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痴

  

《白痴》（1951）上映的时候，恶评如潮。不少观众和影评人苛刻地批评，把西方文学名著改编成日本本土电影，导演本身就是一个白痴。幸好导演黑泽明从来都不理会各种指点，不然就没有后来技惊四座的《蜘蛛巢城》（1957）（改编自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而《白痴》也在多年之后获得“平反”。

《白痴》原本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1869年出版。写作期间，作者因为赌博而债台高筑，故而对小说寄予一夜销账的厚望。结果事与愿违，读者反应冷淡，作者债务依旧。

事实上，《白痴》的艺术性远远不及《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作者试图塑造一个完美的人，像基督那样完美，而这样的人，却被尘世的俗人当作白痴，结果最后他真的被尘世的俗人害成白痴。平心而论，立意的确颇新颖，只不过，这种人物往往相当乏味。为了补救，作者围绕着主人公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坏人，结果反衬不成，自己反而迷失了方向。

黑泽明知道原著的缺点，努力作出整理，使剧情更加流畅，主线更加明晰。最后他拍出了4小时25分钟的影片。而电影公司出于商业上的考虑，再删减到2小时46分钟。

剧情和主线我就不透露了，介绍一下演员吧。

森雅之饰演主角龟田钦司，即原著中的梅什金公爵。可以看得出，森在揣摩角色上下了不少工夫，他文静的个性也很适合。无奈由于原著的缺陷，这个角色始终显得有点虚弱。

三船敏郎饰演暴发的恶少赤间传吉，即原著中的罗戈仁。虽然是配角，但是三船的演出十分精彩，他每次出场都让人有忍不住拍手叫好的冲动。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压场力”了。

原节子饰演性情多变的交际花那须妙子，即原著中的娜丝塔霞。想不到在小津安二郎镜头下的阳光女子，被黑泽明拍出一股妖气加邪气。这说明他们是好导演，她也是好演员。

久我美子饰演大野绫子，即原著中的将军家千金阿格丽娅。读原著的时候，我最喜欢这个角色，美丽，多才，有点刁蛮，为了恋爱勇往直前。久我美子的演绎令人惊艳，我不得不为她多着墨。她完完全全把我心中的阿格丽娅具体化，不，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我喜欢她饰演的绫子多于原著的阿格丽娅。真意外啊，三年前，她还是《泥醉天使》（1948）中一个穿水手服的有些拘谨的小女生呢。

最后不能不提配乐，它由天才作曲家早坂文雄负责。在早坂的成绩单中，不但有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和钢琴曲，他负责配乐的电影也是部部经典。除了《白痴》，黑泽明的多部大作（包括《泥醉天使》、《罗生门》、《生之欲》、《七武士》等）中也有他的琴声。此外他也为沟口健二的多部电影配乐，包括饮誉全球的《雨月物语》。可惜天妒英才，早坂只活了41岁，1955年死于肺结核。

 

久我美子

Someday I'll Be Saturday Night

  

美国摇滚乐队邦·乔维（Bon Jovi）在1995年2月推出单曲 Someday I'll Be Saturday Night（总有一天我会欢度周六夜）。这是一首相当励志的硬摇滚歌曲。

周一是一个星期当中最难受的日子，如果你是打工族或者学生的话，你就很会有同感。

身处周一，工作繁重，而你没精打采，只想倒头大睡。更令人沮丧的是，明天是周二，还有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似乎在遥不可及的、翘首企足也望不见的远方……

当然，周末还是会来临的。周六夜是一个星期当中最快乐最自由的时刻，你如何度过你的周末狂欢夜呢？

在 Someday I'll Be Saturday Night 里，邦·乔维用一个人在周一和周六的不同心情，浅显易懂地比喻人生的逆境和顺境。

“我的感觉，就像身处周一一样，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欢度周六夜。”

人生的周一，有多难受？

在歌曲的开始，邦·乔维用招牌式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两个令人心痛的故事。

他叫 Jim，他很努力，希望得到一份工作，然而没有人愿意聘用。他只好一直睡在自己的旧车里，继续做着安居的梦。

她是 Billie-Jean，她不堪养父凌虐，16岁离家出走，开始皮肉生涯。“街头并不比家里好多少，不过，至少有回报。”她说。

没有比他们的周一更难受的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用乐观的态度面对逆境：

“周一如此糟糕，周二的情况可能也不会改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绝不会比周一更糟糕。至于周三、周四呢，说不定也没有丝毫改善。没关系的，无论如何，我都会活下去。只要活着，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欢度周六夜。”

