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忧伤——加歇医生的肖像

  

1990年，文森特·梵高（Vicente van Gogh）的画作《加歇医生的肖像》在纽约拍卖会以8250万美元创当时世界纪录的天价成交，举世震惊。

这幅画，有着典型的梵高肖像画的风格——浓厚的色彩、粗犷的轮廓、活跃的线条、强烈的感情。背景是蓝天与山丘，给人豁然的希望。前方的桌子上有两本书，象征智慧；有一盆花，象征友善。画中主角加歇医生托着头，一幅闷闷不乐的样子，表现出浪漫主义的情绪。这种情绪是文艺界的主流，自18世纪末开始一直弥漫整个欧洲。然而，加歇医生的脸上除了有浪漫主义的忧伤之外，也不太隐晦地写着苦闷和无助。

医生的无助，这对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1890年5月，在弟弟提奥和好友毕沙罗的推荐下，文森特到欧韦找到加歇医生。这个精神病学家说，他有信心治好文森特的病。

文森特是在阿尔染上癫痫症的。当地居民早已告诫文森特，阿尔的太阳有毒，外出时务必戴上帽子。可是文森特并没有理会，再加上种种意想不到的打击，他的精神终于出了问题。

6月，文森特请加歇医生当模特，画了一幅肖像画。加歇医生非常喜欢这幅画，请求文森特复制另一个版本送给他。

加歇医生的话绝不是客套话，他向来以画家自居，并且与毕沙罗、高更、塞尚等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有不错的交情。他一定能够看出文森特的惊世才华。不过，在惊艳的同时，内心一种阴暗的情感也随之产生，那就是嫉妒。

这种嫉妒，同样在高更的内心升起。在阿尔，自视甚高的高更感到一丝不安。梵高，这个被世界嘲笑的疯子，怎么可能比我出色？可是他的画确实如此……

嫉妒，使高更有意无意之间挑起事端，不断在精神上折磨文森特。嫉妒，也使加歇医生以不负责任的放任态度对待文森特的病。

剧作家安托南·阿尔托在《梵高，被社会逼上自杀之路的人》一文中作出愤怒的指控：“梵高选择了死路，不是由于他自己，也不是由于他的病；真正置他于死地的，是加歇医生。这个所谓的精神病学家，其实是一个恶灵。”他指出个中缘由，“因为梵高是画家而厌恶他，更因为梵高是天才而厌恶他。”

加歇医生根本没有什么治疗方案，他只是让文森特沉浸在风景之中以逃避思想的痛苦。多么敷衍。

文森特凭借天才艺术家的敏锐，一开始就察觉到加歇医生很不可靠，于是将抑郁和无助画进画中。

 

随着接触的增多，对加歇医生，文森特日渐感到绝望。他在给提奥的信中把情况形容为“瞎子领着瞎子走路”。

应加歇医生的请求，文森特复制了第二个版本的《加歇医生的肖像》。

尽管画中人的姿势不变，但是这幅画，不止有伤感、苦闷和无助，还有沮丧和绝望。活跃的线条消失了，强烈的感情沉寂了，象征智慧的书不见了，而那枝花，似乎快要凋谢在医生的手上。

 

“为了绘画，我置生命于危险的境地……”

1890年7月27日，麦田上群鸦乱飞，绝望的文森特将子弹射进心脏……然而，命运在最后一刻还要增加他的痛苦，子弹射偏了。直到29日的凌晨，文森特才永远离开这个卑污的世界。

文森特死后，人们才意识到他的伟大。加歇医生一直珍藏着那幅暴露他本性的肖像画，直到去世。他不是一个好医生，却是一个好的艺术鉴赏家。其实他早就知道，梵高将会不朽。

 

艺术的忧伤——马拉之死

  

1793年7月13日，法国大革命领袖人物让—保尔·马拉被刺杀。

马拉患有一种皮肤病，需要长时间沐浴。他不得不在浴室办公。这一天，马拉在浴室会见一个叫夏洛特·科尔黛的年轻女子。后者递交一份请愿书，声称遭到迫害，请求保护。过目后，马拉准备签署，但未下笔，科尔黛的刀子已经刺进他的胸膛。

消息传出，哀恸之情笼罩国民公会。其中一名代表煽情地呼叫：“大卫，大卫……你在哪里？……有工作需要你来完成。”“我会完成它。”人群中一个低沉的嗓音答道。

于是，惊世名画《马拉之死》诞生。

 

这是一幅令人屏息的画作。白色的浴巾、绿色的桌布、褐色的木箱，红色的鲜血……上方是一大片无尽的黑色，多么压抑，而又多么肃穆。

看看马拉，那形态，那肌腱，无不呈现古希腊雕刻的美，又带有几分基督殉难的安详和圣洁。

马拉手上拿着科尔黛请愿书。木箱上有一份未完成的工作——几张纸币和一张便条，便条写着“把这5法郎给那位要抚养五个儿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生命”。真是爱国爱民的好领袖、谦卑的“人民之友”（马拉的自称），如今遭到可耻的暗杀，真令人悲痛，令人悲愤。

 

这幅画极具震撼力和感染力，看到它的人，无不动容。

然而，这是一个谎言！

马拉是杀人狂魔！在大革命之后，他和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成功夺权。杀国王，杀贵族，杀有钱人，杀革命内部敌人……杀杀杀，多少人因他大笔一挥而上断头台啊！大卫，你为什么要歌颂一个杀人狂魔呢？

大卫，他是个投机分子。

 

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无疑是天才画家，18岁进皇家美术学院，36岁以《贺拉斯兄弟之誓》奠定艺术大师的地位。他反对浮夸的洛可可风格，主张新古典主义在绘画中的实践。他的实践使艺术走出声色犬马的死胡同，为学院派、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扫清障碍。

大卫深得路易十六的赞赏，然而在大革命的时候，他却加入最激进的雅各宾派，并且在处死国王的决议中，投了赞成票。

马拉遇刺后一年，雅各宾派倒台，大卫被关进监牢，离断头台似乎不远。不过大卫声泪俱下地为自己辩护，赢得同情，最终获释。他说，我只是一名画家，我只不过是接受委托人的委托而作画，我有什么错呢？

