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之前

  

在极权国家当一名讽刺作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一定要八面玲珑，可他一定要审时度势。若做到基督的教诲“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他就是了不起的讽刺作家了。

苏联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Mikhail Zoshchenko）曾经也是一个好的榜样。他在贫瘠的土地上建造自己的花园，并使之开出灿烂的花朵。他的短篇小说和随笔有着尼古拉·果戈里和安东·契诃夫的遗风，而且在讽刺上有马克·吐温一针见血的准确度。《不列颠百科全书》说他写出了苏联时代最优秀的幽默作品。相当高的评价。

然而，在一个压抑的国度，笑声是危险的。所以，老大哥要出手了。而老大哥一出手，你多么灵巧也躲不过。

1943年，左琴科在写了二十多年讽刺小品之后，创作了一部自传体小说《日出之前》。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承认以前患有抑郁症，几度产生轻生的念头。是艺术和理性拯救了他。小说用倒叙的手法忆述作者青年和童年的往事，然后运用弗洛伊德和巴甫洛夫的方法，对早期记忆和梦境进行分析，试图探索抑郁症的成因，同时鼓励处于抑郁症煎熬之中的人勇敢地面对自己。

艺术家走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之后，停下脚步，回首过去，往往会留下动人的文字。从但丁隽永的《新生》到马塞尔·普鲁斯特繁茂的《追忆似水年华》。多少文学经典都产生于艺术家片刻的停留。左琴科的几个编辑朋友读过《日出之前》之后，一致祝贺他写出了伟大的作品。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部小说会给作者带来灭顶之灾。

《日出之前》在《十月》杂志上连载，只刊登两期，便被老大哥喊停。斯大林亲自下令，要把左琴科作为反动文人的典型进行批判。于是，鹰犬安德烈·日丹诺夫发动各路喉舌，疯狂地、恶毒地攻击左琴科。辱骂他是“无赖”、“下流胚”、“无耻作家”，指斥小说“不道德”、“反艺术”、“一部诽谤的小说”、“投合苏联的敌人所好”。

综观所有苏联禁书，与《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相比，《日出之前》对苏联政权可以说根本没有杀伤力。显然，斯大林不是要批判这部小说，而是以此为借口除掉一个讽刺作家。

左琴科也许看不出老大哥的意图，还很天真地写了封信给斯大林，从文艺的角度解释创作意图。唉，你很难教一个粗鄙的人欣赏艺术，也很难教一个嗜血成性的恶魔放下屠刀。斯大林不予理睬，对左琴科的迫害反而变本加厉。

遭到批判之后，左琴科被告知他只能写童话。这是一个多么卑鄙的陷阱啊！左琴科驯良地写了一篇《猴子奇遇记》之后……什么？你竟敢指桑骂槐，用动物影射党中央？从此，左琴科成为人民的敌人，夫妻二人的食品购买证均被没收。也就是说，左琴科不能在苏联范围内购买任何食物。这是多么残忍的虐杀啊！所幸的是，一些有良知的朋友暗中接济，才让这个倒霉的人艰苦地多活了十二年。

1972年，《日出之前》得以出版，距离小说完稿之日整整二十九个年头，距离作者在赤贫中去世也有十四个年头。是的，现实可以轻易而举地杀死一名作家，却抹不掉他写下的文字。

 

美酒玫瑰的年华

  

W·B·叶芝在回顾其文字生涯的时候表示，他在诗歌技巧上有几次重要的突破，都归功于欧内斯特·道森（Ernest Dowson）。

道森？何许人也？历史总是语焉不详。当维多利亚时代走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人们都在谈论奥斯卡·王尔德和唯美主义，有谁想到道森和颓废主义？今天我们要了解这位被严重低估的天才诗人和作家，就更加困难了。

1890年，叶芝与好友欧内斯特·莱斯在伦敦创立“诗人会社”，宗旨是聚集一群年轻诗人，共同切磋诗艺和探索诗歌的发展方向。叶芝很快就发现，会员中有一个叫道森的积极分子，每次聚会他几乎都不缺席。

道森绝非等闲之辈，他原本是牛津大学的优秀学生，只因为父亲经营的船坞生意急遽衰落，为了帮父亲分担辛劳和苦恼，他放弃学业，到沉闷的船坞工作。学业可以放弃，理想却不可以放弃。在工作之余，道森继续写诗。他热爱写诗，写最优美的诗。他的诗作不时发表在最重要的文学刊物。这样，他日渐成为年轻诗人的榜样。

诗人必定有爱情。就像但丁有贝阿特丽采、彼特拉克有劳拉，道森也有他的苦恋对象。这个女子叫阿德莱德，她的父亲经营饭馆，属有产阶级。我不知道道森是不是有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洛丽塔癖，他爱上阿德莱德并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只有12岁。这个年纪谈婚论嫁，即使在维多利亚时代，也未免过早了点，遭到拒绝完全是预料之中的结果。等待吧。在等待的日子，道森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她——为她写下无数动人的情诗。

不料，本来已经不算平坦的命途，急转直下，使道森措手不及地跌落人生的深渊。惨剧发生在1894年，或者说，都发生在1894年。首先，生意上接连失利使道森的父亲积劳成疾，最终死在病榻。接着，母亲不胜悲痛，亦上吊自尽。然后，这些变故重创了道森的身体。那年冬天，他似乎患上了当时跟死神仅一墙之隔的肺病。

不过，道森不是死于肺病的，而是死于酗酒。他说过，他不得不用“更疯狂的音乐和更浓烈的酒”来冲淡身心的痛苦，以及对阿德莱德的热恋。也许他把获得幸福的最后希望寄托在阿德莱德的身上。很快他就醒悟了，根本没有希望。那个变得越来越美丽的姑娘，为了鬼才知道的原因竟然下嫁一名庸俗的侍者。这次打击使道森一蹶不振。他黯然渡过英吉利海峡，隐居在法兰西喧闹的人群中，依靠写作和翻译所得到的微薄收入勉强为生（也许不勉强，如果不酗酒的话）。那首令人落泪的《它们都不长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它收录在1896年出版的诗集《韵文集》）。

在法国度过三年之后，道森重返英国。这表示他要重新振作吗？很有可能是这样。他感到美酒玫瑰的年华是多么的短暂，他一次又一次在迷梦中看见为他敞开的天堂的大门。没错，人生短暂，没时间悲伤。他奋笔疾书，在两年内创作了一个剧本、一部小说和一本诗集。只是，它们都成为票房毒药。我们可以在政府档案里找到出版记录，但是找不到关于道森的生活状况的记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他一直在酗酒。

