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平的？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那部大部头《世界是平的》，中文译本多达50万字。译本由三个似乎缺乏沟通的译者译出。移动电话公司说得好，沟通是很重要的。不时沟通一下，就不会闹出一个名词三种译法的笑话。

关于这部著作，我不敢说作者弗里德曼太过啰嗦，只能说他是名精明的记者。他确实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所以跟他的公司一样，爱用一大堆事例（包括事实和谎言）去证明一个观点——左倾和全球化是有益的、必需的。他也许不记得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个有力的例子就足够了。”这里并无任何批评之意。如果读者也和我一样清楚知道对于作者来说字数意味着金钱的话，我想，没有人会不原谅作者。既然不批评，对这部著作也就没有什么好评论的了。这里，我想借“世界是平的”这个意象讲讲自己的看法。

提出“世界是平的”这个概念，这是作者最值得赞赏的地方。现在的世界，的确是平的。因为科技发达、信息爆炸、知识技术共享，使地球变小，也变平了，几乎每一个人都站在同一个平台上有着几乎同等的机会获得成功。

不过，你能否把这个概念转化为意象呢？

意象？什么意象？意象是属于文艺的东西，我不懂！

是的，现在报读理工科的学生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文学、艺术、哲学几乎无人问津。所以，世界越来越像一堆概念的集合。

过去，世界是圆的，我们最多只能知道这个半球所发生的事情，那个半球发生什么，甚至是否存在，不知道。资讯匮乏反而激发了人类的想象力，以及向未知世界探索的勇气。这样才有神话、传奇、史诗、戏剧所记载的各种浪漫故事，这样才有哥伦布、达·迦马、麦哲伦、德雷克等冒险家勇闯新世界的壮举。

今天，地球上——不，连地球内部和地球附近都没有一个地方未被过度探索，而太空呢又似乎遥不可及。梦想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想象力也是如此。因为想象力无助于我们在世界这个越来越拥挤的平台上获得成功。在平坦的世界，唯一的成功之道是赚钱。尽管弗里德曼在最后一章大谈梦想和想象力，但是很明显，他所讲的梦想和想象力无不禁锢在科技领域和贪欲里。

过去人们把世界、地球、大地、大自然称为母亲，是因为地球是圆的，两个半球就好比母亲的两个乳房，所有生物依靠她的乳汁生存。然而，人类太贪婪，吸干所有乳汁，吸到世界变成干瘪的平胸。现在，人类失去养分，只能用自己制造的非天然食物来养活自己。越来越多的非天然，我们的脚下不再是泥土，而是水泥和沥青；我们呼吸不到大自然的气息，只有工业废气；我们爱听的歌不再从大自然获得灵感，而是无尽的情欲……

这就是我要描述的意象了。

 

 

 

哥特小说

  

我的梦境常常像哥特小说。

我在阴森的树林迷失方向，山重水复疑无路，突然出现一座荒废的城堡。熟读各类书籍的我当然知道，一旦走入城堡，后果将不堪设想。正当为见多识广而沾沾自喜的时候，我已经置身在城堡里。可恶的梦魔！之后，飘浮的鬼火、丑陋的僵尸、嗜血的妖精、凶残的怪物逐一登场。我想逃跑，却有走不尽的梯级。要不就是，虽然拼命奔跑，却始终无法在空间上有丝毫突破……唉，我最终被惊醒，又一次喘着粗气，庆幸劫后余生。

我猜想，哥特小说就是这样产生也说不定。

1765年，贺拉斯·沃波尔出版世界第一部哥特小说《奥特朗托堡》，大获成功。自此哥特小说在英国乃至欧美风行一时。

试想想，在寒冷的冬夜，窗外风雪呼啸，炉火劈啪作响，年轻的小姐坐在沙发上阅读一本哥特小说。光线微弱，魑魅魍魉很容易从书中跳出来，把娇贵的身子吓得蜷缩一团。这时候，假若有一位气宇不凡的绅士在场，“不要怕，有我在。让我陪你度过漫漫长夜！”那该是多么浪漫的事情啊！

哥特小说之中最出名的要数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直到今天，科学怪人还不时走上银幕吓吓人。

爱伦·坡也是哥特小说的好手，他的怪异故事曾经使年少的我一度不敢在夜里独自上厕所。坡一生从不缺疾病和药物，他的梦境一定为他的创作提供不少灵感。

那么，我要不要写哥特小说呢？

这个念头产生还不到三秒钟的时间，耳朵便听到简·奥斯汀的嘲笑。

奥斯汀在长篇小说《诺桑觉寺》里调侃了哥特小说，也顺便调侃了爱情小说。这位小姐的讽刺风格属于绵里藏针型，就是刺到你一脸血你还会傻乎乎地赞道：好萌好可爱的一团丝绵哦。

我想，我还是打消这个念头比较好。

 

卡莱尔的文学史演讲

  

1838年4月至6月，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应邀在伦敦作了十二场学术演讲，主题是文学史——从荷马史诗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

演讲相当成功，观众亦相当踊跃，因为此前出版的《法国革命史》，使卡莱尔成为炙手可热的红人。

奇怪的是，卡莱尔并没有将这十二场精彩演讲的讲稿交给出版社，也许他认为这些演讲不过是小菜一碟，不足挂齿。幸好，观众中一位速记能力非常强的议员记下这些演讲。美中不足的是，这位先生因病错过第九讲，因而我们也错过卡莱尔对十八世纪法国文学的评说。

阅读这些讲稿，完全感觉不到是在阅读文本，我仿佛看到卡莱尔站在讲台上，用铿锵的嗓音，用坚定的手势，绘声绘色地讲解历史长河中的文学。我不由得为他那超凡的功力而喝彩。

首先，卡莱尔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出色的文学技巧，他驾轻就熟地选取、整理和归纳文史哲（当然以文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纵横交错的材料，使其简洁明晰以适合演讲。

