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

  

恐怕连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本人也没有想到，他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恶作剧竟然改变了世界。

1917年4月，纽约的独立艺术家协会准备举办艺术展，该艺术展的主要特色是，只要支付6美元的费用，任何人都可以展出自己的作品。杜尚正是这个协会的董事会成员。某天他忽发奇想，决心捉弄一下他的同事们。

杜尚用R·麦特（R.Mutt）的假名将一个男士小便器送到展厅，命名为《泉》。结果是被退了回去，理由是，“该物品在其该处的位置上是非常有用的，但它的位置不应该是在一个艺术展里！”

杜尚觉得独立艺术家协会的做法有违6美元的契约精神，一气之下辞去董事会的职务。发展至此，这个玩笑似乎是有点儿开大了。但是，好戏还在后头。杜尚的好友阿尔弗雷德·斯蒂戈雷兹用相机拍下这个小便器……哦不，这件艺术品，然后刊登到杂志上。天啊，整个艺术界犹如发生一场9级大地震！

其实，杜尚并非第一次直接采用所谓的“现成品”当作他的艺术品，如果你有幸到他的画室参观，一件叫《绊人的衣架》的艺术品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伤疤。毋庸置疑，它是十分普通的大衣架，只不过它的位置却是在地上，它的功能却是绊人。所以，你得当心。

《泉》成为杜尚乃至达达主义的标志性作品。达达主义是虚无主义在艺术领域的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迷惘的一代”，这些人再也不相信什么理想、文明、理性、传统、秩序……其中的激进者，不但不相信一切，而且要用行动颠覆一切。杜尚给《蒙娜丽莎》（当然不是卢浮宫的那一幅）画上性感的小胡子，就是一种颠覆的姿态。可以说，达达主义的艺术性就在行动和姿态。他在嘲讽，他在破坏，同时，他在解放。

杜尚首先解放的是他自己，从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到超现实主义，杜尚的达达主义是一次解放的过程。在《泉》问世之后，他不再现客观世界，也不表现内心感受，艺术不过是游戏，世界何尝不是如此？

杜尚除了引导超现实主义之外，他还可以视为观念主义、后现代主义、波普艺术和行为艺术等等的先驱。而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是，杜尚是现代艺术家的楷模。E·H·贡布里希说过，从来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如果说这句话存在争议的话，那么用在杜尚以及杜尚之后的世界，就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了。看看今天那些玩世不恭、装腔作势、自以为是却又胸无点墨的自称“艺术家”的东施们，不就是刻意仿效杜尚吗？

 

恋爱中的建筑

  

过去，我就和很多唯美主义者一样，因其实用性而把建筑排除在艺术之外。是恋爱改变了我的想法。恋人的专业是建筑，我便爱屋及乌地爱上建筑了。仔细研究之后，我觉得建筑的确是一门艺术。

所以，当我无意中看到“恋爱中的建筑”这个短语的时候，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的是自己的形象。我不正正是恋爱中的建筑吗？我是未完成的建筑，每次感动，都为这座大厦添砖加瓦。

由于这个原因，我打开了《恋爱中的建筑》这本书。我当然知道，这本书的内容一定不同于我对这个短语的诠释。因为作者跟我不一样，他是一名建筑师。

 

“想让人说出‘我喜欢这个建筑’，想在建筑与人之间创造一种亲近的关系，想称这样的建筑为‘恋爱中的建筑’。”

作者说，

“这样的感情，宛如坠入爱河一般。人会恋上建筑，建筑也会恋上人。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想象设计建筑的。”

《恋爱中的建筑》是中村拓志在2007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书中介绍他自2002年创立自己的设计事务所以来的建筑作品。这是一本会令人流泪的建筑书。

其时，中村拓志只是一名新锐建筑师。在大腕林立的日本建筑界，这个新人仅仅算是崭露头角而已。名气不大，他接到的委托大多数是私人住宅、小画廊、办公室之类的小工程。然而，在有限的空间中，他却谱写出一段段令人难忘的恋曲。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博罗米尼。

博罗米尼这个巴洛克时期的建筑天才，一生都活在贝尔尼尼的阴影之下。贝尔尼尼几乎建造了整个罗马，而博罗米尼只能从神一般的竞争对手无暇他顾之时接一些规模不大的建筑订单。在这些小工程中，我们看到一种宛如恋爱一般的优美流线。它们所呈现的美，一点也不逊于贝尔尼尼的大作。性情孤僻的博罗米尼根本不懂得如何与他人交流，他没有恋人，也没有朋友。我想，他是把全部的爱情都倾注到自己的作品之中。这方面，博罗米尼似乎比希腊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还要狂热。

在美学中，美可以大致分为壮美和优美。与恢弘的壮美相比，玲珑的优美更能演绎恋爱的甜蜜。因此我这样画等号：壮美＝理想，优美＝恋爱。博罗米尼和中村拓志的作品都属于优美。

好吧，将现阶段的中村拓志与天才博罗米尼相提并论恐怕是很不恰当的。不过，请记住这个年轻建筑师的名字，我相信他将来会大放异彩。

 

（发表于2013年）

 

Dancing trees, Singing birds，2007

Dancing trees, Singing birds

Lanvin Boutique Ginza，2004

鉴赏中国画

  

应该怎样去鉴赏一幅中国画？或者说，中国画的好坏标准是什么？

南朝画家谢赫的画虽然画得不怎么样，但是评论却有一套。他提出的绘画六法，可作为中国画的标准。六法为：

 

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不好理解是吧。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精简为三点：一气象，二笔法，三余韵。

我们鉴赏一幅中国画，最先感受到的是画的气象。无论宏大如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还是精巧如唐寅的《孟蜀官妓图》；无论粗犷如八大山人的《荷花翠鸟图》，还是纤弱如赵孟坚的《水仙图卷》，这些感觉，都是从你观画的第一眼开始便进入你的心里的，并且一直延续到你离开为止。这就是气象。缺乏气象的画，不会是一幅好画。

