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个寓言故事：
蝎子要渡河，但不会游泳。此时，他看见有一只正在用颤音唱歌的青蛙。
“阿蛙……青蛙……青蛙哥……”
“哦？有事吗？”
“青蛙哥，您能驮我过河吗？”
青蛙认真地打量说话者，不由得害怕起来。
“蝎子老兄，我怎敢驮您过河？您的尾巴有毒，蜇一下会死的。”
蝎子连忙解释：“不不不，我不会蜇您的，如果蜇了您，我自己也会淹死在河里呀。”
言之有理。青蛙便本着助人为乐的精神，驮蝎子过河。可是，半途蝎子还是蜇了青蛙。青蛙用最后的力气问蝎子，为什么？
蝎子哭着说，“我控制不住自己啊！”
这个寓言故事讽喻本性难移的道理。
不少人以为它的作者是伊索，可是，《伊索寓言》并无收录。
它的真正出处，众说纷纭。有人说欧洲，有人说西非，有人说印度，有人说波斯……
不管哪里，古人似乎都有很多讽喻本性难移的寓言故事。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有，希腊《伊索寓言》中的《农夫和蛇》、阿拉伯《一千零一夜》中的《渔夫和魔鬼的故事》、中国的《东郭先生和中山狼》等。
不过，因为本性流露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就只有《蝎子和青蛙》里的蝎子了。蝎子果然是真性情，好汉子，纯爷们。
色子，又叫骰子，两个名称都通用，请随便选择一个使用。
“骰子”似乎更加古老。古书把这种东西记作“投子”，它们是用木头制作的。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唐朝，人们就地取材，用骨头代替木头，故而变成骨字旁的“骰子”。
如果你喜欢色而不喜欢骰，OK，没问题，不过请容许一次温馨提示。不少人读错色子的“色”音，应该读shǎi·zi，而不是sè·zi。讲粤语就没有变音的问题，仍然可以读作“sick”。
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色子、骰子、投子、投资都是赌博工具。不过，自从香港酒鬼发明大话色之后，色子也可以称为一种游戏工具（可能这么区分纯属多此一举，因为中国人大都不怎么区分赌博和游戏）。
大话色深受华人喜爱。从港澳到台湾，从三亚到漠河，从出租屋到烂尾楼，一到晚上九点，整个东方就咯咯作响，使地球为之一震。
我却讨厌大话色。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变态的游戏，因为奖励输家——输家有酒喝，赢家反而要咽口水。所以完全没有必要研究制胜之道。当然，如果你想灌醉美女，从而得到一种比酒更有吸引力的奖品的话，那么我还是可以和大家分享一点游戏心得。
两人单挑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对方牵着鼻子走，必须坚信和利用无差别原理。所谓无差别原理，就是说，对方有否说谎？这就跟掷硬币一样，正反面都有同等机会。
例如，对方喊出“三个六”，而你并没有三个六（就算有两个六），你选择揭盅的话，机会是50％。记住，你的对象是人，而不是色子，不需要浪费脑汁去分析点数的概率。
此外，虽然每个人在说谎的时候都有所流露，但是夜场灯光暗淡，加上几杯下肚令人改容，你是很难看清对方的神色的。假如不幸地把对方憋尿的痉挛误以为说谎信号，那反而得出错误的判断。不用考虑那么多了，就用无差别原理去玩大话色吧。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条道理果然很硬。随着社会的所谓“发展”，很多民俗都像自然资源那样崩坍。
在珠江三角洲，以前深受小孩欢迎的卖懒和送财神的风俗，现在似乎没有多少人知道。
卖懒很早在珠江三角洲流传。年三十晚，吃过团年饭之后，小孩穿上新鞋，然后向家长领取一个慈菇、一个红鸡蛋和一支香，结队走到街上，边走边唱：“卖懒，卖懒，卖到年三十晚……”走到土地庙、大榕树或者小河拐弯处，总之就是有“神仙气”的地方，把那支香插下，意为把懒惰卖掉，来年会像黄牛一样勤劳。回程就不必唱歌了，因为嘴巴有其它活要干，吃掉手上的慈菇和红鸡蛋。
到年初一的大清早，天还未亮，就有一些小孩子拿着一大叠写上“财神”二字的红纸，挨家逐户呼叫“财神到”。憧憬发财的主人便会开门“接财神”，并送上“利是”一封。
