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英镑

  

将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这是常有的事情；将短篇小说改编成电影，则不十分多见。因为，短篇小说用最精练的语言叙事，用最灵活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一篇好的短篇小说，就像一首精致的小夜曲，余音绕梁，耐人寻味。将短篇小说改编成电影，最令导演和编剧头疼的是扩充，这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文学造诣，如黑泽明的《罗生门》。否则，添砖加瓦只会变成添枝加叶，甚至是添油加醋。

所以，拿着《百万英镑》的DVD的时候，我不禁忧虑起来——这个飘着雨的恬静的下午，会不会被这部电影毁掉了呢？

英国电影《百万英镑》（The Million Pound Note，1953年拍摄，1954年上映）改编自马克·吐温的同名名篇。导演罗纳德·尼姆（Ronald Neame）、编剧吉尔·克雷奇（Jill Craigie）和主角格利高里·派克（Gregory Peck）合力演绎一出令人捧腹而又发人深省的喜剧。总体而言，叫做差强人意吧。

导演尼姆对笑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场面调度也有一手。他执导轻松喜剧的功架，绝不亚于比利·怀尔德。不过，既然改编自名篇，我就必须以名篇的标准去挑剔。我觉得它的瑕疵在冲突表现得有些过火，结局也有些草率，有一两处细节交代得不够清楚。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映衬出原著的完美。马克·吐温对幽默的原理非常精通，幽默，也是一种“中道”，过了某个点，就会变成谐谑。对拜金主义的嘲笑也是如此。

派克的演技非常出色。可是，由于在同一年里另一部电影《罗马假日》实在太卖座了，他饰演的亨利·亚当斯只好在他饰演的乔·布拉德利的光辉中黯然失色了。

 

淡青

  

青山七惠是二十一世纪日本文坛冒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出道短短七年，已经拿下了日本文艺奖、芥川奖和川端康成文学奖这三个重要的奖项。

我读过《一个人的好天气》和《碎片》。

我喜欢米菲，是因为《一个人的好天气》。我还喜欢车站，即便在等车的苦闷时间也不再苦闷。

小说的开头有这么一小段。

 

窗外小院篱笆墙对面就是地铁站，中间只隔着一条小路。一阵轻柔的风夹着雨雾拂过我的面颊。

 

注意，这个地铁站建在地面上。主人公在住所内可以清楚地看到来去匆匆的电车和来去匆匆的乘客。

小说的结尾，她换了一个视点。

 

随着电车放慢车速，隔着对面的站台，我看见了那棵高高的金桂树。

那座房子还在那里。

篱笆墙还是那样参差不齐的，晾衣杆上晾着大围裙和浴巾。再往那边，从这里只能看见半个窗户，玻璃反射着阳光，闪闪发亮。

 

读到最后，我发现封底的扉页上印有一段芥川奖评委之一村上龙所作的评语。原来，他也跟我一样，非常喜欢这个小小的车站。

“我想作者并非‘有意识地’设定这一场所及其意义的。”村上龙说，“应该说是凭借直觉捕捉了无意中浮现在脑海中的东西。”

《碎片》一书由三个中短篇小说组成，它们是《碎片》、《榉树的房间》和《山猫》。

跟《一个人的好天气》不同的是，三个故事都没有设定像车站那样的令人难忘的场所。令人难忘的反而是《碎片》中父女之间索然无味的对话、《榉树的房间》中两段爱情的比较和重叠、《山猫》中那个性格有点古怪的高中生表妹。

然而，格调依旧。这格调，犹如往清水中滴进一滴淡青色颜料，然后，那淡青在水中慢慢地扩散，慢慢地溶解……嗯，就是这样的情景。

用现在十分流行的语言来说，青山七惠的作品属于小清新风格。小清新在日本文学传统里可谓历史悠久，远有清少纳言，近有川端康成。根据青山七惠自述，初中时她就非常喜欢《伊豆的舞女》，可见川端康成对她影响之深。

当小清新风格遇上后现代思潮，便有村上春树、村上龙、吉本芭娜娜所致力探索的异化的世界。面对异化的世界的，正是在当今这个娱乐业时代被量化的信息冲击得七零八落的个体的灵魂。同样喜爱读吉本芭娜娜的青山七惠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然而，青山七惠却坚持用现实主义去观察世界和描绘世界中自我的镜像。我们只看到主人公们平凡的行动和简单的心理活动，比海明威的“冰山一角”更加一角。个人无意识呢？集体无意识呢？

啊，清水中的那一滴淡青色的颜料，已经完全溶解，再也看不见了。

 

邮差总按两次铃

  

电影《邮差总按两次铃》（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1946）改编自詹姆斯·凯恩（James M. Cain）的同名小说。小说在1934年出版。一出版就引起轰动，除了被热情的读者抢购之外，还遭到食古不化的当局指控，罪名是“有伤风化”。

弗兰克，一个迷惘青年，厌倦所谓的“正常生活”，过着四处漂泊的流浪汉生活；科拉，一个忧郁美人，对唯利是图的丈夫有所嫌怨，一直默默忍受死水般的生活。两人一见面就擦出火花，为了爱情，为了金钱，密谋“完美杀人”，制造一起交通事故……然而，他们早已被一名检察官盯上。蓄意杀人，死刑！幸好有一名精明的律师。律师利用保险公司的贪婪，诱使保险公司作出对被告有利的证词，最终免罪。