就在1900年新年到来之前几天，中断的线索再度出现。作家罗伯特·谢拉德在伦敦一间酒吧发现了道森，当时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而且身无分文。谢拉德把他带回家中，请来医生。医生没有说话，只摇了摇头。长期酗酒使他本来就不堪一击的身体再也无法恢复，六个星期后，道森永远离开这个世界。年仅32岁。

唉，除了一声叹息，我不知道用什么来结尾。

 

一碗阳春面里的故事

  

如果有人读高中语文教科书读到泪流满面……而他又没有被应试教育残害到精神失常的话，那么他读的一定是这篇课文——《一碗阳春面》。这是日本作家栗良平创作的短篇小说。我相信大多数读者都跟我一样认真地学习过这篇课文，并且认真地按照老师的要求归纳出一个保证叫原作者瞠目结舌的中心思想。所以，在此我就不再赘述其内容了，只想补充一些语文老师所不知道的故事中的故事。

首先，有必要指出，中文标题是不正确的。原名为“一杯のかけそば”（一碗荞麦面）。没错，文中母子三人吃的不是阳春面，而是荞麦面。在除夕（日本人叫大晦日）吃“过年荞麦”是日本人的习俗。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中期的江户时代。至于这个习俗的意义，则是众说纷纭。我想，可能是因为荞麦面有细长（象征长寿）、滑嫩（象征顺境）的特点吧。

《一碗阳春面》最初收录在1988年出版的《栗良平作品集2》之中。作者栗良平有非常出色的朗诵能力，所以在同一年的除夕，东京电台邀请他亲自朗诵这个感人肺腑的励志故事。这一夜，东京电台的电话被流着热泪的市民打爆了。

好事不胫而走。很快，《一碗阳春面》传遍日本，继而跨越国界，走到中国、南韩、台湾等国家传播正能量。一位日本国会议员在质疑政府推出消费税政策的时候，便引用这个故事作为论据，成为一时之佳话。

奇怪的是，关于作者栗良平，人们却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个以创作童话故事和短篇小说为主的作家。在《一碗阳春面》之前，他几乎默默无闻。在《一碗阳春面》之后，他也是不愿意公开露面，也不愿意接受采访。不过，这难不倒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经过半年挖掘，记者挖出了栗良平令人不齿的过去。原来，他曾经伪造北海道大学医学部儿科博士的身份在滋贺县进行诈骗活动，骗取患病儿童家长的治疗费之后一走了之。

正如弗朗索瓦·维庸和亚尔蒂尔·兰波的诗歌不会因为创作它们的双手干过鸡鸣狗盗的勾当而失去魅力，《一碗阳春面》中流露的真情也没有因为作者的骗术而减弱毫厘。栗良平也跟兰波一样，出了几本书之后便投笔而去。这些年，他一直隐姓埋名，继续从事心爱的诈骗活动。唉，我们在扼腕叹息之余，只能用“本性难移”去解释了。

 

房龙热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是美国的畅销书作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名噪一时。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知名度大不如前。个中原因，是由于房龙所撰写的历史通俗读物，无可避免地被不断演进的历史以及不断挖掘的考古发现日渐抛离。它跟科普读物一样，很难保持五十年不过时。

有趣的是，近二、三十年中国却反潮流地掀起一股“房龙热”。准确地说，这股热潮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的。在此之前，房龙的书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禁了足足有半个世纪之久。房龙对民主、自由、理性和宽容的推崇，以及对专制、极权、愚昧和狭隘的鞭挞，自然会令一些人坐立不安。

文字生涯三十多年，著作等身，房龙留下一份颇为可观的书单。其中我披览过的有：《人类的故事》（1921）、《圣经的故事》（1923）、《宽容》（1925）、《美国史》（1927）、《伦勃朗的人生苦旅》（1930）、《房龙地理》（1932）、《艺术》（1937）。注意：括号内数字为该书初次出版的年份，而不是本人阅读的年份。

以上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很多令人感到乏味、压抑、头疼的知识，在房龙的笔下变得浅显易懂、生动有趣。这个特点令他成为畅销书作家，也令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再现房龙热。

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作家、“大师”喜欢坐在高至云端的宝座上，使用人们听不懂的中文发号施令。而在中国读者的心目中，房龙就像村口大榕树下满肚子故事的老人般可亲，他坐在藤椅上，摇着蒲扇，抽着烟斗，包围着他的是一群吵吵闹闹的小孩子。“爷爷，快点讲吧，快点讲吧。”“别急别急，等我抽完这斗烟再说。”

没对比就没伤害啊！

 

找死的兔子

  

但凡自杀事件，无论传媒报道还是坊间闲言，重点都一致放在自杀者自杀的原因之上。然而英国卡通画家安迪·莱利（Andy Riley）却告诉我们，动机根本不值一提，自杀方式才是自杀行为的精髓所在。

事实的确如此，一个非冲动型的自杀者，他可能为“用什么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非常严肃的哲学问题深思熟虑不下几个月，甚至几年。一旦决定下来，筹备工作又可能再花好几个月。最后他使劲执行精心安排的计划，不管执行过程是否完美，都值得我们为之鼓掌。

或者有些人会有不同意见——常见的自杀方式不外乎那么几种嘛，上吊、割脉、剖腹、服毒、饮弹、卧轨、撞墙、投河、蹈海、跳楼、烧炭、吸煤气……就这些了，用得着挠头想那么久吗？

哎呀，谁说自杀方式只有这些？只要有创意，自杀也可以有成千上万种方法的呀。不信的话，请看莱利的《找死的兔子》系列作品。

我们不得不佩服莱利惊天地泣鬼神的想象力，他笔下的兔子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搞自杀活动，比如使用烤面包机、电熨斗、订书机、开瓶器、遥控飞机等等。呃，这些只是小儿科，它还利用一些著名的人和事物，比如挪亚方舟（坚决不上船）、纳粹军官（对他做侮辱手势），厚766页的精装《哈利·波特》（砸不死也脑瘫）等等。此外我还发现，这只可爱的兔子非常喜爱阅读。唉，一只可爱、诙谐、有创意的兔子，就此死去是不是太可惜了？黑色幽默往往就是这么冷酷的。

黑色幽默是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安德烈·布勒东在1935年首先提出，然后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被美国一批作家发扬光大。沉寂一段时间之后，现在它又在兔子身上再放异彩。

令人遗憾的是，这异彩在某些缺乏幽默感的国家却被视为不祥之兆。一些不知道黑色幽默为何物的教育工作者竟然指斥《找死的兔子》不道德，认为它有教唆青少年儿童自杀之嫌。真是胡说八道！至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任何人因为看了这个系列的书而自杀。遗憾之中的遗憾是，这些智力跟青少年儿童相差无几的教育工作者在审查之后也没有模仿兔子自杀。