是呀，律师也为坏人辩护。

大卫获释后一度远离政治……是一度。拿破仑窃取革命果实并背叛了革命，登上皇帝宝座。人们发现，时常陪伴皇帝的正是贵为首席宫廷画师的大卫。

 

面对《马拉之死》，我们不得不反复思忖，我们不得不将“艺术的忧伤”移至作品之外。艺术何以打动人？其真，其美。艺术作品允许虚构，但感情必须是真的。那么，《马拉之死》呢？我不相信大卫的感情是真的，以他的才智他不可能认为马拉是“人民之友”，可是他画得如此出色，如此美。这令人不禁想到维吉尔。维吉尔创作了不少谄媚奥古斯都的诗歌，包括史诗《埃涅阿斯纪》。《马拉之死》和《埃涅阿斯纪》一样，它们是如此美，美得令人无法指责作者不光彩的意图。这是艺术的力量，还是魔鬼的力量？

 

与魔鬼交易的大卫最终自尝苦果。拿破仑战败后，大卫成为人民公敌，被迫流亡比利时，在贫苦和孤寂中离世。

 

The Death of Marat

艺术的忧伤——蒙娜丽莎

  

蒙娜丽莎，也许是艺术史上最大的谜团。蒙娜丽莎到底是谁？这个神秘莫测的笑容的深处是什么情感？她为什么置身于一片蛮荒之中？这幅著名的画作是否隐藏着“达·芬奇密码”？

 

16世纪一开始，列奥那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就结束在米兰的客居生活，回到故乡佛罗伦萨，继续从事心爱的科学研究。他，已经好久没有绘画了。正如好友所言，他对绘画感到深深的厌倦。

一天，一位神秘女士到访，列奥那多竟然为她重新拿起画笔，接受委托，替她画一幅肖像画。他甚至迫不及待地开始工作。

这实在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列奥那多有我们今天称之为“拖延症”的毛病，他几乎没有如期完成过一件作品，有很多订单还不了了之。这位女士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够激起列奥那多的创作热情？

而更加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列奥那多在完成这幅肖像画之后并没有交给委托人，而是自己收藏。在其后的16年时间里，无论漂泊到何处，这幅画都如影随形，最后跟随画家一起落户法国。这就是它今天为什么出现在卢浮宫的原因。

 

最先把这幅画叫作《蒙娜丽莎》的人是列奥那多的第一个传记作家瓦萨利，他称画中人是佛罗伦萨富商乔康达的夫人丽莎。

不过，瓦萨利的说法受到质疑，因为他根本没有见过这幅画。自此，人们对蒙娜丽莎的身份的揣测从来没有停息过。直到近年有新证据证明，瓦萨利极有可能没有说错，蒙娜丽莎正是乔康达夫人。

可以肯定列奥那多与乔康达夫人之间不存在爱情，因为列奥那多是个同性恋者，对女人没有多少好感。

列奥那多本人是花花公子玩弄村姑的产物。母亲生下他之后不久便离去，他由祖父抚养。由于私生子的身份，他一直得不到父亲的关怀。这些经历，在列奥那多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

 

《蒙娜丽莎》的魅力，贡布里希是这样形容的，“她跟真人一样，在我们面前不断地变化，我们每次来到她面前时，她的样子都有些不同。”“有时她似乎嘲弄我们，而我们又好像在她的微笑之中看到一种悲哀之意。”

不止贡布里希一人看到悲哀之意。沃尔特·佩特的感受更深邃。“她表达了千百年来人们希望表达的东西。”“她的肖像意味着这样一个标题：‘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而她的眼皮有些疲倦。”

奥斯卡·王尔德则用优美的语言来形容它，这幅画“向我们揭示着一个说实话连它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而我们耳中听到的神秘语言的韵律，跟吹笛人借助乔康达夫人嘴唇那微妙和迷人的线条所发出的音乐一样的优美。”

 

让我们回到1503年的佛罗伦萨。

乔康达夫人其实已身怀六甲。一个怀孕的女人去找画家画肖像，是很不寻常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列奥那多的反应。

他放下手中的科学实验，让她坐在椅子上，然后开始端详这个女人……也许胎儿动了一下，她不自觉地用手摸一摸隆起的腹部……一瞬间，一股前所未有的温暖涌上列奥那多的瞳孔，看到了，他看到了，他看到了什么？似乎是生命的秘密，似乎是万物的真相，似乎是宇宙的概貌。

是的，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可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它……列奥那多把他的人生投射到这幅肖像画上，把他的感受倾注到这一抹稍纵即逝的笑容里。是的，她（他）笑了，她（他）有一点忧伤。也许真相，就是会令人忧伤。

 

Mona Lisa

艺术的忧伤——维纳斯的诞生

  

美丽的爱琴海，碧绿色的海面上泛起银白色的波浪。刚刚诞生的维纳斯赤身裸体，站在巨大的贝壳上。西风之神法翁纽斯缓缓地把她吹送到幽静清雅的海岸。与西风之神扭抱在一起的是妩媚可爱的花神福罗拉，她向维纳斯撒着鲜花和芳香。而在海岸上，迫不及待的时序女神荷籁正准备为维纳斯披上用繁星织成的锦衣……一片欢乐祥和的景象。

维纳斯显得有些忸怩不安，以手遮住敏感部位。这个动作，使娇嫩的胴体更加美艳动人，却又不带一丝肉欲。实在是美得叫人屏息。

仔细观察，维纳斯的忸怩不安不全是因为害羞，似乎还夹杂着惊愕、无奈和忧伤。忧伤？她为什么忧伤呢？

 

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年近四十，依然是佛罗伦萨一名默默无闻的画家，以为教会绘画宗教性作品为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位失意画家接到声名显赫的美第奇家族的委托，为其乡间别墅创作装饰性油画。画家决定以此为契机，在风格上作出一次重大的转变，一连创作了一系列以古典神话为题材的作品，其中有《维纳斯的诞生》。

 

其实，画中的维纳斯并不符合正常的人体比例——脖子过长，肩膀太低。奇怪的是，波提切利其他画作中的维纳斯也是这个样子。《维纳斯的诞生》如此，《春》和《维纳斯和马尔斯》也是如此。为什么呢？女性不是以耸起、圆润的肩膀为性感吗？

