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麻雀

  

俗语所说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说不定就是雀鸟烹调师傅对麻雀的最高礼赞了。这种礼赞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自古以来，无数臣子都是被皇帝“一不小心”杀掉之后再享受厚葬的待遇的。也许是太有中国特色的缘故吧，以至很少有中国人看出其中的荒谬性。其实我们可以作一个类比，假如有个凶徒捅了受害人的肚子一刀，然后七情上面地赞美道：“哦！你的血太鲜艳啦！你的肠子太可爱啦！”变态不？

生活在一个变态的国度里，该国麻雀的命运比该国人的还要凄惨。

虽然中国国粹“麻将”是出自“麻雀”的口误，然而发明麻雀牌的人，不是因为爱麻雀，而是为了打麻雀。麻雀牌是那场发生在明末江浙一带的消灭麻雀运动的忠实记录。

不过，中国麻雀真正的灭顶之灾发生在1955年。中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对素质低下的中国农民作出绝对正确的毋庸置疑的指示——“除四害！”

“四伟”眼中的“四害”是指麻雀、老鼠、苍蝇和蚊子，麻雀是头号通缉犯。按照毛主席的计划，要在5～12年间达到基本消灭麻雀的目标。

人们一直错误地认为，麻雀这畜生以庄稼为生，与人类争食，消灭麻雀才能保住大丰收。但是麻雀总是杀不尽，为什么？那是因为人们缺乏一名英明领袖。

现在万事俱备了。英明领袖说，世上无难事，新中国可以战胜任何困难。于是乎，全国上下展开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打麻雀运动。

哦不，有人提醒主席，18世纪70年代，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匈牙利，国王也下令过消灭麻雀……

什么？主席不能成为开创先河的人物，心情自然不太好……

“结果怎样？”

“麻雀被捉光了，各地果园布满了害虫，连树叶也没有了。”

事实上，麻雀的主食是虫子和虫卵，庄稼和果实只是它们茶余饭后的甜品。只可惜，人类目光短浅，总把焦点放在利害攸关的事物上，看不到麻雀的好处。

收回成命？不行，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打麻雀运动照样进行，照样轰轰烈烈，照样如火如荼。这样，结局就无可避免地重蹈匈牙利的覆辙了。

五年之后，1960年3月，在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毛主席轻描淡写地说：“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金口再开，冤情终于昭雪，麻雀终于得直了。只是……

 

故地重游

  

我不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再加上“厌母情结”，毕业之后仅返回“母校”两次。而且那两次都发生在毕业后的两年之内，距今已经——呃，大吃一惊——还是不要计算这种无聊的算式了。

今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辛亥百年纪念日，向来热衷玩行为艺术的不才，终于积聚足够的动力以故地重游，在缅怀历史巨人之余，亦顺道回忆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

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

1888年，美国的理想主义者在广州创办岭南大学。1952年遭到杀校，所有科系被并入中山大学。1988年，在海内外的巨大压力之下，已有百年历史的岭南大学至少在名字得到恢复，作为中山大学内的一个不伦不类的学院而存在。

中山大学原名国立广东大学，系孙中山在1924年所创。

正门直行三百米，就能看到孙中山书写的校训：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此语出自《中庸》。

开学第一天，一舍友在校训前激动得涕泗滂沱。他是孙中山的超级拥趸，自小就以考入中大为奋斗目标。我则没有任何高尚的动机，只要能够留在粤语区就心满意足了。

我一直不喜欢普通话。

红楼栋栋，绿草如茵。鲁迅曾经在这里打造锋利的檄文，如今人去楼空，物是人非，给人“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失落感。当年的我是否在这种失落感的笼罩下，写出不少讽刺时弊的杂文，并且胆敢投稿呢？已经记不得了。较之孙中山，我觉得鲁迅更加亲切。

如今我无法睹物思人，亦不能追忆往事，因为成倍递增的学生、名车、商店、餐厅、银行打破我记忆中的宁静。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桑拿浴室、夜总会什么的都能进驻校园吧，只要有钱。

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

“我不觉得孙中山有什么伟大，他连仗都不敢打就把总统让给袁世凯，连洪秀全都不如。”

迎面而来两个男生，其中一个如是说。另一个点头。

此地还是不宜久留。

 

 

注：本文发表于2011年10月

辛亥百年

  

1、前夕

尽管民族主义是独裁者的救命稻草，但是慈禧太后渐渐意识到，光靠义和团这种匪类是无法使大清帝国重振雄风的。也许，唉，也许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反贼的变革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只不过……不，绝不能赦免他们！如果让反贼回国，那不是等于承认哀家是错误的？

这个老妇人虽然顽固，但不顽劣。她知道，国内依然有千千万万个康有为，只要她一声令下，大清帝国就会走上由保皇派主导的君主立宪之路。然而……汉人素质如此之低，暂时还不适合搞西方民主，君主立宪制，必须循序渐进啊。

西太后归西之后，摄政王载沣决心加快循序渐进的步伐。

加快，加快，却依旧是老牛破车式的循序渐进……

中国人等不及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场保皇派与革命派的时间竞赛。革命派最终取得了胜利，时间是1911年10月10日，地点是武昌。

 

2、行动

1911年10月12日，正在美国丹佛市进行募款活动的孙中山从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报道。西方媒体的报道并不怎么正面。

虽然败象已呈，但是清廷仍在负隅顽抗。新旧两股势力以秦岭淮河为界，南北对峙。

孙中山骤然改变计划。离开美国，到欧洲游说各国政府，在这场革命上至少保持中立，不要支持清廷。游说是成功的。

在伦敦，孙中山收到“中华民国军政府”拍来的电报，恳请孙先生回国主持大局。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抵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大总统。