不过祖父不准许我参与送财神活动，他觉得，这样做形同乞讨。所以我只能眼睁睁看着其他小孩子拿着“乞讨”回来的钱财买糖果吃。
还好，我自小就讨厌糖果。
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对诗歌的定义发表高见。他认为，只要有韵的就是诗，而不管它写得多么粗鄙多么低俗；无韵的就肯定不是诗，而不管它写得多么精练多么优美。他认为诗的特质是和谐，所以猛烈抨击那些所谓的新诗，新诗不配称为诗，只不过是断句的散文。
身为“国学大师”，章太炎也许只会盯着本国文化，不知道欧洲早就有无韵诗这一类型也说不定。无人不知的《失乐园》就是完全不押韵的。当然，我不排除章太炎有到海德公园用英语高呼“弥尔顿算个屁诗人”的勇气，不必担心，西方人是宽容的，不会打死你，只会嘲笑你浅薄罢了。
就算章太炎真的从未听说过《失乐园》，那他在流亡日本接受日本友人资助的期间，不可能没有接触日本文学。日本的诗——和歌、俳句、川柳等，都不讲求押韵。莫非他也敢到帝国饭店高喊“日本没有诗人”？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好了，不要以为我评论一个近百年前的观点，纯属无事生非。要知道直到今天，中国那些所谓国学大师、文学教授仍然保持着这个食古不化的传统。章太炎们实在难辞其咎。因为那个时期，正是在文化领域里发起现代主义革命的最好时机。现代主义是20世纪初的一场文化革命，中国人拒绝这场革命，就不要奢谈什么创作自由了。
为什么我们要为现代艺术叫好呢？我曾经解释过，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之后仍然赞美世界的和谐就显得太虚伪了。诗歌也是一样的。现代主义的诗歌无意再去遵循什么规则什么格律，诗人只是想把内心压抑已久的强烈的负面情绪呼喊出来。这样，诗歌就回归到它的原点——表现。
我们是空心人
我们是填塞起来的人
彼此倚靠着
头颅塞满了稻草。可叹啊！
——T.S.艾略特，《空心人》
可叹啊！中国的卫道士太多，老学究太多，冬烘先生太多！唉，文学无法成为文化的先锋，那么这个文化就是腐败的。在这一潭死水之中，偶尔跳出一只癞蛤蟆，便博得全体叫好，以为这潭死水仍然有希望。谁知，它不过是工于心计的一次表演罢了。
唉，这潭死水还要和谐到什么时候呢？
买衣服的时候，我们一遇到“均码”就会头大，因为均码往往都不合身。这就和个人收入总是与人均收入相去甚远一样令人悲哀。
穿不到均码也算了，问题是我们会因此而产生无形的压力。“呜呜，我的身高低于人类平均水平。”“妈呀，我的肥胖击败百分之六十的地球人口。”
与衣服不同，安全套的均码却令人喜上眉梢。事实上，绝大多数安全套都是均码，只有少数产品用来满足浮夸者和自卑者。均码的安全套，确实能减少顾客的尴尬。
当你走进药店，只需要用手指一指，说一句“这个，我要一盒！”就OK。售货员不会问你：要S、M还是L？哦，我看你的样子，XS会合身一些。不信的话，可以到更衣室试穿一下……穿好了？过来过来，不要害羞。看哪，你穿XS多好看呀！你还可以试试这一款条纹型的，条纹，会使你那短小的——显得强壮些。
现在很多超市都有出售安全套。没有售货员在场，顾客在选购的时候会感到自在一些，不会陷入面面相觑的尴尬之中。
对超市经营者来说，出售安全套绝对是高明之举。为了掩饰购买安全套的目的，顾客通常会用一堆薯片、花生米、巧克力、方便面、饮料、纸巾或者其它什么的覆盖购物篮中的那盒安全套。不过，这些伪装除了增加超市的利润之外，对顾客的帮助其实不大，除非你打算高买。
结算的时候，随着收银员逐一扫描你的伪装，你的肾上腺素激增，心跳也越发不靠谱，到最后，你的司令部完全暴露了，唯一的抵抗方式只能是抬起头吹口哨，假装心不在焉……
“先生，一共532.5元。”
“这……这么贵？有没有算错？”
“没有呀，要不要我再检查一次？”
“不……不用了。”
付过款，你立即抱起购物袋向出口狂奔。
“先生，先生！别跑！先生！你的安全套掉地上了！”
在中国大陆的历史纪元表里，1912～1949年这段时期被称作中华民国，简称民国。
然而中华民国直至今天仍未灭亡，只是播迁台湾岛苟安一隅。若以史为鉴，今天不承认中华民国存在的人实在可笑。晋从洛阳退守建康，宋从汴京避让临安，都不代表朝代终结，只是后来史学家为了方便，才用东南西北作出分辨。我相信，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将来会被称为“东民”，或者“后民”。只不过，在中国大陆，中华民国的时代的的确确已经终结了。