十足的正能量。如果你也身处人生的周一，不妨听听这首歌。

 

Someday I'll Be Saturday Night

桔评《幽梦影》

  

清人张潮，字山来，号心斋居士。

这位先生可不得了呢，他不但博览群书，故而学识渊博，而且有利于卖弄才情的琴棋书画，亦样样皆精。不过，人无完人，他也有一个显著的缺点，这个缺点恰恰是中国读书人的兴奋点——八股文。这个该死的缺点导致他屡试不第，最后心灰意冷，索性不务正业、游手好闲。

当然，不是人人都可以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你得有足够多的财富。幸好，张潮有个与他截然相反的父亲，他爸的除了八股文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做得好。算吧，这已经很好了，足以确保他中进士，官至朝廷。官至朝廷就意味着他有足够多的财富留给张潮啦。

公平地说，张潮并非不务正业、游手好闲（那只是俗人的看法）。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书痴，买书、读书、写书、印书，无时无刻不与书在一起。这本来不算什么，但是书痴的最高境界是会为了千载难逢的珍品不惜一掷千金。也许是掷得太频密的缘故吧，以致晚景凄凉。

史书在张潮晚景凄凉之后就没有任何记载了，令人不由得哀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史书只记到他在康熙四十六年，即1707年，编撰《奚囊寸锦》，当时他57岁，之后便不知所终。

张潮的著作甚多，最具才气的作品当属《幽梦影》。《幽梦影》是格言式小品文集，共有219则，几乎无所不谈，却又不落俗套。甚至可以说，其品味之高冠绝所有明清文学作品。以下摘录一些佳句，并附上个人的感性评注，以飨读者。

 

赏花宜对佳人，醉月宜对韵人，映雪宜对高人。

桔评：集佳、韵、高于一身，有情人也。

 

庄周梦为蝴蝶，庄周之幸也；蝴蝶梦为庄周，蝴蝶之不幸也。

桔评：子非蝴蝶，安知蝴蝶之不幸？

 

雨之为物，能令昼短，能令夜长。

桔评：思念亦然。

 

方外不必戒酒，但须戒俗；红裙不必通文，但须得趣。

桔评：红裙不通文，大都无趣。（注：方外指出家人，红裙代女性）

 

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

桔评：忙，甚忙，我甚忙于此五者。

 

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之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

桔评：今世之大不平，亦习以为近平。

 

多情者必好色，好色者未必尽属多情；红颜者必薄命，而薄命者未必尽属红颜；能诗者必好酒，而好酒者未必尽属能诗。

桔评：若言多情者必好色，若只好一人之色，则大好也。

 

春风如酒，夏风如茗，秋风如烟，如姜芥。

桔评：入冬务必察其肠胃。

 

多情者不以生死易心，好饮者不以寒暑改量，喜读书者不以忙闲作辍。

桔评：爱财者不以善恶营生。啊，煞风景，煞风景。

 

蛛为蝶之敌国，驴为马之附庸。

桔评：桔为橙之邦联。

 

豪杰易于圣贤，文人多于才子。

桔评：若无才子，佳人配财主。

 

人则女美于男，禽则雄华于雌，兽则牝牡无分者也。

桔评：女美于男乎？断袖之癖者不以为然。

 

宁为小人之所骂，毋为君子之所鄙。

桔评：骂我者，皆鄙之。

 

画：石涛

稻草人谬误

  

伫立在麦田里的稻草人是用来吓跑乌鸦的，而逻辑学上的稻草人则是一种非形式谬误，它并不能吓跑任何鸟，唯一的作用是供人殴打、发泄怨愤。在这一点上，它与巫毒人偶确有几分相似。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先看看以下一段对话：

 

甲：我喜爱日本艺术。

乙：什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过中国，你怎能喜爱他们，你这个汉奸卖国贼！给我滚！

 

“喜爱日本艺术”与“喜爱日本军国主义”没有丝毫关系。为了打倒甲，乙制造了一个喜爱日本军国主义的稻草人（外形也要尽量弄得像甲），然后使出一招飞踢，把稻草人连同甲的真身一起踢飞。