其次，卡莱尔非常善于演讲，他清楚知道言语稍纵即逝的特性，特意使用平易而又生动的语句，而要旨部分和无法避开的术语，都会适时地重复强调。

卡莱尔的魅力是独特的，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他有独特的人生经历。27岁之前，很孤独、很彷徨、很痛苦……他喜欢数学，当了数学教师，但很快厌倦……他爱上法律，考上爱丁堡大学法律系，又突然厌倦……他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做事永远只有三分钟热度，整天浑浑噩噩、晃晃悠悠。直到遇到歌德的作品……他决心成为文学作家。

一旦确立了人生目标，他就坚毅地走下去，不管遇到什么挫折。1826年，31岁的卡莱尔创作了《成衣匠的改制》（或《拼凑的裁缝》）。这部不知道是小说还是哲学随笔的东西，成为书店毒药。他为此忍受了11年的嘲笑。但没有放弃，他拼命苦读，吸收各种知识，终于在1837年写出奇书《法国革命史》，真是十年磨一剑啊。

《法国革命史》之奇，奇在作者不落窠臼。它是一部反传统的历史著作，用戏剧手法再现场景，用散文手法描述人物，文采极度绚丽。在道貌岸然的时代，这部著作无疑引起很大争议，却为很多现代历史学家开辟航线。

1838年的文学史演讲，仍然出现不少争议，甚至连演讲稿的出版人也忍不住批评“卡莱尔的偏见令人反感”。然而我觉得，他批评伊拉斯谟、贬低弥尔顿等，都在合理的范围内。只是，对于他既称赞《堂吉诃德》又肯定西班牙骑士制度，倒让我有点无所适从。而他将约翰·诺克斯这个狂热的宗教改革者提升到伟人的高度，更令我挠头。这就好比伯特兰·罗素把拜伦勋爵当作哲学家写进《西方哲学史》一样。唯一的解释也许是，卡莱尔是个真诚的怪杰。

我欣赏卡莱尔的真诚。知识分子不应该害怕发表个人意见，尽管这些意见听起来多么偏激，并且与主流相悖。可笑的是，美国学者J.梅西在其著作《文学简史》中把卡莱尔的真诚看作伪善。唉，做人真难。

 

 

短篇小说

  

具有短篇小说要素的文学作品最早可以追溯到伊索寓言，但是我们不能把《伊索寓言》和《一千零一夜》称作短篇小说集，因为短篇小说是相对长篇小说而言的。短篇小说（short story）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体裁，直到19世纪初才出现。

短篇小说的诞生得益于激情四射的浪漫主义运动，因而它有一个激情四射的爆炸式开端。法国产生梅里美、巴尔扎克和戈蒂耶，俄罗斯冒出果戈里和普希金，德国则有克莱斯特和霍夫曼，美国的爱伦·坡、欧文和霍桑也不甘示弱。

你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什么缺少了文学强国英国的作家呢？哦，那是因为，当时的英国人热衷散文随笔，有兰姆、赫兹里特、德·昆西等优秀随笔作家的优秀作品，英国人暂时对短篇小说没有兴趣。

短篇小说在19世纪70、80年代迎来第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莫泊桑、俄罗斯的契诃夫和美国的马克·吐温。

到了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的快速扩张，人类文化开始了全球化的交流。短篇小说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亦宣告来临。

这个时代，英语作家独领风骚，吉卜林、康拉德、杰克·伦敦等通过短篇小说描写奇特的殖民地生活和刺激的冒险故事；欧·亨利和菲茨杰拉德在作品中再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和困境；而乔伊斯、伍尔芙和福克纳等则将短篇小说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实验室。

此外，相对贫穷落后的亚洲地区为了赶上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也积极学习西方文明，并在短时间内取得骄人的成绩。涌现芥川龙之介、鲁迅、纪伯伦、赫达雅特等有不少出色短篇小说作品出产的作家。

当然，不得不提卡夫卡，卡夫卡是最早用短篇小说表现荒诞的作家。由于太超前，作者在世时作品无人问津。

经过两个黄金时代之后，短篇小说在20世纪中期走向衰落。原因不是创作短篇小说的作家减少了，而是通俗文化大行其道，导致短篇小说也难免被严重腐蚀。

现在说起短篇小说，一般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读者文摘》、《心灵鸡汤》和《故事会》里的文章。读这些文章的读者，大都是为了打发时间，为了娱乐自己，或者为了发泄情绪。他们讨厌说理，也害怕作出深刻的反思。如果，莫泊桑的《项链》、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在今天向报刊投稿的话，九成会被退稿。退稿原因可能是：脱离现实生活，无法引起读者共鸣。

 

怪谈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乍暖还寒，偏遇月黑风高，那就更难将息了。

不过，在这个时候，倘若有一瓶烈酒，和一本鬼故事书，那就别有一番情趣了。因为大自然布置了一个绝妙的舞台——雾惨云愁、鬼影幢幢、风声鹤唳……随着故事的深入，恐惧感不知不觉地从字里行间袅袅升腾，旋即弥漫室内，毫不困难地攫住所有感官，你开始分不清现实世界与想象空间，你开始战战兢兢、心惊肉跳、毛骨悚然……

没错，读惊悚的鬼故事确实需要氛围。例如在寒冬火炉旁读爱伦·坡的《怪异故事集》，又例如在夏夜纳凉时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而在春寒料峭之夜，读小泉八云的《怪谈》就再合适不过了。

小泉八云是在希腊出生的爱尔兰人，他漂泊四十年之后最终在日本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度过人生的最后14年。