故事最后有一个黑色幽默式结局。弗兰克和科拉发生真正的交通事故，科拉丧命，弗兰克以蓄意谋杀罪被判死刑。

正是这个荒诞的结局启发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那部更深刻更荒谬的小说《局外人》的框架由此构建。细致地看，你会发现《局外人》和《邮差总按两次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从思想深度和写作技巧这两个对文艺作品至关重要的方面来看，它们恐怕有霄壤之殊。

至于电影，在女主角拉娜·透纳（Lana Turner）和男主角约翰·加菲（John Garfield）的出色演绎下，基本上能够把小说原汁原味地呈现。以拉娜·透纳的美艳，叫任何一个男人为她铤而走险，绝对不是难事。

泰·加内特（Tay Garnett）的执导中规中矩，流畅的剪接是他最显著的特点，只是在氛围的营造上却似乎缺乏一流电影大师的功架。

电影基本上忠于原著。比较显著的改动，粗略地看有以下几个。第一，科拉在原著中是个黑发美女，而拉娜·特纳却是金发；第二，在原著中，科拉嫁给希腊人帕普达基斯，而电影却抹去希腊人的身份，将科拉的父姓史密斯作为丈夫的姓；第三，电影对保险条款的解释作出极大的简化，这对电影观众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总体而言，这不失为一部好电影。

 

野草在歌唱

  

对于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长篇小说《野草在歌唱》，我本来不打算写任何评论，这是因为：

首先，作者贵为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该奖据称代表当今世界严肃文学最高水平，任何批评都有狂妄自大之嫌。

其次，该书是作者1950年出版的处女作，风格尚未形成，文笔也略显幼嫩，此乃人之常情，对此作出批评不太厚道。

不过嘛……我真的忍不住，就像那只蝎子，那只忍不住刺死驮它过河的青蛙的蝎子。

好吧，那我就长话短说。

我对《野草在歌唱》有如下两点批评：

第一，作者以现代主义作家的姿态踏上文坛，然而这部小说却沾满现实主义的渣滓。我不是说现实主义文学不好。只是，的确有很多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流于肤浅，而作者们为了掩饰肤浅，又会花很多笔墨去解释一些无关重要的细节。在莱辛的这部小说中，到处都是巴尔扎克式的漫无边际、啰哩啰唆……借用奈保尔的话就是“解释过度”。面对解释过度，我也只能继续借用奈保尔的反应，就是极度厌烦。

第二，莱辛是一名激进左翼女权主义者，为了突显其激进，或者说是为了让女权主义像刀锋一样刺入读者的心灵，她不惜展示一个令人不快的场面——高贵的白种女主人与低贱的黑人男仆发生性关系。令作者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戏剧场面却只得到一个喧宾夺主的效果。第三世界的读者读得亢奋莫名，纷纷称赞作者为种族平等作出巨大贡献。女权的呼声呢？反而听不见。

其实，对于家庭消灭个人、婚姻毁掉美丽的立意，我是完全同意，并且十分欣赏的。此外，莱辛对人物的刻画极具智慧，有一点乔治·艾略特的影子。我不怀疑莱辛的才华，我只是不相信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喜欢激进的左翼青年。

 

传记文学

  

传记文学是以特定人物的生平为题材的一种纪实文学形式。

因其纪实性，早期的传记被视为历史文献的一个分支。后来为了更加引人入胜，写作时加入大量小说元素，尤其是随着旨在逞强称能的自传和虚构大于史实的传记式小说的出现，传记便正式加入到文学的大圈子。

关于传记的起源，大约有以下几种意见（或阶段）：

一、如果不那么严格的话，那么传记应该是由祭文或者墓志铭演变而来的，这个有点可怕。

二、如果要严格一点点的话，那么最早的传记应该是始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诗人撰写的名人传略。古罗马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是这种形式的延伸，并达到艺术巅峰。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也属于这一类。

三、但是我必须非常严格地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传记（即具有文学要素的传记文学），是中世纪早期天主教修道院的修道士们为圣徒和殉道者而写的传记。

不管怎样，我觉得传记文学是最伤感的文学体裁。

一个人一生有好几十年。一生几十年，却最多也不过是一本几百页、几十万字的书。无论一个人有过多少伟大的功绩，也只不过是一本几百页、几十万字的书。一个人的一生可以浓缩成另一个人一天的阅读时间。唉，人生，多么可悲啊！

读完最后一页，合上书……也许会闭目回味一会儿，也许会流下几滴感动的眼泪。当书回到书柜之后，也许意味着，你一辈子也不会再碰它。唉，传记，多么可悲啊！

 

 

 

女人与女权

有“世界第一女记者”之美誉的奥里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一向给人激进女权主义者的印象。她追求爱情却拒绝婚姻；她喜欢冒险而憎恶安逸。而最令人佩服的是，她义无反顾地反对独裁，反对体制对个体的迫害。那些自鸣得意地唱着什么“政治是妥协的艺术”的衮衮诸公，在法拉奇面前应该汗颜才是。

除了采访知名人士之外，法拉奇也搞文学创作。出版于1975年的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Letter to a Child Never Born）便是其中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