翻开史书，在大陆的民国时代，可说是名副其实的乱世。从辛亥革命开始，到袁世凯称帝，接着是张勋复辟，军阀割据，国民党北伐，日中战争，国共内战，最后民国政府败走。乱吧？
乱是乱了一点，但是没有乱到世风日下、礼崩乐坏、百业凋敝、荒时暴月、饥馑荐臻、征地拆迁、卖官鬻爵、盗贼横行、拐卖妇孺、制造毒物、唯利是图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的程度。那是因为，那时候没有严酷的党禁报禁，没有大开文字狱钳制言论。平民百姓尚且能享有基本人权，知识分子尚且能保住文人尊严。
只要识字，你可以到书店看看书，到茶座聊聊国是。不过，国是没什么好聊的，还是评论一下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一下冯友兰的孔孟老庄，挑剔一下陈望道的修辞学，戏谑一下李宗吾的厚黑学……哦，又或者学习一下鲁迅笔下的阿Q如何调戏小尼姑，欣赏一下徐志摩极力推介的康桥和翡冷翠明信片，倾听一下胡适如何论述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到了晚上，你可以到大世界听听爵士乐，或者到兰心大戏院看看周璇的电影。你还可以毫无节制地劲抽哈德门香烟和狂饮张裕味美思，因为喝醉后只要把住址告诉车夫即可，不必担心他会把你拉到郊区然后抢劫兼杀人。
什么？你是农民？你不识字？没关系，你可以花一两个仙，搬张板凳到村口的大榕树下，听听“讲古佬”唾沫横飞大讲赤壁之战、哪吒闹海、唐三藏天竺之旅以及西门庆潘金莲的艳情故事。要不，就到花白胡子垂到腹部的村中长老那里，听听历史、唱唱大戏、背背谚语以及学学房中术。总之，每个阶层都有丰富的文化生活。试问，民风又怎能不淳朴？
只是，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勾结西方马列主义反华势力，刻意制造阶级矛盾，强迫人民玩打土豪斗地主的暴力游戏。从那一刻开始，中国就不再是那个中国了。
给女人一双高跟鞋，她能征服世界。
这里说的世界，不是指客观世界，而是她自己的世界。
在她的世界里，主观、自信、孤傲、超逸、旷达、明朗、大方……当然，还有美丽。
不要试图与一个神采飞扬的女人争论，如果你是一个绅士，或者是一名骑士，请赞美她。但是你要注意用词，不要说什么贤良淑德，她们会不屑一顾。
穿高跟鞋的女人，身材会更加突出、更加魔鬼，走起路来会更加婀娜多姿，还有一种袅袅婷婷、弱不禁风的美感，能够勾起人无尽的怜爱，犹如捧心西子。
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遗憾的是，穿高跟鞋的女人，却以伤害身体健康为代价。受压过大，脊椎、膝盖、足踝容易受伤，脚趾也容易变形。
倘若运气不佳，置身在一个不懂得尊重女性的野蛮地区，穿高跟鞋的女人还会遭到虎背熊腰、七尺之躯的懦夫嘲弄，甚至可能抢劫。
要付出如此之多如此之巨的代价，依旧无损女人穿高跟鞋的决心。因此，生活在这个野蛮地区的女人，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不解风情的男士或会发问：为什么要这样折腾自己？莫非高跟鞋之于女人，就如同香烟之于烟鬼、烈酒之于酒鬼？
“非也，”风流儒雅之士代之答曰，“女为悦己者容。”胸有成竹之中又带几分自我陶醉。
只不过……哈哈，男士们，你们上当了。为了顾及男人那可笑的虚荣心，女人大都笑而不语。
女人从来不为悦己者容，她们只为自己，为生活，为美，为爱。
Everything Will Flow 是英国摇滚乐队 Suede 在1999年推出的单曲，没有打入过任何音乐排行榜前二十。我却非常喜欢这首歌，原因是它的主题——万物皆流。
“万物皆流”（All things flow），是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的名句，此思想的滥觞则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变，无物永驻”（Everything changes and nothing remains still）和“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You cannot step twice into the same stream）。