 

3、三民主义

革命派中的主力是中国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入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去除会社词汇之后，用当时最时髦的政治术语可以表述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就是著名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虽然有划时代意义，却暗藏祸端。祸端是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

对于民族主义，孙中山解释说，它是为了凝聚汉人反清反帝力量而提出，一旦建立民国后就应当删除。

对于共产主义，孙中山显然对它认识不深。他提出“平均地权”或者能说受到儒家“大同”理想的激励，但是后来的“联苏容共”则是天真得有点愚昧。

 

4、建国方略

孙中山把建国的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也就是，推翻满清之后，必须先实行军事独裁，然后逐渐过渡到强人政治，待所谓时机成熟之后才进行民主选举，实施宪政。

军事独裁可防止军阀割据，以及军阀割据所产生的内战风险。强人政治可避免由政党政棍争权夺利所造成的政局动荡。只有当全国人民都知道民主制度是怎么一回事之后，才可还政于民。

这个考虑得十分周详的蓝图，却成为袁世凯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借口。孙中山似乎对人性过于乐观。令人稍稍感到欣慰的是，八十多年后，偏安一隅的中华民国在付出无数鲜血的代价之后，总算完成了三个阶段的过渡。

 

 

5、评价

某政党把孙中山称作革命先行者。在孙中山之前的先行者有洪秀全、李自成、黄巢、张角、陈胜、吴广、蚩尤……

某政党把辛亥革命定性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而自己的革命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什么是“新”。我们听听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的解释：

一般来说，“新”不是新的，而是指否定旧的。比如，新自由主义者通常不是自由主义者，新知识分子从来不翻书，新保守主义者绝对不是保守分子。

这么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绝对不是民主主义革命。

 

 

 注：本文发表于2011年10月

安全带

  

汽车工业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不用上溯到卡尔·奔驰的年代，就算跟五十年前相比，今天的车款简直有如天外来客。

外观上更加赏心悦目，设计上更能对抗风阻，性能更加卓越，舒适度大幅提高，安全性亦大大增加。至于娱乐性，那就更不用说了，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与时俱进。从收音机开始，到卡座、CD机、MP3播放器、液晶显示器、小型影院、卫星导航……目前仍在不断更新中，鬼知道明天又会有什么新花样呢。我想，假如当年垮掉的一代开着这么舒适的座驾穿州过市，《在路上》肯定无法问世。

然而，不管车款如何推陈出新，汽车上有一样东西却是自诞生以来没有丝毫嬗变的，它比香港的政治制度更能称得上“五十年不变”，那就是安全带。

1958年，瑞典名牌汽车制造商沃尔沃首先在其产品中安装三点式安全带。这种安全带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一是肩带，以固定上半身；其二是腿带，以固定下半身。

三点式安全带虽然起到极大的保护作用，可是它的副作用同样很大，以至不少人不愿意系安全带。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汽车制造商不愿意去改善它呢？

三点式安全带的副作用是什么？

第一，肩带由一侧肩膀斜系到另一侧臀部。对女士来说，这条安全带会同时压迫着一个乳房的上半部和另一个乳房的下半部，长此以往，身材不走样才怪。要知道，在中国某些地区，乳头位置不对称是不能成为公务员的。

第二，腿带紧紧地绑着大腿顶端的位置，它正好覆盖正常状态下的男性生殖器，这显然是一种折磨。医学专家早已发出警告，男性穿紧身牛仔裤会造成生殖能力下降。而安全带的腿带比任何牛仔裤都紧。开一次长途车，即使不阳痿，也会有一半精子报废。

不过，暂时没有证据显示安全带可以完全取代安全套，因此想寻找安全套以外的避孕方法的朋友，最好不要随便尝试。倘若你真的要尝试，在此我给你一点温馨提示：系安全带之前最好确保自己穿着一条紧身牛仔裤，并且在两边裤袋各放一台手机。还有，别忘了喝大量的健怡可乐。

 

运气

  

运气是一种十分玄虚的东西，从来没有人或动物看见过，而它却又似乎是确实存在，不，它简直无处不在。

无须玄学家指天画地，我们到最平常的地方去——例如运动场所，就能找到它的踪影。

如果踢过足球，你会有这样的经验，总有那么一个可怕的奇怪的特别的甚至是周期性的日子，无论你怎么射，皮球仿佛要跟你作对似的，老是不肯进门，而且命中门框n次，以至对方守门员当着你面亲吻门框，以此嘲笑你的坏运气。那个时候，你真想在门框上涂强力黏合剂，对不对？

又如，你打乒乓球，对手老是打出擦边球和擦网球使你鞭长莫及，其数目之多，足以令你有砸烂球桌翻脸的冲动。

遇到这样的时刻，你是否想过运气？嗯，你会啐一口唾沫骂道：真他妈的倒霉！

更加倒霉的是，运气似乎不是一时半刻的遭遇，有一些人一辈子都是幸运儿，而另一些人一辈子都是黑仔（即背运的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根据我的生活经验，我觉得，幸运儿都会“吸星大法”，他们能够把方圆一百米之内的运气都吸到体内。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如同当今社会一样的局面——贫富悬殊，也就是说，好运的人会越来越好，背运的人会越来越背。如果我们祖国那个无所不能的统计部能够统计出人民运气的基尼系数的话，我敢肯定，它远远超过0.4的警戒线。