我不想在道德层面上去评价任何书籍，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那样，“书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书只有写得好和写得差之分。仅此而已。”没错！而我想说的是，《找死的兔子》系列是好书，仅此而已。

 

隐隐的山音

  

声音停息了。

声音停息之后，信吾陷入恐惧中。莫非预示着死期将至？信吾不寒而栗。

 

川端康成的长篇小说《山音》于1949年至1954年在一文学杂志上连载。换言之，整部小说的框架应该在1949年甚至之前就已经构建好。1949年的川端刚好五十岁，离日薄西山之景还有一段距离。可是多愁善感的他却在《山音》中塑造了一个年过六十，已经进入人生晚年期的形象——主人公尾形信吾。上述引文，便是出自小说的第一章，信吾在夜里听到了山音。这是不祥的声音，相传人之将死，便会听见山音。

“身老不禁愁”，我不由得想到杜甫的诗句。

面对日渐的衰老和将至的死亡，人确实无可奈何。小说的气氛有点压抑，浓浓的愁，淡淡的哀，叫人愁肠百结，却又欲哭无泪。

信吾不但感觉到生命之火逐渐熄灭，他还陷入一连串家庭问题（或危机）之中。唯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他与儿媳菊子之间的感情。这份纯洁的感情，往往会遭到误解，尤其是翻译成外语的时候。我在“谷歌图书”中看到一个美国读者写的书评，他指斥这部小说为“dark story”，“阴暗的故事”。理由是，书中对女性有严重的歧视。我想，这个读者是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把信吾的感情看作被禁锢的性欲吧。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阴暗的故事”，相反，主人公坦然面对阴暗的晚年，反而带有存在主义式英雄光环。

情节波澜不惊，但是川端的写作技巧却是惊才绝艳的。在东西方文化猛烈碰撞后至今近二百年，东方无数文人学士使尽浑身解数试图使二者融合，但是像川端那样能够融合出和谐美的人，绝无仅有。在《山音》中，川端直接切入六十二岁的信吾的生活中，截取人生长河的一小截，没头没尾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然后，再娴熟地运用意识流手法，适时插入梦境、回忆和思绪等，一笔一画把信吾的人生的脉络描画出来。在这里，如果说意识流是一只在空中飞翔的风筝，那么日本古典物语式叙事就是风筝的线。

小说没有传统的结局，也就是说，信吾没有解决所有问题。然而，却似乎有某一种新的事物，或者某一种新的态度，令读者不觉莞尔。如同隐隐的山音，换一种心态，何尝不是美妙的自然之声？

 

水知道答案吗

  

日本学者江本胜的科普读物《水知道答案》是极其罕见的超级畅销书，它被翻译成40多国语言，风靡全球。

其实，《水知道答案》只是江本出版的一系列相关图书（全部都非常畅销）的其中一本。在这些图书中，作者展示了很多张借助高精密度显微镜拍摄的水结晶的照片，并以此断言，“水是一面镜子，它有能力反映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对水说“爱”和“感谢”、播放古典音乐，水的结晶就会很漂亮；相反，对水说“浑蛋”、“蠢材”，播放重金属摇滚乐，水的结晶就会十分丑陋，甚至不成图像。这说明什么呢？

作者进一步阐释，人体的70％是水，从水结晶的照片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人体接收了坏的信息，伤害会有多大。再进一步，一个充满戾气的人，对世界的伤害会有多大。“泡沫经济、国际纷争、种族歧视、环境问题、宗教战争……这个小小的地球，几乎就要被挤向毁灭。”但是，如果我们更多地赞美世界，更多地欣赏美好的事物，人体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和舒畅。“如果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心怀‘爱与感谢’，相信地球肯定可以回归到原始的美丽。”

无疑，江本的实验和结论相当惊人，也相当感人，因此他深受无数读者拥戴，得到宗教人士、神秘主义者、替代疗法医师等团体的支持。与此同时，他也遭到科学界猛烈抨击。

比如，日本化学家左卷健男专门写了一本叫《水什么也不知道》的书，从科学的角度全面推翻江本的结论。左卷的学术态度和严谨的论证令人信服。顺便一提，本人多年前读了他的一本化学科普读物之后，克服了对化学这门学科的厌恶。

这确实是令人遗憾的事情，江本宣讲的不但是伪科学，而且很有可能是精心制作的谎言。除了江本那“替代医疗博士”的头衔是从印度一所野鸡大学获得之外，他很有可能是依靠对温度、时间、外力的控制来选择他想要的照片。

我不想猜疑江本的动机，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善意的美丽的白色谎言。然而，以假求善，无疑等于用战争谋求和平，是不可取的。没错，世界需要赞美，人类需要反省，同时我们也必须尊重事实。事实是，水什么也不知道。

 

快乐的科学

  

由于生活放荡而感染梅毒，再由梅毒引起剧烈的头痛症状，这迫使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不得不在1879年辞去巴塞尔大学教席。其后，尼采穿梭于欧洲几个著名的疗养圣地，一边养病，一边构建他的哲学体系。一直到1889他彻底疯掉（也是梅毒造成的，不是因为他疯狂的哲学思想）为止，这十年，是尼采创作的黄金时期。

尼采在这黄金十年的创作成果包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看哪这人》、《权力意志》等等，全是如雷贯耳的名字。

《快乐的科学》也是这个时期的成果，可是它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如果归入文学类图书的话，我想它反而会得到更多的掌声。我认为，它是尼采一生之中最浅显易懂的著作、最具文学性的著作，以及最私人的著作。这部著作由三百多篇散文和诗歌组成，语言流畅，说理通透。这使作者有足够的本钱在书中调侃伊曼纽·康德：那位大哲学家宣称要向大众普及知识，却要用一般人看不懂的一套文字写作。

《快乐的科学》最可爱之处在于励志。尼采直斥宗教、道德、习俗、群体意识等无时无刻不在否定人的本性和自我，他鼓励读者冲破这些束缚，释放自由意志。“上帝死了！”人们或是愚昧或是恐惧，仍然在洞穴里展示上帝的阴影。尼采指出，普遍盛行的道德准则就是人为的“上帝的阴影”，这是对人性的压迫，是病态的。“我们必须战胜上帝的阴影！”

而最可恨之处，不是作者一贯的狂妄自大——从书名可见一斑。书名中的“科学”并不是指一般科学，而是尼采的科学，他把自己的知识称作科学。当然，有料的人狂妄自大，无可厚非——最可恨的是，对女性、劳工、农民、犹太人的蔑视。我实在无法包容。这些内容，无论用任何理由去包装，无论用任何词语去粉饰，都令人反感。一直以来有不少学者为尼采的学说被纳粹分子利用而愤愤不平，但是从尼采深入骨髓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来看，他未必不会支持希特勒的某些做法。别忘记，尼采赞许奴隶制度，希望被他蔑视的人永永远远被奴役。