 

然后看笔法。作为现代鉴赏者，你大可不必钻研到一眼就能分辨“十八描”。能够分辨出泼墨和白描就足够了，甚至能够分辨出工笔和水墨就足够了。我们应该将重点放在形象之上。正如苏东坡所言，“所贵于画者，为其似也。”韩滉的《五牛图》就做到“似”了，真是栩栩如生。

中国画的笔法不难学，没有天赋的人也完全可以将勤补拙。事实上，中国从来都不缺笔法好的画匠，今天也能随便找到成千上万个。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画的赝品特别多的原因。这些画匠临摹古代名画几可乱真，连专家都能骗过。

然而气象，赝品是难以复制的。王安石认为“丹青难写是精神”，唐代才女薛媛也说，“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我觉得，看画看笔法，品画品气象。

 

最后，要判断一幅画是否不同凡响，则要看余韵。因为，可以叫人过目不忘、回味无穷的，非一流作品不能做到。文同的《墨竹图》、宋徽宗的《芙蓉锦鸡图》、赵孟頫的《秋郊饮马图》、倪瓒的《渔庄秋霁图》等等，就是余韵无穷的作品。你走出画室之后，会感到心痒难耐，会有回头再看一眼的冲动。

当然，产生余韵的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具有艺术鉴赏力。如果你不懂得骑马，即使有伯乐给你牵来千里马，也是没有意义的。

 

韩滉《五牛图》

唐寅《孟蜀官妓图》

文同《墨竹图》

夜色楼台图

  

《夜色楼台图》中的景物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最上面一层，是黑黝黝的夜空，几笔特别浓厚而凌乱墨迹，暗示着黑夜的冷漠、深沉和压抑。

中间一层是覆盖着厚厚积雪的连绵起伏的群山，从画面的左上方到右下方倾斜，线条曲折而不突兀。

最下面一层，是位于群山之下的一个市镇，与群山同样承受冬夜的低温和积雪的重量，白茫茫一片。

在这幅画卷一样横长的水墨画的右方，有画家的题字，写着“夜色楼台雪万家，谢寅书”。

谢寅，是与谢芜村的其中一个画号。这幅《夜色楼台图》，大约诞生在1778年，当时芜村62岁，他的艺术早已进入成熟期。然而让人感到诧异的是，这幅画与芜村的其他作品相比，笔法显得有点粗疏，甚至有点漫不经心。至于气象，可以说略显平凡，缺乏那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力量。总体给人的感觉是，这不算上乘的作品。很难想象它是芜村的手笔，而且竟然被评为日本国宝级水墨画……

可是我无法把视线移开，有一处地方死劲儿吸引住我的目光。那是在画面中间偏左的地方，有两间可以看到窗户的房子，其中靠中央略为显著的一间，还依稀看到窗内有个人……我盯着这个窗户，不由得屏息。莫非里面的人，是画家本人？他一直在自己的屋子里构思这幅画，而不是登上群山的高度，与观画者一起俯瞰市镇。

或者我们应该将这幅画与芜村的一首俳句结合起来。

 

炭火将熄

我隐居的家

同在雪中

 

正冈子规十分欣赏这首俳句，“作者并不是从外向内看，而是从处身的屋内想到自己被雪深埋着的情景。”子规写道。

芜村是江户时代著名的画家，同时也是有口皆碑的俳人。他从小就非常崇拜松尾芭蕉，曾经学习芭蕉过苦行生活，在日本东北地区流浪，四十多岁时才结束漂泊生活，选择“隐于市”，在市井习气当道的浮华之中过着清贫生活。

我们可以想象，在某个冬夜，室外大雪纷飞。而芜村，正在为某句诗而苦思冥想，连火盆的炭火即将熄灭也浑然不觉。直到一阵寒意袭来，他才返回身处的现实世界。

“炭火将熄，”芜村瞥了一眼火盆，然后抬头凝望窗外的飘雪，“我隐居的家，同在雪中。”唉，他发出一声叹息。突然之间，他仿佛看见这声叹息在眼前凝固成冰，接着掉到地上，碎成无数晶莹的碎片……是这样了！他立即拿起画笔，抓住稍纵即逝的灵感，一气呵成画出这幅《夜色楼台图》。

水墨画往往过分强调笔法和气象，因此水墨画通常只有情趣，而欠缺感情。在这里，芜村刻意降低了笔法和气象的效果，从而突出倾注到画中的个人感情。我就是被画中的感情攫住，细细品味，心悦诚服。真是难得一见的佳作。

 

玛雅幻象

  

美国作家欧文·斯通（Irving Stone）在193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渴望生活》（Lust for Life）。这是一部关于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的传记小说。书中有一个标题为《玛雅》的章节。

 

“你怎么能爱上这样一个身体坏得不像样子的男人呢？”

“你不丑，文森特。你是美丽的。你折磨和虐待这个包裹着你的灵魂的可怜躯体，可是你无法损伤你的灵魂。我所爱的就是它。当你用热情的劳动摧毁你自己的时候，那个灵魂将继续……存在下去。而我对你的爱，也将与它永远同在。”

 

在这里，作者虚构了一个玛雅幻象。这个名字叫玛雅的天使一般的女子，她知道文森特的所有事情，她了解文森特的所有想法，她欣赏文森特的所有艺术作品，而最重要的是，她深深地爱着文森特……然而，这只是作者为文森特安排的一个梦。

虽然说，传记小说容许有合理的虚构情节，但是玛雅这个角色，从文学的艺术角度去看，我始终觉得是过火了。甚至可以说，它是一大败笔，是整部作品的唯一的瑕疵。只不过，在感情上，我很难去批评它。有时候，在某几个黑暗得难以忍受的夜里，我会情不自禁地重读这个章节，为玛雅而热泪盈眶。大概，这算是一种心理补偿吧。作者和读者跟着文森特走过他那短暂而痛苦的人生之旅，的确需要一点点心理补偿。否则，我们无法原谅这个世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竟然这样对待艺术家！

