睾丸的故事

  

成年人总是挖空心思虚构各种恐怖故事吓唬小孩，目的是要他们“学乖一点”，“听话听教”。对于这种中华传统教育方法，很多年前鲁迅和徐志摩等进步文人已经大力批判过，只可惜收效甚微。

恐怖故事诚然十分恐怖，但是那些早熟的小孩或多或少在心里有所觉悟——它们只不过是一些虚构的故事，并非真实。

回想我的童年，最令我惊悚的亦不是传统的恐怖故事，而是真实的恐怖故事。这些故事，给弱小的心灵造成莫大伤害，并且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我真不明白，长辈们为何会乐此不疲？

其中，祖母讲的这个故事尤为经典，我听后全身发紫。

 

祖母出嫁前，她的村子里有个叫阿九的小男孩。父亲早逝，母亲忙于农活，阿九自小没人管教，非常调皮捣蛋，时常弄得全村鸡犬不宁。

有一次，阿九用泥巴填塞十多户人家的大门锁眼，使人有家归不得。母亲忍无可忍，把他绑在柱子上，施以酷刑。这酷刑是——用力捏睾丸。疼痛的程度我相信是很难用笔墨形容的，但可以用言语表达。阿九惊天动地的惨叫声惊动了全村，大家聚集门前，纷纷为阿九求情。九妈才肯勉强松手。

自那以后，阿九变得很乖，更贴切地说，是变得萎靡不振。

可是，村中那些长期受阿九欺负的小孩却不轻易放过他，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抓春阿九”（粤语俗话中的“春”是“蛋”的意思）。

大概真的是“狗改不了吃屎”吧。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阿九又爆发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阿九竟然偷走母亲所有积蓄。到底是花光了还是藏起来呢？他死活不肯说。

阿九母亲越问越气，最后“火遮眼”，再度以酷刑逼供。这一次，她的怒火比上一次大几倍，力度也跟着比上一次大几倍。结果，悲剧发生了。阿九的睾丸被捏成粉碎。一声惨叫之后，全村人看到的是奄奄一息的阿九，全身发紫，不停抽搐，没多久就断气了。

 

今天网络一代老是“蛋疼”“蛋疼”的嚷个不停，可是，谁人又真正有过蛋疼的感觉？当年听了阿九的故事之后，我忍不住捏了自己一下……唉，男人的弱点也太突出了。

为什么男人的弱点如此突出呢？因为在中国神话里，人是由一个叫女娲的女神造出来的。

 

 

 

哲学的慰藉

  

公元524年，波伊提乌（Boetius）在意大利的帕维亚监狱，被秘密处死。他是一年前以通敌罪名囚禁于此的。人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一本在狱中完成的书，书名叫《哲学的慰藉》。没有人能够料到，这本书成为千年黑暗中的指路明灯，指引心灰意冷的欧洲人走向文艺复兴。

西罗马帝国在476年灭亡后，欧洲惨遭多个蛮族轮番蹂躏。直到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统治意大利，他任命罗马望族波伊提乌为首席大臣，人们才得到喘息的机会。

较之政治和经济，波伊提乌在文化学术上对世界的贡献更大。作为新柏拉图主义学者，他把柏拉图的全部著作和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著作翻译成拉丁文。这些译本成为人们在漫长的中世纪里的精神食粮。此外，他还用柏拉图思想阐释基督教教义，维护三位一体论，为经院哲学打下基础。

可惜，波伊提乌未能长久为世界文明效力。523年，他被诬陷私通敌国——与拜占庭皇帝有联系。其实，一开始波伊提乌并非怀疑对象，他只是为保护元老院，千方百计阻挠调查工作。此举激怒国王。令他大为震惊的是，元老院忘恩负义，反戈诬告他私通敌国。而他的所有朋友都摄于强权，不敢声援……

如果是你，如果遭到这样的诬陷，遭到这样的出卖，你会有何反应？然而，波伊提乌却写出了一本恬静得有点悲伤的《哲学的慰藉》。这种恬静，只有在马可·奥勒留的《马上沉思录》和塞内加的《面包里的幸福人生》出现过。

阿尔贝·加缪认为，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荒谬感便会产生。荒谬感说不定也攫住波伊提乌，但是他没有采用默尔索的存在主义救赎法（顺便说明一下，加缪拒不承认他的哲学是存在主义，也未必喜欢救赎这个词），作为虔诚的基督教思想家，波伊提乌向上帝寻求救赎。

《哲学的慰藉》结构雅致、文笔优美，全书散文与诗歌交替，散文采取对话体。

哲学女神到狱中探望作者。作者向女神讲述自己的境遇。女神安慰他，世俗的幸福不可靠，因为它们根本不是真正的幸福，拥有越多越不幸福。而幸福存在于人的内心，不必在外面寻找。她鼓励说：“那些能够平静地面对所有一切的人都是幸福的。”

然后，作者与哲学女神讨论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是最高的善，以及恶的本质。最后探讨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关系。这些论述相当精彩，逻辑缜密，引例恰当，讲解也十分透辟。

最后，作者在哲学的慰藉下，心境豁然开朗。“人若能安然地置生死于度外，高傲地把死亡踩在脚下，就能正视命运，不被其好坏所困扰。”他原谅了他的敌人，“没有理由去仇恨恶人。恶只是一种内心的疾病。”他明白，虽然身陷囹圄，心灵却是自由的。“在与上帝的心灵相互感应中”，心灵就更加自由。

历史上找不到任何有关波伊提乌遇害时的记录，我相信，他一定是从容面对，含笑而终。

 

 

从味千拉面到袋鼠

  

我在味千拉面吃着招牌拉面的时候，联想到袋鼠……你们一定以为我病了几天，以致大脑皮层也被病毒感染了吧。味千拉面与袋鼠八竿子也打不着，怎么会有联系呢？好吧，那就请各位看官跟随我重走一遍这个从味千拉面到袋鼠的思想旅程。

味千拉面最近被一些吃饱饭骂厨子的中国人找麻烦，指那个著名的猪骨汤其实是由猪骨浓缩液加水稀释而成的。我觉得这种方法并无不妥，它只不过是使用了方便面的方便技术。

方便面是由日清食品株式会社的创办人安藤百福在1958年发明的。安藤百福本名吴百福，原籍台湾，归化日本之后改姓安藤。他之所以能够归化日本，主要是得益于台湾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

不过安藤是在中华民国接管台湾之后才正式放弃战胜国国民的身份，加入战败国的一方的。因为……唉，不仅是安藤，所有台湾人都身历其境，那些自称是同胞的中国人完全不像外国侵略者那么友善，反而比野兽还要凶残百倍。他们的代表作是“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虽然被血腥镇压，其后果却是撕裂了台湾的人心。当地人心中仅存的那一点点中国情结也被鲜血冲刷殆尽。他们不再寄望于蛮横兼腐败的高级外省人，他们希望有一个能够为当地人争取自由的组织。这是后来民进党成立的基础。