爱上日本的小泉八云将心血洒在日本文化之上。他用英语创作了很多重要作品，为十九世纪末的欧美国家架设与日本沟通的桥梁。其中包括影响深远的《怪谈》。

《怪谈》一共收录了50个日本民间流传的灵异故事，每个故事都令人叹为观止。

其实在此之前，坊间市井亦有不少收录灵异故事的书籍出售，不过，它们讲故事的形式不是佛教经典式的阳春白雪，就是江户物语式的下里巴人。小泉八云则采收西方浪漫主义的叙事方式，曲尽其妙，使之生动活泼、绘声绘色，以达到雅俗共赏之效果。同时，他又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深藏在素材之中的日本传统风味，在阴森恐怖的意境里，又飘散着哀婉动人的艺术之美。可以说，《怪谈》是西方与日本文化交融的最高成就——至少在三岛由纪夫出道之前是成立的。

 

哲学之死

  

当弗里德里希·尼采高喊“上帝死了”的时候，实际上死掉的不是上帝，而是哲学。

尼采自诩解决了所有哲学问题，故此哲学这门学科不需要再存在下去了。当然，实际上尼采并没有解决所有哲学问题，他所做的只不过是推翻哲学问题。这就好比，跟人约好决斗的时间和地点后，故意失约，然后声称解决了战斗。

后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接过尼采的反哲学武器。

虽然在很多人心目中，维特根斯坦的名声比尼采好得多，然而他在打女人的时候一点都不比尼采手软，至于狂妄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维特根斯坦完成《逻辑哲学论》之后也声称，所有问题基本解决。实际上他跟尼采一样，只是推翻、颠覆、摧毁一切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指出，哲学不是解决问题也不是探讨问题，哲学是描述问题。

既然哲学是描述问题，那么对语言、词汇的分析便是哲学的唯一任务。我们绝不反对分析哲学，我们反对的是绝大多数的分析哲学家。当他们使用只有他们那个小圈子才能看得明白的术语进行写作和辩论的时候，我们不由得深表遗憾。

与分析哲学不即不离的是后现代主义哲学。鉴于不才的拙作含有较多后现代主义元素，不才就不在此直接批评了，做人要厚道嘛，尽管文学与哲学、形式与内容均属于完全不同的概念。

让我引述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观点吧。

哈贝马斯指出，后现代主义用社会多元性瓦解人际关系的凝聚力；用结构主义否定普世价值；用解构游戏的精神取消理性的真谛；用反人道主义抹杀人的尊严……

可是，哈贝马斯也不是什么好人。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末代传人，就算不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战士，也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左棍。

讨论到这里，我们不难得出“哲学死了”的结论……有人反对？好吧，就算未死，哲学也奄奄一息了。因为从尼采起，每个哲学家都向它捅一刀子……又有人反对？好吧，哲学未死，它仍然活在遥远的年代。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和柏拉图一起谈天，和笛卡尔一起思考，和休谟一起怀疑，和第欧根尼一起手淫，和奥卡姆一起玩剃刀，和恩格斯一起玩女人……呸，扇他两记耳光吧！

 

波洛

  

《大侦探波洛》（Poirot）是一套始于1989年的英国系列电视剧，原著作者是闻名遐迩的阿加莎·克莉丝蒂（Agatha Christie），她是亚瑟·柯南道尔之后最受欢迎的推理小说作家。

克莉丝蒂塑造的埃丘尔·波洛，与传统上那个高大威猛、玉树临风、风流潇洒的侦探形象有很大不同，跟福尔摩斯更有天壤之别。波洛五短身材，略显发福，头发稀少，还蓄着滑稽的八字胡，自然，动作也相当滑稽。

我不禁狐疑，难道在女人心目中，只有约翰逊、休谟、大仲马、巴尔扎克这样的心宽体胖者才是智慧的象征？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增肥？

波洛是比利时人，操一口带有明显法语口音、充满弗兰德斯风情的英语。他来到英国不久便认识黑斯廷斯，两人成为莫逆之交。

黑斯廷斯很好地发挥华生医生的作用，总是用错误的推理把读者和观众引向死胡同。此外，苏格兰场警察也功不可没，他们的唯一工作是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幸好，现实中的英国警察并不是那么窝囊。

在《大侦探波洛》这套电视剧中，波洛一角由英国演员戴维·苏歇（David Suchet）饰演。他实在是演得惟妙惟肖，连短促的口音都学到十足。

苏歇饰演波洛，就如同杰里米·布雷特饰演福尔摩斯一样，有些演员和角色就像冥冥中注定的那般契合。如果我是演员的话，会不会也有这样的角色等待着我呢？罗密欧？哈姆莱特？唐璜？道林·格雷？还是蝙蝠侠？

 

千禧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在万众瞩目的千禧年，瑞典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早就有意无意地放出风声，称这一年要颁奖给汉语作家。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从来没有嘉勉过任何汉语作家，这实在太不像话了（指汉语作家太不像话）。唉，在气焰嚣张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击下，瑞典学院终于妥协了。

但是，在世的汉语作家，确实没有几个是顺眼的（我不是指长相），怎么办呢？抓阄如何？

在瑞典佬苦恼之际，中国（复数）有个叫李敖的人高调表示，假如他今年获得某个文学大奖，大家千万不要感到意外。

不过，最后大家还是感到意外，因为这个奖被一个叫高行健的人夺走，以至李敖销声匿迹了半年。

高行健是刚加入法国国籍的华人小说家、剧作家，评委会称“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我看来，其作品只有快餐式的商业价值，洞察力还不如是非不分的南方报系，语言则粗糙得像中国航空提供的面包，他嫌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的死路不够，新开了一条。

但是，港澳台以及海外华人都欣喜若狂，又一次为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而狂欢。与之相反，中国大陆却鸦雀无声，因为高行健是被踢到法国去的，他的作品至今仍然被禁。（插句题外话，过去在苏联和东欧，被禁的都是佳品。中国怎么了？）