“我想告诉你，文森特，这个世界根本配不上美丽如你的人。”

这是民谣歌手唐·麦克林（Don McLean）在1970年创作的歌曲《文森特》里的一句歌词。那年秋天，麦克林在马萨诸塞州的伯克希尔校区工作，住在校区一座古色古香的公寓里。一天早上，他坐在公寓走廊上看一本关于梵高的书（至于是什么书，他没有交待）。当翻到《星夜》这幅图，灵感闪现……他放下书，拿起吉他。如同玛雅幻象一样，当麦克林的思绪从梵高的画中走出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写下这首歌。

艺术家需要幻象，艺术家也需要心理补偿。但愿玛雅真的走进过文森特的梦中。

 

Don McLean - Vincent

特莱维喷泉

  

今天的罗马城内，大大小小的喷泉超过二千个。其中，特莱维喷泉（Trevi Fountain）是最大的巴洛克式喷泉。就艺术性而言，它也许无法与天才艺术家济安·洛伦佐·贝尔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的作品相比（例如圣彼得广场喷泉、特里同喷泉等），不过就知名度而言，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原因，啊，电影对现代人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啊！

我们先回顾一下特莱维喷泉的历史。

1453年，教宗尼阁五世下令对古罗马时期的处女水渠进行修复和延伸，以一个简单的喷泉作为工程的终点，那就是特莱维喷泉的前身。

十七世纪初，教宗乌尔巴诺八世决心用华丽的艺术讥讽新教的粗鄙，于是委托贝尔尼尼建造包括特莱维喷泉在内的系列建筑物。贝尔尼尼自然不辱使命，只是对喷泉的改建，最终因教宗去世而搁置。

这样又过去了一百年，到1732年，终于由教宗克雷芒十二世拍板定案，改建工程交给尼古拉·萨尔维（Nicola Salvi）。

萨尔维？他是谁？

进入十八世纪之后，意大利逐渐丧失世界艺术中心的地位。整个亚平宁半岛，很难再现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那种人才辈出的盛况。萨尔维，年轻时研究数学和哲学，后来半路出家学习建筑。平心而论，他不是艺术天才，所幸的是，他是一名优秀学生。罗马城内，到处都是贝尔尼尼留下的巴洛克教科书。萨尔维以这位前辈大师为师，设计出一生中唯一的杰作——特莱维喷泉，以及喷泉的背景波利宫。这个浩大的工程整整花去三十年时光，以至萨尔维没能活到完工的那一天，这是古代建筑师常有的遗憾。

虽然处处有贝尔尼尼的影子，但是萨尔维的作品算是成功的。泉水从宏伟的凯旋门飞溅而出，像奔放的旋律一样跨越一簇簇石头，穿过充满戏剧表现力的雕塑，在海神尼普顿的眼前，倾泻而下。

1954年，电影《罗马之恋》（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在特莱维喷泉前缔造罗曼史。片中提及一个神奇的传说：只要越过肩膀往特莱维喷泉抛出一枚硬币，你会重返罗马；两枚，你和恋人永不分离；三枚，你能顺利离婚（这是由于很长一段时间基督教禁止离婚，离婚只能是一个愿望）。后来传说逐渐变为只要抛出硬币后诚心许愿，愿望便会实现。无数游客慕名而至，纷纷把硬币和愿望投掷到喷泉之中。是否人人遂愿我就不清楚了。罗马市政府把特莱维喷泉中的硬币用在慈善事业，为贫困人口增加膳食营养，这也许如遂愿一样美好吧。

我对特莱维喷泉的好感不是因为那部电影，而是美国摇滚乐队邦·乔维（Bon Jovi）在2000年推出的单曲 Thank You for Loving Me。这首情歌的 MV 便是在特莱维喷泉拍摄的。逃跑的新娘、年迈的夫妻，每一对情侣、每一枚硬币，似乎都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如果将来有机会游览罗马，我一定会用一枚硬币向特莱维喷泉致敬。

 

Bon Jovi - Thank You For Loving Me

还乡

  

2015年6月12日，由巴洛克时代的肖像画家伊利亚·哥特罗布·豪斯曼（Elias Gottlob Haussmann）在1746年绘画的著名油画《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肖像》（以下简称《巴赫的肖像》），终于结束八十多年的奥德赛式旅程，返回故乡莱比锡。

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为古典音乐所作的贡献恐怕不须赘述了。不过，他的传世肖像并不多，豪斯曼的作品是当中最著名的也是最传神的一幅。画中，音乐家身穿黑衣，戴着当时流行的假发，手里拿着他的卡农乐谱，目光坚毅而睿智，又似乎带有几分愠色。这幅画已经成为巴赫标志性肖像，在很多有关他的唱片、书籍、网页和文章里，都可以看到。

1723年，巴赫接受莱比锡当局的邀请担任圣托马斯教堂音乐主管一职，一直做到1750年病逝。可以说，他的晚年都在莱比锡度过。豪斯曼则是在1720年被任命为莱比锡官方肖像画家。两人应该互相认识，可是，很奇怪，也许并无深交，又或者是巴赫对画像兴致不高。总之，在二十多年之后，豪斯曼才为巴赫画一幅肖像画。在此之前，他已经为不少乐师画过像。1746年，巴赫61岁，豪斯曼也51岁了。

豪斯曼不算一流画家，他为无数权贵和名人画过的肖像画，平心而论，都只是平庸之作。千篇一律的画风也许揭示了，画家对他的生活产生一丝厌倦的情绪。画画，对他来说可能只是一份赖以为生的职业。

那一天，豪斯曼驾轻就熟地调好颜料，然后从画板背后探出头来。“已经准备好了，巴赫先生……”巴赫当时在干什么呢？说不定正在出神地构思一首乐曲。“巴赫先生……”听到豪斯曼叫唤，他很不情愿地抬起头。不知道什么原因，豪斯曼突然感到一阵惊恐，然后，明显地感到内心深处有一股久违的艺术热情喷薄而出。他紧握画笔，此时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是一名真正的艺术家，而不是工匠。于是，一幅伟大的画作诞生了，豪斯曼画出了一生之中最好的作品，他把巴赫的凝视凝固在画布上，传给了后世。

