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
李白這麼一問，也啟發了蘇軾的“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古今多少哲理，都是從提問開始的。同樣是提問，李白悟出的是“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與永恆的月亮相比，人是多麼的渺小，人生是多麼的短暫啊。因此他的願望是，“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長照金樽裏”。
而蘇軾則悟出“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世事無常，月尚且難以圓滿，更何況人呢？最後他祝願，“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兩首詩（別挑骨頭，詞也屬於詩），反映了兩位詩人各自的人生觀。今天有不少貶損李白推崇杜甫的學者指責李白只貪圖個人享樂，對人間的疾苦不聞不問。這樣的比較、這樣的指責，顯得十分可笑。在西方，沒有人會指責約翰·濟慈只追求藝術的美，不像拜倫勛爵那樣揭露時弊；沒有人會指責喬治·桑沉浸愛情的小浪漫，不像維克多·雨果那樣有著強大的人道主義。濟慈和拜倫都是天才詩人，喬治·桑和雨果都是出色的小說家。
說到西方，我又聽到一種謬論，稱西方人缺乏中國人對月亮的感性和理性。當然，在字眼上肯定沒有漢語那麼豐富，什麼月亮、月宮、太陰、蟾宮、玉兔、嬋娟、玉輪、冰輪等等，但是，只要聽聽貝多芬，又或者德彪西，甚至柯德麗·夏萍，上述謬論就會不攻自破。
中國人太喜歡焚琴煮鶴了，因此中國的音樂達不到藝術的境界。名留青史的中國音樂家，都得益于詩人之筆。如果沒有杜甫的“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你又何曾聞過李龜年？如果沒有高適的“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你又會識得董大嗎？
藝術無國界，管他什麼節日，在如此美好的月光之下，不聽一遍貝多芬的《月光》（升c小調第14號鋼琴奏鳴曲），就真的很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