有鉴于此，我强烈建议好运的人必须在胸前挂一块醒目的牌子，说明自己的身份，好让那些运气暂时不那么好的人——尤其是背运的官员——及时躲避，以免腐败行为东窗事发。

什么？你认为我将运气好坏与财产贫富混为一谈有欠公允？甚至完全不靠谱？那好，我闭嘴，让新自由主义者来反驳你。

以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西方左派认为，一个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不是因为他的个人能力特别出众（例如聪明、勤劳、健康、有魄力、有眼光、有魅力等），而是因为好运。左派强调，富人是在机缘巧合之下致富的。而且，这些机缘巧合是当下社会所提供。试想想，要是乔布斯不是去了美国，要是盖茨晚出生十年，那他们就不可能成为亿万富豪。一言以蔽之，是时势造英雄。

说一大堆，左派其实是想阐明，既然富人致富的机会是社会提供的，那么他们有责任亦有义务回馈社会。怎么回馈？他们应该拿出一部分财产实行社会再分配，亦即，政府应该向富人多征税。这才符合罗尔斯所定义的正义原则。

明白了吗？明白的话，为了公平起见，下次打麻将，你就应该故意输给我几局，因为你的好运是我给予的。

 

 

 

新抢钱夫妻

  

好莱坞滑稽戏子金·凯瑞（Jim Carrey）主演的电影《新抢钱夫妻》（Fun with Dick and Jane，2005）是一部翻拍作品，原版在1977年上映，据说反响不错，不过翻拍版无论在风评还是票房收入上都更胜一筹——该片可以说是票房神话，投资4200万美元，收入20.2亿美元。我想，这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金·凯瑞当时尚未江郎才尽，二是改编过的剧情切中时代要害。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

国际大企业“全球大”（Globodyne）宣布破产，两万名员工突然失业。主角迪克·哈珀（Dick Harper）亦在其中。该事件引起雪球效应，进一步造成金融危机。股市和房价的暴跌、失业率的高企，致使迪克由中产变成负资产，同时亦无法找到工作。面对债台高筑的困境，迪克和妻子珍妮（由泰儿·莱奥妮，Tea Leoni扮演）铤而走险，干起抢劫商店和银行的犯罪勾当。

另一方面，尽管失业员工陷入困境，然而造成“全球大”破产的罪魁祸首，CEO杰克·麦卡利斯特却依旧过着奢华的生活。

看到巨大的差距和严重的不公，迪克与妻子一起，运用计谋令麦卡利斯特糊里糊涂地用私有财产成立一个补偿基金，救助全球大的失业员工。

只要你是一个有一星半点国际视野的人，而不是一个只会玩游戏的脑残，那么一定明白，影片中的“全球大”其实是影射安然（Enron）。

安然公司的管理层通过制度化系统化的财务造假，把企业打扮成年营业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经济巨人。2001年，随着安然的造假丑闻逐渐浮上水面，股价由90美元跌至30美分，置投资者于死地。同年11月，安然亦宣布破产，21000名员工惨遭遣散。

人们从安然事件看到华尔街金融大鳄的贪婪和凶残，在观看这部电影时肯定有切肤之痛。但是主角把乐观精神传递给观众，而惩恶扬善的结局也大快人心。这样的电影哪有不受欢迎的道理？

我们回顾十年，安然事件（2001）、《新抢钱夫妻》大卖（2005）、金融海啸（2008）、占领华尔街（2011），从这条链子可以看出什么？

是的，金融大鳄很可恶，但是那些不深入探索病因，却妄想通过娱乐发泄情绪、获得心理补偿，从而感动他人、改变现状的人，不是同样可恶吗？他们把严肃的问题变成儿戏了。

 

 

再战水煮鱼

  

自从上个礼拜尝过辣味十足的水煮鱼之后，我不得不持续“战痘”至今。不过，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发扬“好事成双”、“梅开二度”的中华传统，今天我约老茶一起再战水煮鱼。

哈哈，经过今天这一役，我抵御辛辣的能力又进一大步，尽管未能像老茶那般优雅和潇洒，但是至少不再像上次那样，吃到不断吐舌头和灌冰镇啤酒。

吃着吃着，除了麻辣，我还吃出第二种味道来。这种味道，不是来自食物的鲜味，而是进食的趣味。

俗语说“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对“吃”的贪恋度毋庸置疑地冠绝全球。从《尚书》、《史记》到《红楼梦》，无数的经典提供了无数的证据，而且还有马可·波罗这位重要的外国证人，证明中国人绝不喜欢自吹自擂（有效范围仅限饮食文化）。

当然，上述所指的是集体范畴，或者人均水平。因为就个体而论，古今中外恐怕无人能及罗马皇帝维特利乌斯。这位在位不足一年的皇帝以惊人的食量而名留青史。据载，他一顿饭吃掉2000条鱼和7000只鸟。就算他吃的是泥鳅和鹌鹑，那个数量亦远远超过一个正常人的极限。

话说回来，我的贪吃程度离中国人的平均水平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因此我不会把大胃王维特利乌斯拜为偶像。我反而在短小精干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身上——哦不，是行为上，找到共同点。

亚历山大认为，他在进食、睡觉和做爱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自己是凡夫俗子。因此他吃得很少，睡得很少，几乎不近女色。他怎样做到？他的方法是，用美酒冲淡食欲，用酒醉代替睡眠，向男伴宣泄爱欲……呃，我绝不搞gay，但前两者则是跟我志趣相投。

我仅把进食当作维生的必要步骤，找不到有过大快朵颐之乐的经验，然而，今天吃水煮鱼却吃出味道来。这味道，如同欧阳修所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我的山水之乐，是和情投意合者，游文艺之山，逛美学之水。

 

 

 

水煮鱼

  

