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四季

  

我爱上黑夜，我想，是在大学一年级开始的。

那时候宿舍规定，晚上十一点熄灯。熄灯后，大伙便开起座谈会来。然后，座谈会变成卧谈会，卧谈会的热情亦每况愈下。逐渐地，只听见质量低劣的电风扇咯咯作响，以及此起彼伏的鼾声。

在我的书桌上，蜡烛火苗不时跳动一下，发出一声轻叹。而我的心，早已迷失在圣彼得堡喧哗的夜色之中，跟那些在爱情与革命之间进退失据的屠格涅夫的主人公们，同休共戚。啊，那颗划破西伯利亚长空的流星，也正好在我的世界飞过……

天气日渐清凉，电风扇越来越沉默，取而代之的是摧枯拉朽的无情的秋风。

秋风偶尔破窗而入，吹灭书桌上仅有的烛光，把茫然的我抛掷在无情的黑暗中。而在一秒钟之前，我还在四处升腾着工业黑烟的十九世纪的英国，与狄更斯一起为人情冷暖而唏嘘。

到了冬天，虽然宿舍的门窗关得严严密密，可是，残暴而狡猾的北风依然有办法乘虚而入，侵人入骨。

在摇曳的烛光下，在厚重的棉衣里，我依然在埋头阅读。尽管只有一步之遥，但我还是不敢钻进温暖的被窝，因为我不想遭到杰克·伦敦笔下的那些强人们的嘲讽，他们正在与大自然作殊死搏斗。

熬过寒冬，明媚的春天终于到来。啊，好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哦！于是我展读一束情书，体验卢梭主张的有如空谷幽兰般的浪漫主义。

“桔子，你为何闷闷不乐？是不是恋爱了？”

“是的，我想我爱上文学了。”

不少人觉得，文学（恕我把通俗文学排除在外）曲高和寡，而且无用。

嗯，他们说得对。

我曾经怀疑过，文学能否和绘画、音乐一样，成为艺术的最高殿堂？听到“文学无用论”之后，我就感到满意了。

 

西线无战事

  

世事往往就是这般奇妙——一流小说总是被拍成三流电影；一流电影却有一部三流剧本。

当然，虽然比例十分之低，但是也有“双一流”这种例外情况。刘易斯·迈尔斯通（Lewis Milestone）执导的电影《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1930）就是其中之一。

电影《西线无战事》改变自德国作家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同名长篇小说。该书在1929年一出版立即引起轰动，翌年被美国人拍成电影同样获得成功（在德国遭禁），迈尔斯通亦因此拿下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如此受欢迎，除了小说和电影本身都非常出色之外，越来越逼近的战争阴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西线无战事》（电影以及小说）讲述的是，青年保罗·博伊默尔在学校长期被“为国家效命”的爱国主义教育所毒害，自愿报名入伍。然而踏上西线战场之后，各种残忍、野蛮、恐怖的事实很快使他看清战争的真面目——德国的山脉憎恨法国的平原了吗？没有，显然是野心家们在仇视。目睹一个个战友相继战死沙场，包括最要好的朋友卡特，心灰意冷的他，最终也在和平到来之前永远离开这个人间地狱——他伸手，却无法触及那只美丽的蝴蝶。这个结局，催人泪下。

有一个精彩的场面，不能忽视。保罗休假回到老家，看到学校的老师又在鼓吹爱国主义，煽动更年轻的学生入伍送死。他终于忍不住，说出感受，谴责战争，却反而被后辈大骂为“懦夫”。对这种原教旨主义的狂热，中国人一点都不感到陌生。

或者有人会产生疑问，以21世纪的电影标准，1930年的影片会不会显得很落后？诚然，现代的高科技大制作的确能够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官刺激，但是要表现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早期的黑白电影似乎更胜一筹。这也许就是斯蒂芬·斯皮尔伯格要将《辛德勒的名单》拍成黑白电影的原因吧。

这部电影以淡入和淡出的剪接方法，连接各组片段。每组片段都仿如戏剧的一幕，很有剧场感。现在的电影却似乎都摈弃了这种剪接方法，真的十分可惜。

 

灵魂出窍

  

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             ——李白，《梁园吟》

 

李白斗酒诗百篇，为世人称奇兼称赏。其实，纵览古今中外，很多名诗名句，都是诗人酒后一挥而就。

不才也喜欢在酒后舞文弄墨、寻章摘句、吟风咏月。不过，这些拙作大都缺乏深度，甚至有欠庄重，以至酒醒后总是羞愧难当，继而恼羞成怒，将它们撕个粉碎。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王维，《渭川田家》

 

游山玩水，返璞归真，也带给诗人莫大灵感。王维可谓最精于此道。他不但以山水田园诗闻名，还是南派水墨画的始祖。诗情画意，无比风流。

不才虽然经常出门远行，可是几乎没有在旅途中写过像样的诗作。那是因为，不才体质虚弱，实在无力在困顿之中写诗。

 

太宰治在小说里亦庄亦谐地说，不灵魂出窍的话，就写不出小说。

对我来说，写诗更是如此。

贺拉斯在《诗艺》中介绍自己的写诗心得，“你要我哭，首先你自己得感觉悲痛，这样……你的不幸才能使我伤心。”

