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天，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流浪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随笔，标题叫《我为什么要写作》。作者用有限的篇幅和简练的文字，明确笃实地解释了他为什么要成为作家，以及为什么1940年代之后他在思想上和文风上作出迥然改变。
在这篇文章中，奥威尔首先提出了作家“写作的四大动机”，并认为它们作用于任何一名作家的身上，只是所占的比例不同而已。它们是：
纯粹的利己主义
审美的热情
历史的冲动
政治的冲动
奥威尔进一步分析说，“纯粹的利己主义”，不少作家都属于这个阶层。想出名，想赚钱，想戴上作家的头衔从而得到社会的尊重等等，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如果只为这些原因而成为作家，那就有点可悲了。更加讽刺的是，要名成利就，一名记者会比一个文学作家容易得多。
而“审美的热情”，唉，我几乎看到奥威尔在摇头叹息。他承认，这是很多作家都缺乏的动机。尽管他已经把审美的范围放宽到修辞学上。
至于“历史的冲动”和“政治的冲动”，奥威尔表示，一个人希望看到事物的本质，探索真相，挖出来龙去脉，他就会有“历史的冲动”。而一个人希望将世界推向更好的方向，希望改变人们的一些想法，他就会有“政治的冲动”。
接着，奥威尔用这套标准来衡量自己。他说，在上述四大动机之中，一直是前三种动机压倒第四种动机的，直到政治上的一些体验，尤其是亲历过西班牙内战之后，天平就向第四种动机倾斜。
毫无疑问，1945年出版的《动物农庄》和1949年出版的《一九八四》，都是“政治的冲动”的产物。也正是这两部作品，使奥威尔进入伟大作家的殿堂。历史学家西蒙·沙尔玛甚至在其著作《英国史》中将奥威尔与温斯顿·丘吉尔放在同一个章节平起平坐。
我当然不否认《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是不朽的作品，它们也是其中两本我十分喜爱阅读的书籍。不过与之相比，我更喜爱阅读奥威尔的文学批评。他还作为名不见经传的小小专栏作家的时候，臧否人物、皮里春秋，极之潇洒。即使对近代称王称霸的列夫·托尔斯泰也毫不留情。是的，我佩服他“不识抬举”的胆色，更佩服他庖丁解牛的剖析，他是怎么做到鞭辟入里，又不露斤斧的呢？
我之所以对奥威尔的文学批评情有独钟——在此，我也简单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写作的第一动机，是“审美的热情”。如果世界上没有美，我就不会写作，也不愿意生存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