当然，这个稻草人造得实在太粗糙了，不必有逻辑能力，只要有些许常识的都能识破乙的伎俩。以下这个稻草人就不同了。

 

甲：我自小就喜欢台风天气。

乙：多么冷血啊！你知道台风造成多少人命伤亡和经济损失吗？

 

台风的破坏力有多大，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就算没有亲历过，从电视、报纸和网站上也能看到满目疮痍的惨象。甲冷血到喜欢这种惨象？不见得，他说他喜欢台风天气的时候，脑中想到的可能只是他的个人感受——喜欢凉爽的天气，或者喜欢风中怒吼的刺激感。然而，在乙的道德大棒之下，甲真是百口莫辩啊。稻草人被轻易打倒，甲也黯然退下。这个稻草人很成功，旁人一时也难以看出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给稻草人谬误下一个定义了。稻草人谬误，就是论者将对方的观点加以歪曲（常用上纲上线、断章取义、偷换概念等方法），然后进行攻击。稻草人是弱小的，用逻辑、常识、道德、感情等轻轻一推，它就倒下。然而稻草人是个谬误，它没有陈述真实论证。一旦被识破，论者就会招致蔑视和嘲笑，就像第一组对话中的乙。

政界同样也是稻草人谬误的温床。

 

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支持者大概没有认识到，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就是鼓励人们搞同性恋，就是鼓励人们贪图享乐，就是鼓励人们放弃生育……要知道，如果劳动力不足，GDP也会下降。所以，我坚决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

 

这位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政客似乎打稻草人打得不亦乐乎，我差点忍不住要鼓掌呢。不过，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不等于鼓励人们搞同性恋。我们也可以这样推断，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就是鼓励同性恋者更加积极地生活和工作，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在这里顺便讲一讲我的观点，我认为最好取消《婚姻法》。用《婚姻法》约束异性婚姻和同性婚姻都是荒谬的。但话说回来，如果我们不得不接受《婚姻法》，那就应该让同性婚姻合法化。

最后用一个耳熟能详的稻草人谬误结束本文。

 

一九五零年美帝国主义盗用联合国旗号悍然对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发动突然进攻，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妄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派出自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终于将侵略者赶了回去。

 

你也一样

  

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先看看以下一段对话：

 

甲：请文明一点，不要说脏话。

乙：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你自己也说脏话。

甲：我什么时候说过脏话？

乙：十年前，也许十五年前，总之我记得你说过一次。

 

在这段对话中，当乙宣称甲也干过甲自己所批评的事情时，论证便化于无形。乙此反戈一击貌似聪明（而且很有可能达到他的目的），实际上却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在逻辑上，这是一种诉诸人身的非形式谬误，它有个专门的名字，叫“Tu quoque”。这个拉丁文的意思是，“你也一样”。

为什么说“你也一样”是个逻辑谬误？因为它逃避应该处理的主题，并引入一个新的主题——也就是对方过去的行为记录——然后将焦点转移到对方身上。

然而，意见的正确与错误跟个人背景无关，支持与反对这个意见的证据，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历史纪录而发生变化。就算甲的的确确在十年前或者十五年前说过一次脏话，甚至再退一万步，甲在昨天也说过脏话，又如何？这也不能否定乙刚才说了脏话的事实（而乙刚才说脏话的后果可能是破坏了讨论的氛围）。

上述甲乙之间的争论纯属设计对白，如有雷同，却不是巧合。因为日常生活有太多“你也一样”的逻辑谬误了。连高端大气的政界，也是“你也一样”的温床。

这一点不奇怪，众所周知，所有政客的历史档案都不太好看，故此“你也一样”可以兴风作浪。香港某政客就用以下一句话回击政敌的指控：

 

×××议员指控我接受国泰航空公司的豪华款待？哈哈哈，让我来提醒他一下吧，他在迪士尼乐园开业的时候也收到了免费门券。

 

这个政客非常狡猾，如果他的政敌与他争论“迪士尼乐园的几百元门券和国泰航空公司的十多万元款待在程度上不可同日而语”的话，就掉进五十步笑百步的陷阱了。他的“你也一样”就算是运用成功。还好，那位去过迪士尼乐园的议员识破了这个诡计，他只用三个字回击：“臭虫论！”

鲁迅在1933年发表杂文《外国也有》。文章又一次讽刺中国人：

 

