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之恶

  

刘鹗以鸿都百炼生之名发表的小说《老残游记》（初发表于1903年），被鲁迅评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其余三部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和《孽海花》）。书中除了例行谴责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丑恶现象之外，还谴责他人所未能察觉的弊端，那就是，清官之恶。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有此评论：“摘发所谓清官之可恨，或尤甚于赃官，言人所未尝言，虽作者亦甚自喜。”

那么，何谓清官之恶？刘鹗指出：“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道。”他进一步解释：“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细细一想，现实中的确存在这样的人，他们自命不凡、自以为是。没有权力的时候尚且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一旦拥有权力，他们便是恶魔，恣意妄行，以“为百姓着想”、“为国家利益”为由行凶作恶。你是否想到历史上一些独裁者？而小说所塑造的两个清官形象，玉贤和刚弼，也是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他们分别是毓贤和刚毅（两人均在小说问世之前没多久翘辫子）。

毓贤在担任曹州知府时，获得一个臭名昭著的诨名，叫“屠户”。屠户大人肆意屠戮不在话下，还嫌腰斩、凌迟等酷刑不够过瘾，亲手设计多种令人发指的刑具，例如小说所提及的站笼。

站笼仅仅比人体大一点，笼内布满尖锐的铁钉。受刑者关进笼里，双手吊起，脚尖下垫几块踏不稳的砖头。由于不稳，身体碰到铁钉……唉，实在不忍描述。

刚毅虽然在发明创造上不及毓贤，但是凶残程度却不相伯仲。他杀人无数，尤以残害维新派、革命者和监斩“戊戌六君子”为傲。

正如刘鹗所云“小则杀人，大则误国”，毓贤和刚毅的最大杰作是支持和扶持义和拳去“扶清灭洋”，结果招致八国联军报复，自取灭亡。刚毅在追随西太后向西逃亡途中急病而亡，毓贤则被弃车保帅，斩首正法（太便宜了。为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处以站笼之刑呢）。这两个血债累累的坏蛋，死有余辜。

话说回来，如果赃官和清官都是可恨的，那么什么样的官员才是楷模呢？清廉又不害人的刘禹锡、范仲淹、海瑞等人，又是否与清廉却视人命如草芥的毓贤、刚毅甚至包拯同在清官之列呢？我想，作者应该谴责的是暴吏，而不是清官。

如果作者看得更远，也许会看出问题不在清官和赃官的身上，而在制度。不推翻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即使所有官员都具有主人公老残的智慧和仁慈，也无法保证长治久安。然而，刘鹗是极力反对革命的。小说的第一回就含有对革命的辛辣讽刺。

刘鹗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觉得两害相权取其轻，在腐朽的中国传统与不成体统的西洋文化之间宁可取前者，正如在赃官与清官之间宁可取赃官。讽刺的是，他却偏偏死于赃官之手。1908年，一名赃官向刘鹗索要地皮不果，遂罗织罪名，将其发配新疆。翌年，刘鹗死于流放之地，终年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