对这部著作，我不会说瑕不掩瑜，我会说瑕瑜互见。而且，由于具有文学作品的优点，其瑕疵很容易变成传染性强的病毒。因此，读者必须学会批判吸收。

 

圣徒的忏悔

  

公元四世纪末，群魔乱舞。罗马帝国边远之地，如北非的努米底亚，不时遭到蛮族侵扰。帝国处处呈现衰朽的迹象，这个曾经是地球上最强壮的巨人，已经病入骨髓，再也无力拿起武器，保护他的公民。

在死亡的威胁下，努米底亚的一个年轻人，和他的年轻朋友们一样，沉溺于酒色，用末世的狂欢淹没每一天。然而，感官的快乐未能消除心灵的苦闷和寂寞。所以与此同时，他求助于宗教，成为摩尼教的追随者。然后又学习修辞和演讲术，在各种场合雄辩滔滔。接着又醉心于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可是，它们都失败了。一想到终有一死的生命，一想到毫无意义的生活，这些纵欲行为，这些思想和学科，都起不到任何作用。

终于有一天，32岁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感到痛苦得无法承受，便躲进住处的花园里，在一棵无花果的树荫下，尽情地哭，伤心地哭，让泪水簌簌而下。不知道哭了多久，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像是男子的声音，又像是女子的声音，“拿着，念吧；拿着，念吧！”

奥古斯丁猛地站起来，一本书掉到地上，那是使徒保罗的著作《罗马书》。他拾起来，随意翻开一页，首先看到的是这一段：

“不可纵欲醉酒，不可邪淫放荡，不可纷争嫉妒。但是，你们要以主耶稣基督装备自己；不要只顾满足肉体的情欲！”（以上采用现代中文译本《圣经·新约·罗马书》的译文）

这段话击中奥古斯丁的要害，他念完这几行，仿佛感到“一线恬静的光线”射进他的心灵，所有迷雾一扫而光。

在第二年的复活节，奥古斯丁受洗成为基督徒。在他41岁那一年，升任希波教区主教。年轻时放荡的经历和花园中神奇的体验，他都写进《忏悔录》里。

《忏悔录》是奥古斯丁重要的著作。前九卷用忏悔的形式追忆自出生到受洗的人生，第十卷是对现状的观察、批判和感慨，第十一至十三卷是《创世纪》的解释，分别解释时间、物质和三位一体。

后三卷的宗旨，也是奥古斯丁笔耕不辍的宗旨。他出神入化地将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这一独辟蹊径而且取得成功的试验，使基督教从理性不足的信仰升华到人类最高智慧层面的学说。奥古斯丁为基督教建造了完整的信仰体系，这是《圣经》无法提供的。他因此被封为圣人，被尊称为圣奥古斯丁。

圣奥古斯丁也许没有料到，他逝世之后，蛮族摧毁了庞大的罗马帝国，征服了广袤的欧洲大陆。历史进入漫长的黑暗时期，文明奄奄一息。一些教士，逃到偏僻的荒岛，艰难地守护着圣奥古斯丁的精神财富。当这点火光重返欧洲大陆的时候，连杀人不眨眼的恶人粗人，都臣服在基督的脚下。

 

犀牛

  

在法国一个平凡的小镇，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一个居民突然变成犀牛。

初时，人们惊恐不已。但是，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每天都有人变成犀牛，人们的反应渐趋平静，然后是不以为意。再然后，随着变成犀牛的人越来越多，“犀牛化”成为流行时尚——以变成犀牛为荣，以抗拒潮流为耻。

不过，有一个叫贝朗热的年轻人，他执拗地拒绝变成犀牛。所以在犀牛们的眼中，这个人反而是一头怪物。犀牛们开始歧视他、排挤他、迫害他。“我决不投降！”最后，贝朗热愤怒地丢下这句话，并且把自己反锁在寓所里。

如此荒诞离奇，它当然不会发生在现实世界之中。这其实是欧仁·尤内斯库（Eugène Ionesco）的荒诞剧《犀牛》（Rhinoceros，作于1959年）的剧情。不过，谁又可以断定它不是现实呢？

《犀牛》，叫我们不由得想到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变形记》描写一个人在变形之后（变成甲虫）所面对的陌生、孤独、不安和恐惧。与之相反，《犀牛》则是讲述一个人拒绝跟随大众去变形而不得不面对的陌生、孤独、不安和恐惧。在主人公个人的意义上，两者殊途同归。然而以理性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犀牛》的世界似乎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它严厉地向我们发出警告：坚持自我的下场便是如此。唯一给我们鼓舞的是，与《变形记》的格里高尔任人宰割的情况不同，《犀牛》的贝朗热勇敢地作出反抗。

如果说《犀牛》是一个寓言故事，那么，它揭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真相？其实并不复杂，犀牛就是某种意识形态。尤内斯库解释说，“它像一种集体传染病，它奴役所有个体，使人丧失人性。”回顾人类历史，我们发现这些意识形态有好多动听的名字，比如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还有民族主义。

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发表的演讲辞《高墙与鸡蛋》也许可以视为对《犀牛》的一次积极的回应，也是对贝朗热的一次有力的声援。体制是高墙，个人是鸡蛋。坚持自我、拒绝随波逐流的人，就是一只掷向高墙的鸡蛋。

贝朗热是这样一只鸡蛋，按常理推断，在犀牛们汹涌的群情下他不可能坚持多久。然而尤内斯库却让戏剧在“我决不投降！”的呐喊中落幕，仿佛要让主角的决心永远在观众的耳际回响。而对于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来说，都会永远站在蛋一边，永远支持贝朗热。同时，我们应该警惕身边的犀牛，以及心中的犀牛。

 

镀金时代

  

绝大多数作家都会同意，写作是孤独的旅程。所以，跟人合作创作小说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我可以告诉你，它一点都不好玩。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马克·吐温（Mark Twain）与邻居兼好友查尔斯·达德利·华纳（Charles Dudley Warner）合力完成小说《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 A Tale of Today）之后，再也没有合作过。不止是过程，结局也不太好受。这部小说遭到批评家各种辛辣的攻击，并且有小报“爆料”说它根本就是华纳的作品，为了大卖才安上吐温之大名。