小说以第一人称自述，讲一位事业型女士意外怀孕后的种种体验。她首先面临的抉择的是，打掉还是生下来？这时候，女性特有的人道主义——也可以说母性——占上风，于是她决定无视世俗的眼光，勇敢地做一个“未婚妈妈”。

然而不久之后，思想里的抵抗意识开始燃烧起来。

 

家庭是一种建造来为了更好控制人的窠臼，是一个更好地让他们对法则和传统产生顺从的地方，不管这窠臼由谁来建造，情况都是一样。

 

我干吗要建造家庭？我的自由呢？我的事业呢？凭什么要女人作出牺牲？在女权主义的激励下，她不顾隆起的肚子，照样投身事业，照样奔波劳碌，导致胎死腹中。

这个未出生孩子死掉之后，她悔恨交加，在痛苦中不能自拔……最后，还是想通了：

 

生命并不止于你或我。你死了。我恐怕也要死了。可这已无关紧要。因为生命并没有死去，它存在，生命存在着。

 

她从个人体验，走向人类的共同命运（带点悲观主义）。然而她并没有说错，我们只是几十亿生命中微不足道的一份，我们都是几十亿流光里的匆匆过客。生和死，又算什么？

当然，在大男人主义者和“传统”的女人眼中，这部小说实在令人气愤。虽然是小说，其中却有不少法拉奇本人的内心独白。身为女人，她不沉溺于那些所谓的“小女人的小幸福”，而英勇地叩打这个被男人利用先天优势占有社会资源的不公平的男权社会。而我们（争取和支持两性平等的人）在为那些直插独裁者心脏的尖锐问题而喝彩的时候，也应该为那些在夜阑人静之时无声的叹息和眼泪而感动。法拉奇，其实是一个性感而且感性的女人。

续译王尔德妙语

  

 

乔治·莫尔能写出优美的英语，直到他发现语法。

 

史文朋极具说服力，以致他所论及之物都变得不真实。

 

萧伯纳是个极好的人；所以在世上没有任何敌人，也没有朋友喜欢他。

 

美国女孩都精于隐瞒她们的父母，就像英国女人隐瞒她们的过去一样。

 

俄罗斯无所不能，除了改革。

 

为了慵懒我辛劳地工作。

 

有思想的人不应有行动。

 

男人的进化是缓慢的。

 

每个女人都是反抗者，常常粗暴地反抗自己。

 

我认为慷慨是友谊的精髓。

 

当下的年轻人，老设想金钱是万能的，当他们变老之后就会知道，的确如此。

 

我可以抗拒一切，除了诱惑。

 

改造任何人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当一个男人因年老而做错一些事的时候，他也会因年老而做对一些事。

 

变美胜于变好，但变好优于变丑。

 

二十年的风流韵事会使一个女人看上去像断壁残垣，不过二十年的婚姻生活则会使她看上去像公共建筑。

 

当男人爱上女人，他会为她做任何事，除了继续爱她。

 

一个人应该成为一件艺术品，要不就穿着一件艺术品。

 

美丽而虚幻的事物揭示了艺术的终极目的。

 

所有艺术都是不道德的。因为为感动而感动是艺术的目的，而为行动而感动则是生命的目的。

 

 

   （桔子  译）

 

 

吐温的债务

  

马克·吐温（Mark Twain）是一位勤奋的小说家、演讲家和报刊撰稿人，很快就累积到一笔可观的财富。而且，与一些挥金如土而致债台高筑的同行（比如司各特爵士和巴尔扎克）不同，吐温的生活作风要正派得多。他最热衷的业余活动只有一项，那就是投资。

在投资理财上，我们实在不应对一名文学作家有任何苛求。况且投资收益与投资者的智商没有太大关系，聪明如牛顿爵士，也在南海泡沫中遭到重创。

吐温对投资新科技产品尤其感兴趣，其中的主打是“佩奇排字机”。这是一款新颖的、神奇的机器，你很难挑出它的毛病，除了故障比较多之外。吐温认为，只要大量生产这种新型排字机，世界的新闻业和出版界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惜，只有吐温一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为此狂亏30万美元。当年的30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今天（2026）1000万……

祸不单行，吐温投资的另一个项目——他断定稳赚不赔的出版社，也遇到票房毒药。一部叫《教宗利奥十三》的传记印得太多而卖得太少，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投资人不得不在1894年申请破产。

翌年，为了偿还债务，吐温展开环球巡回演讲之旅。那个时代的名人演讲，就像当下的流行巨星演唱会一样受欢迎。以吐温的知名度，简直就是一九八〇年代的迈克尔·杰克逊。旅程持续了一年之多，他后来把这次经历写成《赤道环游记》。

考虑到作者肩负的巨债，我相信没有读者会指责这部游记的内容过分充实。除了记录作者所见所闻所想之外，书中还额外加入不少虚构的小故事。当然，还有吐温招牌式的幽默。这可以说是吐温晚年最轻松的一部著作了。他确实有轻松的理由，因为这次巡回演讲，使他一下子减轻10万美元的债务。而他所有负债，在1900年彻底还清，离他破产仅仅六年时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商界奇迹。

 

美式幽默的起源

  