把波提切利称作二流画家的沃尔特·佩特这样评价《维纳斯的诞生》：

“确定无疑的是，他怀着伤感绘制了这位快乐的女神，将她作为加诸人身上的强力的体现者……除了从海中诞生之外，他还画了她的其他的故事，但在灰色的肉体和病态的花中从未摆脱死亡的阴影。”

敏锐的评价！在佩特眼中，这是一幅出自二流画家之手的一流作品。

的确，维纳斯是爱与美的女神，波提切利刻意地画出过低的肩膀，正是象征着爱与美无法承受现实世界的重负。忧伤的神情，表示女神预感到爱的脆弱、美的短暂，死亡将很快降临，把它们吞噬。

 

令波提切利感到十分失望，《维纳斯的诞生》并没有给他带来名利，他依然是默默无闻。

其后，佛罗伦萨政局动荡，波提切利也卷入其中。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时候他的作品回归宗教题材……与其说是回归，不如说是堕落——这是保罗·约翰逊的话——“令人心痛的堕落”。

波提切利最后在贫困潦倒之中病逝，死后立即被历史湮没。直到19世纪，拉斐尔前派重新发现波提切利的美。

波提切利的宗教题材画作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记起了，但是他笔下的维纳斯却令人津津乐道，真正成为美的化身。这多么叫人惋惜啊，他为什么不坚持探索美呢？也许，美太忧伤了，忧伤得凡心无法承受。

 

The Birth of Venus

流星

  

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是名副其实的浮华盛世。商业、手工业极度发达，文化生活也十分丰富。

如果有幸穿越到那个时代，我一定会径直奔向吉原游廊。吉原游廊是江户最著名的烟花巷。那里的游女（即妓女），不是用钱就可以买到的，哪怕你腰缠万贯，肯一掷千金。她们最看重的是气质。这方面，小弟深信自己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找到心仪的对象，坐在优雅的房间，吟几首与谢芜村的俳句，聊一下泷泽马琴的里见八犬，评一评墙上的那幅浮世绘……

“天啊！这不是东洲斋写乐的画作吗？”

“桔子桑，你连这个人都知道？好厉害啊。”

她不是奉承我，这个浮世绘画师，在当时的确没有几个人知道。

东洲斋写乐，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神秘的一流艺术家。他在1794年骤然出现，在短短10个月内创作了140多幅作品，然后销声匿迹。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也没有人知道他往哪里去。唯一有可能知道真相的人，是写乐的出版商茑屋重三郎。然而茑屋在1797年突然病逝，这个秘密从此永埋地下。

近年有学者指出，写乐极有可能是能剧演员斋藤十郎兵卫。按常理推断，这并非没有可能。因为写乐的作品以役者绘（即演员肖像画）为主，若非同行，哪能对如此多的演员作出如此深入的观察？哪能把戏剧最精彩的一瞬间捕捉？但又话说回来，光是观察演员和了解戏剧并不能画出优秀的作品。也就是说，一名浮世绘画师不但要有极高的艺术天赋，还得有娴熟的作画技术。况且写乐能够在短时间内画出数目惊人的画作，绝不可能是外行人。

于是又有另一种猜测，认为写乐说不定是其他浮世绘画师的别名，同期的画师，会是葛饰北斋？喜多川歌麿？歌川丰国？还是别的什么画师？但是，写乐的画风与其他人的截然不同，熟识浮世绘的人，基本上一眼就辨认出来。

还有一种猜测，认为写乐是一位神秘的富翁。根据是，写乐画的大多数是几乎没有拥趸的不知名演员，销量肯定不会好。而茑屋竟然在经济不是十分宽裕的时候贸然投资在一个默默无闻的画家身上。如果不是有富翁自费出版，茑屋会做这样“愚蠢”的生意吗？

不管怎样，写乐到底是谁？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他就像一颗美丽而短暂的流星，划过纸醉金迷的江户城夜空，没有人看到他，直到……

直到写乐消失很多年之后，写乐的浮世绘跟其他浮世绘一样作为瓷器的包装纸运到欧洲，从此，命运就发生变化，世界也发生变化。写乐的浮世绘，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海报、宣传画、广告、漫画……今天当你看卡通片的时候，会想到这颗流星吗？

 

三代目大谷鬼次（二代目中村仲蔵）の江戸兵衛，1794

画僧

  

出身于武士家庭的小田等杨年幼就被送到当地的宝福寺（在今天的冈山县）出家，但是他不爱诵经，只爱画画。

这名小和尚偷偷地拿走师父的笔墨，到处涂鸦，寺院内外墙壁全都画满了画。结果当然是遭受重罚。他被牢牢绑在大殿的柱子上，不得动弹，也不许吃饭。小孩子的自然反应是哭，哭呀哭，哭出一地泪水之后就不哭了，因为爱画之心又再苏醒过来。他用小脚丫蘸眼泪作画，画了一只大老鼠。师父看见后吓了一跳，连忙操起扫帚打过去……天啊，原来是画！竟然如此逼真！师父意识到，眼前这个小孩将来必定会成为大画家，便推荐他到京都的相国寺。当时的相国寺都管，正是著名的水墨画家天章周文。

等杨从周文学习画法，又从著名禅师春林周藤学习佛法。到40岁的时候，他已经是名满日本的画僧。不过，要求完美的他仍然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他有一个梦想，希望到水墨画的故乡中国去，向那里的名画师请教。

等杨试图寻求幕府的支持，以跟随遣明船到中国去。可是，当时日本正处于室町幕府晚期，农民暴乱此起彼伏，幕府无暇他顾。况且遣明船花费巨大，即便是在安定时期，也只能平均十年派出一次。

等杨失望地离开京都，独自来到本州西部的山口市，想从这里西渡。在这里，他得到地方强豪大内氏的庇护，建立云谷庵，并开始使用“雪舟”这个名字。他也许没有想到，此“Sesshu”之名将出现在世界一流艺术家的名单上。在大内氏的支持下，幕府终于在1468年再次派出遣明船，雪舟的梦想终可实现。