俗语有云，“本领是学出来的，功夫是练出来的”。经过我多次到巴蜀国度和潇湘之地接受味觉的地狱式训练，如今我的抗辣能力已不可同日而语。为了测试进步后的水平，继上次轻松击败黑椒牛排之后，今天我再接受水煮鱼的挑战。

裁判员老茶久病初愈，姿容娇艳稍减，素色略添，但魅力并无下降。一袭横纹修身连衣裙，外披一件霓裳般的薄纱衣，令人惊艳。“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灼若芙蕖出渌波”、“肌理细腻骨肉匀”、“楚腰纤细掌中轻”、“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不是我要掉书袋，而是我那个相当于赛扬2.0、内存256M、硬盘20G、集成显卡、WIN98系统的大脑，在强大的电流下一时陷入混乱。

重启——好，还是继续讲水煮鱼吧。

水煮鱼是地地道道的川菜，我却一直误以为是湘菜。这是由于我对辣味抱着“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偏见，因此才会张冠李戴。试问，谁能分辨四川乌鸦和湖南乌鸦呢？

过去我谈辣色变，对所有辣味菜式都避之而唯恐不及。记忆中我只吃过一口水煮鱼，那种感觉简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不过，现在是时候对我刮目相看了。

一盘水煮鱼端了上来。我采取一贯的战略，先避重就轻，再循序渐进。也就是说，我先吃素菜，再吃鱼肉和牛肉。当一身鲜红的芽菜触及我的嘴唇的时候，一股热气冲进我的咽喉和鼻孔，呛得我直咳嗽。

我会被水煮鱼秒杀吗？当然不会，我是遇强愈强的革命战士。在冰镇啤酒的帮助下，我又恢复过来，再次向芽菜发动进攻。

说来真奇怪，火热辣椒与冰镇啤酒这两种性质上截然相反的东西却成为饭桌上的最佳搭档。我想，说不定黑格尔就是在饭局上想出辩证法的理论来的。

有了冰镇啤酒，我便无所畏惧了。我拔掉豆芽，粉碎黄瓜，豪迈解牛，任意鱼肉，总之就是大快朵颐。很明显，我顺利通过水煮鱼考验，获得了毕业证书。有了这张毕业证书，走遍全国都不怕了。难道有比水煮鱼更辣的地方菜吗？

吃完水煮鱼之后，我只感到满头大汗，浑身发热，气喘吁吁，就像正在进行某种剧烈运动一样——我指的是玩摇滚乐。难怪劲辣红辣椒乐队（Red Hot Chilli Peppers）的主唱总是光着上身唱歌。

 

 

 

斋

  

我认识一老人，她吹嘘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并且有四十多年吃斋的功德。

可是我却从未见过她吃一顿纯粹的斋菜，倒是经常看见满桌的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咸蛋、皮蛋……配合蒸、煮、炖、炒、焖、焗、灼、烩、煎、炸、浸、泡、滚等各式烹调技法，蔚为大观，令人注目。

我非常友善地提醒她：蛋并不属于素类，若想取得西天极乐世界的入场券，请立即悬崖勒马，停止吃蛋。正所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一定会赦免你的罪行，原谅你的无知。

谁知她对我的温馨提示充耳不闻。不闻也罢，还用不符合礼节的语言和动作回敬我。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是好汉中的好汉，自然在她操起扫帚之前遁迹潜形。

唉，既然她执迷不悟，冥顽不灵，一意孤行，我也没有办法。正如我对执意扑火的灯蛾束手无策一样。

佛教的斋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斋不同，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斋是指在安息日不吃红肉，而伊斯兰教的斋是指斋月里每日日落前不能饮食。

佛教的斋有两个要点：

一、吃素。吃素是指不吃肉，仅能吃除荤之外的植物。佛教徒说的荤亦叫五辛，指的是大蒜、革葱、慈葱、兰葱、兴蕖这五种催情食物。

二、每日只吃早、午两斋，过午不得进食。

不过，今日的中国已经礼崩乐坏，不少自称的佛教徒的人，既要做妓女，又要立贞节牌坊；既要满足口腹之欲，又憧憬涅槃。真叫人啼笑皆非。

 

 

 

染发

  

把黑发染成金发，或者红发，或者绿发，甚至五颜六色的发，在今天看来，都是十分寻常的事情。然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及之前的华人社会，染发可是大逆不道的可耻行为。

还记得当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由香港电台制作的讲论节目，一道貌岸然的卫道士用恨铁不成钢的腔调痛斥香港街头一批染发的年轻人，刺刺不休地重复什么崇洋媚外、数典忘祖、卖身投靠等成语。

如此上纲上线，如此蜀犬吠日，实在可笑。

我就感到奇怪，为什么那位卫道士不顺便批判一下那些把白发染黑的中老年人呢？他们明摆着就是忤逆天神的旨意呀。莫非卫道士本人那乌黑亮丽的秀发就是染了既可立即变黑又可逐渐变黑的美源发彩，而不是使用纯中药炼制的霸王致癌洗发水？若确实如此，那他就相当伪善了。

我相信，绝大多数年轻人在染发的时候都没有想过祖宗十八代的任何一代，他们改变发色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觉得那样做很好玩。

单一的颜色太沉闷、太死板、太压抑了，换一种颜色，彰显个性，这很符合年轻人的心态。而且这种心态绝对是健康的，不健康的是这个社会。华人社会总希望所有人都是由一个模块造出来的，以便于管理。

幸好，不管那些马屁歌手唱什么《我的中国心》、什么《龙的传人》、什么《中国人》，肉麻地炫耀自己黄皮肤黑头发的生理特征，年轻人都不买账。他们坚持自我，顶住外界压力，展露“我的头颅我作主”的性感地带，炫示某进步乐队唱的“缤纷色彩闪出的美丽”。