巴赫逝世后，《巴赫的肖像》由犹太裔詹克家族收藏。到1930年代，为了躲避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詹克家族带着这幅画逃亡到英国。在英国，一个邻家小孩看到这幅画，在巴赫的凝视之下，发誓长大后成为指挥家，演奏巴赫的音乐。他做到了，他就是约翰·艾略特·加德纳爵士。

美国富豪威廉·赛德在1952年购得《巴赫的肖像》。他不是艺术收藏家，而是古典音乐发烧友，尤其喜爱巴赫。2014年年底，赛德逝世，享年100岁。根据他的遗愿，《巴赫的肖像》赠与莱比锡市政府。适逢莱比锡建城1000周年，这份礼物，真是一份最好的贺礼。

 

艺术与道德

  

安东·毛威（Anton Mauve），19世纪荷兰现实主义画家，曾是小有名气的海牙画派领导人物。时至今日，他的名气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名气的来源，不再是他的作品，而是一个亲戚。

1881年12月，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带着他的习作来到海牙，希望他的表姐夫能够不吝赐教。当毛威看到文森特的静物素描后，不禁大吃一惊。“我过去一直以为你是一个白痴，”他说，“现在我必须重新看待你。”

毛威一定是在三亲六故当中听到不少有关文森特的风言风语，才会在脑中形成一个“白痴”的错误观念。所幸的是，毛威毕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艺术家，无须深入了解，仅仅通过几幅习作，便从尚算稚嫩的笔法中，预见眼前这个年轻人是一颗将会熠熠生辉的钻石。因此，他把自己的颜料、画笔和调色盘送给文森特，鼓励他尝试油画创作，还借钱帮他在海牙安顿住处和设置画室。1882年元旦，文森特正式搬到海牙，离毛威的住宅只有10分钟的路程。

在毛威定期指导下，文森特创作了第一批油画。我们从文森特绘于1882年8月的油画《斯赫弗宁恩的海景》可以看到毛威以及海牙画派所产生的影响。

可是，梵高与毛威的良好关系只维持了大约三个月。毛威突然之间仿佛变成另一个人，非常无礼地把文森特拒之门外，书信也一律不予回复。于是，很有可能发生过1956年好莱坞电影《渴望生活》（根据欧文·斯通同名传记小说改编，由科克·道格拉斯饰演梵高）中的那一幕：文森特强行闯进，把作品递到毛威面前，但是后者看也不看，十分不耐烦地塞给他一个石膏像叫他临摹去，跟随便用一块面包打发乞丐没有分别。文森特终于忍无可忍，把石膏像摔个粉碎……

为什么会这样？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她，一个名叫西恩的妓女。这名妓女不但带着一个年幼的女儿，还怀有身孕。文森特却与她同居，并且有结婚的打算。文森特的亲戚知道这件事之后，莫不怒目切齿。因为梵高家族自认为在荷兰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绝不容许这种伤风败俗的行为破坏家族声誉。从此，文森特到了千夫所指、众叛亲离的境地，连最亲密的弟弟提奥也以停止资助相胁迫。

和其他亲戚一样，毛威表姐夫也避之唯恐不及。在他眼中，文森特又变回一个白痴了。然而毛威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尽管他如此无情，文森特仍然尊敬和感激他。有研究人员统计过文森特的所有书信，直接或间接提及毛威共有152次，在艺术家当中仅次于让—弗朗索瓦·米勒（170次）。

毛威在1888年2月病逝，终年49岁。当时正在阿尔的文森特得知这个消息后，在刚完成的一幅油画《粉红色桃树》上，提上“纪念毛威”几个字。

这就是文森特。他会愤怒，会争论，会斥责，会破坏，但是纯粹的心灵却没有任何怨恨可进驻的空间，那里只有美丽的星空，只有骄傲的柏树，只有热情的向日葵……在那里，毛威永远是好人。后来对保罗·高更和加歇医生，也是如此。

同样是艺术家，毛威却把道德置于艺术之上。这实在令人遗憾，我想，如果他改行当道德家，说不定能够成为一流。讽刺的是，因为文森特，这个三流画家仍然会在历史占有一席之地。不知道毛威第一次看到文森特的静物素描的时候，有否预见这个未来。

 

View of the Sea at Scheveningen

Flowering Peach Trees, Souvenir de Mauve

绿袖子的忧伤

  

1929年3月21日，拉尔夫·沃汉·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的歌剧《胖骑士》（后来更名为《恋爱中的约翰爵士》）在伦敦皇家音乐学院首演。这部歌剧改编自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著名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而那位约翰爵士，便是剧中的反面人物、好色之徒约翰·福斯塔夫。

沃汉·威廉斯的这部歌剧在今天鲜有上演的机会，但是剧中有一首短小精悍的乐曲，却一直是各大乐团以及广大乐迷的至爱。它甚至被认为是作曲家的代表作。乐曲叫《绿袖子幻想曲》。

《绿袖子》是16世纪英格兰传统民歌，莎士比亚的原著也提到它。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五幕第五场，福斯塔夫有这样的台词：

让天空降下马铃薯雨！让它轰出《绿袖子》的曲调！

（Let the sky rain potatoes! Let it thunder to the tune of 'Greensleeves'! 朱生豪的译文是“让天上落下煽起情欲的马铃薯般大雨点来吧，让它大锣大鼓地响起雷鸣般的情歌吧”）

 

《绿袖子》的作者是谁？历史学家至今仍然未能有明确的答案。存在两种有如云泥之别的说法。

一说，它是勾栏妓院的俚歌。有词源学考释，所谓“绿袖子”，旧时是妓女的隐喻。

另一说，它出自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之手。在向宫廷侍女安妮·博林（Anne Boleyn）求爱遭到拒绝后，他含泪写下这首哀怨的离别之歌。而“绿袖子”，其实是安妮的服饰。