也就是说，灵魂必须百分之一百甚至百分之二百沉浸在某个主题之中，并且充分溶解。要做到这一点，灵魂必须出窍，必须脱逃平庸的身躯。

诗歌翻译也是一样。我的做法是，反复地阅读，反复地感受，直到出窍的灵魂与诗歌之魂合而为一。当灵魂返回自身时，便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再现那奇妙的体验。

每写完一首诗，我都会疲倦不堪，还会倒在书桌上沉沉睡去。所以，我不能在大醉时写诗，大醉时只能胡诌戏谑的句子；我不能在旅途中写诗，旅途中只能写写轻松的随笔。

 

 

 

我弥留之际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长篇小说《我弥留之际》，内容并不复杂。南方农妇艾迪·本德仑病逝后，丈夫和五个子女遵照遗愿，将其遗体运返家乡安葬。不料，既有天灾又有人祸，使一家人狼狈不堪，并付出惨重代价。

内容的确不复杂，然后剧情却非常复杂。福克纳摈弃传统的平铺直叙的小说叙事方式，另辟蹊径、开创先河般使用蒙太奇的表现手法。他让每个角色轮番上场，用舞台剧的独白加电影的主观镜头，描述一个个各自参与的场景，然后将这些貌似独立的片段拼凑起来，组成这部结构松散的长篇小说。（如果说后来出现的那些实验电影，是受到福克纳这部小说的启发，也是不无道理的。）

要读懂《我弥留之际》，读者必须具备归纳和演绎的逻辑能力。如果仅仅拥有一定阅读经验，而缺乏成熟的逻辑能力，那就只会感到书中充满喧哗与骚动。

和福克纳的意识流代表作《喧哗与骚动》一样，《我弥留之际》也是通过塑造一个家庭，来揭示人性的阴暗面。当一页一页地往后翻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脊梁骨越发冰凉。

天啊！人性居然可以卑鄙、丑陋、邪恶到这个地步！人，愚昧而凶残，狭隘而自私。什么朝夕相处的感情，什么血浓于水的关系，统统是掩饰人性阴暗面的谎言！而这个家庭，不，所有的家庭，都是人类社会的缩影。

当然，福克纳笔下不全是丑陋的人。达尔是《我弥留之际》之中最讨人喜欢的正面人物。可是，他的结局是被当成疯子被关进疯人院。一个黑色幽默。

而在这个黑色幽默里，我们可以看到福克纳的影子。福克纳获得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在外国默默无闻，在美国臭名昭著。此臭名，甚至使诺贝尔评委会不敢颁奖给他，翌年，等民怨回落后，才让他飞赴瑞典。

有人问福克纳，为什么把美国人写得那么卑劣？他答道：我太爱我的国家了。人们无法理解这一点，差点把他关进疯人院。

 

当你谈跑步时我谈村上春树

  

跟很多读者一样，我走进村上春树的文学国度始于《挪威的森林》。时间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时候，世纪末的颓废弥漫每一个角落。而更加颓废的我，在某个晃晃悠悠的时刻买了这本书。

久闻其名，却一直没有购买的意欲。原因是，这部著作被宣传成什么超级畅销书，什么纯粹的青春小说，什么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其实，正如作者本人强调的，这只是一部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小说。

为什么强调现实主义小说？因为这是村上唯一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它无法把读者领进村上文学的本土。本土是魔幻现实主义。我走进去，始于另一部长篇小说，《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风格迥异。那是一个飘扬着忧伤的爵士乐的异化世界，那里有一个个迷失其中的脆弱的个体。

有趣的是，读村上春树总给人“非常小资”的感觉。这种感觉到底从何而来？大概是，作者本人生活得非常小资的缘故。饮威士忌、听爵士乐、吃意大利面、看经典电影、收集黑胶唱片等。村上还是个非常健康的人，每晚十点睡觉，五点起床，几乎每天坚持跑步。他在随笔集《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十分详细地谈论跑步对他写作生涯的影响……也许这样表述不大妥当，总之就是，他用跑步作为贯穿其写作生涯的话题。

我的颓废生活已经持续很多年，熬夜、酗酒、嗜咖啡、足不出户、拒绝锻炼……因此当村上谈跑步时我真的不知道该谈些什么。所幸的是，他并也不需要我谈些什么。啊，我认为这是村上随笔的魅力所在，他就像一位老朋友，和你在老地方——一家老酒吧或老咖啡店，用最平易近人的语言谈天说地。

“好久不见啦，桔子。”“哇，真的好久不见了，村上，最近忙些什么？”“我参加了铁人三项赛。”“啊，了不起！详细谈谈好吗？”“好呀，不过我得从第一天练习长跑开始讲起……”

所以，我很喜欢阅读村上的随笔。总体而言，它们属于美国式，但是他又摈除美国随笔作家的陋习——美国随笔作家总是将家长里短、柴米油盐说个没完没了，还不厌其烦地引述那些我从未听过的歌影视体明星的趣闻轶事——此外，村上还注入英国式智慧，带给人无穷的雅趣。

我喜欢写随笔。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做出一些有益于健康的事情……嗯，我一定会谈一谈的。

 

关于《蒙古苍狼》

  