雪舟在宁波登陆，借宿天童寺。然后开始四处游历和拜访。可是，雪舟访遍所有著名画院，也始终找不到可以拜师学艺的人。日本近代汉学家内藤湖南以高手都在民间为中国画家圆场，然而事实却是，中国水墨画经历过南宋和元代的高峰期之后，在明朝急速下坡。虽有唐伯虎、文征明、仇英这几个回光返照式的吴门画派画家，可惜他们在雪舟游历中国期间尚未出生。当时最好的画家叫沈周，是吴门画派的先驱，水准不在雪舟之下，只是两人风格迥异，难以交流。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雪舟便以大自然和古画为师。历史不乏风云际会的例子，这位东瀛画圣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元朝不用南人，文人雅士都聚集到山水秀丽的江南，舞文弄墨，自得其乐。南宋优秀的画作亦随之源源流入。江南成了一个聚宝盆。雪舟看到许多南宋名画家的真迹，例如马远、夏圭、李唐、梁楷、钱选等，获益良多。他在技法上集众家所长，在旨趣上力求自然与禅意融合，逐渐形成其独特的画风。在此期间，雪舟画出不少优秀作品，名声远扬，直抵京城。

明宪宗看了雪舟的画，非常欣赏，特意召见他，给予丰厚赏赐。但是雪舟无意久留，不到两年，便返回日本，用他的独特画风画日本的山水。

雪舟在日本被尊称为画圣，他的贡献，是使日本艺术突破对中国艺术亦步亦趋的模仿，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日后改变世界的浮世绘，也是从这条路走出来的。

 

 

『秋冬山水図』（冬景図）

更爱真理

  

在拉斐尔（Raphael）的惊世名画《雅典学院》之中，古希腊大哲学家济济一堂。其中，画的正中央，向观者缓步走来的两个人尤为瞩目。

左边的老者是柏拉图，右边的中年人是亚里士多德。他们似乎在争论，却又比争论温和；他们似乎在讨论，却又比讨论激烈。柏拉图的手指指向天，亚里士多德的手掌则朝下，拉斐尔以独出心裁的一笔道出两人的巨大分歧。简而言之，柏拉图的学说更注重精神，而亚里士多德则注重物质。

亚里士多德出生于马其顿（属希腊，并非今天的北马其顿），17岁离开家乡，到雅典的柏拉图学园，师从柏拉图二十年，直到公元前347年老师离世。

亚里士多德非常崇敬他的老师，师生感情也非常深厚。在悼文中，亚里士多德这样写道：“正是他，第一次用语言和行动证明，有德性的人就是幸福的人，我们之中无人能与他媲美。”

然而，与柏拉图弘扬老师苏格拉底的学说相反，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基础却建立在对老师柏拉图的批判之上。

自然会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诬称亚里士多德的“反叛”是因为柏拉图没有选他做学园的继承人。事实上，并非柏拉图不想让最爱的高足接过衣钵，而是根据当时雅典的法律，异邦人不能继承本地人的遗产。此外，亚里士多德不是等到柏拉图死后才开始批判他的，在生前就不断地提出挑战。

既然亚里士多德崇敬柏拉图，为什么又要反对他呢？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也是他著名的格言——

“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

这句话直译是，“柏拉图是我的好朋友，但更好的朋友是真理”。

中文一般翻译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把原文的“友”改为“师”，多少反映希中文化的差异。

对希腊人以及深受古希腊文化影响的西方人来说，成为朋友或者说亦师亦友是师生关系最亲密的表现。中国人对此是难以想象的。中国人将师生看作父子，俗语有云“爱徒如子，尊师如父”，又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批判老师，是大逆不道的恶行。所以，中国人更爱老师，而西方人更爱真理。

伊萨克·牛顿也将亚里士多德的这句格言抄在其剑桥大学学生手册上。他后来突破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人的知识框架，使人类科学迈出了巨人的一大步，是有迹可循的。

因为更爱真理，所以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牛顿批判亚里士多德。但是批判老师和前人，并不表示不尊重。如果理解这一点，中文译文是不是应该改正过来，改为“我爱柏拉图，我更爱真理”呢？

 

 

泉

  

恐怕连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本人也没有想到，他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恶作剧竟然改变了世界。

1917年4月，纽约的独立艺术家协会准备举办艺术展，该艺术展的主要特色是，只要支付6美元的费用，任何人都可以展出自己的作品。杜尚正是这个协会的董事会成员。某天他忽发奇想，决心捉弄一下他的同事们。

杜尚用R·麦特（R.Mutt）的假名将一个男士小便器送到展厅，命名为《泉》。结果是被退了回去，理由是，“该物品在其该处的位置上是非常有用的，但它的位置不应该是在一个艺术展里！”

杜尚觉得独立艺术家协会的做法有违6美元的契约精神，一气之下辞去董事会的职务。发展至此，这个玩笑似乎是有点儿开大了。但是，好戏还在后头。杜尚的好友阿尔弗雷德·斯蒂戈雷兹用相机拍下这个小便器……哦不，这件艺术品，然后刊登到杂志上。天啊，整个艺术界犹如发生一场9级大地震！

其实，杜尚并非第一次直接采用所谓的“现成品”当作他的艺术品，如果你有幸到他的画室参观，一件叫《绊人的衣架》的艺术品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伤疤。毋庸置疑，它是十分普通的大衣架，只不过它的位置却是在地上，它的功能却是绊人。所以，你得当心。

《泉》成为杜尚乃至达达主义的标志性作品。达达主义是虚无主义在艺术领域的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迷惘的一代”，这些人再也不相信什么理想、文明、理性、传统、秩序……其中的激进者，不但不相信一切，而且要用行动颠覆一切。杜尚给《蒙娜丽莎》（当然不是卢浮宫的那一幅）画上性感的小胡子，就是一种颠覆的姿态。可以说，达达主义的艺术性就在行动和姿态。他在嘲讽，他在破坏，同时，他在解放。

杜尚首先解放的是他自己，从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到超现实主义，杜尚的达达主义是一次解放的过程。在《泉》问世之后，他不再现客观世界，也不表现内心感受，艺术不过是游戏，世界何尝不是如此？

杜尚除了引导超现实主义之外，他还可以视为观念主义、后现代主义、波普艺术和行为艺术等等的先驱。而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是，杜尚是现代艺术家的楷模。E·H·贡布里希说过，从来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如果说这句话存在争议的话，那么用在杜尚以及杜尚之后的世界，就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了。看看今天那些玩世不恭、装腔作势、自以为是却又胸无点墨的自称“艺术家”的东施们，不就是刻意仿效杜尚吗？