民进党迄今为止最具智慧的政治家是谢长廷。谢长廷在台北的打铁街出生，父亲亦是铁匠。不过，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今日的打铁街只剩下一家打铁店，昔日繁华已经一去不返，实在令人唏嘘。

大约在四千年前，赫梯人首先掌握冶铁技术，在坚硬而锋利的铁制武器面前，青铜武器简直毫无招架之力。赫梯帝国因此能够作威作福达八百年之久。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当时赫梯人正全情投入与埃及人打仗，不料后方被闪族人强势偷袭，帝国随之崩溃。掌握冶铁技术的赫梯铁匠们到处流浪，自此铁器为世人共享。

且慢！有个地区由于地理上相对封闭，一直未能得到冶铁技术。直到公元前7世纪，位于中国西北角的秦国从毗邻的中亚游牧民族那里获得冶铁技术，从此走上大国崛起之路。铁器不但在战场上能够削“铜”如泥，在农业生产上也能够事半功倍。利用铁器和骑术，秦国最终一统天下（天下当然是指中国中原地区）。

坐拥广袤天地之后，秦始皇越来越怕死，于是命令全国方士为其炼长生不老药。有一个叫做徐福的方士声称东方大海上有一座叫蓬莱的仙山，山上长着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听后春潮涌动，立即制造大船，让徐福带着三千童男童女下海。很遗憾，从此徐福一行人杳如黄鹤。

其实，徐福到了台湾，并且在那里创立了一家叫徐福记的食品公司……好吧，我承认这是我虚构出来的。至于徐福的下落，中国有这么一个传说，徐福到了日本，但是找不到长生不老药，他怕回国后被处死，于是就和三千童男童女落地生根。今天的日本人其实就是他们的后代。

这个传说当然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在徐福出海的时候，日本本岛至少居住着三个种族，分别是阿伊努人、虾夷人和大和人（一说阿伊努人即虾夷人，我不同意此说）。其中阿伊努人是日本最早的住民，根据考古学和基因学的推算，他们大约在八千年前（甚至更早）由澳大利亚迁移过去。

一提及澳大利亚，你很难不想到他们的国宝——袋鼠。嗯，我这个思想的旅程也到此为止了。

我累不累？用文字介绍整个旅程，的确有点累。但是在思想的世界里旅行，却一点都不感到累。也难怪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等人，只说不写。

 

人口过剩

  

中国是全球唯一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见过这句标语吧——“计划生育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然而，计划生育并不是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

最早以理论形式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人是英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1798年发表惊世骇俗的《人口论》，使他成为人口学的奠基者。

只不过，因为共产祖师爷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得意门生列宁、斯大林等家伙，都像泼妇骂街一样发癫谩骂马尔萨斯，所以中国政府从来不敢运用马尔萨斯的理论为自己辩护。

在《人口论》中，马尔萨斯指出，世界人口呈几何增长（注：几何增长，如：2，4，8，16，32…），而食物供应只呈算术增长（注：算术增长，如：2，3，4，5，6…），当食物供应严重跟不上人口增长的话，极度可怕的大灾难就会发生，后果不堪设想。

马尔萨斯进一步论述，战争、灾难、疾病、事故等虽然可以起降低人口的作用，但是远远不够。他主张，政府应采取有效手段控制人口增长……哦，千万不要误会，马尔萨斯可不是有吃婴儿癖好的中国人，他并没有要求英国政府创立一个计生办，用铁腕手段血腥结扎和堕胎。马尔萨斯倾向于道德手段，即利用宗教的力量劝导人们节育甚至禁欲。他还罕有地宽容同性恋（也许将“宽容”改为“鼓励”也不过分）。

当然，政治学家的特点是言行不一，或者说，言行不一是成为政治学家的条件。马尔萨斯没有节育与禁欲，他一共有三个儿女呢。

《人口论》一直为世诟病，但是大部分指责都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叫骂，真正有分量的辩驳实在是凤毛麟角。来自十九世纪的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论述比较令人信服。有趣的是，斯宾塞深受达尔文影响，他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到社会学，而达尔文则是马尔萨斯为数不多的拥护者之一。

斯宾塞认为马尔萨斯过于悲观。他并不担心人口增长对食物供应造成压力。他预测，人类的生育率发展到某个程度便必然下降。大自然处处有启示，越高级的生物，繁殖力就越低。因为一个物种智力越高，它的生存机会就越大，无须大量繁殖以提高存活率。例如狮子一胎只产三、四个崽子，而鲫鱼则要排出数以万计的鱼籽。所以，斯宾塞主义者总结说，当人类的智力变得越来越高，人口的增长就会减慢，继而停止，甚至可能下降。

斯宾塞真是独具慧眼！请看看今天的世界，西北欧诸国以及日本和台湾等，人口都不再增长。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则在埋头苦干拼命繁殖。最奇怪的莫过于中国……呃，还是不说了。

 

 

 

有色英语

  

英语是全世界最优美的语言（注意：句末没有“之一”）。不需要曲谱，不需要伴奏，只要有感情地朗诵，其效果就等同于唱出一支动听的歌曲。抑扬顿挫，有如心跳般的亲切；头韵尾韵，有如流水般的和谐。这就是为什么连饶舌（Rapping）、嘻哈（Hip-hop）这般粗俗的歌曲也能够风靡全球的原因。

一些地区也大力引进饶舌和嘻哈。以当地语言表达，听起来总是不伦不类、不人不妖，呕吐指数直逼东施效颦。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语言缺乏英语的高贵和优雅，无法起中和作用，那么，剩下的就只是饶舌和嘻哈的粗鄙和肮脏了。

玩饶舌和嘻哈的大多数是有色人种。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之所以受欢迎，不是因为个人魅力，也不是因为创作才华，而是因为他们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当然，也从来没有人要求中山狼感恩图报，人们只希望他们能尊重法律，这是最低的要求。可惜，他们却爱暴乱。

现代西方社会，左仔当道，满嘴仁义道德，抢占道德高地，大搞形式主义。反肤色歧视是他们的舞台。不准叫黑人做黑人，不能使用“Darkie”、“Negro”、“Black man”等字眼，我们只能称黑人为非裔人，黄人则是亚裔人。否则，他们就会扣帽子，指责你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社会是荒谬的，只是没想到，这个荒谬的风暴还进一步侵袭象牙塔，导致人类学的人种分类不再使用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的名称，分别改为高加索人种、非洲人种和蒙古人种。

