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寄誰

        李商隱的《夜雨寄北》，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夠背誦。

 

君問歸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

卻話巴山夜雨時。

 

最為評論者激賞的地方，是詩人大膽地突破忌諱，使用重辭。兩個“巴山夜雨”，一實一虛，既香豔，又哀婉，此乃苦中作樂之極致也。從技術上看，畫面運用了現代電影手法“閃前”……哦，關於詩的賞析，不才就不在此贅述了。本文想探討一個問題，這首情思婉轉的詩歌，到底是為誰而作的呢？

主流的意見是，詩是寫給詩人的妻子王氏的。從內容和標題可知，當時詩人正身處巴蜀，此詩或此函將寄往北方。而李商隱家宅之所在長安，自是位處巴蜀之北。南宋學士洪邁編訂的《萬首唐人絕句》中，《夜雨寄北》被記作《夜雨寄內》，直接指明，詩是寫給內子的。

可是，查閱史料之後，你會發現上述意見並不正確。問題，就出在時間上。

李商隱一生共兩次到過巴蜀。一次是大中二年（即公元848年）秋，其時李商隱不幸在桂林丟官，不得已返回長安，途中順道遊覽了巴蜀。《夜雨寄北》是在這個時候創作的嗎？從“君問歸期未有期”這一句詩來看，基本上可以否定這個猜想。詩人正在旅途上，歸期應該是完全由自己掌握的，不可能有詩句中所流露的無奈之感。

第二次，是大中五年（即851年）十一月，李商隱應梓州刺史、東川節度使柳仲郢之邀，入川擔任參軍一職。其後四年，他都一直生活在梓州。我認為，《夜雨寄北》百分之九十九是這個時期寫成的。如果確實它是任職梓州後的詩作，那麼問題就解決了。因為，王氏已經在這一年的春夏之交病逝。

李商隱為亡妻寫下幾首悼亡詩篇，感情真摯，催人淚下。不過，這感情，估計是以愧疚之情為主。其實，李商隱對王氏的感情並不如後人認為的那麼好。王氏婚前為李商隱當時的上司涇原節度使王茂元之閨女，這樁婚姻，頗有攀附之嫌。當然，沒有愛情是不要緊的，古時的文人墨客，都會在勾欄妓院找到安慰。李商隱那些情意綿綿的著名詩篇，絕大多數都是寫給他那些謎一樣的情人們的。與杜牧大大落落的“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不同，李商隱對自己的風流韻事總是小心翼翼，隱藏得嚴嚴密密。這與他有一個位高權重的岳父不無關係吧。

妻子離世後，李商隱心中因愧疚而起的疤痕很快被舊情人或新情人的素手撫平。無奈仕途為重，只好含淚告別京城，遠赴巴蜀。在某個雨夜，在燭光之下，批閱柔情無限的尺牘，不禁想起曾幾何時西窗之下那雙輕剪燈花的素手……一聲長歎，幾滴熱淚，便誕生《夜雨寄北》，這首膾炙人口的詩作。至於那人的芳名，我們還是不得而知。

 

放言

        唐朝憲宗元和十年（即西元815年），白居易仕途慘遭挫折，被貶為江州司馬。江州，就是今天的江西省九江市，遠離繁華的京城，在當時絕對不是個好地方。想當年十六歲之齡即以一首《賦得古原草送別》征服皇都，開啟仕進之途。一句“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令多少遊子淚灑草原。不料，今日自己竟成被送之“王孫”。

在南下的客舟中，在悵然的青燈下，白居易翻檢書箱，看到五年前先於自己被貶謫的好友元稹所贈的詩卷，包括五首《放言》詩。“把君詩卷燈前讀，詩盡燈殘天未明”，感今思昔，一陣唏噓之後，遂揮毫另作五首《放言》回贈之。

所謂放言，即放縱其言，不受拘束。樂天先生的五首《放言》之中，其中以第三首最耐人尋味。

 

贈君一法決狐疑，

不用鑽龜與祝蓍。

試玉要燒三日滿，

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

一生真偽複誰知？

 

白居易的詩以平易近人著稱，對現代讀者來說，只要知道鑽龜和祝蓍都是古代的占卜方法，以及稍稍瞭解周公和王莽兩個典故，這首七言律詩的意思並不太難懂。

周武王姬發死後，成王姬誦年僅十二歲，其叔周公姬旦攝政。而管叔、蔡叔、霍叔則散佈流言蜚語，誣衊周公有篡位之心。周公十分恐懼，連忙出兵討伐。謠言甚囂塵上。然而七年後周公奉還朝政，人們才知其忠心。

王莽在篡位之前，十分謙恭，一言一行皆令世人稱道。比如為官清廉，生活簡樸，經常將俸祿接濟窮人，甚至在次子作惡打死家奴之後，命其自殺。殊不知，在西元8年，王莽露出真面目，逼孺子嬰禪讓，篡漢建新。

古今評論人的主流意見是，白居易以試玉、辨材為例，又引周公、王莽之典，論證了辨識事物的真偽不能只憑短期現象下結論，必須經過長時間的考驗。此乃所謂日久見人心，蓋棺方能定論也。

然而，最後兩句似乎對論點毫無裨益。不但毫無裨益，反而有畫蛇添足之嫌。“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假如周公在流言中死去，那他不是落得個奸臣的身後名嗎？假如王莽在篡位之前死去，那他不是以忠臣名垂青史嗎？這麼說來，蓋棺亦不能定論。至於日久見人心，當聯繫到人生短暫，不也突然變得悲觀嗎？白居易為什麼要這樣寫呢？

白居易之所以被貶謫，皆因朝廷奸徒進讒言所致，當中不乏平日稱兄道弟之人。若非活到今時，必定被口是心非、笑裏藏刀的嘴臉瞞騙一生。想到這裏，白居易不免對同僚、官場、朝廷產生失望之情。早已年過不惑，直奔知天命之年的他，不得不將注意力放在眼前。

古今評論人都認為，任職江州司馬，是白居易詩詞創作的分水嶺。何止詩詞，他的人生觀也在這個時候發生質變。貶官之前，他寫《買花》、寫《賣炭翁》、寫《長恨歌》，憂別人、懷家國，希望兼濟天下；貶官之後，他寫《琵琶行》、寫《花非花》、寫《錢塘湖春行》，感自身、詠景物，只願獨善其身。孟軻曰“窮則獨善其身”，已成“天涯淪落人”，“江州司馬青衫濕”，又何必再追尋虛無縹緲的大同概念呢？“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亦是另一種境界嘛。

從兼濟天下到獨善其身，白居易的蛻變原來發生在創作《放言》之時。所以我們在詩中聽到一聲不和諧之音，那是詩人揮別前半生的一聲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