 

恋爱中的建筑

  

过去，我就和很多唯美主义者一样，因其实用性而把建筑排除在艺术之外。是恋爱改变了我的想法。恋人的专业是建筑，我便爱屋及乌地爱上建筑了。仔细研究之后，我觉得建筑的确是一门艺术。

所以，当我无意中看到“恋爱中的建筑”这个短语的时候，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的是自己的形象。我不正正是恋爱中的建筑吗？我是未完成的建筑，每次感动，都为这座大厦添砖加瓦。

由于这个原因，我打开了《恋爱中的建筑》这本书。我当然知道，这本书的内容一定不同于我对这个短语的诠释。因为作者跟我不一样，他是一名建筑师。

 

“想让人说出‘我喜欢这个建筑’，想在建筑与人之间创造一种亲近的关系，想称这样的建筑为‘恋爱中的建筑’。”

作者说，

“这样的感情，宛如坠入爱河一般。人会恋上建筑，建筑也会恋上人。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想象设计建筑的。”

《恋爱中的建筑》是中村拓志在2007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书中介绍他自2002年创立自己的设计事务所以来的建筑作品。这是一本会令人流泪的建筑书。

其时，中村拓志只是一名新锐建筑师。在大腕林立的日本建筑界，这个新人仅仅算是崭露头角而已。名气不大，他接到的委托大多数是私人住宅、小画廊、办公室之类的小工程。然而，在有限的空间中，他却谱写出一段段令人难忘的恋曲。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博罗米尼。

博罗米尼这个巴洛克时期的建筑天才，一生都活在贝尔尼尼的阴影之下。贝尔尼尼几乎建造了整个罗马，而博罗米尼只能从神一般的竞争对手无暇他顾之时接一些规模不大的建筑订单。在这些小工程中，我们看到一种宛如恋爱一般的优美流线。它们所呈现的美，一点也不逊于贝尔尼尼的大作。性情孤僻的博罗米尼根本不懂得如何与他人交流，他没有恋人，也没有朋友。我想，他是把全部的爱情都倾注到自己的作品之中。这方面，博罗米尼似乎比希腊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还要狂热。

在美学中，美可以大致分为壮美和优美。与恢弘的壮美相比，玲珑的优美更能演绎恋爱的甜蜜。因此我这样画等号：壮美＝理想，优美＝恋爱。博罗米尼和中村拓志的作品都属于优美。

好吧，将现阶段的中村拓志与天才博罗米尼相提并论恐怕是很不恰当的。不过，请记住这个年轻建筑师的名字，我相信他将来会大放异彩。

 

（发表于2013年）

 

Dancing trees, Singing birds，2007

Dancing trees, Singing birds

Lanvin Boutique Ginza，2004

鉴赏中国画

  

应该怎样去鉴赏一幅中国画？或者说，中国画的好坏标准是什么？

南朝画家谢赫的画虽然画得不怎么样，但是评论却有一套。他提出的绘画六法，可作为中国画的标准。六法为：

 

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不好理解是吧。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精简为三点：一气象，二笔法，三余韵。

我们鉴赏一幅中国画，最先感受到的是画的气象。无论宏大如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还是精巧如唐寅的《孟蜀官妓图》；无论粗犷如八大山人的《荷花翠鸟图》，还是纤弱如赵孟坚的《水仙图卷》，这些感觉，都是从你观画的第一眼开始便进入你的心里的，并且一直延续到你离开为止。这就是气象。缺乏气象的画，不会是一幅好画。

 

然后看笔法。作为现代鉴赏者，你大可不必钻研到一眼就能分辨“十八描”。能够分辨出泼墨和白描就足够了，甚至能够分辨出工笔和水墨就足够了。我们应该将重点放在形象之上。正如苏东坡所言，“所贵于画者，为其似也。”韩滉的《五牛图》就做到“似”了，真是栩栩如生。

中国画的笔法不难学，没有天赋的人也完全可以将勤补拙。事实上，中国从来都不缺笔法好的画匠，今天也能随便找到成千上万个。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画的赝品特别多的原因。这些画匠临摹古代名画几可乱真，连专家都能骗过。

然而气象，赝品是难以复制的。王安石认为“丹青难写是精神”，唐代才女薛媛也说，“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我觉得，看画看笔法，品画品气象。

 

最后，要判断一幅画是否不同凡响，则要看余韵。因为，可以叫人过目不忘、回味无穷的，非一流作品不能做到。文同的《墨竹图》、宋徽宗的《芙蓉锦鸡图》、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倪瓒的《渔庄秋霁图》等等，就是余韵无穷的作品。你走出画室之后，会感到心痒难耐，会有回头再看一眼的冲动。

当然，产生余韵的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具有艺术鉴赏力。如果你不懂得骑马，即使有伯乐给你牵来千里马，也是没有意义的。

 

韩滉《五牛图》

唐寅《孟蜀官妓图》

文同《墨竹图》

夜色楼台图

  

《夜色楼台图》中的景物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最上面一层，是黑黝黝的夜空，几笔特别浓厚而凌乱墨迹，暗示着黑夜的冷漠、深沉和压抑。

中间一层是覆盖着厚厚积雪的连绵起伏的群山，从画面的左上方到右下方倾斜，线条曲折而不突兀。

最下面一层，是位于群山之下的一个市镇，与群山同样承受冬夜的低温和积雪的重量，白茫茫一片。

在这幅画卷一样横长的水墨画的右方，有画家的题字，写着“夜色楼台雪万家，谢寅书”。

谢寅，是与谢芜村的其中一个画号。这幅《夜色楼台图》，大约诞生在1778年，当时芜村62岁，他的艺术早已进入成熟期。然而让人感到诧异的是，这幅画与芜村的其他作品相比，笔法显得有点粗疏，甚至有点漫不经心。至于气象，可以说略显平凡，缺乏那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力量。总体给人的感觉是，这不算上乘的作品。很难想象它是芜村的手笔，而且竟然被评为日本国宝级水墨画……