如此矫枉过正，有必要吗？难道喊一声“黑人”就是种族歧视？难道称一句“非裔人”就是尊重少数族裔？别忘记，某些政权以人民公仆之名迫害人民呢。

那么，英美白人有没有种族歧视？不可能没有，但歧视只存在于个人观念里，公共场合没有它的生存空间。白人的歧视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出在有色人种自己歧视自己。

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一旦爆发它的负能量，破坏力比原子弹还要巨大。满腹怨恨，不断拿历史问题做文章，不断向社会索取，要求世界永无止境地赎罪。

尽管如此，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我相信英语特有的魅力能够感化大部分黑人、黄人，能够使他们绅士化和淑女化。我相信语言的力量。

 

 

 

 

文人相轻

  

文人相轻，似乎是古今中国人的共识。对于这个说法，我不敢反对，只是不解，在中国，凡是同行都相轻，难道移动、联通、电信之间没有相轻吗？难道中保、平安、太平洋之间没有相轻吗？为什么偏要拿文人哂笑呢？

唉，也许是那丑陋的奴才形象遭到广大人民群众歧视吧，文人从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被冠以“酸”字开始，一路沦落为过街老鼠般的“臭老九”。不过，俱往矣，随着那一年响起的枪声，文人已经不再酸不再臭，最多是无耻罢了。

文人相轻的极端例子，有民国两大超级文人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论战——也许称之为骂战会更为贴切。是的，他们确确实实是在对骂，而且骂起来没有牛顿与莱布尼茨那般公式化，也没有拜伦和骚塞那般文绉绉。不过，这场没有硝烟的争斗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中华民族君子交绝的革命性典范。

《战国策》有言：“君子交绝，不出恶声”。鲁迅与梁实秋却颠覆了这个传统。他们不仅口出恶言，还搞人身攻击，甚至诽谤中伤。例如，鲁迅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诽谤鲁迅收了苏联人的卢布……

此情此景，人们一定又重弹“文人相轻”的老调吧。可是，在鲁迅逝世后，梁实秋写过一篇长文评价鲁迅，文中虽然不乏冷嘲热讽，但字里行间却透出一股深深的落寞和寂寥。对一名真正的文人来说，失去一个旗鼓相当的敌人，比失去一位要好的朋友更痛苦。外行人不明白这种文人间的复杂感情，他们只看到相轻的表象。

公平地说，文人相轻的行为不应该被人所轻。文人相轻，至少恪守“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戒律。试想想，武人相轻会怎样？刀光剑影。君主相轻又会怎样？尸横遍野。百姓相轻呢，譬如一个卖猪肉的与一个卖牛肉的相轻又怎么样？哟，他们肯定不会只拿猪肺和牛肝互掷那么简单。从后果来看，文人相轻是最无杀伤力的相轻。因此，文人相轻不应该成为贬义词，或者说，人们不应该用鼻子发出文人相轻的感慨。

那么，对于一个文人来说，他是否应该轻视其他文人呢？

查尔斯·兰姆从来不回应任何攻击，是出名的谦谦君子。威廉·赫兹里特正好相反，他思想偏激，言辞锋利，以树敌为乐。这两位十九世纪初的英吉利才子，恰好是好朋友。我用这对双子星带出我的观点，作为一个文人，最重要是有“料”。如果没有“料”却去轻视别人，那只会自取其辱。至于没有“料”而被人轻视的，则是死人欠债——活该咯。

 

 

 

铁道部的统计学

  

吃了枯炭——黑了心的铁道部，日前发布了京沪高铁一个月的营运报告。报告宣称，该高铁路线的平均上座率为107％……是的，你没有眼花，的确是107％。

很多人大惑不解，上座率怎么会超过100％的呀？莫非一百人之中有七人的大腿上坐着一个性感火辣小秘书？

也有一些人以亲身经历作出批判，哪有那么多人？我也乘搭过高铁，发现高铁有多节车厢是空置的。

那么，107％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铁道部从发改委那里获得灵感。大家都知道，发改委经常变换CPI计算方法，以得到全国居民收入增长幅度总是超过CPI的惊人结论。铁道部亦拒绝使用国际上普遍使用的那一套办法，自行开发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统计方法。

 

铁道部的方法是：上座率＝屁股数 / 座位数

而国际上的方法是：上座率＝乘客里程 / 总里程

 

举个例子——为了方便分析，我们作出简化，假设一班列车的座位数为1，行程由起点站A，途经中途站B，驶往终点站C，而AB与BC的距离相等。如下图：

 

A————B————C

 

如果一位乘客由A一直乘坐到C，中途不下车。那么该列车的上座率为100％，这个数字国内外都没有分歧。

然而，以下两种情况却大不相同。

第一种情况，乘客甲从A乘坐到B，然后下车。在B没有其他乘客上车，列车空车驶抵C。这样的话，铁道部统计的上座率为100％，而国际上则记为50％。

第二种情况，乘客甲从A乘坐到B，然后下车。乘客乙在B上车，乘坐到C。这样的话，铁道部统计的上座率为200％，而国际上则记为100％。

以上两种统计方法孰优孰劣我们不必作出判断，我们只知道，即使不跟国际接轨，人们在常识上也是无法接受超过100％的上座率的，超过即视为超载，而高铁是严禁超载的。所以铁道部的107％这个数字显得很可笑。只能说是统计学上的奇迹了。

 

 

 

踝子骨

  

1、

左脚踝子骨在昨夜突然发炎，肿起来像个鸡蛋，一碰即痛，不碰也痛。我只好借助酒意勉强入睡，然而体内的酒精很快就被过分健康的身体代谢掉，以至没做什么好梦就在痛苦中醒来。

 

2、

说到踝子骨，虽然人人都知道它在人体中的位置，但是，对于“踝”这个字，我从来没有听过有谁能够准确无误地读出它。

首先声明：一、我不是专门以嘲笑他人错误发音为乐的半瓶子醋文化人；二、我所指的是粤语读音，不是普通话读音，因此你不必抢着说你一向读作“怀”，而不是“果”或“裸”。

不少广东人根据普通话读音把“踝”读作“怀”。其实 “踝”的粤语读音非常特别，并且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它读作“wa⁵”，也就是“娃”音的粤语第五声。

重申，绝不是嘲笑读错此字的广东人，我只是有点哀叹粤语沦落。

 

3、

今日广东的大中小学校都用普通话教学。这跟过去完全不同，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我们直到高中才上第一堂全程用普通话教学的语文课。

