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的《支那游记》在支那——中国人总是以为支那是蔑称，完全是误解，支那一词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是长期禁书，直到问世八十多年之后才有中文译本。
内容却与评价大相径庭。在我看来，芥川对中国脏、乱、差、丑、恶等现象的反映与批评，包含着一份记者的使命感，以及一份“爱而知其恶”的感情。
《支那游记》成书之背景，是芥川龙之介受报社委托，撰写一系列中国旅行指南。于是，怀着对中华文化的崇拜之情，他于1921年到中国，在一百二十多天里，先后游历上海、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北京、天津等地。
由于芥川是为报社写通讯稿的，因此基本上用素描的笔法客观地描述所见所闻。但是，中国的严重堕落——或者说，现实里的中国跟古书里的中国的巨大反差——使他大失所望，有时候还是忍不住调侃一番：
现代中国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不是全在堕落吗？特别是，要说到文学艺术，嘉庆、道光以来，有一部可以引以自豪的作品吗？
为此，巴金同志气急败坏，咬牙切齿地予以反驳：日本又如何？日本在文艺上也是一无是处，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这令人想起某“国足”队员，他回应球迷批评时大骂：你踢球比我好吗？要不，请闭嘴！
不过，芥川亦在书中赏了巴金们一记痛快的耳光：
当目睹中国全国性的腐败之后，仍能爱上中国的人，恐怕要么是颓唐至极沉迷于声色犬马之徒，要么是憧憬中国趣味的浅薄之人。唉，即便是中国人自己，只要还没有心灵昏聩，想必比起我一介游客，怕是更要深感嫌恶的吧。
说得太精彩，太精准了！
可是，我肯定他绝对想不到，心灵昏聩的中国人竟然如此之多，今天亦比比皆是。所以芥川的这段评语，用在今天依然不过时。不，整本《支那游记》在今天依然不过时。
与芥川那些揭露人性丑恶一面的小说相比，他的游记显得活泼、轻松得多。原来他是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不时借写景调侃他的日本同行，偶尔还会自我臭美一番。这点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因为我写游记时也喜欢这样做。
返视内照，唉，我生活在一个缺乏幽默感的国度里，也只能在外国的文学作品中找到一丝共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