可是我无法把视线移开，有一处地方死劲儿吸引住我的目光。那是在画面中间偏左的地方，有两间可以看到窗户的房子，其中靠中央略为显著的一间，还依稀看到窗内有个人……我盯着这个窗户，不由得屏息。莫非里面的人，是画家本人？他一直在自己的屋子里构思这幅画，而不是登上群山的高度，与观画者一起俯瞰市镇。

或者我们应该将这幅画与芜村的一首俳句结合起来。

 

炭火将熄

我隐居的家

同在雪中

 

正冈子规十分欣赏这首俳句，“作者并不是从外向内看，而是从处身的屋内想到自己被雪深埋着的情景。”子规写道。

芜村是江户时代著名的画家，同时也是有口皆碑的俳人。他从小就非常崇拜松尾芭蕉，曾经学习芭蕉过苦行生活，在日本东北地区流浪，四十多岁时才结束漂泊生活，选择“隐于市”，在市井习气当道的浮华之中过着清贫生活。

我们可以想象，在某个冬夜，室外大雪纷飞。而芜村，正在为某句诗而苦思冥想，连火盆的炭火即将熄灭也浑然不觉。直到一阵寒意袭来，他才返回身处的现实世界。

“炭火将熄，”芜村瞥了一眼火盆，然后抬头凝望窗外的飘雪，“我隐居的家，同在雪中。”唉，他发出一声叹息。突然之间，他仿佛看见这声叹息在眼前凝固成冰，接着掉到地上，碎成无数晶莹的碎片……是这样了！他立即拿起画笔，抓住稍纵即逝的灵感，一气呵成画出这幅《夜色楼台图》。

水墨画往往过分强调笔法和气象，因此水墨画通常只有情趣，而欠缺感情。在这里，芜村刻意降低了笔法和气象的效果，从而突出倾注到画中的个人感情。我就是被画中的感情攫住，细细品味，心悦诚服。真是难得一见的佳作。

 

玛雅幻象

  

美国作家欧文·斯通（Irving Stone）在193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渴望生活》（Lust for Life）。这是一部关于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的传记小说。书中有一个标题为《玛雅》的章节。

 

“你怎么能爱上这样一个身体坏得不像样子的男人呢？”

“你不丑，文森特。你是美丽的。你折磨和虐待这个包裹着你的灵魂的可怜躯体，可是你无法损伤你的灵魂。我所爱的就是它。当你用热情的劳动摧毁你自己的时候，那个灵魂将继续……存在下去。而我对你的爱，也将与它永远同在。”

 

在这里，作者虚构了一个玛雅幻象。这个名字叫玛雅的天使一般的女子，她知道文森特的所有事情，她了解文森特的所有想法，她欣赏文森特的所有艺术作品，而最重要的是，她深深地爱着文森特……然而，这只是作者为文森特安排的一个梦。

虽然说，传记小说容许有合理的虚构情节，但是玛雅这个角色，从文学的艺术角度去看，我始终觉得是过火了。甚至可以说，它是一大败笔，是整部作品的唯一的瑕疵。只不过，在感情上，我很难去批评它。有时候，在某几个黑暗得难以忍受的夜里，我会情不自禁地重读这个章节，为玛雅而热泪盈眶。大概，这算是一种心理补偿吧。作者和读者跟着文森特走过他那短暂而痛苦的人生之旅，的确需要一点点心理补偿。否则，我们无法原谅这个世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竟然这样对待艺术家！

“我想告诉你，文森特，这个世界根本配不上美丽如你的人。”

这是民谣歌手唐·麦克林（Don McLean）在1970年创作的歌曲《文森特》里的一句歌词。那年秋天，麦克林在马萨诸塞州的伯克希尔校区工作，住在校区一座古色古香的公寓里。一天早上，他坐在公寓走廊上看一本关于梵高的书（至于是什么书，他没有交待）。当翻到《星夜》这幅图，灵感闪现……他放下书，拿起吉他。如同玛雅幻象一样，当麦克林的思绪从梵高的画中走出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写下这首歌。

艺术家需要幻象，艺术家也需要心理补偿。但愿玛雅真的走进过文森特的梦中。

 

Don McLean - Vincent

特莱维喷泉

  

今天的罗马城内，大大小小的喷泉超过二千个。其中，特莱维喷泉（Trevi Fountain）是最大的巴洛克式喷泉。就艺术性而言，它也许无法与天才艺术家济安·洛伦佐·贝尔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的作品相比（例如圣彼得广场喷泉、特里同喷泉等），不过就知名度而言，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原因，啊，电影对现代人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啊！

我们先回顾一下特莱维喷泉的历史。

1453年，教宗尼阁五世下令对古罗马时期的处女水渠进行修复和延伸，以一个简单的喷泉作为工程的终点，那就是特莱维喷泉的前身。

十七世纪初，教宗乌尔巴诺八世决心用华丽的艺术讥讽新教的粗鄙，于是委托贝尔尼尼建造包括特莱维喷泉在内的系列建筑物。贝尔尼尼自然不辱使命，只是对喷泉的改建，最终因教宗去世而搁置。

这样又过去了一百年，到1732年，终于由教宗克雷芒十二世拍板定案，改建工程交给尼古拉·萨尔维（Nicola Salvi）。

萨尔维？他是谁？

进入十八世纪之后，意大利逐渐丧失世界艺术中心的地位。整个亚平宁半岛，很难再现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那种人才辈出的盛况。萨尔维，年轻时研究数学和哲学，后来半路出家学习建筑。平心而论，他不是艺术天才，所幸的是，他是一名优秀学生。罗马城内，到处都是贝尔尼尼留下的巴洛克教科书。萨尔维以这位前辈大师为师，设计出一生中唯一的杰作——特莱维喷泉，以及喷泉的背景波利宫。这个浩大的工程整整花去三十年时光，以至萨尔维没能活到完工的那一天，这是古代建筑师常有的遗憾。

虽然处处有贝尔尼尼的影子，但是萨尔维的作品算是成功的。泉水从宏伟的凯旋门飞溅而出，像奔放的旋律一样跨越一簇簇石头，穿过充满戏剧表现力的雕塑，在海神尼普顿的眼前，倾泻而下。