年轻人这份小小的执著，正正反映了中国人通过与优秀的西方文化交流，逐渐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只是目前由于种种原因，还未能向前多跨一步。多跨一步——推己及人，从尊重自我到尊重个体，真正的和谐社会就能成功构建啦。

 

 

 

鲁迅姓鲁

  

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首先陈述一个事实：在一个电视台的娱乐节目上，某女星被问及“鲁迅姓啥”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姓鲁”而引起哄堂大笑。然后作者开始火气十足地批评那些受到青少年盲目崇拜的所谓偶像的娱乐圈明星，他们全是不学无术之徒，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姑置勿论娱乐圈明星的文化素质如何，我认为，那位说“鲁迅姓鲁”的人在某个层面上其实并没有错。对于“鲁迅姓啥”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分析。

 

一、

如果“鲁迅”所指的是知名作家鲁迅，那鲁迅当然不是姓鲁，而是姓周。鲁迅只是他的笔名，尽管这个笔名的鲁字是出自其母亲的姓氏。然而按照中国文人传统，笔名亦即现代别号，别号中是不含姓氏的，因此不能把鲁迅的鲁字当作姓氏。

中国人的笔名与欧美的不同，乔治·艾略特、杰克·伦敦、马克·吐温、乔治·奥威尔等这些笔名都是明显的姓名结构。若说乔治·奥威尔姓奥威尔是没有人会批评你的，当然，也没有人会提出这种无聊的问题。

 

二、

在中国，姓鲁的人并不稀有，叫阿迅的人亦为数不少。也就是说，鲁迅是一个标准的、普通的、寻常的姓名结构，有几个人甚至几百个人姓鲁名迅绝对不是一个奇迹。要知道，中国有几十万个王明、李明也不算奇迹呢。

如果“鲁迅”不是特指那位大文豪，而仅仅作为一个普通的姓名，那这个“鲁迅”当然是姓鲁的。你硬是要一个叫鲁迅的普通人改姓周，变成周迅，那么以中国人对姓氏的执著、对祖宗的痴恋，他（她）肯定会跟你打一架。

 

至于那位女星有没有用上述的观点为自己辩护，就不得而知了。我对待知识向来宽容，就算她完全不知道鲁迅其人，也可以理解。我反而不理解那些哄堂大笑的人，你们对房中术了解多少？你们懂得与导演相处的哲学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范畴，互相交流，互相合作，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拿自己的长处去笑话别人的短处，随时会自食其果。

中国人都中了八股文的千年奇毒，至今仍然在形式上吹毛求疵。例如学习李白的诗，学生必须首先记住：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生于碎叶，祖籍陇西成纪，然后再死背李白的诗句。课堂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讨论：李白的才华冠绝全唐，但是他却在黄鹤楼的崔颢诗前搁笔。是否说明李白不如崔颢？

而在美国，一个能够写出“论美国幽默之起源”论文的学生，说不出马克·吐温原本姓克莱门斯，人们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理发师陶德

  

患重感冒，顿觉一切索然寡味，我想，我需要一点重口味的东西刺激刺激变得十分迟钝的神经。所以我决定看一部惊悚片。

然而，大概是我看电影早已过了那个只被剧情牵引的阶段吧，今天看惊悚片也不再像以前看《午夜凶铃》那样吓得夜晚不敢上厕所。

《理发师陶德》（Sweeney Todd: The Demon Barber of Fleet Street，2007）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场面的深度。导演蒂姆·波顿（Tim Burton）真的很善于运用视觉艺术把戏剧氛围的表现力提升到极限。在电影印象的画布上，主色调是雾都的灰色、罪恶的黑色，再流淌过一道血腥的红色。

不明真相的顾客大啖人肉馅饼的片段叫人大倒胃口，而当剃刀划过咽喉，鲜血喷溅的情景更叫人心惊肉跳。似乎西方惊悚片的恐怖制造者是尘世的恶魔，而东方惊悚片则是需要鬼魂的帮忙。这是东西文化的差异吧。

幸好，《理发师陶德》的恶魔杀手由举止优雅的约翰尼·德普（Johnny Depp）饰演，且杀人动机颇值得同情，加上该片以音乐剧的方式行进，这些因素多少帮助观众降低一点点过急的心率和过多的肾上腺素。

《理发师陶德》确实改编自同名音乐剧，而音乐剧则改编自19世纪初的一部哥德式小说。看来，人们早就被虚构的惊悚情节吸引。为什么会这样？专家说，人在惊悚之中会分泌一种类似性兴奋时分泌的化学物质。这就是答案了。朋友，跟女孩子约会，不妨到电影院看一部惊悚片。

 

令人窘迫的编号

  

1、

大型停车场通常都会划分为n个区域，并编上号码，以方便车主找车。可笑的是，这些编号往往起不到多大作用。

例如：

你把车停放好之后，抬头瞄一眼那个编号——“哦，是G区！”两个小时之后，当你拎着购物袋吹着口哨风采动人地返回停车场——“糟糕了，我的车究竟停在哪个区？”

倘若你有好为人师的伙伴同行，他会斩钉截铁地指出——“在C区！”于是你们火速跑到C区找了一遍……“不对，应该在F区。”你们又风尘仆仆地赶赴F区……“哦，我记起来了，是B区！”

最后，你在有意和无意之间路过G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涌上心头，你终于恍然大悟——“啊，原来是G区！”

然而，G区并没有你的车……再来一次地毯式搜索……依然是连个影都不见。一个糟糕的念头闪过——被盗！

你找来保安员申讨，而保安员却气定神闲，“你确定你把车停放在这一层吗？”“莫非……”“这里是负一层，还有负二层。”