需要注意的是，卢克莱修诗句的英语译文是 All things flow，是一概括性陈述。Suede 乐队的是 Everything will flow，“will”成为关键词，强调眼前的事物，无论多么宏大，都将会消逝。
不妨和以下两句放在一起品味：
去年的白雪如今安在？（弗朗索瓦·维庸，《小遗嘱集》）
如朝露坠地，如朝露消失，我此身命。浪速城的辉煌，不过梦中之梦。（丰臣秀吉，临终慨叹）
不才要分享一点恐怕难登大雅之堂的读书心得。
每收到一批书，我都会将它们快速浏览一遍——也许叫略读更合适（注意，这种方法不适用于文学类书籍）。具体步骤如下：
一、扫一遍目录；
二、读“前言”或“序”，然后读“跋”或“后记”；
三、再回到目录，不妨用笔记本把它抄下来；
四、快速浏览全书开头几段和结尾几段；
五、翻到重要的章节，快速浏览开头几段和结尾几段；
六、把自己的初步印象写在笔记本上。
我觉得，抄写和概括是记忆的诀窍。就算你以后完全不看那本笔记本，只要经过动手一写，一个较为深刻的印记也会烙在大脑。
我就是这样，在写作过程中触及某个主题或者某些观点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与之相关的书籍，然后从书架找出。这就是我旁征博引、取精用宏、信手拈来的秘密啦。
啊，我并不是鼓励大家都用略读的方法读书。略读就好比登山缆车，乘坐缆车，虽然能够快速登顶，却牺牲了爬山的乐趣。同样道理，要享受阅读的乐趣，唯有精读。尤其是文学作品。
其实我每个月都精读十到十五本书，并且认真地做笔记。做笔记我也有一点心得，那就是，最好用原话。如果在书中找不到适当的句子，那也可以模仿作者的笔调去概括、总结和剖析。哦，阅读文学作品就不必如此做笔记，只需要摘录一些优美的、精警的句子就行。
足球的红黄牌制是英国裁判员阿斯顿在1966年创立的。这位令人尊敬的裁判先生驾车驶过交通灯的时候获得灵感——黄牌表示警告，红牌表示驱逐离场。不过，红黄牌只是一个标志，警告和驱逐离场的处罚早就已经存在了。
作为一项崇尚古希腊奥林匹克精神的竞技运动，对恶性犯规的球员作出处罚是天公地道的。可是，今天的足球比赛已经由单纯的竞技运动演变成复杂的商业活动。每一场比赛，每一个进球，每一次犯规都牵涉巨大的经济利益（例如，博彩公司不但为胜平负、进球数，甚至为射门数、犯规数、红黄牌数等都开出赌盘）。金钱逐渐腐蚀足球运动，红牌也越发变得举足轻重。
熟悉与不熟悉足球运动的人都知道，少踢一人的比赛意味着什么。没错，几乎意味着失败（除非对手是中国队）。这样，黑哨和假球者就有空可钻了。
另一方面，球迷以不菲的价格买票入场观看球赛，当然渴望看到一场“好波”，谁愿意看一场恃众凌寡的一边倒的比赛呢？
因此我强烈要求，球队可以用替补球员接替被红牌罚下的球员上场比赛。另一方面，吃红牌的球员应该在赛后接受裁判委员会的“审判”，量“刑”禁赛一个月至一年不等。这样，球员既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又不影响集体利益。最重要的是，对得起球迷。
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总是散发淡雅的味道，总是闪耀柔和的光芒。它们没有波澜壮阔的剧情，它们没有催人泪下的对白。然而，它们却能够轻轻地撩动观众情感深处的琴弦。
他是怎能做到的呢？总体而言，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大致有以下这些特点。
一、主角都是平凡的小人物、小市民；
二、反映的都是日常生活中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
三、叙事比较平展，节奏比较缓慢；
四、独树一帜的拍摄方式——低角度仰视镜头，观众的参与度大增；
五、透过小人物的小事情，展现某种令人尊敬的品格。
以《晚春》（Banshun，Late Spring，1949）为例。这部影片讲述的只不过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婚嫁故事。
早年丧母的纪子（原节子饰演）与父亲（笠智众饰演）相依为命，织成深厚的父女之情。到了适婚年龄的纪子，由于不愿意丢下年老体衰的父亲，迟迟不肯出嫁。为了让女儿安心，父亲撒了个谎，表示他准备再婚，找个伴侣照顾自己。最后，纪子出嫁，父亲独自在居所中孤寂地听着单调的海浪声……
