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的星期天

  

黑泽明在自传《蛤蟆的油》中写道：

“我是想用《美好的星期天》的这场戏，激发观众情不自禁地鼓掌，从而与电影的展开直接地联系起来，观众由此成为电影中的人物。”

这场戏指的是电影最后的高潮部分，贫困潦倒的男女主角雄造和昌子在空无一人的露天音乐厅聆听幻想中的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他们一边陶醉在无声的曼妙之中，一边憧憬着美好的二人生活。这个结局，完美地呼应了影片的开头部分，昌子鼓励有点意志消沉的雄造说：“正因为现实残酷，我们才不能失去梦想，我们要为梦想而活！”

《美好的星期天》（素晴らしき日曜日，1947），在日本上映的时候似乎令黑泽明非常失望，“日本观众硬是不鼓掌，所以效果不佳。”但是到了热情奔放浪漫的法国，却是另一番景象。“法国观众狂热地鼓掌，在不绝的掌声中，当空无一人的音乐厅舞台上传来管弦乐队的演奏声时，观众十分激动。”

电影所讲述的故事十分寻常，十分普遍。在战后的废墟之上，一对身上只有35日元（当时一个馒头就要10日元）的情侣在饥饿和烦恼之中度过一个星期天。剧情平淡，但是现实与梦想却无时无刻不在激烈地较量。最后梦想战胜现实，在美好的《未完成交响曲》之中落下帷幕。

虽然落下帷幕，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结局。黑泽明希望观众参与其中，鼓励观众在各自的生活中完成这个故事。

《美好的星期天》、《泥醉天使》（1948）、《静静的决斗》（1949）是黑泽明在战后制作的三部励志作品，与后两者相比，《美好的星期天》的色调要明亮得多。

这些在惊世骇俗的《罗生门》（1950）之前的电影，已经炉火纯青，每一个镜头都闪烁着匠心。其实从出道之作《姿三四郎》开始，黑泽明的每一部电影都达到银幕艺术的最高级。他的才华，再多的褒义词也表达不尽。电影之神，名下无虚。

 

遭遇异人的夏天

  

作者山田太一是很有资历的电视剧和舞台剧作家，有时候也会创作文学作品。《遭遇异人的夏天》（異人たちとの夏）是他在198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没想到，这部小说竟然为他带来1988年度的山本周五郎奖和日本文艺大奖两大奖项。

《遭遇异人的夏天》讲述一个惊悚而又温馨的鬼故事。别小看日本人虚构的鬼故事，它们不是吓死人就是感动死人，而这部小说属于后者。

“我”，一名孤独、潦倒的中年三流电视剧编剧，生命中缺失的亲情与爱情不可思议地在这个夏天得到补偿。“我”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然而，这一切都是危险的幻梦……

作者不愧为编剧，这部小说的剧场感十足（其后被改编为电影）。每每想起它，我都仿若置身于一个死寂的夏夜，一个漂亮的女鬼拿着一瓶香槟，羞答答地向我走过来……

结局如何？我姑且不说。

 

私人藏书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好作家，但我相信我是一个极好的读者；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敏感而心怀感激的读者。”

阿根廷现代作家、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私人藏书》的序言中作出上述既谦卑又骄傲的表白，然后以一个骄傲的读者兼书痴的身份，如数家珍地介绍他的私人藏书。

他的藏书，从《希腊神话》到《薄伽梵歌》，从《伊势物语》到《马可·波罗行纪》，从希罗多德到克尔凯郭尔，从笛福到易卜生……涉猎之广，令人吃惊。

我觉得《私人藏书》的最大特点，是每一篇文章都写得相当简洁明快，只作蜻蜓点水式的介绍，又能点出书中的精妙之处。

博尔赫斯不会告诉你任何情节，也不会把个人见解强加于你的头上。他就像打开一瓶醇酒，让你浅尝一口……哦不，他只让你闻闻酒香，然后立即盖上。要品尝？请到书店寻找吧。

我非常喜欢博尔赫斯这种介绍方式。这完全不同于中国一些译者的做法，他们往往喜欢在书的正文前面发表长篇累牍的序言，不但把故事内容和盘托出，戕害悬念，而且口没遮拦地发表个人意见，严重左右读者作出独立思考。唉，这不是在剥夺读者阅读的乐趣吗？

博尔赫斯有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平生积极参与反法西斯、反共、反专制运动，因此他的作品在中国出版得不多。博尔赫斯的文学创作主要是短篇小说、随笔和诗歌，一生得奖无数，包括耶路撒冷文学奖。他也是著名的诺贝尔流放者之一，当记者提到这个问题，他笑说“这是斯堪的纳维亚的传统”。

博尔赫斯在1986年去世，他看不到“斯堪的纳维亚的传统”在今天已经腐化为一个陋习。

 

连载小说

  

有些不敢接触西方文学的中国读者，是被砖头一样的大部头吓跑的。这些大部头，以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长篇小说居多，例如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萨克雷的《名利场》、雨果的《悲惨世界》、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曼的《魔山》、显克微支的《火与剑》等等等等。它们全是鸿篇巨制，本本厚重，是文学中的巨无霸，这叫热衷吃白饭、闲饭、软饭、大锅饭的中国人怎么啃得下呢？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作家要写那么长？这个问题，就跟“为什么电视连续剧要拍那么多集？”同样性质。任何人都知道，拍电视连续剧完全是为了商业利益，只要收视好，拍完第一季还有第二季、第三季，一直拍到人们厌倦为止。作家也是一样的，他们也在“制作”“电视连续剧”。不同的是，他们用笔和纸“拍摄”，而观众则要用报刊来“收看”。为了区分，我们一般用“连载小说”称呼它们。其实，英语中的“连载小说”和“电视连续剧”都叫“serial”。