这个主题貌似十分恢弘，实际上我们只需要了解三位作家就足够了。

众所周知，美国在1774年宣布独立。政治上中断与宗主国的关系，但是在文化上，美国还是离不开英国。美国人非常崇英，尤其是英国小说。司各特、狄更斯、奥斯汀在美国是天王级人物，他们的作品对本土文学的起步和发展影响深远。因为，就像一个人在写作初期会模仿所崇拜的作家一样，美国文学也是从模仿英国文学开始的。

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 ，被称为美国文学的鼻祖，是一位非常风趣的绅士。他的幽默、他的风度，承袭自英国浪漫主义。读欧文的《布雷斯布里奇大厅》，你很难相信作者不是跟兰姆、赫兹里特一伙的。欧文用英式幽默讲美国故事，确实使美国人感到亲切，而且耳目一新。要知道，初期美国居民，不是死板的清教徒就是死硬的亡命徒。

随后，冒出一个叫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怪人。爱伦·坡并不是幽默作家，他对惊悚和怪异的迷恋远远大于幽默，只不过偶尔会创作一些旨在戏谑的短篇小说。例如《失去呼吸》、《如何写布莱克伍德式文章》等，就像一个捣蛋的小孩，戏弄哥特小说一番。这种颠覆，也许来自简·奥斯汀，但是在美国却有爆炸性影响。

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登场使美国文学走向成熟。他是个典型的美国佬，作品中含有大量本土方言，刚出道时常被批评过于粗俗、不雅。不过随着写作技巧圆熟，他逐渐形成自己的文风——一种独特的幽默，集机智与戏谑于一体。

《汤姆·索亚历险记》和《赫克贝里·芬历险记》是马克·吐温最受欢迎的两部作品，但是我不喜欢小孩子做主人公的小说。我觉得《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和短篇小说《百万英镑》更具代表性。

1894年，年约六十岁的吐温生意失败，公司破产，债台高筑。正如当年牛顿爵士在炒股损手后不断挑起论战，写下不少有分量的论文，破财对学者文人来说也许不是坏事。吐温的作品变得严肃起来，收起了戏谑，增加了讽刺，大力地鞭挞人性的丑陋。如中篇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尖酸刻薄的语言为日后黑色幽默的发芽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吐温逝世后，荣誉接踵而至。他的幽默进入美国人日常生活，形成一股集体文化意识。今天的美国人依然在享用这份遗产。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有点呆傻的乔治·布什，在遭遇掷鞋袭击后会说出“这是十号鞋！”这句话。一句马克·吐温式的幽默，确实化解了很多尴尬。

 

 

杂文

  

很多人都以为“杂文”这个名词源于新文化运动……实在太小看它了嘛。事实上，杂文源远流长，据说已经有二千年历史。

然而要解释杂文的含义，却名副其实，复杂得很，杂乱得很。有指杂文乃各种文章之总称，也有指杂文为诗、赋、赞、颂、箴、诔以外之文体，在唐宋时期杂文又成为一科举考试的项目……

直到今天，杂文依然保持着其难以名状的传统。查阅不同的辞书，搜索不同的“百科”，你仿佛在看万花筒。有说杂文等同于随笔，也有说杂文就是议论文，更有说散文中最散的就可归为杂文。

为了厘清杂文的范围，我们必须请出杂文的权威人士鲁迅先生。鲁迅的杂文，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奇葩。

那么，鲁迅的杂文是随笔吗？若以随笔（essay）的标准，鲁迅的杂文未能完全与之吻合。那么，鲁迅的杂文是议论文吗？它们确实以议论为主，不过文章的文学艺术性却高于一般的议论文。

现在我们尝试概括鲁迅的杂文，并为杂文划一个范围。

一、杂文是散文的一类；

二、杂文不拘形式；

三、杂文以议论为主，多为反映社会现实；

四、杂文短小、隽永、幽默，甚至是锋利，有战斗力的。

鲁迅当年写杂文，是要冒着“爱国文人”的炮火的。他在《且介亭杂文集》的序言中说道，“近几年来，所谓的‘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

今天已经没有人批评杂文这种体裁了。我们就算不知道什么是杂文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写杂文，这大概也是鲁迅的愿望吧。

 

 

 

隐逸的散文

  

                                   奥州小道

 

读松尾芭蕉的《奥州小道》，仿如沐浴在花香扑鼻的春风，又如品尝着怡情悦性的清茶。读着读着，我仿佛穿越时空，与芭蕉一起徒步游历东瀛，以野地为家，与鸟兽为友，游山玩水，观花赏月，吟诗作对，歌咏四季之美，感叹人生之幻，遂寄情于天地，寄天地于文，一首首俳句，一篇篇纪行文，美不胜收。

被尊称为“俳圣”的松尾芭蕉活了五十岁，在江户时代，成人的平均寿命也就只有五十岁左右。芭蕉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开始带着体弱多病之身徒步游历，走遍大半个日本，创作大量美文雅句，可说是一个奇迹。难怪有人相信一个颇为离奇的传闻，称芭蕉的真正身份是忍者，替德川幕府作间谍，周游日本以监视各诸侯（见茂吕美耶，《物语日本》）。当然，这个只是无稽之谈。