我无法抗拒禁果的诱惑，千禧年年底我在香港一家书店呆了一个下午，粗略浏览了高行健的几部著名作品。结果呢，意想不到的大失所望，或者是大失所望得意想不到。

不，我简直怒不可遏！岂有此理，他那所谓的荒诞剧《车站》，讲几个傻帽儿在车站等一辆迟迟不见的巴士，你想到什么？对，不就是《等待戈多》的中国乡土改编版吗？还有什么《灵山》，什么《一个人的圣经》，呸！又长又臭，非驴非马，东抄西袭，累瓦结绳，空洞无物，俗不可耐，不知所云，这算什么文学作品？

OK，好吧，一定是环境不佳，加上时间紧迫，我读得不够投入、不够细致。于是我托关系得到一本内部发行的高行健自选短篇小说集，书名叫《你一定要活着》（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我平心静气地读了一遍，部分内容还超过两遍（此举有高度危险性，未受过专业训练的读者千万不要模仿），感觉嘛，还不至于心力交瘁……毕竟我对意识流有好感，哪怕是拙劣的山寨版意识流。

可是，当我看到他写的《跋》，我立马蹦起，恍如白日见鬼。天啊，他竟然“谦虚”地说：“我不想哗众取宠宣告一种新小说的诞生，只是在不断摸索走自己的路。”呸，你的叫新小说？那乔伊斯的叫什么？福克纳的叫什么？伍尔芙的叫什么？摘了前人的果实，然后恬不知耻地宣布自己发明了全新栽种技术。这种人简直比跳梁小丑李敖可耻十倍！

混账的多元主义！狗血的相对主义！烂左仔！你们侮辱了诺贝尔，也玷污了缪斯的圣洁！

高行健，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最大的水货（此头衔后来被莫言摘走），上窜下跳了几年之后，现在几乎被人遗忘。俗语说得好，是珍珠终究会发光；是真猪，也终究会发犷。

 

 

文人风骨

  

中国文人最喜欢标榜文人风骨，其实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甚至连纸上谈兵都谈不上，因为他们压根儿不知道文人风骨为何物。三千年来，文人风骨并无一个清晰的概念，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跟梅妻鹤子隐居西湖孤山的林逋等等，都被认为是文人风骨的楷模。

至于以身殉国的屈原、文天祥、谭嗣同等人，其文人风骨似乎又不在一个档次之内。然而，我们不应该推崇这种自行了断或者甘愿受死的文人风骨，因为它会造成一种非常恶劣的影响——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死掉几个文人，方能突显民族节气。

天啊，为什么在民族危难之时非要把文人推入地狱不可，而不推戏子、烈女、蒙古大夫或江湖人士呢？此外，以文人的角度来看，在最需要你去以笔作战的时候你却一死了之，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

所幸的是，绝大多数中国文人都是好龙的叶公，什么？英勇就义？哦，我很忙，你找屈原、文天祥、谭嗣同去吧。

这么说来，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文人风骨？

当然是有的。真正的文人风骨，不是守护个人趣味或群体利益，而是敢于捍卫真理。这一点，恰好体现在法国文人的身上。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主义作家，无不是冒着生命危险与专制政权对抗的。而十九世纪末的埃米尔·左拉，更是文人风骨的完美演绎者。

1898年1月，左拉发表一封写给法国总统的公开信——《我控诉》，控诉政府一手制造德雷福斯的冤狱。

德雷福斯是犹太军官，被军方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所谓的证据根本上是荒唐可笑的，稍有常识的人都看出来。然而在当时疯狂的反犹情绪下，集体反智。这个可耻的判决竟然获得全国上下一片喝彩声支持。

只有左拉，只有左拉敢于发表“唱反调”的《我控诉》。为了伸张正义，他无惧站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民粹主义躁狂症是相当可怕的，左拉立即成为全民公敌，极端民族主义者扬言暗杀他，政府亦以诽谤罪把左拉告上法庭。左拉不得不逃往英国。

事实证明左拉是正确的，1902年上诉法庭推翻原判，1906年德雷福斯被彻底平反。

我之所以说左拉是文人风骨的完美演绎者，是因为左拉对抗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权，而是全体人民。当全部人都指出你所相信的是一个谬误的时候，你是否有勇气有力量坚持己见呢？

我不禁想到易卜生在《全民公敌》里的一句著名的台词：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

 

怎么办？

  

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尼科莱·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iy）是各国共产党极力推崇的那种“进步作家”，甚至称他为“杰出的革命家”……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不妨带着这个问号，一起看看他在狱中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怎么办？》。

怎么办？这是作者对十九世纪俄国社会困局所提出的一个大问题，小说提供两个答案：革命和改良。而作者的重点放在改良上，因此称车尔尼雪夫斯基是革命家，有点牵强。支持革命和成为革命家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

事实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想是社会民主主义，而非共产主义；他主张全盘西化，反对大斯拉夫民族主义。这在当时乃至今天的俄罗斯，都属于异类。我们读俄国作家的著作必须注意，千万不要被一些急于攀龙附凤的非法暴力政权误导。俄共称赞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中共称赞鲁迅一样，目的是消费死者的遗产。不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必感到难过，今日的北欧福利主义国家或多或少实现了他的理想，尽管显得金玉其外……

回到小说里，《怎么办？》讲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三角恋爱故事。女主人公韦拉在洛普霍夫的帮助下离家出走，以免被贪财的父母强迫嫁给一个浅薄的花花公子。韦拉错把感恩当作爱慕，与倾慕她的洛普霍夫结为夫妇。后来，当韦拉遇到洛普霍夫的好友基尔萨诺夫，才知道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子。洛普霍夫得知实情，忍痛割爱，成人之美，用假装自杀的方式退出这场三角恋爱。

与此同时，韦拉开办缝纫工场，以集体制的模式运作，取得成功。以至另一位有进步思想的女性卡捷琳娜向韦拉学师，两人成为好友。卡捷琳娜的未婚夫，正是化名为比蒙特的洛普霍夫。最后四人重聚，皆大欢喜。