今日更糟糕的一个现象是，外省人与本省人组成的家庭，其子女一律选择普通话做母语。也就是说，连广东人都不坚持粤语了。

也许人们觉得，粤语除了脏话比较有力之外，一无是处。在此我不想作任何毫无意义的比较，只说一个粤语的优点，足以击败普通话的优点。这个优点是，粤语保留了所有古汉语的入声字（一些地区语言亦有入声，只是不及粤语完整）。

 

4、

平、上、去、入是古汉语的四声，是古诗词韵律的基本。其中，入声的特点是发音短促，一发即收。很遗憾，普通话没有入声。

以黄巢的《不第后赋菊》为例：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在这首七言古绝中，它的用韵是“八”、“杀”、“甲”，这三个字都是同韵入声字。以入声字结束一句以及全诗，能够突显豪迈不羁的气概。用普通话就读不出这首诗的韵味了。如果你想深入探索黄巢的菊花，那就只能用粤语了。

 

 

 

 

斯威夫特的丧服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每年生日都穿上丧服，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谢绝见客，也不吃饭。有批评家指出，这行为正好证明斯威夫特是个极度憎恶人类的悲观主义者。

除了格利佛的冒险故事，斯威夫特的随笔也十分有名，也十分诙谐。尽管不时以不寻常的力道讽刺人类，但是怎么看也达不到仇恨的程度。他在生日那天穿丧服，恐怕不是出于仇恨自己和仇恨人类，而是另一篇同样很有讽刺力道的随笔。要知道，天底下人们都把庆祝生日当作天下头等乐事呢？

随笔这种文体，是自由的抒情诗，旨趣在于抒发作者内在的情感。随笔是新闻稿、说明文、学术论文、纪实文学的对立面，那些文体都是排除人格的，不带感情，力求客观。随笔则完全相反，它是作者的心灵。

广义上的随笔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狭义上的，也就是称为“essay”的现代随笔，是从法国的蒙田开始的。英国的培根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创作了自己的随笔。无论蒙田还是培根，学术味都略嫌过浓。后来的阿迪生、斯蒂尔、斯威夫特等人，使随笔变得平易近人，同时又多了些戏谑过度的意味。终于，兰姆和赫兹里特的出现，使随笔这种文体成为文学顶峰上的一块巨岩。以上随笔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

斯威夫特也是如此，他的方式是讽刺。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他的丧服不是拭泪的手帕，而是讽刺的利器。

 

我从不惊异于人们的邪恶，却常常惊异于他们的无耻。

 

当一个真正的天才在世上出现时，你可以通过这种迹象来判断：所有的低能儿会群起而攻之。

 

大部分人是大自然从古到今容忍在地面上爬行的小小害虫中最有毒害的一类。

 

直接抨击往往不起作用，还会因为情绪过于激动而付出健康代价。用讽刺的方式就好得多，即使达不到目的，至少也娱乐了自己和部分有幽默感的读者。嗯，我在下一个生日要不要穿丧服呢？

 

 

 

男人的职业

  

女人爱男人，说白了，其实只是爱男人的职业。正如男人爱所有女人其实只爱女人的身体一样。

不同的地方也许在于——

男人的焦点是他的身体上所欠缺的生理特点，例如女人丰满的胸脯。不过这有叶公好龙之嫌，假如这个诱人的器官在男人身上出现的话，他们一定会发疯。

而女人的焦点却不是她们无法参与的职业，女人一般不会喜欢从事纯爷们职业的男人，例如刽子手、屠夫、煤矿工人、菊花租赁人、职业捐精者等。

一个男人要获得众多女人的芳心，他必须有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在这个社会，受人尊敬的程度总是与收入的多寡成正比。

两个初次见面的女人，她们会在适当的寒暄之后直奔正题，那就是炫耀自己的男人的职业，并且打探对方的男人的职业。她们会各自在心里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分，然后安插到“朋友的男人排名榜”。这个排行榜的专业程度相当高，绝不亚于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

要想把对方击倒，除了你的男人够硬——我的意思是职业好，还需要技高一筹的语言表达能力。举个例子：

“我老公是机长！”

这样平铺直叙毫无杀伤力，应该在说出“机长”之前故作停顿，再以高两度的声调和放大一倍的音量喊出“机长”这两个字，变成这样：

我老公是——机长！

机长自然是很值得炫耀的职业，不过嘛，由于机长空中淫乱的丑闻不断曝光，这个职业在女人心目中的评分也下降不少，他很有可能会被以下职业打败。

“我男人是苹果公司的职员。”

一般职员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可是，给苹果如此厉害的公司打工就不一样，毕竟这是世界顶级的大企业。激情演绎的重点是突出苹果公司这几个字。应该这样说：

我男人是——苹果公司！！！——的职员。

大家都掌握窍门了吧。最后我们再看几个例子，以加深印象。

我男友是——索尼马株式会社——的——总经理助理！

我达令是——北京大学——特——邀——浇花手（连读）！

我！条仔！系！城管！！！

 

 

 

寻找本体

  

在声振林木之际，一位老画家却悄然与世长辞，享年88岁。他就是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

卢西安·弗洛伊德的祖父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精神分析学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老弗洛伊德对力比多的热情显然也作为庞大的遗产遗赠给孙子。

移居英国的卢西安·弗洛伊德以新浪漫主义画家的姿态进入艺苑，与好朋友弗朗西斯·培根一起，用表现主义的手法表现内在于人类本性之中的真理，从而探索人生的意义。然而，好朋友的才华很快使他黯然失色。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他转向现实主义。这一次，他总算走对路了。

在现实主义阶段，卢西安·弗洛伊德的绝大多数画作都是肖像和裸体。这些作品完全没有理想化的色彩，甚至刻意丑化具象，使之散发一种现实主义的苍凉和颓丧。寻找本体依然是卢西安·弗洛伊德矢志不移的艺术主题。他旨在描绘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性丧失了所有的外部资源，一个人，仅仅依靠自己而存在。

总而言之，卢西安·弗洛伊德始终忠于他出道时的理想，可以说是与弗朗西斯·培根的艺术殊途同归。

 

Lucian Freud, Naked Girl with Egg, 1980-1981

通史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乏味之极，根本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不，简直是学生的催眠药。老师在讲台上讲：百家争鸣有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就好像在呢喃：一只绵羊、两只绵羊、三只绵羊……

乏味，恐怕是中国人写通史的通病。除开臭名昭著的教科书，即便是那些备受好评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作品也不见得特别吸引人。

钱穆的《国史大纲》学院味太浓，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啰哩啰唆，傅乐成的《中国通史》稍微通俗一点，却解释过度。黄仁宇毕竟是美籍华人，他的《中国大历史》的确脱掉那股学究味儿。只可惜，他错误地把历史当作人体，以为抽取一滴血就可以检验全身的健康状况，实在可笑。