连载小说最早出现在十七世纪。一些市侩出版商担心图书销量不佳，导致亏本，便先试探性地推出长篇小说的开头部分，反应良好的话再分批印行。

发展到十九世纪，随着印刷成本的下降和报刊业的蓬勃发展，连载小说遂以报刊为介质，大量涌现。

虽然很多作家都算不上贫困，但是由于酗酒、吸毒、风流、赌博等种种原因，他们需要多多益善的钱。所以从作家这一方来看，他们当然希望连载小说能够一直连载下去。而在报刊方面，也不希望反响强烈的连载小说过早结局。于是，鸿篇巨制便如此形成。

既然连载小说与电视连续剧同源，那为什么现代人能够一口气狂追十多二十集《吸血鬼日记》，却做不到每天看几页《德拉库拉》呢？答案是艺术性。艺术性上文没有提及，现在也不打算谈论。不过，如果反响强烈……我说不定会用“连载随笔”的方式连载下去。

 

水仙月四日

  

水仙月四日，雪婆子出门了！她带着雪童子和雪狼，刮起一场震天动地的暴风雪，誓要把山林吹翻，誓要把生灵吞噬。

宫泽贤治，用清丽得有点清冷的文笔，讲述这一个简单而隽永的童话故事。

可是，作者真的是在讲故事吗？怎么我觉得，他是在绘画，用文字绘画。

这幅画的色彩十分单调……哦不，也许没有什么色彩，因为它的主色调是白色，漫山遍野的白色，漫无边际的白色，到处白茫茫一片，有生命的雪婆子、雪童子和雪狼，也是白色，甚至连太阳，喷出的也是“刺眼的白火”。

在不可一世的主色调下，天空曾经呈现过短暂的黯然的蓝色，那是在雪婆子到来之前，无足轻重。唯一能够与白色抗衡的，是红色。雪狼若隐若现的红舌头、槲寄生细小晶莹的红果子，以及雪地上裹着红毯子的小孩……这真是一幅静美的画，就像安藤广重浮世绘中的东海道雪景。

然而，雪婆子来了，她要用冷锋割破这幅美丽的画，她要用冰灵柩埋葬格格不入的红毯子。

“下呀！呼，今天是水仙月四日。呼，呼呼……”

霎时间，画面变得十分冷峻，线条在凌乱之中透出杀气，就像雪舟等杨那些表现大自然威力的水墨画一样。

眼看，小孩要冻僵在暴风雪里，命若悬丝，那条孤立无援的红毯子，像风中残烛。可是他不知道，而且永远也不知道，其中一个雪童子在暗中竭力保护他。

雪婆子走后，画面又发生变化。“玫瑰色的阳光洒满大地”。那个雪童子，喊醒裹在红毯子里的小孩，然后向后面的山丘跑去，身后掀起了一道雪烟……真像狩野派那些充满活力的屏风绘啊。

故事的结局令人莞尔一笑，然而那构图、那色彩，却久久盘桓在读者的心头，叫人不住地赞叹。

 

论生命

  

列夫·托尔斯泰（Lev Tolstoy）不但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小说家，还是一名喋喋不休的道德家。在整个1880年代，他撰写了数量相当惊人的书籍、小册子和文章，阐述所谓的“托尔斯泰主义”。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教条神学研究》、《我的忏悔》、《我的信仰是什么》、《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论生命》、《天国在你们心中》等等，它们以不同角度探索人生意义。现在，我们不妨从最直接的《论生命》入手，探索托尔斯泰是如何探索的。

撰写《论生命》的时候，托尔斯泰已经59岁，已经在安享《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所带给他的荣誉和财富。然而，前者的大斯拉夫主义没能让他持续亢奋，后者的爱情悲剧反而使他入戏太深，不能自拔，并为此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为了消除内心的痛苦，他开始大量阅读有关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著作。《论生命》是其中一个果实。

这部著作用了几乎一半的篇幅非常有耐心地讲解人生的基本矛盾。人生的基本矛盾是，追求个人幸福是人的天性，然而理性却告诉我们，幸福对于个人来说是不可能的。

托尔斯泰将人踢进绝望的深渊之后，余下部分又扔来一条希望的绳索。

 

人的动物性渴求幸福；理性向人指明这种动物性的幸福的虚幻，同时给人留下一条路。在这条路上进行的活动就是爱。

 

托尔斯泰在这里所说的爱，不同于凡夫俗子那种自私自利的爱，不是爱自己、爱家人、爱朋友、爱祖国，而是爱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活着都是为了别人的幸福，他们爱别人都超过爱自己，那时你和所有的人都被所有的人爱，你也就在这当中得到你所希望的幸福。

 

一言以蔽之，就是“我爱人人，人人爱我”（顺序不能颠倒）。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够获得幸福，而且这种幸福是永恒的，获得幸福的生命也是永恒的。

 

耶稣死去很久了……但他的充满理性和爱的生命，他对世界的态度，却至今仍影响着千百万人。

 

托尔斯泰还指出，只要用行动去实践爱，你的精神就会永远留在世界上，不会随肉身而消逝。

托尔斯泰的思想无疑是一股清风，吹散当时东正教的腐败气味，也促使教会改革。然而托尔斯泰的理想实在太崇高，最终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表白。贵族的傲慢、小资的伪善、农民的自私，无不伤透作者的心。晚年的长篇小说《复活》反映了这个可悲的现实情况。怎么办？唉，虽千万人吾往矣，《复活》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一意孤行，便是托尔斯泰本人对世界的态度。

有多少人从《论生命》之中得到慰藉，我不知道，可以确定的是，托尔斯泰本人肯定是其中一个。

 

百科全书

  