我们不用理会那些无厘头的谣言，这部小说的的确确是吐温和华纳二人合作的产物。促成他们合作的媒人，正是他们的妻子。在一次聚餐上，两位作家讥笑他们的妻子只喜爱读那些毫无文学价值的通俗小说。两位妻子立即作出反击：哎呀，如果你们能够写出既有文学价值又讨我们欢心的小说，我们就不再看那些书了。于是，两位作家便接受这个难度极高的任务。

正如刚才所说，写作是孤独的旅程。我个人就很难跟别人坐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情节。不行，纵使对方是超级才女兼绝色美人也不行。我想吐温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吐温和华纳实行轮岗制，一人独自撰写一些章节后，交给对方续写几个章节，循环交替。

可是，轮岗制写作有个致命的缺陷。众所周知，吐温是一流作家兼三流编辑，而华纳是一流编辑兼三流作家。两人的文风差别巨大，根本无法融合。结果，整部小说给人的感觉是结构十分松散，就像某些快餐店的汉堡包，一口就能把肉块和青菜挤到邻桌去。

这部写得不好的小说，却在批评声停歇之后，出人意料地以时代小说跻身经典。起关键作用，是其标题，以及立意。

美国南北战争在1865年结束之后，经济像骑上西部骏马一样高速飞奔。当时的政府和精英都大力吹嘘美国进入所谓的“黄金时代”。然而吐温和华纳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黄金时代，而是镀金时代。在金碧辉煌的繁华背后，是不堪入目的腐败。投机者和江湖骗子横冲直撞，官员和议员拉帮结派、假公济私，甚至贪污、贿赂也是等闲之事。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依然过着艰苦贫困的生活。

吐温和华纳的小说撕破了“黄金时代”的假面具。从此，美国人把1870～1900年这几十年，称为镀金时代。

 

最佳小说

  

我在美国一个文学网站看到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佳小说”的评选活动，感到非常有趣。通观小说世界，我的选择又是什么呢？这真不是一个随便就能回答的问题。不才不揣冒昧，苦思冥想数日，选出五部经典之作。

我是从四个方面去考量的（排名分先后）：1、艺术性；2、思想性；3、对世界的影响；4、个人因素（这一点我极力排除，但毕竟是一家之言，偏颇在所难免）。

名单如下。

 

第五位：《格列佛游记》，乔纳森·斯威夫特

《格列佛游记》在1726年出版。表面上它是一部冒险小说加幻想小说。可事实上，它是文学史上最犀利的讽刺作品之一。作者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嘲讽了人类社会种种丑陋的现象。

 

第四位：《罪与罚》，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罪与罚》在1866年出版。作者、读者和主人公一起进行一次痛苦的人性探索之旅。先是罪的狂乱，接着是罚的煎熬，最后是自我救赎的宁静。作者不愧为人类灵魂的伟大拷问者。

 

第三位：《悲惨世界》，维克多·雨果

《悲惨世界》在1862年出版。激荡的浪漫主义和强大的现实主义水乳交融，展现一个恢弘的悲惨世界。好人没有好报，坏人逍遥法外，正义何在？然而人性中的善，始终在闪光。

 

第二位：《双城记》，查尔斯·狄更斯

《双城记》在1859年出版。它是历史小说的典范。书中描述了法国大革命血腥、癫狂、恐怖的一面。唯有伟大的爱情，能冲破时代的黑暗。那是，即使得不到回报仍然为之牺牲的爱情。

 

第一位：《堂吉诃德》，塞万提斯

《堂吉诃德》及其续集分别于1605年和1615年出版。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作者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悲剧英雄的形象。一个怀抱崇高理想，并把生命奉献给理想的人，却遭到现实残酷的打击和世人无情的嘲笑。

 

音乐时光

  

在闲适的午后，一边听着老式唱机播放的绝版唱片，一边与志趣相投的知己好友畅谈音乐与人生，真是一大乐事。

小泽征尔和村上春树便是如此。一个是指挥家，一个是小说家，最后由村上春树执笔，把两人对谈的精彩内容，记录在《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这本书之中，也是与读者和乐迷分享这份高雅的情趣。

这本书给了我两个不大不小的惊喜。第一个惊喜是，小泽征尔竟然是那么和蔼可亲，话语之间还流露着天真无邪的孩子气，使人实在难以联想到他站在指挥台上那种“狂野”的动作。第二个惊喜是，我一直以为村上春树是爵士乐的百科全书，没想到他对古典音乐也有如此深刻而细致的见解。能够与世界顶级的音乐大师一唱一和谈足一本书，村上的音乐鉴赏水平（甚至可以称为才华），绝对不是一般的。此外，村上的唱片真的很多啊！而且价值都相当高。我的羡慕都快要变成嫉妒了。

小泽征尔与村上春树的对话，达到高山流水的境界。对乐曲、作曲家、乐团、指挥家、演奏家、音乐厅、唱片等等，与音乐有关的点点滴滴，他们都有神妙的默契。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不时莞尔而笑。“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我会适时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我的只是浅见寡识，但是，正因为我参与其中，才能完全地乐在其中。

此刻，我正陶醉在浓郁的咖啡香味和悠扬的海顿《第75号弦乐四重奏》之中，情不自禁地呢喃一句：与小泽征尔和村上春树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实在是妙不可言啊！

 

Haydn - Quartet No. 75 in G major Op. 76 No. 1

同道与敌手

  

披阅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与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在1950年代的笔战文稿，你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萨特是个能言善辩的哲学家，而加缪，则是个不善言辞的艺术家。这场震撼文坛的论战，从萨特用打字机敲出第一个字母开始，便胜负已分。加缪虽负隅顽抗，最终还是一败涂地。

战败的加缪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用他的话来说，是被整个知识界放逐。这个可怜的西西弗，一度得了写作障碍。而战胜的萨特却完全失去君子风度，继续和他的同僚一起穷追猛打。

到底是什么原因，令这两位在哲学思想上如此接近的大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的同道兼同袍的关系，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势不两立？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萨特的终生情人，加缪的好友，她是距离最近的观众，她的心情也是最复杂的。曾几何时，萨特和加缪的亲密关系令这位女哲学家有时候也不禁妒火中烧。两人交恶之后，她自然站在情人的一边，多次以一贯犀利的言辞对加缪发起攻击。然而，在私底下，她又对加缪赞赏有加。其实，尽管波伏娃不愿意公开承认，在她心中却隐隐感到加缪是正确的，萨特是错误的。

那么，萨特和加缪决裂的原因是什么？关键词只有一个，它就是，共产主义。

加缪义无反顾地反对共产主义，而萨特则几乎是不分是非地拥抱共产主义。我们可以简单化地通过“自由——正义”这个选项去解释他们的分歧。

加缪认为，不能为了正义而牺牲自由，因为自由远比正义重要；只要有自由，哪怕没有正义，也可以作出反抗；要是没有自由，那么正义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个人已经不再具备个人的意义。