我想，只有小津安二郎才能把这个平淡的故事拍摄得这般美。这种美，是一种含蓄的美，与日本传统艺术一脉相承。
事实上，小津也在影片中安插了大量日本艺术元素，例如和服、风铃、庭院、神社、能剧等。它们无不在告诉观众：艺术无处不在，美寄寓于生活。只要愿意去爱生活、去品味生活，你就会发现美。
又到了木棉花开的季节！
在北回归线附近的城市，总能看到挺拔的木棉树，以及压满枝头的红艳艳的木棉花。木棉花跟红苹果一样可人，也跟红苹果一样沉重。路过的人，必须提防从天而降的灾祸。
虽然被砸的人次明显地领先全球，却始终砸不出一个中国的牛顿来。大概是因为中国人身体内有“民以食为天”的遗传基因的缘故。苹果也好，木棉花也好，被砸中脑袋的话，唯有吃掉它才能止痛和解恨。
不过，木棉花是不可以直接食用的，得遵循以下步骤：首先将木棉花暴晒几天，晒成干；然后像煎药一样服用，亦可以用来煲汤和煮粥。
相传木棉花干的药效是清热、利湿、解毒。它还可以跟另外四种花合体，变成一种闻名遐迩的广东凉茶——五花茶。
记得以前祖母经常自制五花茶，我从不捧场，因为晒干后的木棉花又黑又硬，像狗……这个不雅的词还是不说为好。
那时候，住宅门前有一棵老木棉树。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凭借对木棉树的熟知，小学期间我写过两篇有关木棉树的文章，一篇是说明文，一篇是抒情散文。两篇好像都得到好评。那篇抒情散文还被老师在校会上读出，羞得我无地自容。为了政治需要，我违心地在文章末尾例行公事般把革命烈士歌颂了一番。是的，木棉树被称为英雄树，鲜红的木棉花象征革命烈士的鲜血。
广州市政府在1982年将木棉花定为市花，我依稀记得，这在当年是一件大事。而总部设在广州的南方航空公司也采用木棉花作为其标志。然而花总会落，这对航空公司来说恐怕不太吉利吧。
第一个被罚站的中国人叫朴父，同时罚站的还有他的老婆。
我们不知道朴父的老婆是不是叫“朴母”，或者是叫“朴妇”，古书没有记载。顺便一提，朴父的“朴”字读作pǔ，不读piáo。
成书在汉代的《神异经》记载，天地刚建立的时候，大地上洪水泛滥。天帝遂派巨人朴父夫妇治理洪水。
这对巨人到底有多巨？说出来肯定吓各位看官一跳。他们身高千里，恐怖吧。这还不算，更恐怖的是他们的腰围也有千里——你可以想象出来吗？没错，简直就是两个巨型冬瓜。
天帝原本以为，凭借朴父夫妇硕大无朋的身形，搞掂那些热情奔放的洪水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他们只需要挖一些鼻屎耳垢便能筑成高堤巨坝。谁知，他们连鼻屎耳垢都懒得去挖，只顾整天睡懒觉——唉，你现在知道他们的腰围是怎么形成的吧。
就这样几年过去了，洪水依旧肆意流淌，横行霸道。天帝忍无可忍，罢免朴父夫妇的职务，并责罚他们赤身裸体，肩靠肩地站立东南隅的蛮荒之地，不准许进食，只能喝点天空的露水以充饥。
那么，要一直罚站到什么时候呢？哦，天帝是相当仁慈的，不必等到山无陵，天地合，只要黄河之水变清，他们便刑满复职……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疑惑：罚站就罚站嘛，为什么要他们赤身裸体？其实，我们都被所谓的国学家史学家骗了。《神异经》的原文是这样的：
男露其势，女露其牝。
也就是说，天帝只要求他们裸露生殖器，其余部位可不露。国学家史学家们为了道德正确，私自扯下两人的衣服，强迫他们全裸，这样做是很无耻的。
话说回来，为什么天帝要朴父夫妇裸露生殖器呢？作为中国神话至高无上的神祇，祂老人家自然有祂的考虑。天帝希望朴父夫妇能够大量繁殖后代，使东南蛮荒之地亦有人烟。穿着裸露生殖器的衣服，就如同时下男女所热爱的情趣内衣。情趣内衣能使性欲勃发嘛。此外，性交时可以免去宽衣解带的麻烦，这一点非常合懒惰二人组的胃口。
远古的东南隅，指的是今天江浙沪一带。你是江苏人、浙江人或者上海人吗？如果你为你的腰围即将赶上身高而苦恼不已，如果你为你的裸露癖而痛苦不堪，哦，这不是你的错，这是遗传基因所起的作用呀。
“这个社会充斥着烦恼。”我这么说，相信没有人会不同意吧。可是，若随便抓住一个人来问，“你的烦恼究竟是什么？”他往往不能够回答。
没错，他首先是目瞪口呆，然后是坐立不安，继而是屁滚尿流，最后气急败坏地嚷道：“总之，就是很烦很烦很烦！”“烦什么？”“你不会懂的！”“你不说我怎么会懂。”“滚！”“什么？”“滚！”