1745年，德尼·狄德罗和让·勒朗·达朗贝尔开始编撰一部包罗万有的法文百科全书。启蒙运动思想家认为，只要知识得到普及，人人都有获得教育的机会，社会就会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自由、平等、博爱的世界就会指日可待。

百科全书起源于古希腊柏拉图学园，却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几乎“绝种”，只有英国人出版过一部。法国人原本打算直接将英文百科全书翻译成法文，然而在翻译过程中发现有些条目已经过时，又有些条目不符合法国的国情，于是决定从新编纂。

虽然有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猛人助阵，过程仍然十分艰难。由于持有无神论立场，编纂者遭受来自政府和教会的巨大压力。达朗贝尔扛不下去，中途退出，剩下狄德罗在嘲笑声和谴责声中独自作业。最终，共28卷《百科全书》在1772年问世。好不容易啊！

二百多年以后，2001年1月，有个叫吉米·威尔士的富豪要成为互联网上的狄德罗。他的百科全书叫“维基百科”。与前人相比，威尔士的工作显然轻松得多。甚至可以说，他不需要做什么，只提供资金和平台。平台是全面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编者和作者（鄙人也略尽绵力）。

免费、方便的维基百科似乎实现了启蒙运动的理想，狄德罗若泉下有知，应该感到欣慰吧。只是，光有知识、光有技术，似乎并不足够。目前的情势，我不期然联想到乔尔乔内的《暴风雨》……

 

鲁滨逊漂流记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姓氏中的“笛”（De）字，是自己加上去的。他认为增加这样一个前缀可以添加一份贵族气。这个有趣的举动，或多或少解释了笛福一生的匆忙——做过生意，搞过政治，甚至参与过叛变，很可惜，它们都以失败告终。上流社会，似乎可望而不可及。

笛福23岁开始经商，表面上开店卖杂货，实际上什么生意都做，做到32岁的时候宣布破产。不过很快，他又通过经营砖瓦生意起死回生，好景也不短，到他43岁才遭遇第二次破产。

在经商的同时，精力充沛的笛福也积极投身政治，不时给报刊写批评性时评和印发煽动性政治小册子。43岁那一年无疑是笛福一生中的谷底，他不但破了产，还因政治罪入狱，三次屈辱地戴上枷锁示众。

所幸的是，国务大臣罗伯特·哈利赏识笛福的才能，多番斡旋使其获释，然后聘为特务，四出活动，搜集情报。不知道是出于感恩还是被招安，笛福在获释的第二年创办《评论》杂志，一改以往的反叛立场，主动充当政府喉舌，天天高呼和谐稳定，令人相当讨厌。

如是者，到1719年，笛福已经59岁，眼看一生快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一起新闻事件加一次心血来潮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道。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塞尔科克在南美洲一个荒岛上独力生活了四年零四个月。笛福以此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

四年零四个月简直是小儿科！笛福让鲁滨逊·克鲁索在荒岛待了二十八年两个月又十九天……

整部小说，在忠实的仆人“星期五”出现之前，有多达四分之三篇幅描述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琐碎的日常生活。没有突发事件，也没有浪漫故事，连修辞都平淡无奇。然而，它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深深把读者吸引住。我觉得，鲁滨逊的魅力在于，他不但是勇敢的现实主义者，而且是固执的浪漫主义者。在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里，他还要做面包、制烟斗、酿葡萄酒，以及弄出一套合适的茶具……

笛福通过《鲁滨逊漂流记》功成名遂，它的惊人销量使作者在小说家的道路上爆发惊人潜能，年老体衰依然保持高产，直到1731年4月24日才画上完满的句号。笛福逝世，享年71岁。

 

对我来说，《鲁滨逊漂流记》代表一个卑微的理想——远离尘嚣，在一个人的国度里，自由自在地生活。后来，我听到摇滚乐队 Spitz 的歌曲《鲁滨逊》（尽管表面上两者并无关联），我的理想便添上浪漫的一笔——不是一个人的国度，而是两个人的国度。

你是否愿意，来到我的荒岛？

 

 

磨坊书简

  

那一年寒冬，我遇到《磨坊书简》。

《磨坊书简》，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书中一个个小故事，就像一缕缕印象派油画中的阳光，照进我晦暗的瞳孔，落在如履薄冰的心坎上，给正处于寒冬的人生以无限的温暖和安慰。

 

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 Daudet）的父亲是尼姆一家丝绸厂厂主，家境原本十分富裕，然而在遭遇一连串罢工、火灾和诈骗等无妄之灾之后，丝绸厂倒闭。都德年仅9岁便尝到人间冷暖。社会地位骤降，加上个子矮小和近视眼，他背负“小东西”这个带有侮辱性的诨名，饱受欺凌。这段经历，后来记录在回忆录《小东西》里。

1857年，17岁的都德闯荡巴黎，当“波希米亚人”。处女作《女恋人》在翌年问世。这部诗集虽然没有为作者带来多少收益，却赢得两个重要人物的青睐。一位是皇后，另一位是拿破仑三世的权臣莫尔尼公爵。后者将都德聘为秘书。只是，繁重的公务却叫都德不得不暂时放弃文学创作，直到1865年公爵去世，才重拾缪斯的竖琴。

《磨坊书简》在1866年动笔、1869年杀青。都德在一夜之间成为巨星，书中的磨坊亦成为狂热读者的朝圣地。

磨坊位于普罗旺斯的封维依。1863年冬天，在医生和公爵的建议下，患肺炎的都德离开寒冷的首都，前往温暖的南方疗养。

“我到我的磨坊去。”

那里有一座废弃的磨坊，都德每天都在那里，静静地观景，静静地思考，静静地记录……他在想什么？

19世纪是激荡的时代，科技日新月异，工业革命势头凶猛，手工逐渐被机器取代，作坊逐渐被工厂击溃。被废弃的磨坊，不正是时代的象征吗？

 