芭蕉最后死在旅途中，他的绝笔“卧病旅途中 / 梦依然在 / 枯野飞舞”，成为最凄美的千古名句。

卒读全书，我望着窗外摇摆的棕榈树树叶发呆。我知道只要一动弹，魔法就会消失，我就会从芭蕉的野景回到现实的世界。但是，我也必须回到现实，从热情到冷漠，从美丽到丑陋，从生机勃勃到死气沉沉……是的，还是回来了，因为我属于这里。但我不再害怕，因为从芭蕉那里带回一份心情。总有一天，我会将这份心情放飞，背着背包向山水之中走去。

作一汉俳纪念：

 

      黄昏虚飘飘，

      静阅芭蕉纪行文，

      棕榈窗外摇。

 

 

方丈无限

 

读罢鸭长明的《方丈记》，茅塞顿开，所有世事的喧嚣、心灵的烦忧、身体的不适，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感觉到我是一片小小的落叶，躺在澄碧的湖面上。人说酒是万药之首，那么此书就是仙丹灵药，虽不能治病，却能消除所有痛苦。

鸭长明在五十之年遁世出家，深山建一茅舍，仅一丈见方。他就生活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写下著名的《方丈记》。

一丈见方，大约相当于现在的9平方米多一点，跟一般住宅单位最小的房间差不多。这个小房间，我们一般用来放置杂物。可鸭长明却在他的方丈庵终老。“虽狭小，但夜有床卧息，昼有座安坐，一人居足矣……知己知世，无所求，无所奔，只希望静，以无愁为乐。”若能有这样的心境，方丈根本不狭小，它无限宽广。

同是出家人，也同为后人称道的吉田兼好，他的《徒然草》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大彻大悟的圣人对世事的参透。但读《方丈记》却没有这种感觉，作者更像是一个尘世的智者，思想充满人性，充满情趣。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疑问我在中野孝次的《清贫思想》里找到答案，书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文字：

若以现代人来说，有那么一个公司职员，勤恳工作，却因公司内部的组织和人事冲突，彻底放弃了为公司效力的念头，绝望而去。一念之间，他躲进一处荒村破屋，开始过一种不受任何人约束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不为了修道成佛，只为了适情任性，过自己身心自由与安宁的生活。这时，是否就是鸭长明所言“唯假庵悠闲无惧”的境界了呢？

鸭长明经历过失意，才感受到自由和满足的可贵。他无意深入佛道、探索真谛，只享受心灵在清心寡欲中的快乐。难怪乎，他的文字如此动人。

“有权势的人愈加贪欲，无所依靠的人，被别人轻视。一有财产，行卧不宁；一旦贫穷，又痛心悔恨。依赖他人，就失去自己；一旦关照他人，心就会为恩爱所束缚。随世逐流，身不由己；不随波逐流，会被视若狂人。”

看了这一段，我有隐居深山的冲动。

 

畫：蕪村

 

 

 

过时的经典

  

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出版一部名字跟水蛇卵一样长的著作《国富论》——别以为我说笑，它的原名是 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标志着一门新学科的诞生，那就是经济学。斯密也因此被誉为经济学之父。

令人相当遗憾的是，今天几乎没有人去读《国富论》这部比砖头还要厚的书了，除非是研究经济学史的学者。人们总以为，经济学是一门很讲时效性的学科……对呀，难道不是吗？社会变化一日千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当下流行的全球化、货币论、博弈论、长尾理论呢，哪有时间理会一部二百多年前的不合时宜的经典？

唉，经济学家一定非常羡慕哲学家，哲学家无论是在生的还是化石级的，他们的著作或多或少依然有人阅读。特别是在远东，只要你穿一袭长衫，一手扇折扇，一手拿《论语》，你就会马上荣升为国学大师，身价倍增。然而，假如你身穿一套乔治三世时代的服装，头顶一个硕大沉重的假发，然后满嘴《国富论》，恐怕会遭到鸡蛋、番茄、鞋子的待遇。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国富论》一点都不过时。我每次翻阅，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在《国富论》的第二篇。斯密描述了一个他所观察到的现象。

一些乡绅，急于摆脱过去庸俗的品味，不顾一切购买时尚商品。在过去，商店会根据信用度给予顾客赊账，但信用度不是无限的，当债台筑到一定高度，就必须还债。由于乡绅们的地租收入是缓慢的，为了还债，他们不得不向放贷者求助，并支付偏高的利息……

这个现象，是不是跟今天的信用卡消费很相像？很多消费者为了偿还到期的信用卡债务，不得不申请并透支另一张信用卡……这样恶性发展下去，将会在不知不觉间债台高筑。

在信用卡诞生之前二百年，斯密就规劝人们不要用第二笔债去偿还第一笔债的利息。他赞赏一个人挣多少就花多少的行为。可是，在个人信贷膨胀、企业贪得无厌、国家量化宽松的今天，又有多少人愿意听从斯密的劝告呢。所以我说斯密并没有过时，人们也是不同意的。

 

四季小说

  

必须指出，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那部出版于1903年的 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直译应为“亨利·赖克罗夫特私信集”）被离奇地译为“四季随笔”，犯了一个致命的原则性错误。这部著作不是随笔集啊！而是长篇小说。你最多说它是散文式小说，然而小说终归是小说，中译本称为随笔就是误导读者。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亨利·赖克罗夫特的潦倒作家，他在五十多岁的时候时来运转，继承一笔可观的遗产后，离开乌烟瘴气的伦敦，搬到埃克塞特宁静的乡间安度余生。