我们先排除那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令人极度讨厌的少年。那么，说不出烦恼的烦恼人，他们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烦恼太多，多到不知道怎么去表述。
朋友，如果烦恼太多，不妨拿出笔和纸，把所有困扰着你的烦恼一一列出。
例如：
1、没有女朋友，好烦！
2、不受上司重用，好烦！
3、朋友太少，好烦！
4、成为无意识的吃货，好烦！
5、心脏功能不好，好烦！
6、夏天来了，热死人，好烦！
7、每天要绑鞋带，好烦！
8、体重又增加了，好烦！
……
请容许我在这里植入广告——吐血推荐《佐藤可士和的超整理术》。这本书有助于你快速整理脑中杂乱无章的信息，然后按主次顺序排列出来。
分清主次是很重要的，就如上述的烦恼中，主要的烦恼其实是第8个。只要解决了肥胖问题，1～7个烦恼都会迎刃而解。明白了吗？明白的话就开始减肥吧。
记得那年，我在大学图书馆无精打采地翻看一本杂七杂八的书，不经意看到一篇松下幸之助写的文章。文章说，一千个烦恼，其实等于一个烦恼。只要找出一千个烦恼中最主要的烦恼，并且想办法消除它，那么其它烦恼也会随之消除。
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启发。自此之后，一旦感到心烦意乱，我就会问自己：现在最主要的烦恼是什么？即使暂时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但是清楚知道自己的主要烦恼，就不会感到彷徨，至少比那些说不出烦恼的人轻松得多。
请容许我在这里又一次植入广告——松下幸之助是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电器，我想没有人不知道吧。家中有松下，生活无烦恼。买吧。
众所周知，“拜拜”一词音译自英语“bye-bye”。它是人们在告别时的客套语，通常被解释为“再见”。然而，“拜拜”和“再见”的含义并不能百分之百吻合。
关于“bye-bye”的起源……并非想象中那么源远流长，至今还不到百年。它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才开始风行的，是“good-bye”的口头语，据说出自对童语的模仿。
“Good-bye”的历史久远得多。在古代，出门远行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因此送行的亲朋好友都会送上“God be with ye”（意为上帝与你同在，“ye”是“you”的古语）这句祝福。渐渐地，“God”受到“good day”、“good luck”的影响，变成“good”；而“be with ye”则简化为“bye”。合起来就成“good-bye”。整个嬗变过程完成在18世纪初。
由于“good-bye”的本意是“上帝与你同在”，并不等同于汉语的“再见”或“后会有期”，“一路顺风”或“一帆风顺”似乎更为妥帖。“再见”则与英语的“see you”较为匹配。
不过，无论“一路顺风”这种祝福还是“再见”这个愿望，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都没有多大意义了。有飞机、高铁、高速公路；有电话、手机、互联网，信息无远弗届，人们天涯若比邻。古人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苦，现代人是无法体会的。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杜甫画像，瘦削干瘪，一副寒酸相，表情带有七分苦涩，三分猥琐，看上去就像饱受前列腺肥大之苦的老头。坦白说，这个形象，在痴肥遍地的唐朝或许会惹人注目，但是在病入膏肓的共朝却是司空见惯，在大街小巷随便一抓也能抓出一大堆。这副尊容，实在没有恶搞的价值。但是为何会被恶搞？那正因为他是杜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在中国历史里，忧国忧民到这种境界的人，唯杜甫也。恶搞杜甫，其实就是恶搞一个崇高的理想。