萨特认为，一个人不能置身于历史之外，因此“介入”到正义的事业之中，就是自由；而为了将来的正义，当下可以使用必要的暴力手段（哪怕是错误的手段）去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一句话，加缪反对共产主义的理由是，不能为了一个抽象的概念而牺牲具体的个人。萨特则相反。

当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即使对苏联（尤其是对斯大林的大清洗）颇有微辞，也只觉得那是操作过程中的一些瑕疵。共产主义是正义的，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结果，这是不可挑战的信念。由此注定，加缪从批判共产主义的那一刻开始，便已经众叛亲离。在萨特大获全胜之后，除了少数自由主义者之外，整个世界都簇拥着萨特。萨特俨然成了精神领域的国王，直到1957年。

加缪好不容易战胜了写作障碍，其后他一度远离政治纷争，专注于艺术上的探索。不过，1957年，苏联入侵匈牙利，加缪又一次勇敢地站了出来。而在苏联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曝光之后，萨特开始醒悟。于是乎，人们发现，萨特和加缪又在一起了，他们几乎同时撰文谴责苏联。

这一年，昔日的友谊又有复燃的迹象，和好如初又有一丝希望。是的，两人都住在巴黎的拉丁区，应该有不少偶遇的机会，他们会互相打招呼吗？很有可能，甚至会寒暄几句。遗憾的是，不久之后发生的阿尔及利亚暴动又使两人再度疏远。直到加缪去世，他们仍未达成和解。

1960年1月4日，加缪因车祸不幸身故。萨特随即发表了一篇感情真挚的悼文，称加缪是他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朋友，字里行间充满对昔日同道和今日敌手的惺惺相惜的感情。两人的恩怨情仇，在遗憾的叹息中化作历史的尘埃。

今天再回头看这段历史，加缪无疑是笑到最后的一个。萨特在冷战时期的政治选择似乎都是错误的，包括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加缪与萨特的最大分歧，与其说体现在对待共产主义的立场上，不如说是在对自由和个人的理解上。

我喜欢萨特的存在主义，至今依然忘不了当年废寝忘餐地阅读《存在与虚无》的情景。至于加缪，我喜欢他的所有著作，喜欢他的整个人生。

 

萨特（左）与加缪（右）

魔鬼辞典

  

辞典：这是一种恶毒的学究式的东西，发明它的目的是妨碍语言的发展，使之变得僵死呆板。不过，这本《魔鬼辞典》是一种很有用的工具。

 

美国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从1881年开始撰写《魔鬼辞典》（The Devil's Dictionary），之后陆陆续续地扩充，到1906年基本成型，并付梓发行。

初版的书名叫《犬儒主义者词汇手册》。它一问世，就受到读者追捧，同时也不免遭到卫道士痛斥。当然，没有人会把卫道士的怒气当一回事，但是无数拙劣的赝品却是另一码事。作者和出版商觉得那些冒牌货玷污了犬儒主义这个高尚的词，于是在再版时将书名更改为《魔鬼辞典》。这一招实在高明，试问谁敢玷污魔鬼？

 

谩骂：这是傻瓜们所理解的讽刺。

 

犬儒主义者：这是一种恶棍，他眼睛有毛病，看见的是事物本来的面目，而不是它们应该表现出的样子。

 

犬儒主义的开山鼻祖是古希腊哲学家锡诺普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Sinope）。他批评人们过着虚伪的生活——他们活在社会、家庭、物质、金钱、享乐、欲望等沉重的枷锁之中不能自拔，却又声称自己追求幸福，这是自相矛盾的。第欧根尼身体力行，赤身裸体地栖身在一个大木桶里，“像狗一样活着”。有时候他会在大白天提着灯到处寻找诚实的人。真是非常轰动的讽刺行为。

作为二十世纪的犬儒主义者，比尔斯提着的灯无疑就是《魔鬼辞典》。他要用这部嬉笑怒骂、皮里春秋、妙语连珠的著作，揭穿现代文明的假面具。

 

幸福：想到另一个人的悲惨遭遇就涌现于心的一种愉快感。

 

礼貌：这是一种最易于被人接受的虚伪。

 

新娘：一个把美好前程抛诸身后的女人。

 

比尔斯与另一位善于讽刺的大作家马克·吐温有点相似，他们都没受过高等教育，全靠自学成才，而且在成为作家之前，人生阅历都十分丰富。正因为阅历丰富，加上天生的敏锐的洞察力，他们才能针针见血，刺中人性和时代的死穴。

 

劳动：这是甲为乙获得财富的多种程序之一。

 

合法：与法官的意愿一致就叫合法。

 

《魔鬼辞典》的畅销为晚年的比尔斯带来可观的收入。可是，他却对凡夫俗子馋涎的“安享晚年”嗤之以鼻。1913年，71岁的比尔斯独自前往战火纷飞的墨西哥，加入庞丘·维拉的革命军。1914年1月，他离奇地消失了。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也没有在战场上发现他的尸体，就像三十年后《小王子》作者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驾驶小型飞机消失在二战风云中的地中海一样神秘。

二十年前我在某书店看到这本书的中译本，随便翻了几页，便看到以下这个词条，不由得会心一笑。

 

变态：不循规蹈矩就叫变态。就思想和行为而言，与众不同、不受他人左右便是变态，变态则意味着被人嫉恨。因此，词典编纂者劝人们努力忘掉自身，随波逐流，谁做到这一点，谁就会获得安宁，就可望走向死亡，实现下地狱的希望。

 

没错，我是变态的。

 

我是猫

  

1904年夏天，一只迷路的小猫跌跌撞撞地闯入夏目漱石家。这起偶然事件，促成一名作家和一部小说诞生。

第二年一月，《我是猫》（吾輩は猫である）开始在《杜鹃》杂志上连载。读者的反应热烈得近乎疯狂，情形就有点像当年的《堂吉诃德》。

《我是猫》是夏目漱石第一部文学作品。这一年，作者已经年届三十八，对于作家来说，可谓大器晚成。在此之前，他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授英国文学。与前任教授小泉八云相比，漱石的教学风格显然不受学生欢迎。他为此感到沮丧，却又因手头拮据，辞职不得。工作不顺利，家庭也不和睦。妻子性情古怪，不断上演一哭二闹三上吊的闹剧。这致使漱石似乎有一些现在称为躁郁症的症状。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人生困境之中，一只小猫使一切变得柳暗花明。

“吾辈是猫，名字嘛，还没有……”