1、法国作家欧梅希克（Homéric）凭借历史小说《蒙古苍狼》（Le Loup mongol）荣获1998年梅迪西文学奖。梅迪西文学奖是颁发给法国文坛新人的奖项。

2、法国文学的最高荣誉当然是龚古尔文学奖了。欧梅希克仍需努力。

3、通过《蒙古苍狼》，我们知道作者非常了解马匹、地理和蒙古帝国。尤其是马匹。毕竟他当作家之前是一名赛马骑师。

4、写历史小说的法国人，佼佼者是大仲马。

5、大仲马过于浪漫，虚构远远大于史实。而欧梅希克的《蒙古苍狼》，则有六分史实，四分虚构。无论如何，历史小说就是历史小说，绝不能当历史看。

6、《蒙古苍狼》通过铁木真的安答（意为结拜兄弟）、蒙古帝国“四骏马”之首博尔术的自述，间接反映成吉思汗传奇的一生（包括史实与虚构）。

7、《蒙古苍狼》的结构布局和叙事风格，令我想到福楼拜的《萨朗波》。因此我推断：作者极有可能是福楼拜的崇拜者。

8、《蒙古苍狼》模仿《萨朗波》，试图在浪漫主义画面上添上唯美主义色彩。然而，当今世上又有多少人掌握这种超高难度的文艺技巧呢？更遑论一名文坛新人了。

9、因此，总而言之，小说显得暴力过多，气势稍欠；香艳有余，美感不足。

10、但是话说回来，一个新人能够写出如此气势磅礴的作品，确实是不简单的。亦可见其知识之渊博和功底之深。

11、顺便一提，历史教科书不会告诉你，成吉思汗性欲旺盛。据说他的子女多达千人。真是名副其实的“蒙古色狼”。

 

影响

  

在高木直子的《一个人的42公里——马拉松2年级生》之中，作者带着欣喜之情记叙这样一件事情：在与论岛跑完全程马拉松之后，她被几个读者认出来，有读者表示读了《一个人去跑步——马拉松1年级生》后开始参加马拉松比赛，还有读者说受《一个人去旅行》影响而展开独身之旅。她为此感到非常高兴。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不少作家，尤其是随笔作家（高木直子的绘本也具有随笔的性质），不为销量也不为奖项而写作。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回报莫过于自己的文字能够对一些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人产生小小的影响，使其关注某样事物、思考某个问题。

假如有人因为我的文字而爱上艺术、爱上博物馆、爱上威士忌（事实上真的发生过），我会感到非常高兴。就算你尝了一口威士忌之后发表不同意见：“呸！这个疯狂作家对这种难喝的东西爱得如此深沉，心理一定有问题。”我也会感到非常高兴。

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不写长篇小说呢？事实上，我也下过很多次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决心……

什么？不相信我能够创作长篇小说？咳咳，虽然诗人写长篇小说听上去有些别扭，但是，歌德不是也写过《少年维特的烦恼》吗？普希金不是也写过《上尉的女儿》的吗？缪塞不是也写过《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吗？它们都是非常出色的作品。退一万步，就算我写得很糟糕，那不是正好迎合目前的潮流——长篇小说的销量与质量成反比——了吗？我立即晋身为畅销作家，一洗多年来“票房毒药”的污名也说不定。

然而，我还是不愿意写。因为长篇小说无法给作者带来影响他人的快乐。

试想想，如果有人受《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影响而自杀；如果有人受《洛丽塔》影响而诱奸未成年少女；如果有人受《金阁寺》影响而放火焚烧世界文化遗产……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上述长篇小说的作者一定不会高兴。

随笔就不一样了，随笔只会在一些无关紧要甚至是无厘头的事情上对读者产生影响。所以，我还是集中火力炮制更多的随笔好了。

 

 

 

人人都有病

  

推荐一本书，市桥秀夫的《人人都有病——图解人格障碍》（図解決定版 パーソナリティ障害を乗りこえる！正しい理解と最新知識）。

作者是日本著名的医学者、精神科医生，致力研究人格障碍，发表过许多相关著作。

人格障碍是指人的思维、情感和行为偏离正常状态，给患者的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带来障碍，严重者还威胁个人和社会安全。例如，“割腕的冲动、自杀的暗示、难以抑制的愤怒、极度的失落、闭居不出、过量饮食、性依存症、人格交替、购物依赖症、大量服药……”有以上症状的人，就要注意了。

可是，人格障碍并没有得到人们重视，甚至，也没有得到专业人士重视。在各种心理学教材中，人格障碍只占相当有限的篇幅。也许跟严重的心理病相比，人格障碍轻微到不值一提。所幸有市桥医生穷毕生之力，填补人们常识上的空白。

条分缕析、深入浅出、图文并茂，作者详细讲解人格障碍的症状，分析成因，介绍治疗方案。这本书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可以雅俗共赏，比市面上那些畅销的励志读物不知要强多少倍。

鄙人曾经得过抑郁症，而学校的心理医生只是胡乱安慰几句外加一堆镇静剂，一点作用都没有。那种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痛苦，实在难以言传。好不容易，在书籍的帮助下我渡过难关。