谁是谁非？以鄙人之愚见，历史上的传说、野史、轶闻等，往往都有事实依据，我们不妨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推理。

亨利八世颇具才情，他创作《绿袖子》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这首歌也极有可能打动了安妮。问题是，国王已经有王后，而天主教在当时是禁止离婚的。为了与安妮结合，亨利八世毅然改信容许离婚的新教。“朕即国家”，国王改宗，整个英格兰也得跟着改宗。世世代代信奉天主教的平民百姓对此感到非常不满，但是又不敢公然指责国王，于是将怒气发泄在安妮的身上，辱骂她为“妓女”。她那标志性的绿袖子服饰，也无辜地与妓女扯上关系。安妮当然知道民间粗鄙，但是正如她在写给密友的信中说，只要亨利爱着她，别人怎么说都无所谓。

讽刺的是，现实总会找到你的弱点，予以猛烈攻击。蜜月期过后，亨利八世的“风流病”又再发作，到处拈花惹草。此外，安妮一直无法为英格兰诞下王子，也使国王萌生再度更换王后的念头。终于，在一名奸臣是挑拨下，国王相信了自己戴了绿帽子的流言，下令将王后处死。随着屠刀一落，身首异处，这段以整个王国的利益为信物的爱情，那些荡漾在《绿袖子》之中的眼泪和激情，统统冰消瓦解，无影无踪。亨利八世恐怕不会再唱这首歌了。幸运的是，在机缘巧合下，它飘散到民间，经过吟游诗人的鲁特琴，经过莎士比亚的鹅毛笔，穿越数百年的历史风尘，再缓缓落在沃汉·威廉斯的乐谱上。

 

现在，请暂且放下乐谱，让我介绍一下我最爱的绿袖子。

1858年，但丁·加百列·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遇见“灰姑娘”芳妮·康福思（Fanny Cornforth）——当时只是一名身份低微的女仆。艺术家的目光却穿透灰色外层，发现金光闪闪的矿藏。自此，芳妮成为罗塞蒂的模特儿。四年后，当罗塞蒂陷入丧妻的悲痛之中而不能自拔时，芳妮搬进他的住宅，给他料理家务和抚平创伤。两人的关系进一步发展。

1863年，罗塞蒂以芳妮为模特儿，创作了油画《我的绿袖子》（现藏于美国哈佛美术馆）。透过笔触，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爱情。

啊，我的绿袖子！美丽的绿袖子！你身上的孔雀绿，包裹不住绚烂的情思；你嘴唇的樱桃红，隐含不住跃动的情话。只是……你在想什么呢？你能告诉我吗？为什么你的眼神充满忧伤？

结局是伤感的。

芳妮在1877年离开罗塞蒂。五年后，罗塞蒂去世，终年53岁。芳妮其后开办了一个画廊，展出罗塞蒂生前为她创作的画作。包括这幅《我的绿袖子》。

画中忧伤的眼神，隐约可见安妮·博林的惶恐、温莎妇人的戏谑以及芳妮·康福思的疑惑，那也是世界上所有恋爱中的男女的疑惑：爱情能否持久？在残酷的现实中，爱情能否持久？

而罗塞蒂，用画笔作答。这是最优美的答词，这是最忧伤的答词。

置身在情意绵绵的作品中，她就像一直被恋人拥抱着，从来没有分开过。

Vaughan Williams: Fantasia on Greensleeves 

倒竖拇指

  

英国名导演里德利·斯科特曾经表示，他之所以执导《角斗士》这部电影，完全是出于对这幅油画的热爱——19世纪法国画家让—莱昂·热罗姆（Jean-Léon Gérôme）的《倒竖拇指》（Pollice Verso，1872，现藏于美国凤凰城艺术馆）。

热罗姆是学院派艺术家中的佼佼者。20世纪以来，学院派长期被污名化，在人们心目中它仿佛就是陈腐、顽固、守旧、反动的代名词。加上热罗姆本人对印象派画家一向持反对态度，他的作品就更加受到现代艺术批评家的“照顾”了。所幸的是，斯科特不受“专家”的影响，坚持个人品味，也成就了一部大片。

鄙人觉得，艺术从来都是 timeless 的，故此艺术批评应该力求跳脱时代的标准。艺术批评只应该遵照一个标准：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美”。

在热罗姆的一些作品，例如《法庭上的芙丽涅》、《皮格马利翁与伽拉忒亚》以及这幅《倒竖拇指》，我们可以看到，画家承传卡拉瓦乔和雅克—路易·大卫的特点，善于捕捉和呈现历史事件中最富有戏剧性和感染力的瞬间。在笔法上，热罗姆则因袭学院派前辈多米尼克·安格尔和保罗·德拉罗什的严谨线条，践行对约翰·济慈诗句“美即是真，真即是美”的理解（这是热罗姆以及学院派画家极力反对印象派的一个原因，他们认为那种朦胧印象不是“真”）。总体而言，热罗姆的作品给人情景交融的美感。

 

让我们进入《倒竖拇指》，让我们回到古罗马的圆形竞技场（又译作斗兽场）。胜利的角斗士踩住倒地的对手，在一般情况下，他会望向皇帝，等待指示。这个指示来自一个手势，皇帝将用这个手势决定失败者的命运：竖起拇指，表示放他一马；倒竖拇指，则是“杀死他”的意思。观众也会在这个时刻热烈地用声浪和手势表达意见，因为皇帝通常是顺应民意的。