还是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更像一部通史。我觉得，通史必须是通俗和真实的。因为阅读通史的人，大多数是学生和爱好者。所以不要老是把重点放在什么官制、赋税和学术上，让那些牛鼻子的一条鞭法、均田制、青苗法滚到一边去吧。

当然，柏杨总以个人喜好评价历史人物，这遭到传统历史学家诟病。我也觉得他有时候是过火了，就像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过多訾议一样。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做法在西方学术界是很普通的事情。西方人认为发表个人意见是天赋权利，历史学家也不能例外。当然，他们很注意分寸，在叙述时保持客观公正，在评价时才放弃中立立场，大胆发表个人意见。我就感到很奇怪，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在中国有很高的评价，为什么却不能作为中国通史的榜样呢？

我还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写世界史的西方学者都有点左倾。例如较著名的几部世界史，包括上述讲到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以及威尔斯的《世界史》、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阿西莫夫的《诠释人类万年》等。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计算了一下我到底看过多少部通史……结果吓了一大跳。天啊，我看那么多通史干吗？从今天起，我要研究分国历史，按字母排列，首先研究阿富汗，然后到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我看，还是算了。

 

 

 

作家的经济学

  

写作这门技术，其实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技术可言。换言之，阿猫阿狗都可以成为作家。

什么？你不相信？好吧，让我举个例子——这个最典型的例子足以说明一切。1952年，当时真的很新的新中国有一个叫高玉宝的文盲，据称他受英明领袖毛主席的感化，“写”出一部自传体小说，名字也叫《高玉宝》。这份东西好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疯狂践踏神州每一寸土地。于是，早被批斗致死的周扒皮臭名远扬，“半夜鸡叫”的故事深入民心。

今天，人们继续发扬高玉宝精神，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失足女青年、流氓、地痞、狂人、白痴、赌徒、道友、党员等都可以出书做作家，这又一次使“大鸣大放”得到落实。

由于从事这一职业的人过多，作家的报酬就明显地降下来。这现象符合经济学原理。这个时候，作家们都必须争相迎合市场需求，取悦大众读者群，以求分一杯越来越稀的羹。然而，拍一人马屁非易事，更何况拍众人马屁？故此，从经济收入的角度来看，作家这个职业，大部分人都会面临着失败。另一方面，脱颖而出的少数人又显得格外辉煌。畅销书作家有着电影明星的派头和待遇，而占大多数的默默无闻的作家却过着艰难的生活。至于一个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成功的概率就简直有如中彩票头奖。

据我所知，不少作家不得不依靠做兼职维持生计。你或者会问，他们为什么还不改行呢？又何必为一部作品呕心沥血，为一个词语而推敲十年呢？我们可以在经济学里找到答案。

在这个被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利己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着的社会里，人们即使不认为“金钱是万能的”，也会同意“没有钱就万万不能”，自然戴着这副有色眼镜，把经济学看成是研究金钱的学科。这是不公正的。经济学真正研究的其实是人。

就拿作家为例。作家除了经济收入之外，还有一份更宝贵的收入。他们觉得文学创作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快乐，大于他们忍饥挨饿所遭受的肉体上的痛苦。经济学承认这种超过金钱的价值。因此在这些作家身上可以体现经济学上的均衡，甚至是生产者剩余。

总括来说，作家是好职业。你有兴趣成为我的竞争对手吗？

 

 

 

续姿三四郎

  

显然，黑泽明是在电影公司的压力之下才创作并拍摄《续姿三四郎》（Zoku Sugata Sanshiro，1945）的。另一方面，他又因为“生活上很拮据”不得不心不甘情不愿地承接这部续集。他在自传《蛤蟆的油》中很不客气地批评，“这就是商业主义的致命之处”，“是地地道道的愚蠢之举”。

尽管如此，黑泽并没有像一些半桶水影评人所说的“缺乏诚意”，“出工不出力”。影片继续体现导演超一流的拍摄技巧，继续对日本的“道”作进一步探索。

《续姿三四郎》的剧情不算复杂，它讲的是，已经成为柔道大家的姿三四郎受到各方武斗家的挑战，其中包括美国拳击冠军和空手道高手。这使他感到相当厌倦，一度打算放弃柔道。后来他想通了，毅然出战。

黑泽对拳击运动的嘲笑并非为了满足国内民族主义者的要求。他所嘲笑的不过是今天拉斯维加斯仍在不断上演的荒诞剧。拳击手在擂台上打个头破血流、你死我活，台下的大亨们却一手拿着水晶香槟杯一手挥舞着大叠钞票肆意投注。这项运动充满铜臭，与旨在探索人生的柔道精神相去甚远。

对于空手道，黑泽没有任何贬损之意，他只是非常巧妙地借用它来象征当时过度强调武勇以至走火入魔的武士道。

一心要替大哥报仇的空手道高手桧垣兄弟的行为有异于常人，其中弟弟源三郎是个癫痫症患者，不时发作，而哥哥铁心则被仇恨锻炼出一副铁石心肠。导演用极其夸张的手法表现他们的疯狂，甚至夸张到有点可笑的程度。其用意不言而喻，军国主义者肯定会看得不太舒服（那些半桶水且别有用心的影评人又断言，黑泽明故意把影片搞砸，以报复电影公司。这也太搞笑了）。

故事的高潮不是姿三四郎击败桧垣铁心，把他狠狠地摔下山。而是姿三四郎的热心和纯真最终打动那两兄弟。这反映了黑泽明的世界观里有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直到现在，无论是日本电影、电视剧和卡通片，坏人最后改邪归正的概率相当之高，也许它们都是受到黑泽的影响吧。非要把奸角碎尸万段的中国观众可能会对此感到没趣。

不得不提的是，黑泽在影片中首次注入能剧的艺术元素。当然，能剧的艺术元素在《姿三四郎》中已见端倪，而在《蜘蛛巢城》中鹫津和夫人合谋刺杀主公的那一幕最令人难忘。《续姿三四郎》这部影片，源三郎以能剧演员的造型登场，其出色的表演，恐怕世阿弥元清（能剧的奠基者）也会拍手叫好。

最后谈谈叠化。黑泽明信手运用叠化效果连接几个镜头，就能交代姿三四郎的徒弟的成长过程，简明扼要，亦十分生动。现在的导演很少使用这种技巧，他们的心思都放在高科技制作的视觉效果上了。我为什么热爱老电影？正是这个原因。

 

罗生门

 

 

重读黑泽明的自传，才发觉，我以前真的错过了很多。首先，黑泽明朴实的文字和谦逊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美，必须细细品味，才能得其三昧。