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

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

 

在鲁迅的大力倡扬下，“你也一样”的中国版就叫臭虫论。

中国人的臭虫论真的跟臭虫一样多、一样臭。而最臭的臭虫论，是在每年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发表之后，接踵出现的《美国的人权纪录》。不错，你也一样，美国也有臭虫。

 

逊尼派和什叶派

  

公元632年，伊斯兰教创办人、先知穆罕默德走得太急，以至忘记留下片言只语，指定继承人是谁。于是，社群中两派人便争论起来。

其中，多数派逊尼派认为，第二号人物、穆罕默德的死党阿布·巴克尔够资格顶上（但是他还不够资格与先知平起平坐，他的头衔只能是“哈里发”，意指先知的代理人）。

少数派什叶派不同意，他们认为先知的血脉独特，应该世袭。由于穆罕默德没有子嗣，他的堂弟兼女婿阿里在血统上最纯正，由他担任哈里发是天经地义的。

此外还有一派叫哈瓦利吉派，他们可以说是中立派或者骑墙派，既不支持逊尼派，又不偏向什叶派。当然，骑墙的人不多，一般被忽略不计。

任何组织只要过于庞大，就有可能发生分裂，这是正常的，在某个意义上，也是健康的。宏伟如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匈帝国、苏联等等，最后不都是分裂了嘛，分裂祖国并没有什么可耻的。

再看世界的主流宗教，基督教也分裂成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佛教也分裂成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其中大乘佛教在中国又分裂为禅宗、天台宗、三论宗、律宗、真言宗、净土宗等等）。道教也分裂成正一派和全真道。

因此，伊斯兰教的分裂是正常发展的结果。然而可悲的是，由于逊尼派和什叶派不像基督教国家那样壁垒分明，也不像佛教徒那样消极避世，两派信徒杂居在一起，这就容易产生摩擦、冲突和仇恨。一千多年来，血腥仇杀不断发生。现代伊拉克是一个典型例子。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属逊尼派，过去在他的独裁统治下，什叶派苦不堪言。美国出兵收拾了萨达姆之后，伊拉克实行民主制度，在人口上占有优势的什叶派（伊拉克穆斯林中54.5％为什叶派，40.5％为逊尼派。这在穆斯林国家中不多见）自然选出了什叶派总统……哦，媳妇熬成婆了，还不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于是，什叶派政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痛快地回报了逊尼派。

新的仇恨滋生逊尼派恐怖武装组织 ISIL（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 的简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他们发动大规模叛乱，手段凶残，所到之处，生灵涂炭……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纷争如何消除？连民主制度都解决不了这个难题，也许只能问安拉和穆罕默德了。Beyond 也曾经问过：祂，怎么一去不返？祂可否会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

 

永不休止的波莱罗

  

若说克洛德·德彪西是古典音乐家之中的印象派，那么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毫无疑问就是古典音乐家之中的后印象派了。

事实上这两个人常常被音乐爱好者相提并论。在德彪西大红大紫的时候，有些人甚至指责拉威尔是个无耻的模仿者，几乎到了抄袭的边沿。今天来看，脉络其实很清晰，就像后印象派是对印象派的吸收、继承、发展一样，拉威尔和德彪西的关系也大抵如此。人们往往缺乏超越时代的眼光，拉威尔才遭到如此无理的指责，还四度被罗马大奖拒之门外。最后连罗曼·罗兰都看不下去，公开谴责音乐院院长。

罗兰的介入虽然没有使拉威尔获奖，却使他成为巴黎名人。他在喝彩声之中创作了一批很受大众欢迎的作品，算是名利双收。然而，拉威尔是个不善交际的人，人们的热情只会给他带来苦恼。为了能够全情投入到音乐之中，他索性在都市中过隐居生活，谢绝一切交际活动，只跟几个挚友交往。

读拉威尔的传记，你会发觉他对完美的执着有点超过人类的极限，这给他带来无可避免的沮丧，尤其是迎来他的“中年危机”之后。

“我一生都遭到失败，我不是大作曲家……”他这样写道，“现在我不能再做什么了，我也从中得不到任何快乐。”