1954年，电影《罗马之恋》（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在特莱维喷泉前缔造罗曼史。片中提及一个神奇的传说：只要越过肩膀往特莱维喷泉抛出一枚硬币，你会重返罗马；两枚，你和恋人永不分离；三枚，你能顺利离婚（这是由于很长一段时间基督教禁止离婚，离婚只能是一个愿望）。后来传说逐渐变为只要抛出硬币后诚心许愿，愿望便会实现。无数游客慕名而至，纷纷把硬币和愿望投掷到喷泉之中。是否人人遂愿我就不清楚了。罗马市政府把特莱维喷泉中的硬币用在慈善事业，为贫困人口增加膳食营养，这也许如遂愿一样美好吧。

我对特莱维喷泉的好感不是因为那部电影，而是美国摇滚乐队邦·乔维（Bon Jovi）在2000年推出的单曲 Thank You for Loving Me。这首情歌的 MV 便是在特莱维喷泉拍摄的。逃跑的新娘、年迈的夫妻，每一对情侣、每一枚硬币，似乎都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如果将来有机会游览罗马，我一定会用一枚硬币向特莱维喷泉致敬。

 

Bon Jovi - Thank You For Loving Me

还乡

  

2015年6月12日，由巴洛克时代的肖像画家伊利亚·哥特罗布·豪斯曼（Elias Gottlob Haussmann）在1746年绘画的著名油画《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肖像》（以下简称《巴赫的肖像》），终于结束八十多年的奥德赛式旅程，返回故乡莱比锡。

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为古典音乐所作的贡献恐怕不须赘述了。不过，他的传世肖像并不多，豪斯曼的作品是当中最著名的也是最传神的一幅。画中，音乐家身穿黑衣，戴着当时流行的假发，手里拿着他的卡农乐谱，目光坚毅而睿智，又似乎带有几分愠色。这幅画已经成为巴赫标志性肖像，在很多有关他的唱片、书籍、网页和文章里，都可以看到。

1723年，巴赫接受莱比锡当局的邀请担任圣托马斯教堂音乐主管一职，一直做到1750年病逝。可以说，他的晚年都在莱比锡度过。豪斯曼则是在1720年被任命为莱比锡官方肖像画家。两人应该互相认识，可是，很奇怪，也许并无深交，又或者是巴赫对画像兴致不高。总之，在二十多年之后，豪斯曼才为巴赫画一幅肖像画。在此之前，他已经为不少乐师画过像。1746年，巴赫61岁，豪斯曼也51岁了。

豪斯曼不算一流画家，他为无数权贵和名人画过的肖像画，平心而论，都只是平庸之作。千篇一律的画风也许揭示了，画家对他的生活产生一丝厌倦的情绪。画画，对他来说可能只是一份赖以为生的职业。

那一天，豪斯曼驾轻就熟地调好颜料，然后从画板背后探出头来。“已经准备好了，巴赫先生……”巴赫当时在干什么呢？说不定正在出神地构思一首乐曲。“巴赫先生……”听到豪斯曼叫唤，他很不情愿地抬起头。不知道什么原因，豪斯曼突然感到一阵惊恐，然后，明显地感到内心深处有一股久违的艺术热情喷薄而出。他紧握画笔，此时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是一名真正的艺术家，而不是工匠。于是，一幅伟大的画作诞生了，豪斯曼画出了一生之中最好的作品，他把巴赫的凝视凝固在画布上，传给了后世。

巴赫逝世后，《巴赫的肖像》由犹太裔詹克家族收藏。到1930年代，为了躲避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詹克家族带着这幅画逃亡到英国。在英国，一个邻家小孩看到这幅画，在巴赫的凝视之下，发誓长大后成为指挥家，演奏巴赫的音乐。他做到了，他就是约翰·艾略特·加德纳爵士。

美国富豪威廉·赛德在1952年购得《巴赫的肖像》。他不是艺术收藏家，而是古典音乐发烧友，尤其喜爱巴赫。2014年年底，赛德逝世，享年100岁。根据他的遗愿，《巴赫的肖像》赠与莱比锡市政府。适逢莱比锡建城1000周年，这份礼物，真是一份最好的贺礼。

 

艺术与道德

  

安东·毛威（Anton Mauve），19世纪荷兰现实主义画家，曾是小有名气的海牙画派领导人物。时至今日，他的名气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名气的来源，不再是他的作品，而是一个亲戚。

1881年12月，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带着他的习作来到海牙，希望他的表姐夫能够不吝赐教。当毛威看到文森特的静物素描后，不禁大吃一惊。“我过去一直以为你是一个白痴，”他说，“现在我必须重新看待你。”

毛威一定是在三亲六故当中听到不少有关文森特的风言风语，才会在脑中形成一个“白痴”的错误观念。所幸的是，毛威毕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艺术家，无须深入了解，仅仅通过几幅习作，便从尚算稚嫩的笔法中，预见眼前这个年轻人是一颗将会熠熠生辉的钻石。因此，他把自己的颜料、画笔和调色盘送给文森特，鼓励他尝试油画创作，还借钱帮他在海牙安顿住处和设置画室。1882年元旦，文森特正式搬到海牙，离毛威的住宅只有10分钟的路程。

在毛威定期指导下，文森特创作了第一批油画。我们从文森特绘于1882年8月的油画《斯赫弗宁恩的海景》可以看到毛威以及海牙画派所产生的影响。

可是，梵高与毛威的良好关系只维持了大约三个月。毛威突然之间仿佛变成另一个人，非常无礼地把文森特拒之门外，书信也一律不予回复。于是，很有可能发生过1956年好莱坞电影《渴望生活》（根据欧文·斯通同名传记小说改编，由科克·道格拉斯饰演梵高）中的那一幕：文森特强行闯进，把作品递到毛威面前，但是后者看也不看，十分不耐烦地塞给他一个石膏像叫他临摹去，跟随便用一块面包打发乞丐没有分别。文森特终于忍无可忍，把石膏像摔个粉碎……

为什么会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她，一个名叫西恩的妓女。这名妓女不但带着一个年幼的女儿，还怀有身孕。文森特却与她同居，并且有结婚的打算。文森特的亲戚知道这件事之后，莫不怒目切齿。因为梵高家族自认为在荷兰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绝不容许这种伤风败俗的行为破坏家族声誉。从此，文森特到了千夫所指、众叛亲离的境地，连最亲密的弟弟提奥也以停止资助相胁迫。