啊，几经辛苦，你终于在负二层的G区找到你的车。谢天谢地，终于可以回家了……且慢，你的购物袋呢？是不是刚才把它遗留在负一层的F区？哦，不对，应该是J区……也许是D区……

 

2、

问题出在哪里？那是因为，无论字母也好，数字也好，它们都是抽象的。人的大脑只对具象事物敏感，而且，越是稀奇古怪的形象，留下的印象就越深刻。因此我强烈建议停车场用人体器官作为分区编号。

例如：

“小李，你也来购物吗？”

“啊，老毛，好久没见了。”

“你的车停在哪里？”

“停在下半身的尿道口。”

“我的停在上半身的肛门。”

“不对，肛门属于下半身的呀，而且在我的尿道口旁边。”

“哦，对啊，我真是糊涂。那我们一起走吧。”

于是，小李老毛一起开开心心地坐升降机到负二层取车去。

 

3、

一些夜总会和KTV为了伪装洞天福地、物华天宝，包厢的编号使用四、五个字母和数字的组合。我想，以这些房间编号作为电脑密码的话，安全系数肯定不低。

例如：

甲：喂，我们在XX夜总会的M893房喝花酒，你快过来吧。

乙：好的，什么房号？

甲：M893。

乙：N893？

甲：不对，是大M。

乙：大妈？

甲：哎呀，我说是M，不是N，是大M，不是小N，你听明白我说的是M还是N吗？

乙：不明白。

甲：呃……是麦当劳的M。

乙：麦当劳有M也有N呀。

甲：是麦当劳的开头字母M。

乙：哦，早说嘛。M多少？

甲：M893。

……

乙：喂，我现在在XX夜总会门口，我忘记房间号了。

甲：M893。

乙：OK，稍等。

……

乙：喂，你确定是M893吗？

甲：当然，你还不进来？

乙：我在M893了，只见一群彪形大汉……

甲：……你等等……哦，是我搞错了，我在Y398。

乙：法克！哦不，我不是对你们说，不要揍我，救命！

 

 

 

欧盟

  

如果历史可以重头再来，或者，过去的人能够看到现在，人们会否改变那种残酷的态度呢？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开始筹划成立欧洲联盟（简称EU，“欧盟”）。英国的民意呈一边倒之势。

“欧盟是大势所趋，连丘吉尔、拿破仑这样胸怀雄才的大人物都提出过类似的设想，肯定不会错。”“欧盟是一列黄金号列车，人人拼了老命都要上车，我们怎能愚蠢地放弃这条直抵黄金国的捷径呢？”“而且，以英国在欧洲的地位，我们随时可以成为欧盟的火车头，重振昔日大英帝国的雄风。机不可失啊！”

然而，全欧洲有那么一个人，对所谓欧盟嗤之以鼻，完全持否定的态度。她就是当时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戴卓尔。她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因而背上二十多年的骂名。直到今天欧盟危机不断。

英国人是忘恩负义的，他们忘记了戴卓尔夫人如何把国家从负债和衰退的烂摊子中拯救出来。正如当年他们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便把丘吉尔赶下台一样。我永远忘记不了戴卓尔夫人含泪离开唐宁街十号的那一幕。那个晚上，飘着凄冷的雨。

英国人应该感激戴卓尔夫人，以及制造“黑色星期三”而令约翰·马卓安精神错乱躲进衣柜的国际金融大鳄。如今，英国虽然是欧盟成员国，却一直置身在欧元区之外。所以，即使欧洲大陆陷入债务危机的愁云惨雾中，英国人仍然可以在酒吧里逍遥快活，一边畅饮泡沫丰富的吉尼斯啤酒，一边谈论裸照中大卫·贝克汉姆的阴茎的尺寸。

崇尚大统一的大中华人自然不会明白，面积与中国相当的欧洲竟然会有那么多个国家，会有那么多种语言和那么多种货币（当然是指欧元面世之前），这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也许一点好处都没有，有的是乐趣。

一个欧洲青年，背上大背包，以一辆破自行车，展开周游欧洲列国之旅。每进入一国，都先学习该国的一些基本用语，并且兑换该国的货币。几十年之后，当年的青年已经成了中年或老年，某天在住宅的一个角落找出一个发黄的纸袋，从里面倒出一堆有点氧化的硬币……“西德、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安道尔、西班牙……”他一枚一枚地排在桌上，——“哦，西班牙！”他嗅到记忆的香味，会心微笑。

记得那年深秋，那个美丽的西班牙村庄，那个邋遢的吉卜赛流浪汉，在火堆旁烤火的时候教给他几句巴斯克语脏话……他试着大声念出来……“哈哈哈哈，原来我没有忘记。”他笑了，也哭了。

 

（本文发表于2011年，英国还未脱欧）

 

 

品酒师受辱记

  

那天，我在朋友的酒馆认识了一位葡萄酒代理商。当时他已经醉态毕露，说话越来越不讲礼节。

“你不应该这样拿酒杯！”“我一眼就看出你完全不懂红酒！”“算了吧，这瓶酒，以你的水平是品不出它的韵味的。”这些话，令在座的人相当反感。

“你懂红酒吗？”他突然将矛头对准我。

“略知皮毛。”我谦虚地回答说。

“那你说说这瓶酒的特点吧。”

朋友向我眨了眨眼，大概是希望我好好教训一下这位嚣张的酒商。

“我不敢说……我对 Cabernet sauvignon 这一葡萄品种的偏爱恐怕会影响对酒的评价。”

