以为，它极有可能诞生在笈多王朝的鼎盛时期，即旃陀罗笈多二世统治时期（375～415在位）。要知道，饱暖才能够思淫欲嘛。
《印度爱经》第一句话，作者就开宗明义：
人生不过百年，因而应在生命的不同时期获得道德、财富与爱欲。如若不然，生活将无法达到完美与和谐。
全书结束前又重申，
聪明谨慎者，既追求道德与财富，也追求爱欲。只要不使自己成为欲望的奴隶，他将所向披靡，无往而不利。
婆蹉衍那不仅肯定爱欲的作用和价值，还上升到与道德平起平坐的高度。这无疑是给予印度宗教（包括婆罗门教和佛教）的禁欲教条一记非常强力的鞭挞。作者强调，性爱是生活中最自然、最美好的事情，是至高无上的快乐。
快乐就像食物一样，是人类生存和健康的必需之物。
接下来，婆蹉衍那就给各位读者传授——在男权社会，对象当然以男性为主——如何获得并享受最愉悦的性爱。通俗地说，就是如何泡妞、如何调情和如何做爱。
男人需要寻欢作乐，女人需要金钱财富。
男人勾引他人之妻无可厚非。
聪明的男人应向鸟兽学习，将交合的花样不断翻新。
我只能展示这些皮毛，具体内容就不作详细介绍了，以免破坏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纯洁形象。有兴趣和性趣的朋友，请到亚马逊——如果你不怕招摇的话，到实体书店也可以——买一本回家研究研究吧。
我敢打包票，《印度爱经》对你身心必定大有裨益，因为书中除了图文并茂地讲解泡妞术、房中术，还教你如何制造春药和强根药……是不是心动了呢？哦，不过我要温馨提示一下：血气方刚的男性朋友，千万不要在公众场合研究这部经典呀，不然的话，可能会出现某种令人尴尬的生理反应呢。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脍炙人口，其中沙威（Javert，或译作杰维特）这个执著、死板的警官形象尤其耐人寻味。很多跟我讨论过这部长篇小说的人，都声言沙威这样的人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存在的。
真的是这样吗？
我不敢说我跟沙威在某些方面“不谋而合”。作为一个奉行“生活模仿艺术”的唯美主义者，我模仿沙威，说不定是出自无意识的反应。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侦查经济犯罪。从一大堆账本、数据、证词之中寻找被刻意掩埋的蛛丝马迹，我觉得是十分有挑战性和娱乐性的事情。用智慧警恶惩奸，这不就是福尔摩斯的工作吗？尽管我处理的不是刑事案件。
第一个案件是某乡镇企业业务员挪用公款案。必须承认，他是个非常厉害的对手。这个聪明的年轻人，用尽包括贿赂在内的一切手段，销毁和篡改证据。当然，最后还是百密一疏。
他的运气非常差。当时正值“严打”，本来3、4年的刑期，却被重判7年。很不幸，他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儿子刚出生几个月，妻子没有工作，父母年迈……当他的妻子抱着儿子前来，哭哭啼啼地请求给他们活路的时候，我恶狠狠地关上冷酷无情的门……不，正义就是正义，绝不能有任何同情罪恶之心。
我一直抱着永远燃烧着的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怀埋头工作，直到那一天……
那不过是某国企小职员涉嫌贪污两万元的小案件，但是顺着细微的线索顺藤摸瓜，牵扯出企业高层的重大犯罪行为。我喜出望外，立即向上级汇报。然而两天之后，局长却把我叫去，对我说这个案件不用再查了……
我的信念动摇了，像放走冉阿让的沙威一样。不同的是，沙威他——“他跨上桥的栏杆，向前一扑，那汹涌奔腾的河流，便淹没了他最后的内心挣扎。”而我，则选择辞职。因为无法容忍正义感和理想主义就这样死掉，我要用另一种方式让它们生存下去。
写到这里，我又觉得我跟沙威没有什么可比性。不过每次回忆起这段往事，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
足球的红黄牌制是英国裁判员阿斯顿在1966年创立的。这位令人尊敬的裁判先生驾车驶过交通灯的时候获得灵感——黄牌表示警告，红牌表示驱逐离场。不过，红黄牌只是一个标志，警告和驱逐离场的处罚早就已经存在了。
作为一项崇尚古希腊奥林匹克精神的竞技运动，对恶性犯规的球员作出处罚是天公地道的。可是，今天的足球比赛已经由单纯的竞技运动演变成复杂的商业活动。每一场比赛，每一个进球，每一次犯规都牵涉巨大的经济利益（例如，博彩公司不但为胜平负、进球数，甚至为射门数、犯规数、红黄牌数等都开出赌盘）。金钱逐渐腐蚀足球运动，红牌也越发变得举足轻重。
熟悉与不熟悉足球运动的人都知道，少踢一人的比赛意味着什么。没错，几乎意味着失败（除非对手是中国队）。这样，黑哨和假球者就有空可钻了。