而在一个乌合之众主导的反智社会里，是没有任何理想的，也容不下任何理想。问题是，当下的教育工作者，偏偏要虚伪地违心地向年轻一代灌输一种连自己都忍不住暗骂“真他×的傻×”的高尚情操，结果是招致强烈的反弹。于是乎，杜甫便首当其冲了。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年轻一代因其言行举止过于弱智而获得“脑残”之名，如今却在恶搞上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谁还敢说他们脑残呢？或者叫“脑坏”比较合适。
只是，不知道那些房奴和准房奴们，当读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时候，会否在心里为自己的恶行（恶搞行为的缩写）生出一星半点内疚之情？
我喜欢杜甫，因为我跟他一样，嗜酒如命，病不止酒。相传杜甫是在大啖牛肉和狂饮白酒之后，导致严重的胃出血而死。
唉，“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只有这句诗，才会使我由衷的感到，生命真的太短暂了。
又到“日啖荔枝三百颗”的时节。
荔枝，古时又叫作“离支”。按白居易考究，荔枝“若离本枝，一日色变，三日味变。则离支之名，又或取此义也”。
正是由于荔枝果实有离枝易坏的特性，才生出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感慨。
其实，为了吃新鲜荔枝而做出劳民伤财累死马的事，并非唐玄宗和杨贵妃首创。根据《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
可见，那种速度，那种专业度，二千年后的顺丰、EMS、什么什么通都应该惭愧。而那种辛酸，那种惨烈度，又令历代多少有良知的人悲愤呢。
俗语有云，“冤有头，债有主。”罪魁祸首是赵佗。
汉朝初立之时，南越王赵佗为了搞好邻里关系，千里飞骑给汉高帝刘邦赠送南方土产。其中，最使龙颜大悦龙心大动的是荔枝。这一悦，那一动，不料正是南越亡国之祸的开端。
更加贪吃荔枝的汉武帝刘彻举兵南侵，掠夺大批荔枝树苗（顺便杀戮大批南越人）之后，在宫中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扶荔宫。全国各路专家学者在此日夜捣鼓，试图让岭南荔枝在长安结果。结果，是彻底失败。
那么，在皇帝妃子外戚太监嘴馋的时候怎么办？没办法，只好让“死者继路”的惨剧不断重演了。
由此可见荔枝的魅力有多非凡。
我们应该感谢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今日真的“天涯若比邻”了。北方佳人想吃岭南荔枝，不必再跑死马撞死人，也不必冒险深入瘴疠之地“长作岭南人”。
只是，身为纯种岭南人的我，每啖荔枝都是“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吃粽子、喝雄黄酒和龙舟竞渡，一向是旧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的传统活动。传统的起源，据说是爱（楚）国诗人屈原自沉汨罗江之后，万舟齐发，人们自发将粽子和雄黄酒投入江中，令鱼虾蟹鳖吃饱饮醉，从而放过三闾大夫尊贵的遗体。
然而，成书于汉代的《越绝书》则记载，龙舟起源于越王勾践时代。如果这是史实的话，它就成为另一个有关端午节传说的有力佐证了。
相传老色狼夫差被捧心西子勾魂摄魄之后，夜夜笙歌，不问朝政。伍子胥多次进谏，吴王不但不听，反而命忠臣自尽。子胥临终吩咐儿子：可恼也！把我的头颅砍下，挂在城门（另一说是挖出双眼），我要亲睹越军攻城；把我的尸体投到江中，我要乘着潮头，亲睹吴国灭亡。
果不其然，吴国终为越国所灭。悔不当初的夫差没脸见伍子胥，蒙头自尽。
后来吴越两地居民敬重伍子胥忠魂，每年五月初五，一齐划龙舟到江中祭祀。恐怕，这才是端午节的真正起源。
只不过，后来屈原的人气明显地超过伍子胥，便顺理成章取而代之，成为端午节的神灵。以一个新偶像代替一个旧偶像，本身就很符合中国人喜新厌旧加趋炎附势的本性。
旧时，每年端午节都有龙舟竞渡，广东人称为“扒龙船”。每条村派出一条龙舟参赛。独占鳌头自然能使全村集体亢奋，落败者也不要紧，在龙舟划过的河道玩玩水（俗称“洗龙舟水”），也可全年精神爽利，百毒不侵。龙舟竞渡之后，龙舟会被埋在河边的淤泥里，留待来年再战。