《蛤蟆的油》是黑泽明唯一的自传，从他出生一直写到《罗生门》。写到《罗生门》，就没让如流之笔翰继续奔腾，他选择戛然而止。他说：

 

出乎意料，《罗生门》成了使我这个电影人走向世界的大门，可是写自传的我却不能穿过这个门再前进了。

 

电影《罗生门》改编自鬼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两个短篇小说：《竹林中》和《罗生门》。上映之后反应并不理想。“你到底想要表达些什么？”黑泽明经常遇到这样的质问。紧接着，改编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长篇小说的《白痴》同样遭到惨败，电影公司直接取消黑泽明的所有片约。就在最失意的时候，威尼斯电影节宣布《罗生门》获得大奖，不久后影片又获奥斯卡金像奖。

黑泽明突然大受欢迎，片约如雪片般飘至。当初猛烈抨击过《罗生门》的人突然抢在镜头前赞美它，并且公然撒谎，捏造自己的功劳。“这才是真正的《罗生门》。”黑泽明感叹道。

 

人总是本能地美化自己。

 

推人及己，黑泽明忽然担心起来，会不会在自传中不知不觉地美化自己？会不会不由自主地避开性格中丑陋的部分？所以，他不能穿过这个罗生门，不能谈论那个成名后的自己。

多少名人在自传中自吹自擂，隐瞒自己的错误，粉饰自己的过失。在这方面，黑泽明真是老实得可爱。然而，作为黑泽明的影迷，总难免有怅然若失之感。多么希望他能够亲自谈谈《七武士》，谈谈《蜘蛛巢城》，谈谈《红胡子》等名作啊！如今，我只能在他的电影中寻找那隐藏其中却又光芒四射的智慧了。

 

再没有比作者的作品能更好地说明作者的了。

 

黑泽明以这句话结束他的自传。百分之百赞同！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所强调的。

 

雨中曲

  

《雨中曲》（Singing in the Rain，1952）是电影史上的奇葩，也可能是最精彩的歌舞片。

舞台设置在20世纪2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那是浮华、虚荣、矫饰的爵士时代，也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笔下那个奇妙的世界。万千宠爱在一身的好莱坞，电影业正在经历一场划时代的变革，有声电影逐渐取代无声电影……

影片讲述一部无声电影如何被改良成有声电影，结合剧情和歌舞，最终从万花筒式的绚丽世界脱颖而出的过程。不过，吉因·凯利（Gene Kelly）、唐纳德·奥康纳（Donald O’Connor）和黛比·雷诺兹（Debbie Reynolds）三位主角在片中大跳百老汇歌舞，使本来是电影中赖以为生的元素——内容和情节，都变得不重要，仅仅是一条链子，把各场精彩的歌舞连接起来。

其中，吉因·凯利在雨中载歌载舞的片段成为不朽的一幕，他所唱的 Singing in the Rain也成为银幕经典歌曲。毋庸置疑，踢踏舞是最适合表现快乐、兴奋、活泼、诙谐等我们今天称作正能量的情感的。

说来也奇怪，美国由英国的清教徒所建，一向保持着保守、克制、节俭甚至木讷、刻板的形象，为什么在19世纪初突然性情大变，涌现百老汇踢踏舞这种狂欢的节目呢？我认为，以下两种事物是它的催化剂，一是巴黎的夜总会，二是黑人的爵士乐。

从后印象派画家图卢兹—劳特累克那些色彩艳丽并且带有隐性色情成分的画作，可以看到19世纪中后期花都巴黎的浮华。压抑已久的美国人走入这种迷幻的光彩下，又怎能对野性的呼唤无动于衷呢？当沾染热情奔放的拉丁味道的美国人回国后，它便与美国本土的爵士乐一拍即合，形成很有美国特色的百老汇歌舞了。

当然，突破守旧的社会观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在《雨中曲》上映的年代，到爵士舞厅跳舞仍然被看作是低俗、不雅的行为。所以如此精彩的电影，也没有得到任何电影大奖，甚至连提名都没有。

后来就不一样了。《雨中曲》在美国电影协会评选的百年百部优秀电影当中，名列第十位。它的地位也总算得到肯定。只是，像吉因·凯利这样优秀的舞者，今天再也找不到了。

 

斋戒

  

穆斯林必须斋戒，据说是真主安拉的旨意，如无特殊情况，一律不得违反。

《古兰经》上记载的真主那话儿是这样的：

赖买丹月中，开始降示《古兰经》，指导世人，昭示明证，以便遵循正道，辨别真伪，故在此月中你们应当斋戒。

赖买丹月即伊斯兰历的九月。它的意思是，《古兰经》在九月出现，因此九月是非常神圣的。既然如此神圣，那么当然要用特别的形式度过它。斋戒好不好？什么？不好？不好也要执行。

斋戒前一天，穆斯林会大吃大喝，通宵达旦，以确保体内有足够的脂肪。因为未来的一个月，他们每天从清晨拂晓至日落期间内将不能吃、饮和性。

白昼不吃还勉强可以做到，不饮就真的……尤其是居住在沙漠地区的人……哦，还好，真主向来是宽容的，所以《古兰经》指示：

难以斋戒者，当纳罚赎，即以一餐饭，施舍给一个贫民。

此外，若有以下的情况发生，亦不被视作坏斋（坏斋，即破坏斋戒，导致斋戒无效之意），例如：因为一时大意、一时糊涂、一不小心而饮食；呕吐后吞回自己的呕吐物；苍蝇、蚊子、烟等东西进入咽喉；将水灌入除口之外的孔穴；梦遗、滑精以及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高潮等。

好吧，就算你真的毫无自控能力，在美食、美酒和美色跟前折了腰，仍然有两种方法可以补偿。其一、补回这个斋后，连续斋戒六十天；其二、周济六十个穷人饱食一餐。

我想，任何一个聪明的穆斯林，都会选择第二种方法。

亲爱的穆斯林朋友，如果阁下所在的地方实在太富裕，以至找不到穷人的话，那可以给在下邮寄来回机票和高级酒店客房钥匙。在下必定会全力为阁下效劳。

 

 

 

法兰西的骄傲

  

大约有七成法国人认为，法国是反纳粹反法西斯战争的中流砥柱。如此大言不惭，实在叫人气愤。

当然，法国人并没有忘记当年希特勒“视察”埃菲尔铁塔留下的莫大耻辱，也没有一个先进到必须永远执政的法国共产党无耻地篡改历史，一笔抹掉英军和美军的功劳。之所以固执偏见，是因为法国人身体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骄傲的基因。