另一方面，球迷以不菲的价格买票入场观看球赛，当然渴望看到一场“好波”，谁愿意看一场恃众凌寡的一边倒的比赛呢？
因此我强烈要求，球队可以用替补球员接替被红牌罚下的球员上场比赛。另一方面，吃红牌的球员应该在赛后接受裁判委员会的“审判”，量“刑”禁赛一个月至一年不等。这样，球员既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又不影响集体利益。最重要的是，对得起球迷。
公元前五世纪，公输般（《史记》的公输般，《墨子》的公输盘，都是同一个人，即斗木佬鲁班）为楚国制造出一种超级攻城神器——云梯，准备拿可怜的宋国试刀。墨翟收到风声，立即动身，日夜兼程，暴走十天十夜，从鲁国直奔楚国，试图阻挡其侵略计划。
大家想想，今天从山东到湖北，差不多有一千公里。坐特快火车（T字头的火车）的话，也要十多个小时。春秋时代当然没有火车，人们常用交通工具主要有三种：一是马车，二是牛车，三是步行。史料没有记载墨翟到底采用哪种交通工具。你有兴趣知道吗？很好，在学术上，八卦和求知并无区别。
让我们来分析分析。
牛车太慢，首先被淘汰。然后是马车……有人认为是马车？但是我觉得，以墨翟的身份、地位和财力，压根儿买不起也养不起一辆马车。所以，最合理的推测是步行。哦，不好了，马车支持者又来提出异议了。他们说：
“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在正常的路况下步行，每小时大约可以走5公里。这位墨家老先生每天需要不停步地走20小时，才可以在十天之内抵达楚国。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当时没有沥青路，没有混凝土公路，连平路都没有。可想而知，墨先生的旅途必定是崎岖曲折、荆棘满途的，加上墨先生年老体衰，要他狂奔十天十夜？别开玩笑了，他吃得消吗？”
嗯，确实很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该小看信念的力量。墨翟这么辛苦，就是为了心中的信念——非攻，兼爱。
好不容易到达楚国的墨翟，在鲁班门前弄大斧。通过演示，神奇地破解了云梯之术，最终说服楚王放弃侵略计划……
讲古佬往往在这里画上句号。然而，《墨子·公输》还有最后几句，这才是故事的结局。
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
从楚国返回，路过宋国，天突然下起大雨，墨翟于是到里巷门楼下避雨，不料被守门人驱赶。唉，这就是狂奔十天十夜为宋国解围的回报了。因此作者评论道：运用神机的人，众人不知道他的功劳；在明处争斗的人，众人却知道他。这句话除了感慨之外，还非常巧妙地讽刺了儒家一番。顺便一提，这段话也印证了墨翟是步行的。
结局有点伤感……历史上还有多少墨翟，默默地为人们奋斗，回报却是冷眼与嘲笑？
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总是散发淡雅的味道，总是闪耀柔和的光芒。它们没有波澜壮阔的剧情，它们没有催人泪下的对白。然而，它们却能够轻轻地撩动观众情感深处的琴弦。
他是怎能做到的呢？总体而言，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大致有以下这些特点。
一、主角都是平凡的小人物、小市民；
二、反映的都是日常生活中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三、叙事比较平展，节奏比较缓慢；
四、独树一帜的拍摄方式——低角度仰视镜头，观众的参与度大增；
五、透过小人物的小事情，展现某种令人尊敬的品格。
以《晚春》（Banshun，Late Spring，1949）为例。这部影片讲述的只不过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婚嫁故事。
早年丧母的纪子（原节子饰演）与父亲（笠智众饰演）相依为命，织成深厚的父女之情。到了适婚年龄的纪子，由于不愿意丢下年老体衰的父亲，迟迟不肯出嫁。为了让女儿安心，父亲撒了个谎，表示他准备再婚，找个伴侣照顾自己。最后，纪子出嫁，父亲独自在居所中孤寂地听着单调的海浪声……
我想，只有小津安二郎才能把这个平淡的故事拍摄得这般美。这种美，是一种含蓄的美，与日本传统艺术一脉相承。
事实上，小津也在影片中安插了大量日本艺术元素，例如和服、风铃、庭院、神社、能剧等。它们无不在告诉观众：艺术无处不在，美寄寓于生活。只要愿意去爱生活、去品味生活，你就会发现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