和其他亲戚一样，毛威表姐夫也避之唯恐不及。在他眼中，文森特又变回一个白痴了。然而毛威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尽管他如此无情，文森特仍然尊敬和感激他。有研究人员统计过文森特的所有书信，直接或间接提及毛威共有152次，在艺术家当中仅次于让—弗朗索瓦·米勒（170次）。

毛威在1888年2月病逝，终年49岁。当时正在阿尔的文森特得知这个消息后，在刚完成的一幅油画《粉红色桃树》上，提上“纪念毛威”几个字。

这就是文森特。他会愤怒，会争论，会斥责，会破坏，但是纯粹的心灵却没有任何怨恨可进驻的空间，那里只有美丽的星空，只有骄傲的柏树，只有热情的向日葵……在那里，毛威永远是好人。后来对保罗·高更和加歇医生，也是如此。

同样是艺术家，毛威却把道德置于艺术之上。这实在令人遗憾，我想，如果他改行当道德家，说不定能够成为一流。讽刺的是，因为文森特，这个三流画家仍然会在历史占有一席之地。不知道毛威第一次看到文森特的静物素描的时候，有否预见这个未来。

 

View of the Sea at Scheveningen

Flowering Peach Trees, Souvenir de Mauve

绿袖子的忧伤

  

1929年3月21日，拉尔夫·沃汉·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的歌剧《胖骑士》（后来更名为《恋爱中的约翰爵士》）在伦敦皇家音乐学院首演。这部歌剧改编自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著名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而那位约翰爵士，便是剧中的反面人物、好色之徒约翰·福斯塔夫。

沃汉·威廉斯的这部歌剧在今天鲜有上演的机会，但是剧中有一首短小精悍的乐曲，却一直是各大乐团以及广大乐迷的至爱。它甚至被认为是作曲家的代表作。乐曲叫《绿袖子幻想曲》。

《绿袖子》是16世纪英格兰传统民歌，莎士比亚的原著也提到它。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五幕第五场，福斯塔夫有这样的台词：

让天空降下马铃薯雨！让它轰出《绿袖子》的曲调！

（Let the sky rain potatoes! Let it thunder to the tune of 'Greensleeves'! 朱生豪的译文是“让天上落下煽起情欲的马铃薯般大雨点来吧，让它大锣大鼓地响起雷鸣般的情歌吧”）

 

《绿袖子》的作者是谁？历史学家至今仍然未能有明确的答案。存在两种有如云泥之别的说法。

一说，它是勾栏妓院的俚歌。有词源学考释，所谓“绿袖子”，旧时是妓女的隐喻。

另一说，它出自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之手。在向宫廷侍女安妮·博林（Anne Boleyn）求爱遭到拒绝后，他含泪写下这首哀怨的离别之歌。而“绿袖子”，其实是安妮的服饰。

谁是谁非？以鄙人之愚见，历史上的传说、野史、轶闻等，往往都有事实依据，我们不妨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推理。

亨利八世颇具才情，他创作《绿袖子》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这首歌也极有可能打动了安妮。问题是，国王已经有王后，而天主教在当时是禁止离婚的。为了与安妮结合，亨利八世毅然改信容许离婚的新教。“朕即国家”，国王改宗，整个英格兰也得跟着改宗。世世代代信奉天主教的平民百姓对此感到非常不满，但是又不敢公然指责国王，于是将怒气发泄在安妮的身上，辱骂她为“妓女”。她那标志性的绿袖子服饰，也无辜地与妓女扯上关系。安妮当然知道民间粗鄙，但是正如她在写给密友的信中说，只要亨利爱着她，别人怎么说都无所谓。

讽刺的是，现实总会找到你的弱点，予以猛烈攻击。蜜月期过后，亨利八世的“风流病”又再发作，到处拈花惹草。此外，安妮一直无法为英格兰诞下王子，也使国王萌生再度更换王后的念头。终于，在一名奸臣是挑拨下，国王相信了自己戴了绿帽子的流言，下令将王后处死。随着屠刀一落，身首异处，这段以整个王国的利益为信物的爱情，那些荡漾在《绿袖子》之中的眼泪和激情，统统冰消瓦解，无影无踪。亨利八世恐怕不会再唱这首歌了。幸运的是，在机缘巧合下，它飘散到民间，经过吟游诗人的鲁特琴，经过莎士比亚的鹅毛笔，穿越数百年的历史风尘，再缓缓落在沃汉·威廉斯的乐谱上。

 

现在，请暂且放下乐谱，让我介绍一下我最爱的绿袖子。

1858年，但丁·加百列·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遇见“灰姑娘”芳妮·康福思（Fanny Cornforth）——当时只是一名身份低微的女仆。艺术家的目光却穿透灰色外层，发现金光闪闪的矿藏。自此，芳妮成为罗塞蒂的模特儿。四年后，当罗塞蒂陷入丧妻的悲痛之中而不能自拔时，芳妮搬进他的住宅，给他料理家务和抚平创伤。两人的关系进一步发展。

1863年，罗塞蒂以芳妮为模特儿，创作了油画《我的绿袖子》（现藏于美国哈佛美术馆）。透过笔触，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爱情。

啊，我的绿袖子！美丽的绿袖子！你身上的孔雀绿，包裹不住绚烂的情思；你嘴唇的樱桃红，隐含不住跃动的情话。只是……你在想什么呢？你能告诉我吗？为什么你的眼神充满忧伤？

结局是伤感的。

芳妮在1877年离开罗塞蒂。五年后，罗塞蒂去世，终年53岁。芳妮其后开办了一个画廊，展出罗塞蒂生前为她创作的画作。包括这幅《我的绿袖子》。

画中忧伤的眼神，隐约可见安妮·博林的惶恐、温莎妇人的戏谑以及芳妮·康福思的疑惑，那也是世界上所有恋爱中的男女的疑惑：爱情能否持久？在残酷的现实中，爱情能否持久？

而罗塞蒂，用画笔作答。这是最优美的答词，这是最忧伤的答词。

置身在情意绵绵的作品中，她就像一直被恋人拥抱着，从来没有分开过。

Vaughan Williams: Fantasia on Greenslee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