这只高傲的雄鸡哪肯低头？这首高昂的《马赛曲》哪会喘息？

7月14日，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庆，亦是法国大革命的纪念日。巴黎市民一哄而上，一举攻陷巴士底狱。面对如此严重的事变，木讷得像木偶或中共干部的国王路易十六竟然摆出稳如泰山的样子，在日志上写了句“本日无事发生”。陛下大概觉得，没有波旁王朝的领导，法国就会乱，就会沦为外国反法势力的殖民地，法国人民是绝对不敢颠覆他的政权的。

然而，他错了。

“要想战胜祖国的敌人，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现在勇敢，永远勇敢，这样法兰西就会得救！”

雅各宾派虽然臭名昭著，但是乔治·雅克·丹东到现在依然深受爱戴。他勇敢地参与人民革命，勇敢地迎击反法联盟，勇敢地站出来反对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最后勇敢地走上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害怕丹东的辩论口才，甚至非法地剥夺他在法庭上辩护的权利。对此，丹东冷笑道：“我将不再为自己辩护。让我去赴死吧，我将长眠于荣耀之中。”这就是丹东，他是法兰西的骄傲的化身。

几经波折，法国人终于拨乱反正，成为浪漫主义革命的捍卫者。尽管对君主立宪的英国和物质至上的美国心存感激，却始终无法认可他们的价值观。法兰西的骄傲，使他们自诩高人一等。

不过，法国人不会骄傲到孤芳自赏。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明摆着：一要输出革命，二要传播自由精神，三要不断折腾那些专制统治者。誓要让“自由、平等、博爱”这普世价值的种子遍地开花。

只要理解法兰西的骄傲，只要认同浪漫主义精神，法国人便不会把你当外来人，就像梵高、毕加索、罗西尼、高田贤三、高行健……至于那些只会在巴黎街头穿金戴银、大声喧哗、随地吐痰的红某国暴发户，不管买多少LV、香奈儿、拉菲、布加迪、空中巴士，在法国人眼中，也不过是一群被污染的海浪抛上岸的低等生物罢了。

 

 

 

道教

  

尽管儒释道三教在中国相投且交融，但是在今日中国人的迷信活动中，似乎道教的成分多一点。

道教，创始人是东汉的张道陵。张道陵创立天师道，但是人们都称它为五斗米道，那是因为入道者必须缴纳五斗米入道费。张道陵声称，他在山上修炼的时候，太上老君（即老子）下凡，传授他道的真谛。自此之后，他就会使用符咒消灾解难，救死扶伤。

道教把道家的老子（太上老君）、庄子（南华真人）、列子（冲虚真人）敬奉为神明，把他们的著作珍视为经典。讽刺的是，道家与道教的宗旨却风马牛不相及。道家主张出世、无为、反传统、淡泊名利、崇尚自然；而道教则是入世、实践、肯定物质、重视伦理、尊崇君王、贪生怕死。最严重的分歧就在对待生死的态度上。道家认为生死并无意义上的差别，他们主张人应该超越生死（还记得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吗？）；而道教则是追求长生不老，对炼丹术如痴如醉。道教还通过符咒和谶纬之学趋吉避凶，逢凶化吉，追求生命的最大快乐。

很不幸，很多高级道士并不见得比他人长寿，甚至死于非命，英年早逝。为了能够自圆其说，他们也像佛教一样编造了一套因果报应理论。可是，与佛教的轮回报应不同，道教宣扬的是承负报应。承负报应意味着一个人将承担其父母行为的结果，并且还会传递给下一代。啊，不止下一代，罪孽和善行都将影响五代呢。因此，当看到一个优秀的道士活得窝囊，那肯定是祖上作孽，与他个人的品行无关。

这又导致一种十分有趣的局面出现。试想想，一个人在现世的行为不由他个人承担，而由他的子孙承担。那么身为子女者，哪敢不孝？稍有忤逆，父母便立即胡作非为，把罪孽降临到你的头上，多么可怕啊。这种恐惧教育法，比儒家苦口婆心、不厌其烦的劝说更有成效呢。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热情转向德先生和赛先生，道教式微，在1949年之后甚至只能钻入地下活动，后来才挟民族主义之势卷土重来。可惜炼丹术的水平今不如昔，长生不老药炼不成，反而炼出减寿折福的三聚氰胺。

 

 

破袜子

  

如果要诅咒一个你非常憎恨的男人，那就诅咒他下辈子做一双破袜子吧。当然，这双破袜子在未破之前绝对不能是优雅的长筒丝袜，或者是性感的网袜，否则诅咒的威力会大减（对有恋足癖的男人来说，这反而是祝福呢）。所以，你必须诅咒他下辈子做一双很普通很普通的男用破袜子。

一双很普通很普通的男用破袜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被困于阴暗的衣柜最阴暗的抽屉，不得不和其他不同品牌、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破袜子挤在一起。经过漫长的等待，它偶然会有一次派上用场的机会，得以逃离阴暗的抽屉，钻进一个更加阴暗而且十分潮湿的环境。唉，在鞋子里内外受压，确实不好受，而且还不得不跟一股越来越浓烈的奇异气味打交道。可是，熬过一天至十天地狱般的日子，它会迎来最幸福的时光，可说是苦尽甘来啊。先在洗衣机洗一个泡泡浴，然后再淋一个阳光浴——啊，看到了吗？蔚蓝的天空、火红的太阳、雪白的云朵、绿油油的大地，还有，还有，感受微风的抚摸、呼吸馥郁的花香、聆听婉转的鸟语……啊，哭吧，为美丽的大自然而哭吧！只是，哭干最后一滴眼泪之后，袜子啊，可怜的袜子啊，你就要重返你那个阴暗的世界。

大概男士们早就用他们的第六感预测到来生生活的危险性，因此他们在今生对袜子有一种同病相怜或是同气相求的感觉，以至非要海誓山盟不可，誓与袜子相濡以沫、相依为命，即便袜老珠黄，百孔千疮，也不离不弃。所以，男人一脱鞋，马上破绽百出，洞见底蕴，令人洞心骇目。

当然，一般情况下男人是不会蠢到自暴其弱点的。只不过嘛，扬言以事业为重的男人难免要四处拜访拉拉关系，拉关系又难免会遇到刚愎自用的有轻度洁癖的女主人。你要登堂入室，得，请先留下脏鞋一双。这样，你就暴露了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腐儒，因为“腐儒说书——全是孔”（这个歇后语是我杜撰的，请勿当作民间智慧胡乱引用）。

另一方面，那些有轻度洁癖的女主人要求男客人脱鞋，实乃失策也。男客人汗津津的袜子留下一个个湿漉漉的脚印，其作呕指数丝毫不低于鞋子底下的烂泥。而且，空气污染对人体的危害程度也不能小觑呢。女主人亏大了。