故事并不复杂，然而中译本却有差不多39万字。剧情的发展非常缓慢。以二十一世纪的速食文化标准，这种细致入微、丝丝入扣的叙事方式显然是不受欢迎的。

十九世纪的爱情就是这般“沉闷”。读读勃朗特姐妹、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乔治·桑、司汤达、雨果、屠格涅夫等作家的爱情小说吧，我希望你能品出个中味道。好比一杯香茶，它需要好多工夫才能泡成，而非用开水冲茶包那么简单。真正的爱情，是需要时间，需要付出的。

《怎么办？》的故事虽然简单，但是作者的知识范畴、思想深度和写作技巧却一点都不简单。由于这部著作是在铁窗下笔耕，作者无法直抒胸臆，只好用极其隐晦的语言，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拐弯抹角地声讨当局。与此同时，作者阐释哲学思想倒是不吝笔墨，除了社会民主主义，女权主义、功利主义和合理利己主义都有登场的机会。合理利己主义后来被安·兰德客观主义哲学发扬光大。

最后我们不得不讨论一个次要角色，拉赫梅托夫。各国共产党均表示，这个人物最令人亢奋，因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者。在此之前，俄国文学里的确没有这种明目张胆的革命者。屠格涅夫笔下的空谈家罗亭、托尔斯泰笔下的道德家聂赫留朵夫都无法与之相比，更遑论莱蒙托夫笔下那个玩世不恭的毕巧林了。确实，车尔尼雪夫斯基塑造拉赫梅托夫这个角色确实是突破，你可以视之为“进步”。然而，小说人物并不代表作者的立场，那些急于攀龙附凤的非法暴力政权，请不要自作多情。

 

印度爱经

  

《印度爱经》（Kama Sutra），又译《欲经》或《伽摩经》。作者是一个叫婆蹉衍那（Vātsyāyana）的神秘人。到底这部经典是他的经验之谈，还是资料汇总，抑或纯属意淫，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印度爱经》与成书较早的由古罗马人奥维德创作的《爱经》齐名，两者可以说是古代世界性爱经典的双星，一西一东，互相辉映。

至于《印度爱经》的成书时间，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目前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它必定在公元一世纪到六世纪这个像南亚次大陆一样广阔的时间刻度之内。

不过，请勿失望，向来大胆的不才现在又要作出大胆的推测了。窃以为，它极有可能诞生在笈多王朝的鼎盛时期，即旃陀罗笈多二世统治时期（375～415在位）。要知道，饱暖才能够思淫欲嘛。

《印度爱经》第一句话，作者就开宗明义：

 

人生不过百年，因而应在生命的不同时期获得道德、财富与爱欲。如若不然，生活将无法达到完美与和谐。

 

全书结束前又重申，

 

聪明谨慎者，既追求道德与财富，也追求爱欲。只要不使自己成为欲望的奴隶，他将所向披靡，无往而不利。

 

婆蹉衍那不仅肯定爱欲的作用和价值，还上升到与道德平起平坐的高度。这无疑是给予印度宗教（包括婆罗门教和佛教）的禁欲教条一记非常强力的鞭挞。作者强调，性爱是生活中最自然、最美好的事情，是至高无上的快乐。

 

快乐就像食物一样，是人类生存和健康的必需之物。

 

接下来，婆蹉衍那就给各位读者传授——在男权社会，对象当然以男性为主——如何获得并享受最愉悦的性爱。通俗地说，就是如何泡妞、如何调情和如何做爱。

 

男人需要寻欢作乐，女人需要金钱财富。

 

男人勾引他人之妻无可厚非。

 

聪明的男人应向鸟兽学习，将交合的花样不断翻新。

 

我只能展示这些皮毛，具体内容就不作详细介绍了，以免破坏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纯洁形象。有兴趣和性趣的朋友，请到亚马逊——如果你不怕招摇的话，到实体书店也可以——买一本回家研究研究吧。

我敢打包票，《印度爱经》对你身心必定大有裨益，因为书中除了图文并茂地讲解泡妞术、房中术，还教你如何制造春药和强根药……是不是心动了呢？哦，不过我要温馨提示一下：血气方刚的男性朋友，千万不要在公众场合研究这部经典呀，不然的话，可能会出现某种令人尴尬的生理反应呢。

 

沙威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脍炙人口，其中沙威（Javert，或译作杰维特）这个执著、死板的警官形象尤其耐人寻味。很多跟我讨论过这部长篇小说的人，都声言沙威这样的人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存在的。

真的是这样吗？

我不敢说我跟沙威在某些方面“不谋而合”。作为一个奉行“生活模仿艺术”的唯美主义者，我模仿沙威，说不定是出自无意识的反应。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侦查经济犯罪。从一大堆账本、数据、证词之中寻找被刻意掩埋的蛛丝马迹，我觉得是十分有挑战性和娱乐性的事情。用智慧警恶惩奸，这不就是福尔摩斯的工作吗？尽管我处理的不是刑事案件。

第一个案件是某乡镇企业业务员挪用公款案。必须承认，他是个非常厉害的对手。这个聪明的年轻人，用尽包括贿赂在内的一切手段，销毁和篡改证据。当然，最后还是百密一疏。

他的运气非常差。当时正值“严打”，本来3、4年的刑期，却被重判7年。很不幸，他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儿子刚出生几个月，妻子没有工作，父母年迈……当他的妻子抱着儿子前来，哭哭啼啼地请求给他们活路的时候，我恶狠狠地关上冷酷无情的门……不，正义就是正义，绝不能有任何同情罪恶之心。