以局外人的角度察看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在文学史上并不罕见。而《我是猫》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它不搞通俗搞笑故事那种乡巴佬进城的套路，也不像伏尔泰那样刻意突显野蛮与文明的区别。夏目漱石笔下的主人公，猫，在云端的高度俯视芸芸众生。因为他学识渊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古今东西的智慧，无一不晓。他对尘世的描述和评说，在令人诧愕之余，又不得不点头称快。与此同时，这只猫又是一个笨拙的生灵。他不但被老鼠戏弄，还被一块年糕弄得狼狈不堪。这些小片段，有一层现代漫画的色彩，叫人忍俊不禁。

若仅仅把《我是猫》看作讽刺小说，未免有欠完备。而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那几个知识分子，我也看不出字里行间有任何对其嘲笑的意思。如果是嘲笑，那也是一种自嘲，准确地说是自嘲式的骄傲。中学英语教师珍野苦沙弥（也就是猫的饲主），常常与美学家迷亭、理学士水岛寒月、诗人越智东风、哲学家八木独仙一起高谈阔论、嬉笑怒骂、言来语去，悠然游走历史世界，又愤而针砭时代弊端。喜欢对话的我，恨不得跳进书本里参与其中（后来我真的这么干了）。

迄今为止，在下三次阅读《我是猫》。第一次，是在大学一年级。当时我的知识有限，对书中出现的大量历史人物不甚了解，而译本的脚注只有片言只语又往往词不达意，因此，说实话，我看不到书中闪烁的智慧光芒。第二次，是在做汽车销售工作的时候。我爱利用破碎的闲暇，读一些幽默文字以缓解压力。这样的阅读环境，除了获得片刻轻松之外，很难有什么大收获。第三次，临近不惑之年，感觉完全不一样。我已经不需要任何脚注，故而读得酣畅淋漓，读到身临其境——我是猫，我以猫眼看人，我还能讲人类的语言，所以，我可以跟迷亭开玩笑，跟独仙下围棋，讥笑寒月的玻璃球，调侃东风的爱情至上观，最重要的是，要把苦沙弥收藏的英文书籍全都翻一遍……

出人意料的是，小说竟然以悲剧收场。那只可爱的猫，喝醉之后失足掉进水缸，不幸溺亡。南无阿尼陀佛！

 

净琉璃

  

日本传统艺能文乐，又名人形净琉璃。严格地说，文乐只是人形净琉璃的其中一个流派，由于其他流派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相继失传，文乐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人形净琉璃的代名词了。

人形净琉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九世纪的傀儡子。傀儡子跟中国的木偶戏非常相似，是一种很受平民欢迎的街头表演。有人说傀儡子是从大唐传入的，不过，没有相关的历史文本可供参考。

后来傀儡子发展成较具规模的净琉璃。为什么叫净琉璃？在爱知县，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平安时代，一对地主夫妇婚后无儿无女，遂向药师佛祈愿。药师佛是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教主，与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相对。人们拜阿弥陀佛求长寿，拜药师佛则可消灾解难。这对夫妇大概认为不孕不育是一种灾难，于是拜了药师佛。药师佛有求必应，一年之后他们得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婴。知恩的夫妇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净琉璃姬。

又过了十多年，净琉璃姬发育成倾国倾城的美女，而且极具音乐才华，听过她演奏琵琶的人，无不三月不知肉味。在一次宴会上，她应父亲的要求为宾客演奏。不料，席上一个英俊的青年拿出笛子要求与之合奏。两种不同的音色，像两颗情窦初开的心灵，在空灵之中互通灵犀；又像两个气派不凡的身影，在韵调之上翩翩起舞。此人是谁？正是传奇人物源义经。

一曲倾情，订下终身。可是，身处乱世，英雄人物背负沉重的使命。源义经率军打仗去了。一去九年，朝朝暮暮，眼穿肠断，渐觉情路茫茫，净琉璃姬终忍不住相思之苦，投河自尽。天意弄人，就在这一年，源义经归来，得知妻子死讯，悲不自胜……

从十六世纪的室町时代开始，有街头艺人抱着琵琶说唱。进入江户时代之后，说唱艺人为了增加叙事的画面感，加入傀儡子配合戏曲表演。伤感的三味线也取代娇弱的琵琶，诉说人间种种凄酸（日本的传奇故事以悲剧为主）。其中以净琉璃姬的故事最受欢迎。逐渐地，人们便把这种表演形式称为净琉璃。后人为了识别，把变革前的净琉璃称为古净琉璃。

变革始于贞享元年，即1684年，当天才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遇见出色的说唱艺人竹本义太夫。这段友谊的缔结，使古净琉璃蜕变为人形净琉璃，使原本属于下里巴人般的民间娱乐节目，升华为一门真正的艺术。

近松门左卫门出身武士阶层，有一份令人馋涎欲滴的职务薪俸。然而，大约在30岁的时候，他毅然辞职，全身心投入到净琉璃和歌舞伎剧本的创作中。当时从事戏剧相关工作的人，社会地位非常之低，收入也极不稳定。从近松留下的文字可知，他不止一次沦落到赤贫状况。由此表明，近松对戏剧无比热爱，且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

实在令人感慨万端。经过长年的战争，源义经最终帮助哥哥源赖朝战胜平氏，使之成为日本最有权力的人。后来义经又与赖朝对立，不幸兵败自杀。假如他能够像近松门左卫门那样舍弃武士的功名，与净琉璃姬厮守，那就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啊。或者，武士的勇气和艺术家的勇气没有可比性，但是我认为，后者更有力量。

 

桂冠诗人

  

桂冠，即是用月桂枝叶编的帽子。在古希腊，人们将桂冠授予最杰出的诗人。可惜，随着希腊的衰落，这个优雅的传统便无以为继了。直到很多个世纪之后，古老的桂冠才被英国人重拾。

不过，英国的桂冠诗人并不是单纯的荣誉，毋宁说，它是一个职位会更加贴切。1616年，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任命本·琼森（Ben Johnson）为第一个桂冠诗人。桂冠诗人作为宫廷官员，可以领到一份非常优厚的薪俸。而他的职责，则是在国王需要的时候献上诗篇（比如在新年和生日献上颂歌）。

詹姆士一世的继任者查理一世觉得诗人应该大量喝酒，于是敕令，从1630年开始，桂冠诗人每年额外获得一巴特大桶的加那利白葡萄酒。一巴特大桶的容量大约477升，相当于今天636瓶标准瓶装（750毫升）葡萄酒。如果诗人不贪杯，他每天可以喝一又四分之三瓶。哎呀，真是羡慕死了人啦。