可见，书籍是多么的重要啊。我相信，市桥秀夫这本《人人都有病——图解人格障碍》，可以帮助很多正在苦恼中不能自拔的人。

 

百万英镑

  

将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这是常有的事情；将短篇小说改编成电影，则不十分多见。因为，短篇小说用最精练的语言叙事，用最灵活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一篇好的短篇小说，就像一首精致的小夜曲，余音绕梁，耐人寻味。将短篇小说改编成电影，最令导演和编剧头疼的是扩充，这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文学造诣，如黑泽明的《罗生门》。否则，添砖加瓦只会变成添枝加叶，甚至是添油加醋。

所以，拿着《百万英镑》的DVD的时候，我不禁忧虑起来——这个飘着雨的恬静的下午，会不会被这部电影毁掉了呢？

英国电影《百万英镑》（The Million Pound Note，1953年拍摄，1954年上映）改编自马克·吐温的同名名篇。导演罗纳德·尼姆（Ronald Neame）、编剧吉尔·克雷奇（Jill Craigie）和主角格利高里·派克（Gregory Peck）合力演绎一出令人捧腹而又发人深省的喜剧。总体而言，叫做差强人意吧。

导演尼姆对笑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场面调度也有一手。他执导轻松喜剧的功架，绝不亚于比利·怀尔德。不过，既然改编自名篇，我就必须以名篇的标准去挑剔。我觉得它的瑕疵在冲突表现得有些过火，结局也有些草率，有一两处细节交代得不够清楚。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映衬出原著的完美。马克·吐温对幽默的原理非常精通，幽默，也是一种“中道”，过了某个点，就会变成谐谑。对拜金主义的嘲笑也是如此。

派克的演技非常出色。可是，由于在同一年里另一部电影《罗马假日》实在太卖座了，他饰演的亨利·亚当斯只好在他饰演的乔·布拉德利的光辉中黯然失色了。

 

淡青

  

青山七惠是二十一世纪日本文坛冒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出道短短七年，已经拿下了日本文艺奖、芥川奖和川端康成文学奖这三个重要的奖项。

我读过《一个人的好天气》和《碎片》。

我喜欢米菲，是因为《一个人的好天气》。我还喜欢车站，即便在等车的苦闷时间也不再苦闷。

小说的开头有这么一小段。

 

窗外小院篱笆墙对面就是地铁站，中间只隔着一条小路。一阵轻柔的风夹着雨雾拂过我的面颊。

 

注意，这个地铁站建在地面上。主人公在住所内可以清楚地看到来去匆匆的电车和来去匆匆的乘客。

小说的结尾，她换了一个视点。

 

随着电车放慢车速，隔着对面的站台，我看见了那棵高高的金桂树。

那座房子还在那里。

篱笆墙还是那样参差不齐的，晾衣杆上晾着大围裙和浴巾。再往那边，从这里只能看见半个窗户，玻璃反射着阳光，闪闪发亮。

 

读到最后，我发现封底的扉页上印有一段芥川奖评委之一村上龙所作的评语。原来，他也跟我一样，非常喜欢这个小小的车站。

“我想作者并非‘有意识地’设定这一场所及其意义的。”村上龙说，“应该说是凭借直觉捕捉了无意中浮现在脑海中的东西。”

《碎片》一书由三个中短篇小说组成，它们是《碎片》、《榉树的房间》和《山猫》。

跟《一个人的好天气》不同的是，三个故事都没有设定像车站那样的令人难忘的场所。令人难忘的反而是《碎片》中父女之间索然无味的对话、《榉树的房间》中两段爱情的比较和重叠、《山猫》中那个性格有点古怪的高中生表妹。

然而，格调依旧。这格调，犹如往清水中滴进一滴淡青色颜料，然后，那淡青在水中慢慢地扩散，慢慢地溶解……嗯，就是这样的情景。

用现在十分流行的语言来说，青山七惠的作品属于小清新风格。小清新在日本文学传统里可谓历史悠久，远有清少纳言，近有川端康成。根据青山七惠自述，初中时她就非常喜欢《伊豆的舞女》，可见川端康成对她影响之深。

当小清新风格遇上后现代思潮，便有村上春树、村上龙、吉本芭娜娜所致力探索的异化的世界。面对异化的世界的，正是在当今这个娱乐业时代被量化的信息冲击得七零八落的个体的灵魂。同样喜爱读吉本芭娜娜的青山七惠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然而，青山七惠却坚持用现实主义去观察世界和描绘世界中自我的镜像。我们只看到主人公们平凡的行动和简单的心理活动，比海明威的“冰山一角”更加一角。个人无意识呢？集体无意识呢？

啊，清水中的那一滴淡青色的颜料，已经完全溶解，再也看不见了。

 

邮差总按两次铃

  

电影《邮差总按两次铃》（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1946）改编自詹姆斯·凯恩（James M. Cain）的同名小说。小说在1934年出版。一出版就引起轰动，除了被热情的读者抢购之外，还遭到食古不化的当局指控，罪名是“有伤风化”。