我一直抱着永远燃烧着的正义感和理想主义情怀埋头工作，直到那一天……

那不过是某国企小职员涉嫌贪污两万元的小案件，但是顺着细微的线索顺藤摸瓜，牵扯出企业高层的重大犯罪行为。我喜出望外，立即向上级汇报。然而两天之后，局长却把我叫去，对我说这个案件不用再查了……

我的信念动摇了，像放走冉阿让的沙威一样。不同的是，沙威他——“他跨上桥的栏杆，向前一扑，那汹涌奔腾的河流，便淹没了他最后的内心挣扎。”而我，则选择辞职。因为无法容忍正义感和理想主义就这样死掉，我要用另一种方式让它们生存下去。

写到这里，我又觉得我跟沙威没有什么可比性。不过每次回忆起这段往事，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

 

俄国文学

  

千万，千万，千万别读俄国文学！真的，俄国文学，一点用处都没有。它只会叫麻木不仁者伤身，它只会令多愁善感者伤心。

首先要划清界线。我所说的俄国文学，是指19世纪沙皇俄国的文学，不包括1917年后的苏联文学，也不包括1991年后的独联体和俄罗斯的文学，更加不包括，为恶贯满盈的布尔什维克提供伪证的任何时期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学。

俄国文学起步较晚，形成于19世纪初。它的奠基人，与其说是普希金，不如说是英国大诗人拜伦勋爵。

拜伦，用浪漫主义的火把，点燃黑暗的俄罗斯荒野，发出夺目耀眼的光芒。燃烧吧！闪耀吧！照亮蜿蜒的伏尔加河，照亮巍峨的乌拉尔山脉，照亮新月状的贝加尔湖，照亮一弯浅浅的白令海峡……

无论是圣彼得堡石板路上踉踉跄跄的醉汉，还是顿河垄岗手执草帽默默晚祷的农奴，抑或是西伯利亚雪野中艰难跋涉的流放者，他们都看到这火光。他们的瞳孔也跟着闪闪发亮，那是感动的热泪，那是萌芽的希望。

然而，生活在21世纪的人啊，你们要切记：千万，千万，千万别读俄国文学！

看吧，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为浪漫情怀付出生命代价；果戈里和契诃夫深藏在诙谐背后的是阴森可怖的现状；屠格涅夫在无情的现实当中探索美学只能处处碰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全是病态的扭曲、压抑和分裂；托尔斯泰太长寿以至从悲天悯人的传教士变为不可一世的教主；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空想天真得叫人望洋兴叹、欲哭无泪……

听我说，千万，千万，千万别读俄国文学！它只会叫麻木不仁者伤身，它只会令多愁善感者伤心。

除非，除非，除非你是一个曾经沧海的独行者……

某个夏天，你流浪到中国西南部一个喧闹的小城镇，或者南非东海岸一个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小村庄。突然爆发的泼妇骂街的怒吼把你从列维坦《永寂之上》的空灵梦境拉回客观世界……

意识逐渐恢复，你正躺在肮脏的小旅馆一个狭小的房间一张凌乱的床上，几只苍蝇懒洋洋地伏在乳胶漆起皮剥落得像个麻风病病人的天花板下，而挂在你一只耳朵里的耳机正播放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

你坐起身，肚子上的书顺势滑落地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啪”。你有点眩晕，于是，一手托着脑袋，一手拿起床头的玻璃杯，把杯中剩下半口不到的伏特加倒进肚子里……胃在燃烧。

然后，你俯身捡起地上那本《父与子》……刚才读到哪里呢？啊，是这里！当眼睛触及“虚无主义”这个名词的时候，你粲然一笑……你，终于笑了。

而那个泼妇，依然在不依不饶地骂街。

 

Aleksey Savrasov, Landscape with Marsh and Wooded Islands, c.1860 - c.1870

创意思考术

  

日本平面设计师、艺术指导和创意指导佐藤可士和写过两本书介绍自己的创作方法和经验。第一本是《佐藤可士和的超整理术》，第二本是《佐藤可士和的创意思考术》。

整理和创意思考，看上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是佐藤可士和却强调，创意思考的基础是整理——先把脑海中杂乱无章的内容整理成简单明了的信息，才能产生更丰富的想象。

作为一名广告人，除了要整理自己的思想之外，还要整理客户和市场消费者的思想。这就涉及人与人沟通问题。佐藤跟其他广告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特别注重客户的理念，多次谦虚地说：我没有创作，只是帮助你们创作。

此外，佐藤深感广告的性质在互联网时代发生根本改变，广告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诱导”消费者消费，也不能“建议”消费者消费。互联网时代的广告，必须突出商品的真实感。

比如“麒麟小柠檬”的广告企划。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人们的健康意识日渐增强，碳酸饮料的销量大不如前。在这种情况下，反复辩解碳酸饮料对身体无害显然是不智的。怎么办好呢？

“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个人爱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有些东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会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如果能够挖掘出那些人人都曾体验过的情感，进而唤醒那些儿时就深深埋在人们心底、历久弥新的记忆，比如青草的芳香、潺潺流水的清凉，那么人们的记忆之门就会‘吱呀’一声开启，瞬间心神荡漾。”

佐藤将355ML易拉罐装改成小容量塑料瓶装，配上可爱的卡通图案。结果新装不仅深受小孩子喜爱，还使每个看到它的大人都想起儿时的快乐时光。

佐藤还在书中介绍几个成功的设计个案，在此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总而言之，书写得非常好，对读者的工作和生活都大有裨益。

 

文学四季

  

我爱上黑夜，我想，是在大学一年级开始的。

那时候宿舍规定，晚上十一点熄灯。熄灯后，大伙便开起座谈会来。然后，座谈会变成卧谈会，卧谈会的热情亦每况愈下。逐渐地，只听见质量低劣的电风扇咯咯作响，以及此起彼伏的鼾声。