风力磨坊像罗讷河上的马拉驳船、王家法院以及有大花图案的礼服一样，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可是，有磨坊的风景如此美丽，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被黑色浓烟吞噬吗？同时代的克洛德·莫奈用画笔，都德则用文字，留住磨坊的印象。一篇篇“书简”，既有短篇小说的想象力，也充满散文的情味以及诗歌的韵致。我们不妨将之看作文学里的印象派作品。

成名之后，都德依然笔耕不辍，留下很多经典著作。他还参加过两场均以战败告终的战争：一场是普法战争，留下一部《月曜日故事集》，其中有我们熟识的《最后一课》；另一场是长年与脊髓炎对抗，留下一本记录痛苦的笔记，《痛苦之地》。1897年他在巴黎去世，终年57岁。

 

因都德之名，都德磨坊至今依然沐浴在普罗旺斯的阳光之中，只是，磨坊的风车早就不再转动了……真的不再转动了吗？或者，它在《磨坊书简》的读者心中，永远在转动。

 

 

堂吉诃德

  

在现代语言中，“堂吉诃德”一词常常用来借代那些异想天开、不设实际的梦想家。

事实上，堂吉诃德从创造出来的那一刻起，便被持续不断的笑声包围。这些笑声当中，声浪最大的自然是嘲笑。

然而在敏感的诗人和作家的眼里，却有与别不同的景象。拜伦勋爵称“《堂吉诃德》是一切故事里最伤心的故事”，夏多布里昂用“伤感的情绪”去解读堂吉诃德，屠格涅夫认为堂吉诃德是最值得尊敬的人，海涅甚至读得潸然泪下……

根据作者米格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自白，创作《堂吉诃德》的初衷非常简单，出于对当时泛滥成灾的骑士小说的不满，他要以一个滑稽可笑的形象扫荡一切荒诞的骑士文学。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堂吉诃德有作者的影子，他以自嘲的方式倾吐世界对他的不公。

塞万提斯出生在马德里附近一个破落贵族家庭，对于他的教育程度我们一无所知，似乎没有进过大学，但是在耶稣会学校读过大量书籍。

青年时期，塞万提斯触犯法律（极有可能是伤人罪），畏罪潜逃到意大利。在那里，他参加了神圣同盟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战争，并帮助军队取得胜利，保住基督徒在地中海的利益。塞万提斯英勇作战，英勇负伤：左手终身残疾。更不幸的是，他在乘船返回西班牙途中，遭遇柏柏尔海盗，被掳到阿尔及尔当了五年奴隶，直到1580年才被家人赎回。其年，他33岁。

回国后，塞万提斯依靠文职工作和写作糊口，但是始终未能摆脱贫困潦倒的境况。到1597年，52岁的他因为帐目问题被关进监狱。

年老、伤病、贫苦，现在还失去自由，那种凄凉可想而知。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在现实处处碰壁，落得个惨淡的下场，凄凉之中又有几分可笑。《堂吉诃德》的腹稿就在狱中产生。而作者本人，不就是现实版的堂吉诃德吗？

出狱后，塞万提斯奋笔疾书，《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在1605年问世，十年后出版续集。这部著作出人意料地大受欢迎，疯狂的笑声席卷整个欧洲。笑吧，嘲笑吧，尽情嘲笑这个头脑发热的傻瓜吧！我们仿佛听到塞万提斯这样说。只有敏感的诗人和作家读出作者的悲伤，看穿作者的意图，这其实是一部用笑声写成的伟大悲剧。

《堂吉诃德》的成功纾缓了塞万提斯的财政压力，同时也给他带来新的苦恼。冒牌货和翻版大量涌现，加上被他讽刺的骑士小说作家疯狂反击，使塞万提斯疲于奔命，最终积劳成疾，于1616年4月22日病逝。后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这个日期推迟一天，好让塞万提斯与莎士比亚在同一天去世。以讹传讹，今天仍然有很多人重复这个“文坛佳话”呢。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亚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是医学博士，业余喜欢写写侦探小说。侦探小说肇始于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经威尔基·柯林斯和埃米尔·加波利奥推动，日渐获得读者喜爱，拥有一定市场。

道尔的第一部小说《血字的研究》，出版之路却非常崎岖。“作为短篇故事太长，作为一本书则太短。”一个编辑这样说。在吃了很多闭门羹之后，它最终在1887年得以出版。

道尔塑造了侦探小说史上最受欢迎的人物歇洛克·福尔摩斯，而比福尔摩斯还要高明的是，作者为大侦探安排了一个善良、忠诚但有点愚笨的搭档约翰·华生医生，并且让华生医生充当叙述者。华生医生讲故事讲得实在太精彩了，所以每个读者都会原谅他一次又一次地扔出红鲱鱼，把我们引向错误的方向。

由于《血字的研究》反响不错，道尔的第二部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四签字》再没有受到总是自以为是的编辑的阻挠，在1890年顺利问世。啊，这次不得了了。巨大的销量使福尔摩斯和道尔双双成为超级巨星。

财源滚滚，道尔索性弃医从文，连续为《海滨杂志》提供了很多福尔摩斯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后来收录在《冒险史》和《回忆录》中。

《回忆录》的最后一个短篇小说叫《最后一案》。在最后一案，道尔出人意料地让福尔摩斯与宿敌莫里亚蒂一起掉下悬崖。因为道尔认为自己应该是一名严肃作家，同时认为福尔摩斯会阻碍他成为一名严肃作家。

后来在《新探案》的序言中，道尔表示懊悔：

 