可是，随着生态（包括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污染越来越严重，民间的龙舟竞渡活动日趋稀罕。只有政府组织的纯属表演性质的比赛，在红旗的阴影下，彰显热衷“破四旧”的共产党也可以同时热爱“四旧”。
庸医
据考究，苏东坡最先使用“庸医”一词。
庸医，指医术平庸、不高明的医生，常作贬称、詈辞。可是到了现在，遇到医术平庸、不高明的医生简直堪比得彩头、中状元，是一件三生有幸、几生修到、值得烧香拜佛的大幸事。不是说现在的医生医术甚差，而是医德甚差。
很快，庸医将成为赞语。
江湖郎中
江湖，最先出自庄周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后来泛指四处各方，再后来又指四处流浪的行业和从事这些行业的人。
郎中，本来是官名。宋代有一些不严肃的文人把大夫戏称为郎中。
江湖郎中，很明显，就是指那些四处招摇撞骗的“神医”。
蒙古大夫
在蒙古人统治中国期间（即元代），随蒙古大军进入中原的蒙医，遭到盲目迷信神农氏的汉人集体抵制。
唯恐利益受损的中医抓住机会四处造谣，说什么蒙医医术低劣贻害无穷云云。潜移默化之下，蒙古大夫就成为庸医的代名词。
其实，蒙医和中医并没有质的区别。
黄绿医生
在广东，庸医亦被叫作黄绿医生。那是因为，旧时的江湖郎中，每到一个地方行医，都会到处张贴广告。他们所用的纸张，通常极为鲜艳，以吸引路人注意。
至于他们的医术，当然是远远不如他们自吹自擂的那么神奇了。
QUACK
英语“quack”原是拟声词，仿鸭子的叫声，跟汉字的“嘎”一样。
英国人用“quack”称呼庸医，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在黑死病的阴影下，不少江湖医生游荡于欧洲各地，叫卖那些声称能治百病的万能药膏（实际上什么病也治不好）。由于他们吹嘘时像鸭子的叫声一样高亢，于是人们便用“quack”来嘲笑他们。
著名的性心理学权威蔼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指出，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是自然的。很多灵长类动物，例如狒狒、黑猩猩等，都有同性恋行为。
而人类的同性恋行为，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之前。亚述人、埃及人、迦太基人、希腊人、诺曼人等民族都有普遍的同性恋行为。不过，待遇却各有不同。埃及的神祇和埃及的人一样爱搞同性恋，而所多玛和蛾摩拉则惹怒耶和华，遭到毁灭的惩罚。
是的，上帝憎恶同性恋，所以随着基督教教会壮大，同性恋便被认为是可耻的勾当。
尽管如此，同性恋还是无法杜绝。我们知道，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培根、马洛、莎士比亚、莫里哀、王尔德等天才都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者。当然，暂时没有资料可以证实，同性恋者的艺术才华比一般人高。
在中国，同性恋也有相当悠久的历史。韩愈著的《杂说》十分肯定地说“娈童始于黄帝”。虽然这种说法的可靠度我们不能十分肯定，不过至少我们知道崇尚美男之风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中国宗教力量没有约束，同性恋遍地开放。只有宋代，吃撑了的理学家炮制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歪论，禁止人们纵欲。同性恋自然也在纵欲的范畴之内。还好，蒙古人很快就解放了“基佬”和“莱丝边”，他们可以继续搞，搞呀搞，搞呀搞，一直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经过几十年洗脑，今天有不少人以为同性恋是来自外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东西，是美帝国主义射过来的糖衣炮弹。真荒唐可笑。
没有信仰的社会主义者，实在没有理由反对和歧视同性恋。只是，连两个乳头不在同一水平线也要歧视一番，与别不同的同性恋者又怎么能逃出看人低的狗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