在我的书桌上，蜡烛火苗不时跳动一下，发出一声轻叹。而我的心，早已迷失在圣彼得堡喧哗的夜色之中，跟那些在爱情与革命之间进退失据的屠格涅夫的主人公们，同休共戚。啊，那颗划破西伯利亚长空的流星，也正好在我的世界飞过……

天气日渐清凉，电风扇越来越沉默，取而代之的是摧枯拉朽的无情的秋风。

秋风偶尔破窗而入，吹灭书桌上仅有的烛光，把茫然的我抛掷在无情的黑暗中。而在一秒钟之前，我还在四处升腾着工业黑烟的十九世纪的英国，与狄更斯一起为人情冷暖而唏嘘。

到了冬天，虽然宿舍的门窗关得严严密密，可是，残暴而狡猾的北风依然有办法乘虚而入，侵人入骨。

在摇曳的烛光下，在厚重的棉衣里，我依然在埋头阅读。尽管只有一步之遥，但我还是不敢钻进温暖的被窝，因为我不想遭到杰克·伦敦笔下的那些强人们的嘲讽，他们正在与大自然作殊死搏斗。

熬过寒冬，明媚的春天终于到来。啊，好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哦！于是我展读一束情书，体验卢梭主张的有如空谷幽兰般的浪漫主义。

“桔子，你为何闷闷不乐？是不是恋爱了？”

“是的，我想我爱上文学了。”

不少人觉得，文学（恕我把通俗文学排除在外）曲高和寡，而且无用。

嗯，他们说得对。

我曾经怀疑过，文学能否和绘画、音乐一样，成为艺术的最高殿堂？听到“文学无用论”之后，我就感到满意了。

 

西线无战事

  

世事往往就是这般奇妙——一流小说总是被拍成三流电影；一流电影却有一部三流剧本。

当然，虽然比例十分之低，但是也有“双一流”这种例外情况。刘易斯·迈尔斯通（Lewis Milestone）执导的电影《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1930）就是其中之一。

电影《西线无战事》改变自德国作家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同名长篇小说。该书在1929年一出版立即引起轰动，翌年被美国人拍成电影同样获得成功（在德国遭禁），迈尔斯通亦因此拿下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如此受欢迎，除了小说和电影本身都非常出色之外，越来越逼近的战争阴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西线无战事》（电影以及小说）讲述的是，青年保罗·博伊默尔在学校长期被“为国家效命”的爱国主义教育所毒害，自愿报名入伍。然而踏上西线战场之后，各种残忍、野蛮、恐怖的事实很快使他看清战争的真面目——德国的山脉憎恨法国的平原了吗？没有，显然是野心家们在仇视。目睹一个个战友相继战死沙场，包括最要好的朋友卡特，心灰意冷的他，最终也在和平到来之前永远离开这个人间地狱——他伸手，却无法触及那只美丽的蝴蝶。这个结局，催人泪下。

有一个精彩的场面，不能忽视。保罗休假回到老家，看到学校的老师又在鼓吹爱国主义，煽动更年轻的学生入伍送死。他终于忍不住，说出感受，谴责战争，却反而被后辈大骂为“懦夫”。对这种原教旨主义的狂热，中国人一点都不感到陌生。

或者有人会产生疑问，以21世纪的电影标准，1930年的影片会不会显得很落后？诚然，现代的高科技大制作的确能够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官刺激，但是要表现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早期的黑白电影似乎更胜一筹。这也许就是斯蒂芬·斯皮尔伯格要将《辛德勒的名单》拍成黑白电影的原因吧。

这部电影以淡入和淡出的剪接方法，连接各组片段。每组片段都仿如戏剧的一幕，很有剧场感。现在的电影却似乎都摈弃了这种剪接方法，真的十分可惜。

 

灵魂出窍

  

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             ——李白，《梁园吟》

 

李白斗酒诗百篇，为世人称奇兼称赏。其实，纵览古今中外，很多名诗名句，都是诗人酒后一挥而就。

不才也喜欢在酒后舞文弄墨、寻章摘句、吟风咏月。不过，这些拙作大都缺乏深度，甚至有欠庄重，以至酒醒后总是羞愧难当，继而恼羞成怒，将它们撕个粉碎。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王维，《渭川田家》

 

游山玩水，返璞归真，也带给诗人莫大灵感。王维可谓最精于此道。他不但以山水田园诗闻名，还是南派水墨画的始祖。诗情画意，无比风流。

不才虽然经常出门远行，可是几乎没有在旅途中写过像样的诗作。那是因为，不才体质虚弱，实在无力在困顿之中写诗。

 

太宰治在小说里亦庄亦谐地说，不灵魂出窍的话，就写不出小说。

对我来说，写诗更是如此。

贺拉斯在《诗艺》中介绍自己的写诗心得，“你要我哭，首先你自己得感觉悲痛，这样……你的不幸才能使我伤心。”

也就是说，灵魂必须百分之一百甚至百分之二百沉浸在某个主题之中，并且充分溶解。要做到这一点，灵魂必须出窍，必须脱逃平庸的身躯。

诗歌翻译也是一样。我的做法是，反复地阅读，反复地感受，直到出窍的灵魂与诗歌之魂合而为一。当灵魂返回自身时，便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再现那奇妙的体验。

每写完一首诗，我都会疲倦不堪，还会倒在书桌上沉沉睡去。所以，我不能在大醉时写诗，大醉时只能胡诌戏谑的句子；我不能在旅途中写诗，旅途中只能写写轻松的随笔。

 

 

 

我弥留之际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长篇小说《我弥留之际》，内容并不复杂。南方农妇艾迪·本德仑病逝后，丈夫和五个子女遵照遗愿，将其遗体运返家乡安葬。不料，既有天灾又有人祸，使一家人狼狈不堪，并付出惨重代价。