弗兰克，一个迷惘青年，厌倦所谓的“正常生活”，过着四处漂泊的流浪汉生活；科拉，一个忧郁美人，对唯利是图的丈夫有所嫌怨，一直默默忍受死水般的生活。两人一见面就擦出火花，为了爱情，为了金钱，密谋“完美杀人”，制造一起交通事故……然而，他们早已被一名检察官盯上。蓄意杀人，死刑！幸好有一名精明的律师。律师利用保险公司的贪婪，诱使保险公司作出对被告有利的证词，最终免罪。

故事最后有一个黑色幽默式结局。弗兰克和科拉发生真正的交通事故，科拉丧命，弗兰克以蓄意谋杀罪被判死刑。

正是这个荒诞的结局启发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那部更深刻更荒谬的小说《局外人》的框架由此构建。细致地看，你会发现《局外人》和《邮差总按两次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从思想深度和写作技巧这两个对文艺作品至关重要的方面来看，它们恐怕有霄壤之殊。

至于电影，在女主角拉娜·透纳（Lana Turner）和男主角约翰·加菲（John Garfield）的出色演绎下，基本上能够把小说原汁原味地呈现。以拉娜·透纳的美艳，叫任何一个男人为她铤而走险，绝对不是难事。

泰·加内特（Tay Garnett）的执导中规中矩，流畅的剪接是他最显著的特点，只是在氛围的营造上却似乎缺乏一流电影大师的功架。

电影基本上忠于原著。比较显著的改动，粗略地看有以下几个。第一，科拉在原著中是个黑发美女，而拉娜·特纳却是金发；第二，在原著中，科拉嫁给希腊人帕普达基斯，而电影却抹去希腊人的身份，将科拉的父姓史密斯作为丈夫的姓；第三，电影对保险条款的解释作出极大的简化，这对电影观众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总体而言，这不失为一部好电影。

 

野草在歌唱

  

对于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长篇小说《野草在歌唱》，我本来不打算写任何评论，这是因为：

首先，作者贵为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该奖据称代表当今世界严肃文学最高水平，任何批评都有狂妄自大之嫌。

其次，该书是作者1950年出版的处女作，风格尚未形成，文笔也略显幼嫩，此乃人之常情，对此作出批评不太厚道。

不过嘛……我真的忍不住，就像那只蝎子，那只忍不住刺死驮它过河的青蛙的蝎子。

好吧，那我就长话短说。

我对《野草在歌唱》有如下两点批评：

第一，作者以现代主义作家的姿态踏上文坛，然而这部小说却沾满现实主义的渣滓。我不是说现实主义文学不好。只是，的确有很多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流于肤浅，而作者们为了掩饰肤浅，又会花很多笔墨去解释一些无关重要的细节。在莱辛的这部小说中，到处都是巴尔扎克式的漫无边际、啰哩啰唆……借用奈保尔的话就是“解释过度”。面对解释过度，我也只能继续借用奈保尔的反应，就是极度厌烦。

第二，莱辛是一名激进左翼女权主义者，为了突显其激进，或者说是为了让女权主义像刀锋一样刺入读者的心灵，她不惜展示一个令人不快的场面——高贵的白种女主人与低贱的黑人男仆发生性关系。令作者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戏剧场面却只得到一个喧宾夺主的效果。第三世界的读者读得亢奋莫名，纷纷称赞作者为种族平等作出巨大贡献。女权的呼声呢？反而听不见。

其实，对于家庭消灭个人、婚姻毁掉美丽的立意，我是完全同意，并且十分欣赏的。此外，莱辛对人物的刻画极具智慧，有一点乔治·艾略特的影子。我不怀疑莱辛的才华，我只是不相信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喜欢激进的左翼青年。

 

传记文学

  

传记文学是以特定人物的生平为题材的一种纪实文学形式。

因其纪实性，早期的传记被视为历史文献的一个分支。后来为了更加引人入胜，写作时加入大量小说元素，尤其是随着旨在逞强称能的自传和虚构大于史实的传记式小说的出现，传记便正式加入到文学的大圈子。

关于传记的起源，大约有以下几种意见（或阶段）：

一、如果不那么严格的话，那么传记应该是由祭文或者墓志铭演变而来的，这个有点可怕。

二、如果要严格一点点的话，那么最早的传记应该是始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诗人撰写的名人传略。古罗马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是这种形式的延伸，并达到艺术巅峰。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也属于这一类。

三、但是我必须非常严格地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传记（即具有文学要素的传记文学），是中世纪早期天主教修道院的修道士们为圣徒和殉道者而写的传记。

不管怎样，我觉得传记文学是最伤感的文学体裁。

一个人一生有好几十年。一生几十年，却最多也不过是一本几百页、几十万字的书。无论一个人有过多少伟大的功绩，也只不过是一本几百页、几十万字的书。一个人的一生可以浓缩成另一个人一天的阅读时间。唉，人生，多么可悲啊！

读完最后一页，合上书……也许会闭目回味一会儿，也许会流下几滴感动的眼泪。当书回到书柜之后，也许意味着，你一辈子也不会再碰它。唉，传记，多么可悲啊！

 

 

 

女人与女权

有“世界第一女记者”之美誉的奥里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一向给人激进女权主义者的印象。她追求爱情却拒绝婚姻；她喜欢冒险而憎恶安逸。而最令人佩服的是，她义无反顾地反对独裁，反对体制对个体的迫害。那些自鸣得意地唱着什么“政治是妥协的艺术”的衮衮诸公，在法拉奇面前应该汗颜才是。