奇怪的是，热罗姆却极不寻常地让角斗士望向观众席上那几个维斯塔贞女，皇帝反而被安排在远景，略显颓唐和无助。画家作如斯处理，旨意何在？

维斯塔是罗马神话中的灶神和火神。罗马人十分重视这位女神，除了家家户户都供奉，国家还建神庙、设公祭。神庙的祭司称为维斯塔贞女，通常不超过7人。她们自小受良好教育和严格训练，无论在感官上还是理智上，她们都是无可挑剔的好人。然而，在竞技场的观众席上，她们也跟其他人一样，其姿势、其表情，令人只敢侧目而视。

热罗姆是要表达对人性的失望和对民粹的恐惧吗？身处19世纪动荡的法国，他经历过太多革命、太多战争、太多迫害。是的，他只热衷古典题材，他的作品“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有时候，他也想诉说一点心事。

 

顺便一提，罗马人炫示生杀大权的手势：竖起拇指和倒竖拇指，传到后世，先是表示赞赏和不满，后被网络用作“点赞”和“点踩”的符号。

不妨在“点赞”或者“点踩”的时候照照镜子，说不定会看到一个维斯塔贞女呢。

 

书房里的圣杰罗姆

  

早期尼德兰画派的奠基者、佛拉芒画家扬·凡·艾克（Jan van Eyck） 1441年7月在布鲁日辞世，留下一幅未完成的油画，名叫《书房里的圣杰罗姆》（Saint Jerome in His Study）。第二年这幅油画由凡·艾克的学生们共同完成，不久后被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购得，成为美第奇宫的一件展品。至于它是怎样来到美国的底特律艺术学院，期间经历过什么风风雨雨，至今仍然有很多不明不白的地方。

严格地说，这幅油画并不属于那种连凡夫俗子都能一眼认出来的“世界名画”，然而，它的影响力却非常大，而且在艺术之外——现代意义上的书房，由此而生。

当然，画中人圣杰罗姆才是书房的发明者，而作画者凡·艾克只是书房的推广者。不过，在书房这个题目上，两人是同等重要的。打个有欠谨慎的比方，他们的关系，有点像图书出版中的作者与出版商的关系。不要小看出版商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很不幸地在中国变成“世界读书日”），就同时向作者和出版商致敬。在很长一段时期，出版商都是冒着被处死的风险向世界传播真理的火种的。

美第奇家族将凡·艾克的作品带到文艺复兴之中的意大利。受此影响，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丢勒一生中曾两度游历意大利）和多米尼科·基尔兰达奥都先后创作过相同的主题。而受艺术的感召，贵族和市民阶层都纷纷在家里另辟一室，作为书房。从此，书房便成为家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直到21世纪（21世纪后，书房逐渐变成电子产品展览房）。

你也可以像当时的佛罗伦萨等城市的市民那样，以凡·艾克的油画为样板，布置自己的书房。当然，安全起见，你最好用一只猫代替画中的狮子。

那只狮子是杰罗姆的朋友。相传早年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地流浪的时候，杰罗姆为一只狮子拔出一根深深刺入前爪的尖刺。一对至交兼畏友由此形成，几乎形影不离。

公元382年，杰罗姆和他的狮子朋友来到罗马，立即被教皇达玛苏一世任命为秘书（当然，秘书是杰罗姆，不是狮子），承担《圣经》的翻译工作。当时虽然已经有一部拉丁文《圣经》，但是其语言粗陋，错谬甚多，教廷早就想换掉，只是苦于找不到一位精通希伯来文（《旧约》原文）、希腊文（《新约》原文）和拉丁文，且博古通今、见多识广的学者。而杰罗姆完全符合上述条件，这项艰巨的工作，实在非他莫属了。

有趣的是，杰罗姆似乎不习惯在宽敞的教廷藏书室工作，于是将工作转移到自己住处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这个房间集藏书、阅读、思考、写作、工作等功能于一身，我们武断地称之为世界上第一个书房，应该没有人提出异议吧。不但如此，杰罗姆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所谓“SOHO”一族的始祖。在这里，他最终不负所托，翻译并注释了一部影响世界一千多年的拉丁文《圣经》。这也是他的名字前冠以“圣”字的原因。

我和米歇尔·德·蒙田一样，在书房度过一生中大部分时日和一天中大部分时光，理所当然对杰罗姆和凡·艾克表示感激。不过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没有他们，我会如何？啊，我相信，如果没有他们，我也会把书房发明出来的。

 

 

贝雷帽

  

最近我买了一顶卡其色贝雷帽。戴上它，我觉得自己更加像艺术家了。

没错，我本来就是一名艺术家。然而，“是艺术家”和“像艺术家”，是两码事。卡拉瓦乔像画家吗？弗朗索瓦·维庸像诗人吗？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像小说家吗？单凭外貌，他们恐怕都不像。相反，现代有很多人打扮得像艺术家，甚至声称从事“艺术”工作，却对艺术一无所知。他们是艺术家吗？显然不是。所以，真正的艺术家的确很有必要用一顶贝雷帽把“是”和“像”连结起来。做人要表里如一嘛。

请想象一下，如果手冢治虫和藤子·F·不二雄光着脑袋走在东京街头，你认得出他们吗？不，他们会被当作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本大叔。故此，他们都戴贝雷帽，并且不时把这个形象以超关联的手法画到漫画里。透过漫画，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份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拥有的自豪感：我是艺术家，而且像艺术家。

鉴于也有不少帽子像贝雷帽却不是贝雷帽，我们需要明确贝雷帽的定义。根据《柯林斯英语词典》的描述，贝雷帽是圆形、平顶、由软料子制成的无檐帽子。标准的贝雷帽又叫巴斯克式贝雷帽，它起源于西班牙北部与法国接壤的巴斯克地区。

历史上，巴斯克地区向来是火药库，多方势力经常发生冲突。大约在17世纪，法国士兵在一次入侵中发现巴斯克山民戴的贝雷帽十分好看，也十分实用，既防晒，又保暖，且不遮挡视线，居家旅行送礼自用均适合，便纷纷戴上（今天很多国家的军队服装中也有贝雷帽。甚至由乌合之众组成的反政府游击队也戴贝雷帽，切·格瓦拉是一个例子，他戴贝雷帽的头像已经成为左翼的图腾）。其后，退役的法国士兵把贝雷帽带回故乡。贝雷帽遂迈出了走进时尚的第一步。