内容的确不复杂，然后剧情却非常复杂。福克纳摈弃传统的平铺直叙的小说叙事方式，另辟蹊径、开创先河般使用蒙太奇的表现手法。他让每个角色轮番上场，用舞台剧的独白加电影的主观镜头，描述一个个各自参与的场景，然后将这些貌似独立的片段拼凑起来，组成这部结构松散的长篇小说。（如果说后来出现的那些实验电影，是受到福克纳这部小说的启发，也是不无道理的。）

要读懂《我弥留之际》，读者必须具备归纳和演绎的逻辑能力。如果仅仅拥有一定阅读经验，而缺乏成熟的逻辑能力，那就只会感到书中充满喧哗与骚动。

和福克纳的意识流代表作《喧哗与骚动》一样，《我弥留之际》也是通过塑造一个家庭，来揭示人性的阴暗面。当一页一页地往后翻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脊梁骨越发冰凉。

天啊！人性居然可以卑鄙、丑陋、邪恶到这个地步！人，愚昧而凶残，狭隘而自私。什么朝夕相处的感情，什么血浓于水的关系，统统是掩饰人性阴暗面的谎言！而这个家庭，不，所有的家庭，都是人类社会的缩影。

当然，福克纳笔下不全是丑陋的人。达尔是《我弥留之际》之中最讨人喜欢的正面人物。可是，他的结局是被当成疯子被关进疯人院。一个黑色幽默。

而在这个黑色幽默里，我们可以看到福克纳的影子。福克纳获得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在外国默默无闻，在美国臭名昭著。此臭名，甚至使诺贝尔评委会不敢颁奖给他，翌年，等民怨回落后，才让他飞赴瑞典。

有人问福克纳，为什么把美国人写得那么卑劣？他答道：我太爱我的国家了。人们无法理解这一点，差点把他关进疯人院。

 

当你谈跑步时我谈村上春树

  

跟很多读者一样，我走进村上春树的文学国度始于《挪威的森林》。时间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时候，世纪末的颓废弥漫每一个角落。而更加颓废的我，在某个晃晃悠悠的时刻买了这本书。

久闻其名，却一直没有购买的意欲。原因是，这部著作被宣传成什么超级畅销书，什么纯粹的青春小说，什么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其实，正如作者本人强调的，这只是一部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小说。

为什么强调现实主义小说？因为这是村上唯一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它无法把读者领进村上文学的本土。本土是魔幻现实主义。我走进去，始于另一部长篇小说，《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风格迥异。那是一个飘扬着忧伤的爵士乐的异化世界，那里有一个个迷失其中的脆弱的个体。

有趣的是，读村上春树总给人“非常小资”的感觉。这种感觉到底从何而来？大概是，作者本人生活得非常小资的缘故。饮威士忌、听爵士乐、吃意大利面、看经典电影、收集黑胶唱片等。村上还是个非常健康的人，每晚十点睡觉，五点起床，几乎每天坚持跑步。他在随笔集《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中十分详细地谈论跑步对他写作生涯的影响……也许这样表述不大妥当，总之就是，他用跑步作为贯穿其写作生涯的话题。

我的颓废生活已经持续很多年，熬夜、酗酒、嗜咖啡、足不出户、拒绝锻炼……因此当村上谈跑步时我真的不知道该谈些什么。所幸的是，他并也不需要我谈些什么。啊，我认为这是村上随笔的魅力所在，他就像一位老朋友，和你在老地方——一家老酒吧或老咖啡店，用最平易近人的语言谈天说地。

“好久不见啦，桔子。”“哇，真的好久不见了，村上，最近忙些什么？”“我参加了铁人三项赛。”“啊，了不起！详细谈谈好吗？”“好呀，不过我得从第一天练习长跑开始讲起……”

所以，我很喜欢阅读村上的随笔。总体而言，它们属于美国式，但是他又摈除美国随笔作家的陋习——美国随笔作家总是将家长里短、柴米油盐说个没完没了，还不厌其烦地引述那些我从未听过的歌影视体明星的趣闻轶事——此外，村上还注入英国式智慧，带给人无穷的雅趣。

我喜欢写随笔。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做出一些有益于健康的事情……嗯，我一定会谈一谈的。

 

关于《蒙古苍狼》

  

1、法国作家欧梅希克（Homéric）凭借历史小说《蒙古苍狼》（Le Loup mongol）荣获1998年梅迪西文学奖。梅迪西文学奖是颁发给法国文坛新人的奖项。

2、法国文学的最高荣誉当然是龚古尔文学奖了。欧梅希克仍需努力。

3、通过《蒙古苍狼》，我们知道作者非常了解马匹、地理和蒙古帝国。尤其是马匹。毕竟他当作家之前是一名赛马骑师。

4、写历史小说的法国人，佼佼者是大仲马。

5、大仲马过于浪漫，虚构远远大于史实。而欧梅希克的《蒙古苍狼》，则有六分史实，四分虚构。无论如何，历史小说就是历史小说，绝不能当历史看。

6、《蒙古苍狼》通过铁木真的安答（意为结拜兄弟）、蒙古帝国“四骏马”之首博尔术的自述，间接反映成吉思汗传奇的一生（包括史实与虚构）。

7、《蒙古苍狼》的结构布局和叙事风格，令我想到福楼拜的《萨朗波》。因此我推断：作者极有可能是福楼拜的崇拜者。

8、《蒙古苍狼》模仿《萨朗波》，试图在浪漫主义画面上添上唯美主义色彩。然而，当今世上又有多少人掌握这种超高难度的文艺技巧呢？更遑论一名文坛新人了。

9、因此，总而言之，小说显得暴力过多，气势稍欠；香艳有余，美感不足。

10、但是话说回来，一个新人能够写出如此气势磅礴的作品，确实是不简单的。亦可见其知识之渊博和功底之深。

11、顺便一提，历史教科书不会告诉你，成吉思汗性欲旺盛。据说他的子女多达千人。真是名副其实的“蒙古色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