在写完《回忆录》之后我下定决心结束福尔摩斯的生命，因为我感到不能使我的文学生涯完全纳入一条单轨。……幸好没有验尸官来检验他的尸体，所以，在事隔颇久以后，我还能不太费力地响应读者的要求，把我当初的鲁莽行为一推了事。……要是福尔摩斯压根儿就没有存在过的话，我也未必能有更大的成就，只不过他的存在可能有点妨碍人家看到我其它严肃的文学著作而已。

 

鲁莽的道尔的确发表过不少他认为是严肃的文学作品，例如有……有……还有……对不起，我想不起来。

在读者的压力下（包括恐吓），福尔摩斯终于复活了。《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归来记》、《恐怖谷》、《最后致意》和《新探案》，将侦探故事推向新的高潮。

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结构紧凑，逻辑缜密，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至今依然是推理小说作家必读的教材。假如没有福尔摩斯，后来就未必有布朗神父、波洛和金田一耕助。

福尔摩斯经常运用科学知识破案，然而有趣的是，道尔却是个唯灵论狂热分子，这真叫人想不通。还好，他没有要求福尔摩斯一起参与迷信活动，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爱情随笔

  

1822年，司汤达（Stendhal）出版《爱情随笔》（原名应为《论爱情》）。这是一部以文学随笔形式写成的哲学论著，旨在“不动情感地研究爱情的作用”。不过作者还是透露了自己的爱情经历以及隐秘的忏悔。“我担心，我所记下来的一件件事情，只是一连串的叹息。”

这一连串的叹息的根源，是一个叫梅蒂埃达·登博夫斯基的女子。“爱情是人的心理中最炽热的火焰。”司汤达最终被炽热的火焰烧伤，爱得痴迷，爱得绝望。

但是司汤达依然赞美爱情，赞美幸福。“爱情是文明的奇迹。”“爱情一朵开在悬崖绝壁上的馨香花朵，摘取它必须有足够的勇气。”

《爱情随笔》最为后人赞赏的地方，是提出“爱情结晶体”这个概念。结晶体是一个隐喻，本体在萨尔兹堡盐矿。当地人向废弃的深井扔下一些树枝，两三个月后，树枝就会缀满晶莹剔透的结晶，犹如钻石。司汤达认为，爱情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内心产生爱情，那么爱恋对象即使平凡如树枝，在他（她）的眼中也会闪闪发光。西方有句俗语“情人眼中出美女”，中国也有“情人眼里出西施”，所说的便是这种浪漫的感觉。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为什么读经典》中介绍，《爱情随笔》有一章专门探讨男性性能力的“大失败”，司汤达仿佛所有激情都落在这一章，甚至可能是他写这本书的唯一理由。咦，卡尔维诺是否在暗示，司汤达与梅蒂埃达的恋爱之所以大失败，连爱情结晶体都无法补救，其实与性能力有关？非常遗憾，中译本删掉了这一章，中文读者无法求证。

 

下流社会

  

资本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通货膨胀率上升，贫富差距拉大，作为中流砥柱的中产阶级会日渐向下层滑落，社会呈现两极化状况。与占人口少数的上流社会相比，下流社会在不断扩大……

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2005年出版的《下流社会》一书，针对上述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一出版便成为畅销书。问题真的迫在眉睫吗？

我们不妨看看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数值越大表示差距越大）。日本的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低水平，2021年只有0.3813，与该书出版时、〇〇年代中期的0.33相比并未有明显增加。也就说明了，至少在收入上，作者所忧虑的“下流”并没有发生。

是作者杞人忧天了吗？美国有个绰号叫“末日博士”的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不断发出经济崩溃的警告，向头脑发热的投资者吹一股冷风。我想，三浦展也在日本经济复苏的时候警醒社会，注意贫富差距。

这些爱唱反调的人，其主旨不在言中，而在不中。

 

 

 

题字

  

我最近淘到一本旧书，《小菜一碟：受用终身的人际技巧》（Easy Peasey: People Skills for Life）。它由澳洲肢体语言专家 Allan Pease 及其妻子 Barbara 合写。这本书的独特之处是，扉页上有 Allan Pease 的题字和签名。

 

To Christine –

Best wishes

Allan Pease

 

凝视笔迹，令人困惑，也有点心酸。这位 Christine 女士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作者亲自为你题字，如果不喜欢，大可以塞到桌底床底衣柜底，一本书不会占据多少空间。为什么要卖掉，或者丢弃？难道有不可抗力，使物件不得不离开物主？本书出版于2006年，距今十九年。十九年确实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发生……

不管怎样，十九年后，这本书辗转落到我的手上。虽然庸俗和实用的内容难以引起兴味，但是我会珍惜，毕竟内里有作者的心血，有作者的心愿，也隐含物主谜一般的经历。在有生之年，就让我代替Christine 保管它吧！

 

君主论

  

《君主论》是尼可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代表作。正是这部作品，给他留下了卑鄙、阴险、奸诈、不道德、不知羞耻的恶名，为千夫所指。

《君主论》确实是一本黑暗的书，它既是一部独裁者的高等教材，教导专制君主如何夺权、如何征服、如何统治；它也是一部心理学著作，指导专制君主如何操控和利用臣民的心理。

在过去，尽管有战争、有压迫，欧洲君主大体遵守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一书中所倡导的盗亦有道的政治规矩，直到《君主论》问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统治者个个心狠手辣。可以说，《君主论》改变了政治环境。不过，倘若以此来给马基雅维利“定性”，实在有欠公允。