到19世纪，居住在巴黎的清寒艺术家（他们自称“波希米亚人”）爱上贝雷帽。贝雷帽与各类艺术家包括音乐家、诗人、作家、画家、漫画家、批评家、电影导演等等，结下不解之缘，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不过，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代言人”却是极度仇视波西米亚人和法国人的德国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只是，戴贝雷帽的瓦格纳依然一副凶相，不太像音乐家。

至于第一个戴贝雷帽的艺术家，不是瓦格纳也不是波西米亚人的一员，而是17世纪的荷兰画家伦勃朗。从伦勃朗留下的大量自画像中可以看到，他有很多顶令我等帽子爱好者羡慕得情绪失控的贝雷帽。难怪有不怀好意的心理学家指摘他有自恋情结。自恋又如何？在本人心目中，自恋是褒义的，尤其对艺术家来说，一个不自恋的艺术家绝对不是好艺术家。

不管你是艺术家还是像艺术家，或者两者皆是，又抑或两者皆非，当你戴上贝雷帽，我希望你跟我一样，想到伦勃朗，想到在贝雷帽之下那双坚毅的眼睛，然后对自己说：即使崎岖坎坷，即使荆棘载途，而我可能遍体鳞伤，一直踽踽独行……我也会热爱这一趟人生苦旅。

 

 

Rembrandt, Self-portrait, 1634

Rembrandt, Self-portrait, 1659

学会怎样去死

  

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在《随笔集》里写道：“学哲学，是要学会怎样去死。”

在人类二千六百年的哲学史之中，在灿若繁星的哲学家之中，在不计其数的哲学著作之中，我实在找不到比这更伤感的句子了。

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似乎也有同样的感受。1946年，他应美国一家出版社之邀，为蒙田《随笔集》英译本绘画插图。我们不知道达利之前有没有翻阅过蒙田的著作，又或者，达利以此为契机重读一遍也说不定。总之，时年42岁的艺术家产生强烈的震撼，特别是对“学哲学，是要学会怎样去死”这句格言。以此为标题的插图，就有四幅之多。

其中一幅插图，蒙田举起一个髑髅，凝神端详。这，令人不由得想到哈姆莱特。

在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悲剧《哈姆莱特》的第五场第一幕，墓园里的丹麦王子也是这样端详一个髑髅的。

“霍拉旭，你能告诉我一件事情吗？”

“什么事情，殿下？”

“你想，亚历山大在地下也是这个模样吗？”

“也是这样。”

“也会这样发臭吗？”

“也会发臭。”

啊，即使伟大如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也要埋入低贱的泥土里，逐渐变成丑陋的、发臭的骷髅。在这里，莎士比亚透露了内心深处的一点无神论思想。而处于同一时代的、比莎士比亚年长的蒙田，也许也是一个无神论者（当然，更多时候他是个怀疑论者）。蒙田曾经写道：“人简直精神错乱。他造不出一条小虫，却造出成打的神。”达利的插图将两人联系在一起，真是神来之笔。如果死后的世界并不存在，那么死亡就是彻底的完结了。知道这个真相，仍然能够平静地接受它，恐怕只有哲学家才能做到吧。

然而，姑置勿论无神论和怀疑论，就算有很强烈的宗教信仰，在死神面前绝大多数人还是会像哭泣的婴儿一样。

皮浪（Pyrrho）的遭遇是最好的例证。这位蒙田十分尊崇的古希腊哲学家，话说有一次乘船出海，遇到暴风雨，同船的人全都吓得魂不附体，有些瘫倒在地，有些抱头痛哭，有些则跪下祈祷。皮浪却若无其事，还赞赏一头正在进食的猪：这才是智者应有的态度。当然，皮浪不是跟现代某些有害的“鸡汤文”一样建议人们做一头快乐的猪，而是借这头猪来嘲笑那些想到自己要死就完全丧失理智、毫无哲学素养的人。

那么，一名哲学家，或者一个有哲学素养的人，应该怎样面对死亡？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的小说《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里有一个不值得尊敬但值得学习的样板。哲学家托马斯·史奎尔，在自知生命将尽的时候，也引述蒙田的这句“学哲学，是要学会怎样去死”。他的具体做法是，对过去所犯的错误进行忏悔，然后找一个宁静的地方隐居，平静地等待死亡的来临。

原创者蒙田的态度更加超然，他说：“我希望死神在我种卷心菜的时候找着我，不过我不太在乎，更不在乎菜园有没有收成。”这里的卷心菜和菜园是隐喻，因为，“我连卷心菜和莴苣都分不清”，也从不关心田庄的生产情况。蒙田以读书、思考、写作为工作，而他的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他觉得，在工作中死去，是最完美的结局。换句话说，如果你时刻在工作，如果你认真地对待生活，那么任何时候死去都没有关系。“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于你怎样利用。有的人短寿，却能长存。”

蒙田便属于长存的人。他在1592年死于扁桃体疾病，终年59岁。然而他的随笔、他的格言、他的思想，数百年来点燃了无数火种，令无数人在纷乱的现实世界里找到生存的意义。

而我，作为读者，作为一个对哲学有所研读的人，我想，我已经学会怎样去死。不过，我虽然不知道种的是卷心菜还是莴苣，也不知道卷心菜会不会开花，但是，我还是希望死神到来的时候我能够指着满园的卷心菜花（或者莴苣花）对他说：看，很美吧，这是我种的。

 

 

黑猫

 

1、

我还能看到多少个满月？

 

这是哪个诗人的诗句？在我的小宇宙里，它像彗星一样，每隔一段时间便回归一次。然而我始终想不起，这是哪个诗人的诗句。

这个诗人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故而对每个月份都会发生的自然现象，也十分珍视。我还能看到多少个满月？这一问，令人黯然神伤。