全书分为春夏秋冬四部分，现实与记忆、风景与感想、见闻与批评，互相穿插，斐然成章。吉辛对节奏的控制相当有功架，阅读的过程中令人不由自主地哼起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

不过，吉辛终究是现实主义作家，对四季情趣的体味，稍欠罗曼蒂克。而对现实的批判又过于猛烈和苛刻，令人怀疑这个人是个对社会持否定态度的虚无主义者。他既反对权威，又憎恶民主，而且颇以此为荣，在书中反复强调。看来，乔治·奥威尔对他的略带辛辣的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瑕不掩瑜。英国亚马逊书评把《亨利·赖克罗夫特私信集》评为“可能是吉辛最成功的小说”。我们实在不应错过。

吉辛46岁便英年早逝，在23年的创作生涯中出版了23部小说，一部狄更斯论集，是名副其实的多产作家。

 

英年早逝的诗人

  

严谨的学者在介绍历史人物的时候，会在人名之后标出其生卒年份。而我是从不这样做的，原因有二：一是不想把某个人物固定在某个时代，尤其是艺术家；二是如果生卒年份之差太小，我会感到悲伤，就如以下这些英年早逝的诗人。

 

 

罗伯特·彭斯，37岁。

彭斯是苏格兰桂冠诗人、浪漫主义先锋。读过他的《往日时光》、《一朵红红的玫瑰》、《致小鼠》等诗歌的读者，一定会陶醉于那股扑面而来的苏格兰田园风。

彭斯出生于贫困的农夫家庭，所受的正规教育不多，但是博览群书，并在幼时开始收集苏格兰民歌和传说。27岁时出版第一部著作《苏格兰诗集》，立即引起轰动，可惜没给他带来多少实质性收入，只为他谋到一个小税务官的职务。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彭斯利用工余时间创作诗歌和给苏格兰民歌填词，并为自己写下一个传奇。

只可惜，这个传奇太短了。彭斯的风湿性心脏抵御不了酗酒的疯狂习惯，以致在37岁的时候过早地停止跳动。

 

 

拜伦勋爵，36岁。

拜伦虽然继承了爵位，更加重要的钱财却没有得到多少。加上为天生跛脚而自卑，他没有过上贵族生活，只用旅行和写诗打发闲暇时光。

在两部不太成功的诗集之后，《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使他一夜成名，开始了拜伦式英雄的自我塑造。

怎样成为拜伦式英雄？首先要长相英俊，然后私生活放荡，最后为一个崇高的事业而献出生命。

被英国人道德放逐之后，拜伦在欧洲大陆流浪。这段期间，他创作出不朽的《唐璜》。遗憾的是，诗人还未来得及完成它就英年早逝。

意大利烧炭党人革命失败后，拜伦转战希腊，试图帮助这个古老的文明摆脱穆斯林的压迫。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酗酒与节食损害了他的健康，淋了一场暴雨之后，我们的英雄病逝于迈索隆吉翁。

 

 

波西·比希·雪莱，29岁。

雪莱家族非常富有，可惜这个“不肖子孙”却爱上大逆不道的无神论和社会主义。他先被牛津大学开除，再被家人断绝财路。可是经济拮据并没有使他屈服，雪莱毕生坚持信念，并为此写下精彩的诗篇。

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是最能反映雪莱思想的作品。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但是在雪莱的诗剧，却有颠覆性改编。普罗米修斯最终推翻了暴君宙斯的统治，然后让王位空着，与至爱阿西亚隐居山洞。

我们同样可以在雪莱的抒情诗（如《致云雀》、《西风颂》）里找到浪漫。如那句著名的“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822年，在离三十岁生日不到一个月，雪莱驾船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外海遇到风暴，葬身大海。托斯卡纳，又一次成为年轻艺术家的坟墓。

 

 

约翰·济慈，25岁。

他的人生只有短短的25年，创作期只有短短的5年……按照遗嘱，他在罗马的墓碑上没有留下名字，只刻着“此地长眠者，名字已随流水逝”。

济慈错了，他的名字，以及他的诗歌，并没有随时间而消逝。

济慈在22岁弃医从文，虽然诗作在文坛获得好评，却未为一般大众所接受。更不幸的是，他在23岁染上肺病，在当时，这是个要命的重症。

在拮据和病痛的折磨中，济慈却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芳妮·布劳恩，一个天使般的女子走进诗人的生活。有爱情滋润，他写出最优秀的诗作：《希腊古瓮颂》、《夜莺颂》、《秋颂》、《拉米亚》等，还有一系列优美的十四行诗。这些作品，表达了作者的美学观点——“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好景不长，1820年2月，济慈在罗马病逝，留下芳妮独自吟唱《明亮的星》。

 

 

狄兰·托马斯，39岁。

托马斯有理由哀叹生不逢时，如果出生在另一个时代，他会是另一个弥尔顿。然而造物弄人，这个生性敏感的威尔士诗人，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既是迷惘的一代，又是垮掉的一代。