唉，没办法。做女人难，做男人易，做臭男人更容易。不过凡事要有度，做臭男人可不能太臭，否则会遭到女人的诅咒，下辈子要做一双破袜子，而且是一双很普通很普通的男用破袜子。

 

 

 

学生范文

  

登场人物：

主人公是“我”，对，务必使用第一人称，这样会给读者（即老师）一种逼真的错觉。另一个人物是老师，最好是班主任，这对你学期末的德育评分有很大帮助。

 

时间：

不应该设在假期，尽管你很渴望。也不要设在考试期间、地震期间、国足比赛期间、老师奔丧期间、上级领导视察期间……一言以蔽之，最好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一天。

 

地点：

我们需要设置两个场景，第一场景是在白天的课堂上，第二场景是在深夜的住宅区里。

 

故事梗概：

我在课堂上与老师发生冲突。我挨了批评，心中不服气，不断咒骂老师——这里要注意，不要真的把咒骂的话写出来，尽管你很有这样做的冲动。

那天深夜，我和父母刚看完苗族歌唱家宋祖英女士的演唱会，回家时路过老师的住处——注意，她最好住在一楼，这样你可以瞥见她在窗前批改作业。然后应该着力描写她脸上的疲劳——注意，特别注意！是疲劳，不是苍老，什么皱纹、白发即使很刺眼也千万不要写，不然你会死得好惨！

突然——必须是突然，我深受感动，浑身颤抖，热泪盈眶，继而悲从中来，悔不当初，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哦！老师是多么的伟大、光荣、正确啊！自己是多么渺小、阴暗、错误啊！诸如此类，尽量多点使用感叹句！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莘莘学子请勿往下看。）

每每看到这类文章，我都忍不住要发问，老师为什么喜欢在深夜批改作业呢？不用上讲坛的那些上班时间他们在干什么呢？下班后深夜前的那段时间他们在干什么呢？莫非他们一直在批改作业？要是真的需要如此马不停蹄、废寝忘餐地批改作业的话，那么学生的功课压力岂不是大得惊人？

公务员朋友为我解答了这个疑问。他们在上班时间里只干吃喝玩乐之事，然后用加班的方式完成工作。不管有没有加班工资，他们至少赢得了一个“呕心沥血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好公仆”的高尚声誉。

 

 

 

转换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

                                 ——老子，《道德经》

 

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烟草和魔鬼》讲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

十六世纪，魔鬼摇身变成一名天主教传教士来到日本。可是，当时天主教在日本还未被民众接受，一个信徒也找不到。没有可以诱惑的对象，魔鬼闲来无事，就在园子里栽种花草以解闷。

半年后，园子开满漂亮的淡紫色的花朵。一名牛贩子非常喜欢，向魔鬼询问花的名称。魔鬼知道机会来了，于是用开玩笑的口吻对牛贩子说：“你猜猜吧，如果你在三天之内猜出来，我就把这些漂亮的花统统送给你，还送你一瓶美酒。”“好极了，如果我猜不出来呢。”“那我就取走你身上的一个东西。”“一言为定！”

魔鬼要取走牛贩子的灵魂。他以为胜券在握，因为这种花从未在日本出现过，日本人自然不知道它的名字。

然而，牛贩子是个聪明人。一天夜里，他把牛赶进魔鬼的园子，狠狠抽打牛屁股，使其乱窜。被惊醒的魔鬼从屋子里出来，失声怒吼：“畜生，别踩我的烟草！”

故事就这样圆满结局。魔鬼失败了，他无法得到牛贩子的灵魂。然而，其后失败却转换为胜利，这些邪恶的烟草传遍日本。

 

回首人类历史，胜利与失败的转换更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所以弗朗西斯·培根说，“读史可以明智。”如果我们能够像阅读史书一样，站在高点上察看自己的生活，那么短暂的得失，又算什么呢？

英国经过七年战争，战胜强劲的敌人法国，巩固了美洲殖民地的根基。为补充元气，英国政府准备向殖民地征税。不料，此举遭到美洲殖民者强烈抵制，最终导致独立战争。

在英国看来，他们牺牲人命和钱财保护美洲殖民者的利益，抽取点税收作为补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殖民者却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愤然揭竿起义。

美利坚叛变，法国笑不拢嘴。千载难逢的复仇机会来啦！于是，法国全力煽动和支持美利坚，同时再次向英国宣战。经过六年战争，美国独立。

因为一雪前耻而沾沾自喜的波旁王朝万万没有想到，当他们增加国民的税赋以支付庞大的战争费用时，竟然遇到类似美利坚殖民者的反抗，这些反抗终结了波旁王朝的统治，国王陛下也上了断头台。

 

最后还是用芥川龙之介在《烟草和魔鬼》里的话结束本文吧。

当人自以为战胜了诱惑的时候，说不定已经进了圈套呢。

 

 

 

高速公路的迷津

  

对一个汽车驾驶员来说，最使他感到压力巨大、心跳加速、肾上腺素过度分泌的路面情况，不是在陌生的城市里迷了路，也不是在乡村的小路上抛了锚，而是一不小心走错了高速公路的出入口。

近年来，高速公路如雨后春笋一般。当局试图向它的人民证明，高速公路的数量与现代化程度成正比。只是，那昂贵的路费使不少现代人不敢现代化，它跟高速铁路确实十分相像，危险性似乎也十分相像。有鉴于此，高速公路有速度限制，并且安装了不少电子测速器，以便于惩罚那些因大脑供血过度而亢奋莫名的驾驶者。

叫人挠头的却是，在高速公路上的所有电子测速器的前方，都有一块巨型的告示牌立着，上面有一些形状大小如同姚明面孔的方块字，写着“前方有电子测速器，请注意速度”。这不就是等同于，警察追捕疑犯的时候，先打通疑犯的手机说：“喂，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后包围你的巢穴，请快逃跑。”

言归正传，今天下午我竟然神差鬼使地走错了入口，差点重演春秋战国时期南辕北辙的闹剧。幸好，太阳及时提醒了我，使我在到达北京之前恍然大悟。

是的，我的目的地在南方，那么下午的太阳应该在我的右手边才对，当发现太阳在左手边奸笑的时候，我大吃一惊。

由于高速公路大都没有掉头的地方，因此最佳的补救办法是在下一个出口逃离这出闹剧。

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再次利用太阳方位寻找向南的公路。我想起广东有句俗语是“唔得就返顺德”（意思是，失败的话就回乡下），不禁苦笑起来。现实真是个讽刺高手啊，这次我是“唔得就返唔到顺德”。

幸好，“我得”，最后终于成功回归。所以说，只要大方向没有错，小问题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