他立即拿起酒瓶查看。

“好准确，”他说，“你很厉害。我真的尝不出它的葡萄品种。唉，真惭愧，我以前还是个品酒师呢。”

于是，他开始讲述以下这个故事……且慢，在故事开始之前，我必须向各位看官坦白：那瓶红酒是我点的，我当然知道它的葡萄品种。

很多年前，酒商还未成为酒商。他立志成为一流品酒师，几经努力，终于跨出成功的第一步——取得国家三级品酒师的资格（注解：中国品酒师分三级，三级品酒师为初级品酒师）。这同时也是一张长期饭票，因为在这个小城市，获取这种资格的人比较少，所以，他得到本市最大的红酒酒庄的聘书，每天接待很多购买红酒的富人。

有一次，他向一对中年夫妇讲解红酒。也许他讲得太兴奋，有点忘乎所以，不知不觉走进了惹人讨厌的范围而不自知。总之，在他发表完他的高谈弘论之后，悲剧发生了。中年男人礼貌性地夸耀他懂得多，然而他的太太马上插嘴道，“懂得多有什么用，不也是在这种地方打一份月薪不超过三千元的工吗？连一瓶好酒都买不起。”

为了这句话，他躲进厕所大哭大场。不过他很快就振作起来，暗暗发誓，一定要成为成功人士——即，要发达。于是他辞了职，开始经商。

讲完这个故事，品酒师的眼中闪着泪光。

在如此伤感的场合，我只能在心中窃喜。不，我不是笑他，而是觉得自己很幸运——我的职业与酒无关，也不需要购买名酒装饰家居，所以我对酒的爱是最纯粹的。不管好酒劣酒、清酒浊酒、国酒洋酒，我都能“酒酣耳热说文章”。有人愿意听的话，我还可以谈谈酒的历史，从酒的发源地高加索山，到“三瓶酒俱乐部”的所在地英国。哟，倘若有人对我说，“懂得多有什么用，不也是一名潦倒的三流作家吗？”我会怎样？我当然不会泪奔，然后立誓成为一名书商。我嘛，我一定会当场笑昏过去。哈哈哈哈。

 

 

 

仙人掌

  

仙人掌给人硬汉形象，一个就算在最恶劣的环境和最严酷的气候依然坚忍不拔，并且始终保持傲然挺立之态的硬汉。人们通常会联想到一百多年前的西部枪手。

尽管仙人掌性情粗豪，但是它的花却异常艳丽，大多数是夺目的红和黄。万绿之中一点艳色。这点艳色，就好比西部酒吧里的风流歌女，兼具盎格鲁—撒克逊拓荒者的勇气和墨西哥拉丁女人的热情。在蛮荒之地里，在枪林弹雨中，绽露别样的柔情。

铁血柔情，儿时的我为之着迷，所以仙人掌一直是我最喜爱的植物，直到我读了那喀索斯的神话故事。当然，我的别号也是一种植物，此乃后话。

中国人以为仙人掌有仙气，故而得名。继而衍生成一种风俗：不少人家在大门后放置一盆仙人掌，使之与神荼、郁垒或者秦叔宝和尉迟恭这两组门神组成强而有力的铁三角，（希望能够）把孤魂野鬼、魑魅魍魉、鸡鸣狗盗等拒之门外。

我的祖父亦对这种风俗毕恭毕敬。

当年祖父种的仙人掌高达两米，震惊全村。很多村民恳求截其一“掌”移植家中，以守家宅。祖父为人慷慨，任人予取予携。于是可怜的仙人掌只得任人宰割了。

然而，不论村民怎样贪求无厌，仙人掌仍未呈任何衰败之势，反而加速长出新的茎。其生命力之强令人惊诧万分。

敲字生涯开始时的那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在写字桌上的电脑显示器旁边放置一盆小仙人掌。但是好景不长，每盆仙人掌的寿命都不超过一个月。很明显，杀死它们的凶手是电脑所产生的辐射。由此可见，仙人掌再强，也敌不过凡人掌制造出来的物品啊。

 

 

 

死记硬背

  

因为中国历年奉行填鸭式教育政策，死记硬背便成为金榜题名的不二法门。要为这个错误找个借口的话，只能说，中国人中八股文的毒太深了，解毒需要循序渐进。对不？

当然，填鸭式教育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唯一的好处是提高学生的记忆力。问题是，这一好处有时候也正正是它的害处。那些文艺女青年不是偏偏为前任恋人留下的无法遗忘的痛苦而夜夜呻吟、字字呕血吗？

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就是死记硬背课程的开端。自此之后，学生一看见课文后的“背诵全文”四字便头痛不已。直到哪一天不头痛了，那就说明该生已经成功进化，进化为书呆子。

我又要为背诵课文找个借口了。少年儿童的理解力低下，而记忆力则相对较强，先让他们记下一些优秀的诗文，领略语言声韵的魅力，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教育方法。

合理的背诵应以诗歌为佳，韵文次之，散文更次，说明文则……哦，天啊！

除了体裁之外，编者的水平亦十分关键。我个人认为，“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就远远不及“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了。可惜，后者永远也不会出现在小学语文课本里。不过嘛，诗歌怎么差劣也好，也有其可读性，背诵一下无妨。但是，如果连主席接客、总理熬夜之类的马屁狗屁也要求背诵的话，那就是对学生的记忆力的一次侮辱，以及对语文这一学科的一次毁灭性的破坏。

小时候我不喜欢背诵课文，但不代表我的记忆力不好。我不想像弗兰克·哈里斯那样惹人讨厌，因此不打算举例说明（哈里斯在《我的生活与爱》中多次炫耀自己的记忆力和性魅力）。