除了钱多、酒多，桂冠诗人这个职位还是一个砸不烂的铁饭碗，它采用终身聘用制。也就是说，只有在在职者去世后才会任命他人。然而例外还是难免的。1688年，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由于拒绝宣誓效忠双王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而被炒鱿鱼。玛丽与她的荷兰丈夫威廉就是在这一年一起杀回英国，发动“光荣革命”取代她的父亲詹姆士二世的。德莱顿表现出旧臣的忠诚，不惜把铁饭碗扔掉。

随着历史的步伐走到今天，桂冠诗人已经跟以往很不一样了。这主要是因为两位出类拔萃的女王分别对之作出改革。

其一，1843年，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去世。在选择新任者的问题上，维多利亚女王认为应该授予最优秀的诗人，而不是可以为王室效命的诗人。因此，长年在湖区隐居的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得到这个殊荣，他也不需要进入宫廷履行什么职责。

其二，1999年，桂冠诗人泰德·休斯（Ted Hughes）去世之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将桂冠诗人的终身聘用改为十年聘用期。安德鲁·莫森（Andrew Motion）成为新制的第一位桂冠诗人，他在2009年卸任。值得一提的是卡萝尔·安妮·达菲（Carol Ann Duffy），她也是有史以来英国第一位女性桂冠诗人，任期在2009~2019。

今天，虽然月桂的枝叶仍然在散发芳香，但是诗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世界，一个没有读者的世界。

一部中文著作在中国的遭遇

  

2008年，为纪念当年去世的台湾作家柏杨，中国文学类图书头号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高调出版了被称作“丑陋的中国人三部曲”的三部著作——《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活得很没尊严》（哎哟，大陆版叫《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和《酱缸震荡：再论丑陋的中国人》。回顾柏杨著作在中国跌跌撞撞的经历，实在令人不胜唏嘘，它又折射出另一种丑陋。

《丑陋的中国人》1985年在台湾出版，激起华人世界强烈震荡。该书在第二年进入中国大陆，同样引起很大的回响，一时洛阳纸贵。我还记得，上学途经的新华书店用大红纸张贴在店门口：“好消息！《丑陋的中国人》到货了，欲购从速！”

大陆人对这本书的评价出奇地正面（忽视那些只会骂骂咧咧的所谓爱国人士）。经历过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和杀声震天的无数运动，人们开始反思民族自身的问题。如今，柏杨说出了一个令人惶恐不安而又不得不心悦诚服的形容词——丑陋。

可是，这个国家的政策确实初一十五不一样。《丑陋的中国人》被赞扬了仅仅一年，便从天堂跌至地狱，沦为禁书。1987年，那个掌握军权者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迫使属于开明派的领导人下台，言论遭到全面钳制。从此，中共建政以来图书出版最自由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之后一直到2004年，柏杨的著作才解禁。因为图书审查部门已经学会了篡改、删略、故意误译等阴招。恰好这个时候，柏杨对民进党的批评也令对岸政权很高兴。于是，被删改过的《丑陋的中国人》获准出版，连柏杨的历史著作也按需删改。

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三部曲”，自然也是删改版。不过我还是作出推荐，至少我们读完之后会对中国人的丑陋有个删改版的印象。

其中，《酱缸震荡：再论丑陋的中国人》由两个访谈组成，以1995年柏杨与《丑陋的中国人》日文版的译者，归化日本的台湾裔作家黄文雄的访谈最为重要，它不但是对《丑陋的中国人》一个非常必要的补充，也是柏杨对其思想的总结和修正。

近年气氛又有点诡异，说不定哪天连删改版都不能出版呢。真的欲购从速！

 

后记：本文发表于2015年。不幸言中，现在删改版也只能在二手书店才找得到。

 

 

怪医黑杰克

  

怪医黑杰克（Black Jack 或ブラック・ジャック）可能是我最喜爱的动漫人物。之所以是“可能”，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卡通嘛，我觉得应该以游戏的心态对待，又何必认真呢？总之，只要有人问我，我每次的答案都是怪医黑杰克。

自小我就着迷于那些所向无敌的英雄人物和天才型人物。传统的卡通英雄，如超人、蝙蝠侠、蜘蛛侠等，他们虽然强大到人类可望而不可即，但是作者为了绷紧读者和观众的神经，同时也为他们安排了旗鼓相当的敌人，以至这些英雄们不得不费九牛二虎之力加上五劳七伤之代价才能取得艰辛的胜利。说实话，我看得很恼火，于是一挥手把他们扫出我的英雄名单。

有两部日本漫画（也制作了动画）差一点儿便完全符合我的独特品味。一部是《北斗神拳》，它在1983年推出，原作是武论尊，作画是原哲夫。身怀绝技的主角拳四郎在惨遭核战摧毁的未来世界流浪，打遍天下无敌手。不足之处是，画面过于粗犷，内容也略嫌血腥。

另一部是《浪客剑心》，它在1994年推出，作者是和月伸宏。主角绯村剑心不但武艺高强，长相也十分俊俏。和月似乎对日本古典美学有一定的研究，每个画面都飘散着典雅的味道。令人遗憾的是，作者最后落入俗套，敌人一个比一个强大，主角最后不得不向师父求助。唉，师父一出现，我已经不想再看下去了。

我们还是回到《怪医黑杰克》吧。它的作者是日本现代动漫的拓荒者手冢治虫。手冢是大阪帝国大学的医学博士，本来可以凭借专业过上宽裕的生活。只是，他内心对漫画有着无比的热情，这份热情鞭策他利用课余时间创作漫画，后来索性弃医从画。

当时日本的漫画还没有形成产业，大型作品投稿无门。漫画家都只能在报刊（主要是中小学生报刊）画画讽刺画和四格漫画，以挣微薄稿费，勉强糊口。没有出路？有才华的人可以开创新道路。1947年，手冢治虫创作了长篇漫画《新宝岛》，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不但引起热议，销量还相当可观。人们开始觉得，长篇漫画是可行的。现在，长篇漫画已经成为主流，专门连载长篇漫画的杂志堆满各书店书摊。手冢对日本乃至世界动漫的贡献，实在无可估量。

1973年，手冢治虫决定回归本行，利用丰富的医学知识创作《怪医黑杰克》。这部漫画在《周刊少年 Champion》一直连载到1983年。黑杰克是一名无牌医生，但是医术高明，到达神医的级别。而且他非常冷酷，完全符合我心目中的英雄加天才的形象。除了人物突出，每个单元的内容也相当精彩，从来没有令人失望过。漫画的主旨似乎不是叙述主角如何战胜死神和病魔，而是以此烘托出围绕在疾病四周的人生百态和人情冷暖，每一声感慨，每一份感动，都叫人动容，都发人深省。

最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有一些外国网站要求实名注册，这个时候，我的名字便是 Black J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