1512年，美第奇家族通过暴力重新夺回佛罗伦萨的统治权之后，便对曾经在前任政权任职过的人进行残酷的迫害，包括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不但财产被充公，还在狱中受尽酷刑折磨。出狱后，一贫如洗的他窝在佛罗伦萨郊区的一所小房子奋笔疾书，写下《君主论》。他把这部著作献给当时的统治者，那个残酷迫害他的罗伦佐·美第奇。当时的人以及一些后世的评论家都批评此举为摇尾乞怜式的献媚。确实，马基雅维利有重新出仕的愿望，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然而最大的动机，我认为，是他对佛罗伦萨的热爱。因为热爱佛罗伦萨，他明知道会遭到政治迫害也不漏夜携带家财一走了之；因为热爱佛罗伦萨，他不惜把自己毕生钻研的统治技巧无私地赠送给敌人。只可惜，马基雅维利的热爱只换来不绝于耳的嘲笑。

马基雅维利最后积郁成疾，怏然而逝，终年58岁。佛罗伦萨一统意大利的美梦，也随之而去。

但是马基雅维利留下了不朽《君主论》，它的不朽虽然建立在批评声浪之上，但是至少它的要旨（如果有的话）并无太大的错误。它的要旨是，人性丑恶，必须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身边的人。

 

布朗神父

  

2013年，《布朗神父探案集》系列电视剧在BBC一台播放。这位名气不及福尔摩斯和波洛的大侦探，也走入21世纪人们的视野了。

布朗神父比埃丘尔·波洛更能颠覆传统侦探的形象。他和波洛一样矮小、肥胖，且穿一件宽大牧师长袍，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显得更加滑稽。颠覆的是，他的职业不是侦探，而是一名天主教神父，他只是“碰巧”遇到很多命案而已。

就剧情而论，布朗神父的侦探故事，想象力非常丰富，严谨度却略显不足，演绎过程中有不少牵强附会之处。总体而言，无论趣味性还是逻辑性，G·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笔下的故事都略逊于亚瑟·柯南道尔和伊丽莎白·阿加莎的。然而，在文学艺术性方面，切斯特顿则是高于其他推理小说作家。博尔赫斯读了其中一部布朗神父探案集之后，甚至说作者“完全可能成为卡夫卡”。

当然，切斯特顿并没有成为卡夫卡。因为小说创作并不是他的工作重心——或者说，根本没有重心，他是真正的全才，几乎什么都可以写，包括诗歌、散文、戏剧、小说、传记、评论、哲学、神学，还当过新闻记者、杂志编辑和电台播音员。布朗神父探案集只不过是他丰饶物产中的一小部分。

柯南道尔一度将福尔摩斯当成自己进行严肃文学创作的负担，切斯特顿却没有这样想。从一开始，他就用严肃文学的方法来处理布朗神父的故事。为什么，切斯特顿会如此严肃地对待通俗小说呢？看看切斯特顿的肖像，你会发现，他完全可以饰演布朗神父。没错，切斯特顿就是布朗神父，或者说，布朗神父就是切斯特顿。

切斯特顿生于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富裕的家庭。跟很多纨绔子弟一样，他自小无心向学、长大后又不务正业，整天沉迷于各种各样的感官享乐。这些活动无助于拯救他的灵魂。他感到极度空虚苦闷，一度乞求巫术。无果，遂产生自杀的念头。这时候，一个美丽的姑娘，加上一段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使切斯特顿找到人生的意义。爱情也使他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他皈依天主教（他放弃英国国教圣公会，可见反叛的个性依旧存在），在作品中成为布朗神父。

布朗神父破案的过程，实际上是切斯特顿的人生轨迹。穿过纷繁的现象和丑陋的人性，真实，始终在那里等待着你。要努力发现它，而不要像大多数人那样，沉沦在现实中，没有希望地活着，使真实永远被淹埋。

为了表现抽象的现实，切斯特顿很注重环境描写。每一个场景，他都会刻意抹上几笔超现实的色彩。于是，一翻开书页，读者就迷失在爱伦·坡的惊悚和卡夫卡的荒诞之中。最后，天主教神父为你指点迷津，拨开迷雾。

“真相原来这么简单。”读到最后，读者往往发出这样的感叹。是的，人生的意义也是这么简单。

 

不懂幽默的幽默

  

1901年，马克·吐温（Mark Twain）在纽勃克莱博物馆公共教育协会上发表演说。演说的主要内容是通过评论俄国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而削减教育开支这种愚蠢行为，警醒美国人不要轻视教育。其中讲到俄国有三万军队驻扎在满洲的时候，有一小段提及义和拳之乱（又名“拳匪之乱”、“义和团运动”）。他是这么说的：

 

China never wanted foreigners any more than foreigners wanted Chinamen, and on this question I am with the Boxers every time. The Boxer is a patriot. He loves his country better than he does the countries of other people. I wish him success. The Boxer believes in driving us out of his country. I am a Boxer too, for I believe in driving him out of our country.

 

粗略翻译一下：

 

中国不需要外国人胜过外国人需要中国佬，在这个问题上，我任何时候都跟义和拳站在一起。义和拳是爱国者。他爱他的国家胜过爱其他人的国家。我祝愿他成功。义和拳坚持把我们赶出他的国家。其实我也是一名义和拳，因为我也坚持把他赶出我们的国家。

 

现场哄堂大笑，因为美国人都了解马克·吐温的幽默。他亦庄亦谐地把义和拳调侃了一番，并且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必须把义和拳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赶出美国（如果有的话）。

可笑的是，向来把义和拳之乱宣传为爱国主义运动的中共政府宣传部门，居然傻头傻脑地把马克·吐温的这段话理解为“赞扬了义和团的爱国主义精神，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很多知识分子都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这种误导，跟着摇旗喝彩。唉，真不知道是可笑还是可怜。

 

诸如此类不懂幽默的幽默在中国经常发生，甚至没有政府的误导，它也照样发生。我举个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例子吧，这位大师在1920年代说过：

 