除了采访知名人士之外，法拉奇也搞文学创作。出版于1975年的小说《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Letter to a Child Never Born）便是其中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

小说以第一人称自述，讲一位事业型女士意外怀孕后的种种体验。她首先面临的抉择的是，打掉还是生下来？这时候，女性特有的人道主义——也可以说母性——占上风，于是她决定无视世俗的眼光，勇敢地做一个“未婚妈妈”。

然而不久之后，思想里的抵抗意识开始燃烧起来。

 

家庭是一种建造来为了更好控制人的窠臼，是一个更好地让他们对法则和传统产生顺从的地方，不管这窠臼由谁来建造，情况都是一样。

 

我干吗要建造家庭？我的自由呢？我的事业呢？凭什么要女人作出牺牲？在女权主义的激励下，她不顾隆起的肚子，照样投身事业，照样奔波劳碌，导致胎死腹中。

这个未出生孩子死掉之后，她悔恨交加，在痛苦中不能自拔……最后，还是想通了：

 

生命并不止于你或我。你死了。我恐怕也要死了。可这已无关紧要。因为生命并没有死去，它存在，生命存在着。

 

她从个人体验，走向人类的共同命运（带点悲观主义）。然而她并没有说错，我们只是几十亿生命中微不足道的一份，我们都是几十亿流光里的匆匆过客。生和死，又算什么？

当然，在大男人主义者和“传统”的女人眼中，这部小说实在令人气愤。虽然是小说，其中却有不少法拉奇本人的内心独白。身为女人，她不沉溺于那些所谓的“小女人的小幸福”，而英勇地叩打这个被男人利用先天优势占有社会资源的不公平的男权社会。而我们（争取和支持两性平等的人）在为那些直插独裁者心脏的尖锐问题而喝彩的时候，也应该为那些在夜阑人静之时无声的叹息和眼泪而感动。法拉奇，其实是一个性感而且感性的女人。

续译王尔德妙语

  

 

乔治·莫尔能写出优美的英语，直到他发现语法。

 

史文朋极具说服力，以致他所论及之物都变得不真实。

 

萧伯纳是个极好的人；所以在世上没有任何敌人，也没有朋友喜欢他。

 

美国女孩都精于隐瞒她们的父母，就像英国女人隐瞒她们的过去一样。

 

俄罗斯无所不能，除了改革。

 

为了慵懒我辛劳地工作。

 

有思想的人不应有行动。

 

男人的进化是缓慢的。

 

每个女人都是反抗者，常常粗暴地反抗自己。

 

我认为慷慨是友谊的精髓。

 

当下的年轻人，老设想金钱是万能的，当他们变老之后就会知道，的确如此。

 

我可以抗拒一切，除了诱惑。

 

改造任何人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当一个男人因年老而做错一些事的时候，他也会因年老而做对一些事。

 

变美胜于变好，但变好优于变丑。

 

二十年的风流韵事会使一个女人看上去像断壁残垣，不过二十年的婚姻生活则会使她看上去像公共建筑。

 

当男人爱上女人，他会为她做任何事，除了继续爱她。

 

一个人应该成为一件艺术品，要不就穿着一件艺术品。

 

美丽而虚幻的事物揭示了艺术的终极目的。

 

所有艺术都是不道德的。因为为感动而感动是艺术的目的，而为行动而感动则是生命的目的。

 

 

   （桔子  译）

 

 

吐温的债务

  

马克·吐温（Mark Twain）是一位勤奋的小说家、演讲家和报刊撰稿人，很快就累积到一笔可观的财富。而且，与一些挥金如土而致债台高筑的同行（比如司各特爵士和巴尔扎克）不同，吐温的生活作风要正派得多。他最热衷的业余活动只有一项，那就是投资。

在投资理财上，我们实在不应对一名文学作家有任何苛求。况且投资收益与投资者的智商没有太大关系，聪明如牛顿爵士，也在南海泡沫中遭到重创。

吐温对投资新科技产品尤其感兴趣，其中的主打是“佩奇排字机”。这是一款新颖的、神奇的机器，你很难挑出它的毛病，除了故障比较多之外。吐温认为，只要大量生产这种新型排字机，世界的新闻业和出版界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惜，只有吐温一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为此狂亏30万美元。当年的30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今天（2026）1000万……

祸不单行，吐温投资的另一个项目——他断定稳赚不赔的出版社，也遇到票房毒药。一部叫《教宗利奥十三》的传记印得太多而卖得太少，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投资人不得不在1894年申请破产。

翌年，为了偿还债务，吐温展开环球巡回演讲之旅。那个时代的名人演讲，就像当下的流行巨星演唱会一样受欢迎。以吐温的知名度，简直就是一九八〇年代的迈克尔·杰克逊。旅程持续了一年之多，他后来把这次经历写成《赤道环游记》。

考虑到作者肩负的巨债，我相信没有读者会指责这部游记的内容过分充实。除了记录作者所见所闻所想之外，书中还额外加入不少虚构的小故事。当然，还有吐温招牌式的幽默。这可以说是吐温晚年最轻松的一部著作了。他确实有轻松的理由，因为这次巡回演讲，使他一下子减轻10万美元的债务。而他所有负债，在1900年彻底还清，离他破产仅仅六年时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商界奇迹。