随着经历增长，诗作越来越阴沉，到了后期，死亡的阴影已经完全笼罩着他的心和他的诗。绝望，到处都是绝望，无法排遣的绝望，只有在酒精里才可偷取片刻的安宁……

托马斯一生出版过七部诗集，却始终没有摆脱贫困。他不得不为BBC撰写广播剧剧本，并且三次到美国做演讲和朗诵，赚点出场费。

第三次美国之行，在秋风中的纽约，劳累的他依然不改酗酒的习惯，终因酒精中毒而离开这个不断折磨诗人的世界。

 

 

亚尔蒂尔·兰波，37岁。

兰波的诗，可以作为象征主义的象征。兰波的一生，可以作为弗朗索瓦·维庸的翻版。21岁之后他不再写诗，开始长达16年的流浪、冒险和犯罪的生涯。还好他没有像维庸那样杀人，最多是走私军火、贩卖象牙罢了。

最让八卦人士关心的是，兰波与另一著名诗人魏尔兰的同性恋生活。双方交往两年，最后见血收场。一伤一坐牢，伤的是兰波。

出院后，兰波创作了两部对现代文学影响深远的散文诗《地狱一季》和《灵光集》，之后就不再是诗人。太离奇了，难道他不再爱诗歌了吗？然而你很难想象一个对诗歌不专一的人会有那么出色的诗作。

关于兰波的冒险生涯，我们所知不多。历史只对他的死亡提供报告。他在马赛病逝，死因是癌症。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38岁。

巴黎浪荡子阿波利奈尔在20岁时突然感到自己应该是一名诗人，于是他就成为诗人。除此之外，他还参与并且影响了20世纪初的所有先锋派艺术运动，包括盛极一时的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

阿波利奈尔的诗歌别具一格，以创新、前卫和实验性的特点把诗歌带到一个全新的艺术地带。如《烧酒集》的有些诗歌取消标点符号，以突出内在情感的起伏；《图画诗集》的有些诗歌利用排版制造视觉效果，既是诗歌，又是图画。

阿波利奈尔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头部严重受伤，接受开颅手术后幸运地死里逃生。然而命运没有放过他。1918年横扫全球的西班牙流感夺走了诗人的生命，当时他刚与情人终成眷属。

 

 

李贺，26岁。

在星光熠熠的唐代诗坛，李贺并不算十分耀眼。然而李贺对诗歌的热爱，却远胜他人。他甚至为了赋诗而英年早逝。

有关李贺的信息，我们只能从其他文人的文章里获得。李贺家族虽然是唐朝皇室远支，但是家世早已没落。他的仕途亦颇为不顺，仅在长安做过三年“奉礼郎”这种小官。

李贺非常爱诗，往往雕章镂句、遣辞措意到呕心沥血的地步。由于经常“吟诗一夜东方白”，废寝忘餐，加上体弱多病，26岁（按中国人的古老算法是27岁）便撒手人寰。

李贺死后名气有所上升，得到“诗鬼”的称号。李贺的鬼魂是否依附在诗歌里，我们无法证实。然而“天若有情天亦老”，正是天地无情，才会令诗人过早地放下手中的笔。

 

 

工作的烦恼

  

“桔子先生，你有烦恼吗？”

在洗车店的休息室，接待员小姐突然向正在低头看书的我提出这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什么？烦……烦恼？这个……当然有。”

“你是怎么消除烦恼的？”

“哦，书本里就有很多很好的建议，我总是鼓励年轻人多读书。”

“我也经常看哲学和心理学的书，可是，好像越看越迷惘。”

我猜想她看的是那些挂着哲学、心理学羊头的通俗读物。

“你有什么烦恼吗？”我问。

“嗯，比如，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但是又担心辞职后找不到比现在好的工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自小聪慧过人，在父亲的殷切期许下进入牛津大学法律专业，以便子承父业。一切看上去很美好。然而，正在康庄大道上的年轻人却突然放弃获得律师资格的机会。他的理由是，法律已经在法官和律师的不断重复下僵化为死板的教条。

边沁决定执笔为生，不断撰文批评现行法律和社会制度，呼吁改革。不过，在50岁之前，孤军奋战的他对社会的影响力相当有限。

东方不亮西方亮。一次偶然的机会，边沁的著作被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引起空前轰动，作者得到“法国荣誉公民”的名位。然后英国人才惊觉，他们竟然一直对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视而不见。

哲学的核心是功利主义。边沁指出，任何形而上学的道德理论，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自然把人置于两个至上的主人的控制之下——快乐和痛苦，只有它们才能指示我们应当做什么，并决定会做什么。

简单地说，人的天性是趋乐避苦，这一天性决定我们的行动。比如偷懒会带来快乐，所以人人都爱偷懒；撞车会带来痛苦，所以必须遵守交通规则。

但是事情往往并不是单一性质的，一个行动会带来快乐的一面，也会带来痛苦的一面。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呢？边沁说，一个行动总的来说产生的快乐多于痛苦，那就是好的行动。我们应该如何衡量和计算呢？边沁发明幸福微积分，它包括七项指标：快乐强度、延续时间、发生概率、发生的时间、产生有益后果的概率、产生有害后果的概率和发生范围。综合计算，如果得到的结果是正数的话，那就行动吧；如果是负数，那就要三思了。

 