我愿意到中国去做一个穷苦的农夫，吃粗米，穿布衣，不愿意在欧美的文明社会里，做卖灵魂，吃人肉的事业。

 

原文我找不到，只能引用徐志摩的译文。以徐志摩的英语读写能力，翻译应该不会有问题。

很明显，这是个取舍关系式选择复句，主旨是批判过度工业化的西方文明。可是它传到中国，却令中国人无比亢奋。瞧，大哲学家也选择我们的生活啦！

罗素真的崇尚中国的小农社会吗？如果是，那他为什么没有搬到中国来实现这个“愿望”呢？徐志摩算是比较清醒的人，他说罗素是个滑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是够清醒的，不过，在英国生活过的他还是没有理解这种典型的英式幽默。

打个比方说，你的女友给你端上一碗令人作呕的“靓汤”，要求你喝完。你会说，“我宁可去死也不喝！”为什么你要说“宁可去死”呢，而不是“我宁可感冒也不喝！”或者“我宁可尿道发炎也不喝！”呢？显然，对一个个体而言，死是最坏的情况。只有摆出最坏的情况，才能反衬那碗“靓汤”的恶劣程度。

同样道理，罗素不说日本的农夫、俄国的农夫、巴西的农夫，而要说中国的农夫，显然是认为中国的农夫的状况是最差的。罗素并无赞美中国之意，不料却在不懂幽默的人眼中成了一只竖起的大拇指。唉，他们瞬间变成了另一个幽默。

 

永无乡

  

自古至今，人们对理想世界充满幻想。在这些奇思妙想之中，可以划分为积极型和消极型两大类。

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等等，都是积极型的代表。他们笔下的理想世界，似乎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有足够的知识和理性，我们就有可能把混乱不堪的社会改造成井然有序的人间乐土。

而传说中的香格里拉、陶渊明的桃花源以及J·M·巴里的永无乡等等，则是消极型的代表。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境，反映了一些人遁世绝俗的心愿，抒发了他们对现实世界的绝望之情。其中，永无乡是极致。这个地方不但可以逃避现实，还可以逃避自己，逃避作为成年人的自己。

夜阑人静，寂寞无眠，你倚窗眺望，望向那个深不见底的太空。唉，成年人的烦恼和忧愁，也是深不见底的。这个时候，小飞侠来了，彼得·潘，把你带回幸福的童年——你的 Neverland。

1904年，英国作家巴里发表剧本《彼得·潘——不肯长大的男孩》。一个崭新的童话诞生了。写作这个故事的时候，巴里是否也期盼着彼得·潘从窗口飞入？

巴里六岁那一年，哥哥意外身亡。这一起突发事件不但带走一个兄弟，还带走不可取替的母爱。母亲悲痛欲绝，余生都沉浸在对死去儿子的哀思之中，而对生者视若无睹。为了博取妈妈一眼注视，巴里甚至穿起哥哥的衣服。然而一切皆徒劳，巴里的快乐童年，已随哥哥逝去。

巴里将六岁之前的童年生活完全理想化，最后化作一个神秘而动人的符号——永无乡。每当在现实生活遭受挫折、遇到障碍，巴里都会逃到这个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仙境。在这里，巴里、彼得·潘和小伙伴们，永远在一起玩耍，永远在一起欢笑。在这里，成年人都是坏人。铁钩船长一伙，机关算尽，誓要夺走孩子们的乐园。孩子们！战斗吧！保卫永无乡！把大人们赶走！

在孩子们当中，温蒂是个有趣的角色。她与彼得·潘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若隐若现而又难分难舍的感情。我想，这是爱情吧。这是朦胧的、纯真的爱情。

想想你的童年，有没有这样一个女孩，她曾经和你一起在河滩追逐；她曾经在自行车后座听你大谈科学；她曾经是你的同桌，在你上课打瞌睡的时候用铅笔头狠狠地扎你的三角肌……

很多人都认为，青梅竹马的爱情是最美好的，是最浪漫的。我不同意，童年的东西，还是让它留在童年吧。最后，彼得·潘把温蒂送回现实世界，便一去不返。

唉，我是多么希望彼得·潘真的一去不返啊。可惜，巴里却安排他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温蒂已经长大成人，并生儿育女。在唏嘘中落幕，在遗憾中散场，观众无可奈何地回到现实世界。

一道霞光打破黑夜的沉寂。呆立在窗前的你，该拭去眼泪，洗个脸，准备上班。

 

局外人

  

至今我依然清晰记得，第一次阅读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局外人》的时候，那阵莫可名状的心悸。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几乎挤得水泄不通的广州购书中心三联书店看到一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局外人》。那时候，加缪已经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他的哲学著作《西西弗的神话》一度成为我的枕边书。我也知道，《局外人》是以戏剧形式演绎《西西弗的神话》的，只是我一直无缘读到。如今终于有机会了。翻开《局外人》的第一页……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

 

整个世界顷刻之间退到一个遥远的地方，摩肩接踵的人群也随之缩到像蚂蚁一般大小。我与世界的关系，就跟默尔索与妈妈的关系一样，相识，却陌生。我恍然大悟，其实我也是一个局外人。

那一瞬间的感觉，也有点像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的结尾：

 

我现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这里究竟是哪里？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无数男男女女。

 

当然，村上春树会说，这是疏离感。不过我更喜欢加缪的说法——荒谬感。荒谬，一切都是荒谬的，我们在荒谬的世界做着荒谬的事情，然后荒谬地死去。

其实两者没有任何矛盾，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疏离是现象，荒谬是本质。

几个月之后，我开始读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永别了，武器》。读完开头第一段，我又一次感觉到，四周升起一层荒谬的雾气。

 