 

 

2、

菱田春草的《黑猫》作于1910年（现藏于熊本县立美术馆）。当时，画家因为严重的肾病正在病院治疗。画中流露不祥的预感和悲观的神思：上天给他作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是一幅长条形的日本画（胶彩画）。画中的主角，是一只蹲在橡树上的黑猫。黑猫之上，差不多占三分之二的画面，是金黄色的叶子。有两片落到地上。

 

死如秋叶般静美。         （泰戈尔）

 

这只黑猫，是死亡的象征吗？

不，我想，黑猫是画家的心。

在具有高度装饰性的意境中，黑猫的眼睛，发出神秘的光亮，凝视着画家。画家自我观照时，两个时空发生激烈的碰撞：艺术的永恒和生命的短促。

艺术家最大的悲哀是什么？是无法活在自己的作品里吗？

或者……

蓦地，这只黑猫仿佛要向我传递一个信息，就像蒙娜丽莎以一抹微笑宣示：我已经找到答案，但是这个秘密，我要一直藏在连气息都不敢吐出的静谧之中。

 

右下角落款：春草。

 

春草是个笔名，令人想到生机勃勃的景象。然而此刻，春草本人，却独自伫立在深秋的暮色之中，等待人生的终结。

翌年3月，春草无法再提笔；9月，默然离世，年仅36岁。

 

羡慕枫叶

在最美的时候

默然飘落                （各务支考）

 

 

3、

 “当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我就会死去。”在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里，最后一片叶子成为永恒的象征。

只是，创造它的老画家，却默然飘落。

 

黑猫正在凝视着我。

 

 

4、

另一个时空，依然是冬天。

不久前，我一次过买了十多件衣饰。在躯壳化为尘土之前，尽力装饰一下吧。“一个人应该成为一件艺术品，要不就穿上一件艺术品。”奥斯卡·王尔德如是说。

然而在付款之后，我才发现，它们全是春夏装。

好吧，那我就像冬眠动物一样，等待春天。

 

我还能看到多少个春天？

 

伊丽莎白的鹈鹕

  

《伊丽莎白一世：鹈鹕肖像》（现藏于利物浦沃克美术馆），是英国画家、金银工匠尼古拉斯·希利亚德（Nicholas Hilliard）大约在1572年至1576年之间为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绘画的肖像油画。

这幅画之所以叫“鹈鹕肖像”，是因为伊丽莎白胸前所戴的那个鹈鹕吊坠。现代人或者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一个细小的吊坠，一个挂在华丽服装上的毫不起眼的饰物，何以成为焦点，以至整幅油画以它为名？然而，对所有身处那个时代的英国人来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在别具匠心的构图背后，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手腕。从某个角度看，这是一幅政治宣传画。英格兰女王巧妙地利用鹈鹕这个符号，为自己树立一个可以与神等量齐观的形象和权威。

鹈鹕（中国有些地方又称作“塘鹅”），是一种体长可达2米的大型水鸟。它最显著的特征是长嘴下有一个皮质的囊，可以兜食鱼类。除了南极洲之外，地球上所有大陆都有它们的身影。

过去的欧洲人普遍认为，鹈鹕会故意啄伤胸部，用自己的血哺育雏鸟。最早描述这个现象的是13世纪的圣徒托马斯·阿奎那。这位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将它与耶稣的自我牺牲关联起来。

“你们都喝吧；这是我的血，是印证上帝与人立约的血，为了使众人的罪得到赦免而流的。”（《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现代中文译本）

从此，鹈鹕的形象便成为神圣的装饰图案，不时出现在基督教建筑、圣物和印刷品之中。

伊丽莎白一世所处的时代，基督教已经分裂为天主教和新教。两派水火不容，为了抢夺地盘，在欧洲刮起一阵阵腥风血雨。伊丽莎白的父亲亨利八世在位时脱离罗马天主教，自立英格兰国教。但是伊丽莎白的姐姐、有“血腥玛丽”之称的玛丽一世上台后，马上复辟天主教。而玛丽死后，伊丽莎白再一次改变英格兰的路线，并且对天主教信徒进行报复，血腥程度并不比“血腥玛丽”对新教徒的镇压相差多少。

伊丽莎白自然明白，除了少数死忠的天主教徒之外，一般平民阶层倒是没有特别强烈的宗教倾向，只要有教堂、有神职人员给他们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就行。为了令这些人心悦诚服，不再摇摆，女王觉得有必要大幅提升自己的形象和权威。于是，《伊丽莎白一世：鹈鹕肖像》应运而生。这幅画毫不隐晦地指出，画中人便是鹈鹕、基督、圣母和教宗的结合体，她正在用自己的鲜血哺养整个英格兰。我不怀疑，当时一些人看到这幅画之后，会感动到热泪盈眶，包括女王本人。她对画作非常满意，赐予希利亚德丰厚的奖赏。

当然，伊丽莎白和希利亚德都不知道，鹈鹕这个感人的符号其实建立在错误的知识之上。现代生物学家已经证实，鹈鹕是不会用自损胸部的方式哺育雏鸟的。那么，这个错误是怎样产生的呢？有多种推测，而我觉得可能性最高的是，欧洲的鹈鹕中有一种叫卷羽鹈鹕的，其雌性在哺育初期胸部会转变成血红色。阿奎那会不会是从远处观察到这一现象，故而产生误解？

不管怎样，这个错误倒是错得适当的。历史上许多虚伪的政治宣言都离不开错误的认知。真实的鹈鹕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无私，真实的伊丽莎白一世也不是自我标榜的那样伟大。唯有艺术，是真实的。

与希利亚德其他题材的画作相比——希利亚德无论在油画、板绘还是细密画上，都有出色的发挥。他以非常精细的技巧，将肖像画的抒情性和装饰性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幅《鹈鹕肖像》，似乎缺乏任何感情，画家似乎有意与画中人保持相当的距离。凝视着它，你会感到一阵令人不安的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