“你先想一想目前工作的好处，可能是，收入不错、工作强度不大、上班时可以上网、认识‘成功’男士的机会较多……别笑哦，这也是一个优势。然后想一想它的坏处，可能是工作时间太长、老板苛刻、同事不友善、无法实现长途旅行的愿望、失去它之后未必能马上找到工作等等。只要逐一列出来，加减乘除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

“我回去好好想一想。谢谢你，桔子先生。”

 

精于计算的边沁一生是幸福快乐的。他活到84岁的高龄才溘然长逝（这在18、19世纪是相当惊人的），晚年荣誉载道。遗体捐赠给他创立的伦敦大学作实验之用。

 

昴

  

谷村新司在1980年发表的名曲《昴》久盛不衰，至今依然深受各国歌迷喜爱。也许因为“昴”字太生僻的缘故吧，这首歌在中国被译成《星》，意境就差得远了。

想像一下，你置身于寒冬的荒野上，前路茫茫，孑然一身，精疲力竭，绝望的眼泪快要夺眶而出。这时候，不经意抬头看见璀璨的星团，心中之火重又燃起，眼中再次迸发希望。于是，握起双拳，迈出脚步，阔步前行。

昴星团属金牛座，成员多达200多个，突出的亮星有六颗，它们在北半球的冬天是非常壮观的天体。

“昴”这个名称来自《尚书》,“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又载：“昴，白虎之中星。”即是说，昼短夜长，昴宿闪耀，便是隆冬。而昴是二十八宿之一，排在白虎七宿之正中。

中国人将《尚书》供奉在神台，却从来不读，所以不知道昴星团，甚至将“昴”读成“昂”。相较之下，将《昴》译成《星》，算属美丽的错误了。

日本人向来对神秘而美丽的昴星团有独特的感情，所以谷村新司写出如此动人的歌曲。此外，日本有一个汽车品牌也以“昴”命名，不过外国人更熟悉它的罗马拼音 SUBARU，在中国按照读音译成“斯巴鲁”。仔细看看斯巴鲁的标志，是否看到六颗星？没错，这正是代表昴星团中的六颗亮星。

古希腊人同样观察到昴星团，其希腊名字是 Pleiades，七姊妹星团。相传好色的猎人俄里翁（Orion）用粗暴的方法追求普勒阿得斯七姊妹。七姊妹不从，变成鸽子飞上天际，化作七姊妹星团。而俄里翁看见煮熟的鸭子飞走了——对不起，是鸽子，悔恨交加，也追随七姊妹升空，化作猎户座，与七姊妹星团所在的金牛座相邻。

至于，同一个星团，为什么日本人看到六颗亮星，而希腊人看到七颗，我就不知道了。等到中国城市的空气污染指数变好，人民可以幸福地仰望星空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吧。

 

庸见词典

  

长颈鹿：不忍心说一个女人像骆驼时，用此词比较客气。

 

我们无法确定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是否憎恨女性，因为他也曾经写过，“骆驼是最让人心动的东西之一。”不过我们倒是有足够的证据可以确定，福楼拜非常憎恨自己的祖国法兰西，对法国人当然也没有什么好感。于是他花三十多年时间编写《庸见词典》，收集法国人的庸见加以嘲讽。

 

巴黎：大娼妇。女人的天堂，马的地狱。

 

闲人：所有巴黎人都是闲人，虽然巴黎居民中十有九成是外省人。在巴黎，没人干活。

 

如果福楼拜不是在58岁的时候突然中风去世的话，这部词典将会更厚。但是出版商还是顾虑内容的杀伤力，在作者死后三十多年才敢出版。

 

肥胖：胖人天生就会游泳，还使刽子手无从下刀。

 

福楼拜自然有憎恨法国的理由。他所处的时代，法国社会由小资产阶级主导。小资产者贪婪、势利、浮夸、虚伪，而且为了掩饰这些特点，会搬出陈腐的道德标准——不是用来约束自己，而是教训别人。久而久之，就形成庸见。

 

皮包：夹一个在腋下，就有部长的派头。

 

所以福楼拜在书信中提到《庸见词典》的时候说：“在整本书里，将没有一个词是出自我自己的。一旦读了它，人们将再也不敢讲话，深怕会脱口漏出一句收入这本书里的话。”

这很符合福楼拜的创作理念，他总是把作品的客观性放在第一位。他说：“作家在作品中应该像上帝之在宇宙，虽然无所不在，却又不见其形。”

 

文学：闲人的工作。

 

数学：使人心灵干涸。

 

医学：身体健康的时候挖苦它。

 

不难看出，在福楼拜的讥讽之中藏着一种机智。这种机智，不同于与他年代相近的奥斯卡·王尔德和安布罗斯·比尔斯。王尔德的机智来自智慧，比尔斯的机智为了谐谑。福楼拜的则是由于恼怒。

比尔斯创作的《魔鬼辞典》跟福楼拜的《庸见词典》相映成趣。尽管它们分别于大西洋两岸各自成书，然而两者又有共通性。这共通性，还一直共通到今天，所以我们同样会读得大快人心。这是否说明了，今天的庸见至少没有比当年少呢。

什么？你不相信相隔一百多年还有共通性？那请看以下例子。

 

球体：女人乳房的婉转说法。“让我亲吻您那对迷人的球体。”

 

嗯，今天的中国人称之为“波”（b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