那年晚夏，我们住在乡村一幢房子里，望得见隔着河流和平原的那些高山。河床里有鹅卵石和大圆石头，在阳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河流湍急，深处一泓蔚蓝。部队打从房子边走上大路，激起尘土，洒落在树叶上，连树干上也积满了尘埃。那年树叶早落，我们看着部队在路上开着走，尘土飞扬，树叶给微风吹得往下纷纷掉坠，士兵们开过之后，路上白晃晃，空空荡荡，只剩下一片落叶。

 

这么细致的描写，实在与海明威一贯的“冰山风格”相去甚远，然而又的确是海明威典型的冷峻笔调。这段话吸引我读下去，读下去我才知道，作者采用这种写法的意图——刻意营造一种事不关己的冷漠。然而，事情的荒谬之处却是，叙事者弗雷德里克·亨利不是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而是参与战争的局内人，是一名与死神为邻的士兵，生命随时会被战火吞噬。我终于明白，原来他和默尔索一样，以置身局外的态度在局内生存。啊，又一个局外人。

后来，爱情令亨利敢于直面这个荒谬的世界。他决定逃离，冒着被处决的危险成为逃兵，与妻子凯瑟琳一起逃到瑞士——一个战火烧不到的世外桃源——过他们的宁静而幸福的生活。他们成功越过边境，却逃不过死神的追捕。凯瑟琳在难产中死去。

《挪威的森林》的渡边彻也算是局外人的一员。他先是无望地爱着抑郁质美女直子，然后又爱上性格上与直子截然相反的绿。无论恋爱、读书还是日常生活，渡边与周遭的世界都有一种疏离感，并且每个行动都隐含着莫名的绝望。最后，直子自杀。深受打击的渡边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局外人，于是发生上述那一幕，“我是在哪里也不是的处所连连呼唤绿。”

海明威和村上春树都不是存在主义作家，也不是荒谬哲学作家。他们却有意无意地创造了存在主义式局外人。我指的是让—保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凯瑟琳死于难产，直子自杀，使亨利和渡边产生荒谬感。可是这两位作家都没有提供救赎的办法。而加缪的局外人却不同，他是荒谬哲学的局外人，能够自我救赎。

默尔索自卫杀人，却被法庭判处死刑，原因是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表现出正常人在这种场合下所应该表现出的悲伤。这一切实在够荒谬的。荒谬感产生了，但是默尔索没有自杀，也拒绝皈依宗教，而是“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然后他觉得“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

无论是永无止境地推石头的西西弗，还是已经被死神扼住咽喉的默尔索，局外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带着荒谬感穷尽有限的生命。

所以，纵使时乖运蹇，荆棘载途，只要闭上眼睛，将注意力放在呼吸之上……嗯，幸福就在那里。

 

Edward Wadsworth, Sussex Bypass, 1937

对话，更多的对话

  

从养成阅读习惯的那一天起，我就特别留意书中的对话。啊，何止留意，简直是到了迷恋的程度。只要周遭没有人，我都会模拟书中人物的语气大声读出来。

我既喜欢福尔摩斯短小精悍的妙语，也喜欢绿山墙的安妮没完没了的饶舌，甚至连卡拉马佐夫兄弟动辄三四页不分段的超长演说，也看得相当过瘾。后来读到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我开始认识并喜欢上这一种文体——书信体小说。

书信体小说，是指以书信、日记、新闻报道为叙述手段的长篇小说。最新的证据显示，它诞生在15世纪末的西班牙，不过并没有形成气候。直到18世纪，它才流行起来。鼓动风潮造成时势的人物，叫萨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

理查森是一个非常富有但不苟言笑的印刷商，唯一嗜好是指导别人如何写信。50岁的时候他忽然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名作家，于是便用最擅长的书信体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叫《帕梅拉》。这部小说一炮而红，除了让作者更加富有之外，还在西方世界掀起书信体小说的热潮。

喜欢对话的我自然觉得读《帕梅拉》的满足度比读《少年维特的烦恼》的要高。前者既有书信又有日记，就如同既有对白又有独白的戏剧一样丰满。

《帕梅拉》讲述美丽的女仆帕梅拉如何反抗男主人的故事，因为我们的男主人公机关算尽誓要把女主人公骗上床。这种事情在过去的确是十分普遍的，无人会提出批评。讽刺的是，一名女仆可以如此文章星斗、文辞斐然，就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了。同样严肃的作家亨利·菲尔丁是其中之一，他还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此加以嘲讽。只不过，别人的批评和嘲讽都没有影响我对《帕梅拉》的喜爱。我尤其喜爱它的结局——男主人公几经辛苦之后终于得到了帕梅拉。

另一部我喜爱的书信体小说是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新爱洛伊丝》。不过它的结局就没有《帕梅拉》那么完美了。家庭教师圣普乐与贵族小姐朱莉的爱情故事最终以悲剧收场。棒打鸳鸯、包办婚姻在那个时代不但十分普遍，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卢梭对它进行深刻的批判，并呼吁人们解放自然情感。要获得自由恋爱的权利，必须反抗父权。推而广之，要获得天赋的自由，必须推翻王权。恋爱和革命，都是浪漫主义的依归。

喜欢对话的我，绝对不会忽视戏剧。只可惜，在上大学之前我几乎没有接触过戏剧，因为以往我觉得戏剧一旦离开舞台就失去魅力，直到我读了《莎士比亚戏剧集》……天啊，我才意识到我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啊！

台词，可以说是戏剧的灵魂，它比小说中的对话更富表现力，更有互动性。阅读剧本的时候，剧中人物的外貌、动作、表情、声音等等都会跃然纸上。所以有时候我实在忍不住，跑到镜子前扮演中意的角色。诚然，这有如独脚戏，但我照样演得很快乐。当然，如果我在演罗密欧的时候你愿意做我的朱丽叶，我会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