 

美式幽默的起源

  

这个主题貌似十分恢弘，实际上我们只需要了解三位作家就足够了。

众所周知，美国在1774年宣布独立。政治上中断与宗主国的关系，但是在文化上，美国还是离不开英国。美国人非常崇英，尤其是英国小说。司各特、狄更斯、奥斯汀在美国是天王级人物，他们的作品对本土文学的起步和发展影响深远。因为，就像一个人在写作初期会模仿所崇拜的作家一样，美国文学也是从模仿英国文学开始的。

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 ，被称为美国文学的鼻祖，是一位非常风趣的绅士。他的幽默、他的风度，承袭自英国浪漫主义。读欧文的《布雷斯布里奇大厅》，你很难相信作者不是跟兰姆、赫兹里特一伙的。欧文用英式幽默讲美国故事，确实使美国人感到亲切，而且耳目一新。要知道，初期美国居民，不是死板的清教徒就是死硬的亡命徒。

随后，冒出一个叫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怪人。爱伦·坡并不是幽默作家，他对惊悚和怪异的迷恋远远大于幽默，只不过偶尔会创作一些旨在戏谑的短篇小说。例如《失去呼吸》、《如何写布莱克伍德式文章》等，就像一个捣蛋的小孩，戏弄哥特小说一番。这种颠覆，也许来自简·奥斯汀，但是在美国却有爆炸性影响。

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登场使美国文学走向成熟。他是个典型的美国佬，作品中含有大量本土方言，刚出道时常被批评过于粗俗、不雅。不过随着写作技巧圆熟，他逐渐形成自己的文风——一种独特的幽默，集机智与戏谑于一体。

《汤姆·索亚历险记》和《赫克贝里·芬历险记》是马克·吐温最受欢迎的两部作品，但是我不喜欢小孩子做主人公的小说。我觉得《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和短篇小说《百万英镑》更具代表性。

1894年，年约六十岁的吐温生意失败，公司破产，债台高筑。正如当年牛顿爵士在炒股损手后不断挑起论战，写下不少有分量的论文，破财对学者文人来说也许不是坏事。吐温的作品变得严肃起来，收起了戏谑，增加了讽刺，大力地鞭挞人性的丑陋。如中篇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尖酸刻薄的语言为日后黑色幽默的发芽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吐温逝世后，荣誉接踵而至。他的幽默进入美国人日常生活，形成一股集体文化意识。今天的美国人依然在享用这份遗产。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有点呆傻的乔治·布什，在遭遇掷鞋袭击后会说出“这是十号鞋！”这句话。一句马克·吐温式的幽默，确实化解了很多尴尬。

 

 

杂文

  

很多人都以为“杂文”这个名词源于新文化运动……实在太小看它了嘛。事实上，杂文源远流长，据说已经有二千年历史。

然而要解释杂文的含义，却名副其实，复杂得很，杂乱得很。有指杂文乃各种文章之总称，也有指杂文为诗、赋、赞、颂、箴、诔以外之文体，在唐宋时期杂文又成为一科举考试的项目……

直到今天，杂文依然保持着其难以名状的传统。查阅不同的辞书，搜索不同的“百科”，你仿佛在看万花筒。有说杂文等同于随笔，也有说杂文就是议论文，更有说散文中最散的就可归为杂文。

为了厘清杂文的范围，我们必须请出杂文的权威人士鲁迅先生。鲁迅的杂文，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奇葩。

那么，鲁迅的杂文是随笔吗？若以随笔（essay）的标准，鲁迅的杂文未能完全与之吻合。那么，鲁迅的杂文是议论文吗？它们确实以议论为主，不过文章的文学艺术性却高于一般的议论文。

现在我们尝试概括鲁迅的杂文，并为杂文划一个范围。

一、杂文是散文的一类；

二、杂文不拘形式；

三、杂文以议论为主，多为反映社会现实；

四、杂文短小、隽永、幽默，甚至是锋利，有战斗力的。

鲁迅当年写杂文，是要冒着“爱国文人”的炮火的。他在《且介亭杂文集》的序言中说道，“近几年来，所谓的‘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

今天已经没有人批评杂文这种体裁了。我们就算不知道什么是杂文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写杂文，这大概也是鲁迅的愿望吧。

 

 

 

隐逸的散文

  

                                   奥州小道

 

读松尾芭蕉的《奥州小道》，仿如沐浴在花香扑鼻的春风，又如品尝着怡情悦性的清茶。读着读着，我仿佛穿越时空，与芭蕉一起徒步游历东瀛，以野地为家，与鸟兽为友，游山玩水，观花赏月，吟诗作对，歌咏四季之美，感叹人生之幻，遂寄情于天地，寄天地于文，一首首俳句，一篇篇纪行文，美不胜收。

被尊称为“俳圣”的松尾芭蕉活了五十岁，在江户时代，成人的平均寿命也就只有五十岁左右。芭蕉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开始带着体弱多病之身徒步游历，走遍大半个日本，创作大量美文雅句，可说是一个奇迹。难怪有人相信一个颇为离奇的传闻，称芭蕉的真正身份是忍者，替德川幕府作间谍，周游日本以监视各诸侯（见茂吕美耶，《物语日本》）。当然，这个只是无稽之谈。

