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7月13日，法国大革命领袖人物让—保尔·马拉被刺杀。
马拉患有一种皮肤病，需要长时间沐浴。他不得不在浴室办公。这一天，马拉在浴室会见一个叫夏洛特·科尔黛的年轻女子。后者递交一份请愿书，声称遭到迫害，请求保护。过目后，马拉准备签署，但未下笔，科尔黛的刀子已经刺进他的胸膛。
消息传出，哀恸之情笼罩国民公会。其中一名代表煽情地呼叫：“大卫，大卫……你在哪里？……有工作需要你来完成。”“我会完成它。”人群中一个低沉的嗓音答道。
于是，惊世名画《马拉之死》诞生。
这是一幅令人屏息的画作。白色的浴巾、绿色的桌布、褐色的木箱，红色的鲜血……上方是一大片无尽的黑色，多么压抑，而又多么肃穆。
看看马拉，那形态，那肌腱，无不呈现古希腊雕刻的美，又带有几分基督殉难的安详和圣洁。
马拉手上拿着科尔黛请愿书。木箱上有一份未完成的工作——几张纸币和一张便条，便条写着“把这5法郎给那位要抚养五个儿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生命”。真是爱国爱民的好领袖、谦卑的“人民之友”（马拉的自称），如今遭到可耻的暗杀，真令人悲痛，令人悲愤。
这幅画极具震撼力和感染力，看到它的人，无不动容。
然而，这是一个谎言！
马拉是杀人狂魔！在大革命之后，他和罗伯斯庇尔领导的雅各宾派成功夺权。杀国王，杀贵族，杀有钱人，杀革命内部敌人……杀杀杀，多少人因他大笔一挥而上断头台啊！大卫，你为什么要歌颂一个杀人狂魔呢？
大卫，他是个投机分子。
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无疑是天才画家，18岁进皇家美术学院，36岁以《贺拉斯兄弟之誓》奠定艺术大师的地位。他反对浮夸的洛可可风格，主张新古典主义在绘画中的实践。他的实践使艺术走出声色犬马的死胡同，为学院派、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扫清障碍。
大卫深得路易十六的赞赏，然而在大革命的时候，他却加入最激进的雅各宾派，并且在处死国王的决议中，投了赞成票。
马拉遇刺后一年，雅各宾派倒台，大卫被关进监牢，离断头台似乎不远。不过大卫声泪俱下地为自己辩护，赢得同情，最终获释。他说，我只是一名画家，我只不过是接受委托人的委托而作画，我有什么错呢？
是呀，律师也为坏人辩护。
大卫获释后一度远离政治……是一度。拿破仑窃取革命果实并背叛了革命，登上皇帝宝座。人们发现，时常陪伴皇帝的正是贵为首席宫廷画师的大卫。
面对《马拉之死》，我们不得不反复思忖，我们不得不将“艺术的忧伤”移至作品之外。艺术何以打动人？其真，其美。艺术作品允许虚构，但感情必须是真的。那么，《马拉之死》呢？我不相信大卫的感情是真的，以他的才智他不可能认为马拉是“人民之友”，可是他画得如此出色，如此美。这令人不禁想到维吉尔。维吉尔创作了不少谄媚奥古斯都的诗歌，包括史诗《埃涅阿斯纪》。《马拉之死》和《埃涅阿斯纪》一样，它们是如此美，美得令人无法指责作者不光彩的意图。这是艺术的力量，还是魔鬼的力量？
与魔鬼交易的大卫最终自尝苦果。拿破仑战败后，大卫成为人民公敌，被迫流亡比利时，在贫苦和孤寂中离世。
The Death of Mar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