是的，我的记忆力不算太差，尤其是对美的印象。身处某个情景之中，或者受到某种感官刺激，一些相关的文艺片段就会油然涌现，诗文、典故都会冲口而出。这大概是因为，我不是用大脑去死记硬背，而是用心灵去铭肌镂骨。

 

 

 

朋友

  

“年纪越大，越难交到朋友。”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慨。真的，社会太冷漠，人们太虚伪。是这样吗？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以前很容易就能交到朋友呢？还记得，在变成成年人之前，只要有共同的爱好，就能成为好朋友吗？

爱好不需要高雅，甚至容许恶俗。只要有共同喜欢的知名人士，只要有共同参与的体育运动，甚至仅仅是星座或血型相同，两人便能成为朋友。

时过境迁。

在成熟的成年人世界，有个社交潜规则，那就是，绝不探问对方的爱好是什么。纵使苦无话题，纵使八卦欲爆炸，也必须 hold 得住，不越雷池一步。不然，你叫人家怎么回答好呢？

阅读？写诗？绘画？演奏乐器？这些都被认为是没有“用”的爱好，只会引来白眼。因为对成年人来说，有“用”的爱好只有赚钱、购物、泡妞（男）、驭妻（男）、美容（女）、育儿（女）等。尤其是赚钱和购物，两者几乎成为全部成年人的共同的爱好。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尽管全部成年人都有共同的爱好，然而全体成年人却无法互相成为好朋友。相反，他们为了相同的爱好而尔虞我诈、欺天罔地、两面三刀、凿空指鹿。为什么会这样呢？

两个久违老同学在酒吧开怀畅饮，笑谈那些年一起追过的明星。笑着笑着，当年促膝长谈的友谊仿佛又再度萌芽。直到……

“对了，有件事情，我需要你的帮忙。”

笑声戛然而止。

“我想了解一些你们企业的情况。”

甲君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

 

 

 

书籍将消失

  

阿：……当然，书籍一旦消失，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了。

记：书籍会消失？

阿：书籍进入衰退阶段，用不了一两个世纪，书籍就灭亡了，会有替代物，唯一可能的替代物，就是唱片和影片。

 

1917年6月24日，法国诗人吉约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接受《国家日报》采访时语出惊人，当场引起轰动，更有学者指责其哗众取宠。

今天，距离阿波利奈尔嗅出危险气味一个世纪，已经没有人再为“书籍会消失”这种预言而感到震惊了。新世纪的人们有了新的共识：书籍消失是大势所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试问谁能阻挠？

一些文人不知天高地厚，竟然东奔西走，四面出击，徒劳无功地传播其忧患意识。然而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些文人的迂腐行径与小丑无异。

“消失就消失吧，这是科学进步的必然结果。”人们如是说。

阿波利奈尔的预测十分准确，替代品的确是唱片和影片。它们还不断更换形式和内容，确保以最时髦的形象占领思维。

人们不再需要书籍，只需要叫人摇头摆脑、张眉努眼、咂嘴弄舌的口水歌，只需要令人神不守舍、喜怒无常、失张失智的脑残短片。没有手机和电脑，他们会“闷”。若不马上解“闷”毒，他们会口吐白沫，大小便失禁。手机啊！手机！给我手机！我要手机！help！help！

什么？读一本书解闷？别说笑了，浏览一份报纸或者可以消磨一会儿。通过报纸，至少可以了解一下社会动向，关心一下时尚产品，八卦一下娱乐界绯闻……咦，文学副刊？文学副刊也不错，现在全是笑话和情感问题，可读性也很高。

为了避嫌，我还是不要再调侃下去了。我也不会像小丑一样宣扬读书的好处。生活在这个先进得呱呱叫的时代，作为一个文学玩家，要做的当然是（也只能是）——搬一张板凳，买一瓶啤酒，拆一包薯片，坐看愚蠢的人类自取灭亡。

 

 

 

羽毛球

  

最近冒出很多所谓的羽毛球爱好者。在我身边也出现一群赶时髦的年轻人，他们一下班就背着运动包匆匆忙忙往体育馆跑。

而每当羽毛球爱好者聚在一起，就会肆无忌惮、旁若无人地用嘴巴打羽毛球——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夸大其词地探讨球技，如数家珍地品评球星。但是当我谈论杨阳、赵剑华、弗罗斯特、苏吉亚托、大鼻神童阿迪的光辉岁月的时候，他们却目瞪口呆。

我也有过一段羽毛球时光，不过后来放弃了，原因是无法容忍在长期锻炼之下右手的肌肉比左手的明显发达。当我采取补救措施，用左手打球的时候，对手却投诉我不尊重，继而罢赛。唉。往事还是不要提了。

想当年，一、二百元的球拍已属奢侈品。可是现在，一千元以下的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我不是有意指责政府压制通货膨胀不力，也不是鼓励大家购买名贵球拍炫富，而是想说明，随着科技的进步，装备变得越来越重要。

新型的复合材料使球拍变得更轻，弹性更好，强度更大。即使是骨瘦如柴的甘地，使用这种球拍，也能轻松将牛粪打到英军的底线。

除了球拍，行头也突然变得越来越重要。能够吸汗的速干球衣，令人健步如飞的球鞋，甚至毫无束缚感的新型运动内衣裤也是不可或缺的。

高科技当然要用高价格来配合，不然的话，过惯奢华生活的科学家就会纷纷跳槽到中国地下食品加工场。价格有多高？所有这些装备加起来……呵呵呵。总之，这年头没钱，你是玩不起球的，即使有一个好身板，有一套好球技，也只能顶个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