芭蕉最后死在旅途中，他的绝笔“卧病旅途中 / 梦依然在 / 枯野飞舞”，成为最凄美的千古名句。

卒读全书，我望着窗外摇摆的棕榈树树叶发呆。我知道只要一动弹，魔法就会消失，我就会从芭蕉的野景回到现实的世界。但是，我也必须回到现实，从热情到冷漠，从美丽到丑陋，从生机勃勃到死气沉沉……是的，还是回来了，因为我属于这里。但我不再害怕，因为从芭蕉那里带回一份心情。总有一天，我会将这份心情放飞，背着背包向山水之中走去。

作一汉俳纪念：

 

      黄昏虚飘飘，

      静阅芭蕉纪行文，

      棕榈窗外摇。

 

 

方丈无限

 

读罢鸭长明的《方丈记》，茅塞顿开，所有世事的喧嚣、心灵的烦忧、身体的不适，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感觉到我是一片小小的落叶，躺在澄碧的湖面上。人说酒是万药之首，那么此书就是仙丹灵药，虽不能治病，却能消除所有痛苦。

鸭长明在五十之年遁世出家，深山建一茅舍，仅一丈见方。他就生活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写下著名的《方丈记》。

一丈见方，大约相当于现在的9平方米多一点，跟一般住宅单位最小的房间差不多。这个小房间，我们一般用来放置杂物。可鸭长明却在他的方丈庵终老。“虽狭小，但夜有床卧息，昼有座安坐，一人居足矣……知己知世，无所求，无所奔，只希望静，以无愁为乐。”若能有这样的心境，方丈根本不狭小，它无限宽广。

同是出家人，也同为后人称道的吉田兼好，他的《徒然草》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大彻大悟的圣人对世事的参透。但读《方丈记》却没有这种感觉，作者更像是一个尘世的智者，思想充满人性，充满情趣。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疑问我在中野孝次的《清贫思想》里找到答案，书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文字：

若以现代人来说，有那么一个公司职员，勤恳工作，却因公司内部的组织和人事冲突，彻底放弃了为公司效力的念头，绝望而去。一念之间，他躲进一处荒村破屋，开始过一种不受任何人约束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不为了修道成佛，只为了适情任性，过自己身心自由与安宁的生活。这时，是否就是鸭长明所言“唯假庵悠闲无惧”的境界了呢？

鸭长明经历过失意，才感受到自由和满足的可贵。他无意深入佛道、探索真谛，只享受心灵在清心寡欲中的快乐。难怪乎，他的文字如此动人。

“有权势的人愈加贪欲，无所依靠的人，被别人轻视。一有财产，行卧不宁；一旦贫穷，又痛心悔恨。依赖他人，就失去自己；一旦关照他人，心就会为恩爱所束缚。随世逐流，身不由己；不随波逐流，会被视若狂人。”

看了这一段，我有隐居深山的冲动。

 

畫：蕪村

 

 

 

过时的经典

  

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出版一部名字跟水蛇卵一样长的著作《国富论》——别以为我说笑，它的原名是 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标志着一门新学科的诞生，那就是经济学。斯密也因此被誉为经济学之父。

令人相当遗憾的是，今天几乎没有人去读《国富论》这部比砖头还要厚的书了，除非是研究经济学史的学者。人们总以为，经济学是一门很讲时效性的学科……对呀，难道不是吗？社会变化一日千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当下流行的全球化、货币论、博弈论、长尾理论呢，哪有时间理会一部二百多年前的不合时宜的经典？

唉，经济学家一定非常羡慕哲学家，哲学家无论是在生的还是化石级的，他们的著作或多或少依然有人阅读。特别是在远东，只要你穿一袭长衫，一手扇折扇，一手拿《论语》，你就会马上荣升为国学大师，身价倍增。然而，假如你身穿一套乔治三世时代的服装，头顶一个硕大沉重的假发，然后满嘴《国富论》，恐怕会遭到鸡蛋、番茄、鞋子的待遇。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国富论》一点都不过时。我每次翻阅，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在《国富论》的第二篇。斯密描述了一个他所观察到的现象。

一些乡绅，急于摆脱过去庸俗的品味，不顾一切购买时尚商品。在过去，商店会根据信用度给予顾客赊账，但信用度不是无限的，当债台筑到一定高度，就必须还债。由于乡绅们的地租收入是缓慢的，为了还债，他们不得不向放贷者求助，并支付偏高的利息……

这个现象，是不是跟今天的信用卡消费很相像？很多消费者为了偿还到期的信用卡债务，不得不申请并透支另一张信用卡……这样恶性发展下去，将会在不知不觉间债台高筑。

在信用卡诞生之前二百年，斯密就规劝人们不要用第二笔债去偿还第一笔债的利息。他赞赏一个人挣多少就花多少的行为。可是，在个人信贷膨胀、企业贪得无厌、国家量化宽松的今天，又有多少人愿意听从斯密的劝告呢。所以我说斯密并没有过时，人们也是不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