不过，1928年他有理由快乐起来。拉威尔答应为女舞蹈家伊达·鲁宾斯坦（Ida Rubinstein）谱写一支舞曲，于是借用西班牙情调，创作了完美的《波莱罗》。

在《波莱罗》舞曲中，两个主题建构在一个音量渐强的乐段上。仿佛有一个西班牙舞女，先是缓缓起舞，继而加快舞步，加快，加快，越来越快，越来越热情，越来越奔放，最后，她的舞蹈感染了四周的人，他们一起加入，一起跳舞，合成一个大型的狂欢舞会。突破性的管弦乐编排，令人沉醉的重复，令人热血沸腾的张力，不断变化不断跃动的节奏，所有这些特点，成就了古典音乐史上色彩最绚丽的乐曲。

拉威尔虽然是法国人，身上却有一半西班牙血统。他用炉火纯青的技巧糅合西班牙舞曲和法国后印象派艺术，实际上是在绘画一幅自画像。那些绕梁三日的音符，令人不期然想到文森特·梵高自画像中作为背景的一个个漩涡。

《波莱罗》的成功再次激发拉威尔的斗志，在接下来的几年，他先后创作了两部重要的钢琴协奏曲，并且准备为电影《堂吉诃德》配乐……就在这个时候，可怕的命运把可见的希望砸成碎片。

1932年，拉威尔乘坐的士时发生交通意外，头部受伤。初时看上去并不严重，谁知，它的发展却出乎医生的意料。人们逐渐发现拉威尔的记忆力出现严重的问题（也有一种意见，认为拉威尔患有现在称为皮克氏病的渐进式痴呆症，交通意外只是加速了病情）。具体地说，他无法记忆，他的世界只有现在。即使他能够在钢琴上创作，也无法写下来。电影导演G·W·帕布斯特雇人在拉威尔弹奏时把乐谱记下来，于是才有了《堂吉诃德》的几首乐曲。这，也是拉威尔的最后作品。

在的士事故的第二年，拉威尔完全丧失语言能力，也无法弹琴。以致生命的最后五年，他只能沉默地活在音乐家最大的悲哀之中。人们看见他总是眼噙热泪，手指有节奏的抖动着。显然，音乐依然在他的内心深处荡漾，只是他再也没有能力将它们释放。

拉威尔终身未娶，把生命的热情全都奉献给音乐。他的一生以这样的悲剧结束，实在令人不胜唏嘘。

 

Ravel: Bolero

展览会之画

  

1873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维克托·哈特曼（Viktor Hartmann）因急病（很有可能是动脉瘤）去世，年仅39岁。据说除了圣彼得堡当地报纸寥寥几笔，没有其它报纸报道此事。在艺术圈，则有几位惺惺相惜的朋友举办悼念活动。其中一人，是莫捷斯特·穆索尔斯基（Modest Mussorgsky）。

作为音乐家，穆索尔斯基一生都活在彼得·柴可夫斯基的阴影下。他跟同道亚历山大·鲍罗丁和尼古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等五人组成民族主义音乐小圈子“五人强力集团”，致力于把俄罗斯民族元素注入到古典音乐之中。由于太前卫，人们一时接受不了，对他们只有冷嘲热讽。

1870年，穆索尔斯基与哈特曼相识，两个失意的人，一见如故，成为至交。在谈及至交早逝时，穆索尔斯基悲痛地说：“不能也不会有什么使我感到安慰的了。”不过他后来还是找到一点安慰。他和几位朋友共同努力，终于实现了哈特曼生前夙愿——哈特曼作品展览会在1874年成功举办，展出哈特曼一生大约400件作品，包括油画、水彩画、素描等等。

漫步在展览会会场，穆索尔斯基悲喜交集，各种艺术灵感和情感最终汇流成一部感人至深的钢琴组曲，《展览会之画》。

《展览会之画》的结构独特而巧妙。它以《漫步》开场，这段曲子用有规律的停顿，生动地模拟一个观赏者在展览会上悠闲的脚步。接下来的十个乐章，是作曲家分别对哈特曼的十幅画作所作出的感性描述和深刻评说。这十幅画作也是乐章的标题，它们分别是《侏儒》、《古堡》、《杜伊勒里宫》、《波兰牛车》、《未出壳小鸡的芭蕾》、《两个犹太人：一富一贫》、《利摩日市场》、《地下墓穴》、《女巫的小屋》、《基辅城门》。在乐章与乐章之间，作曲家再次以模拟“漫步”的旋律作为桥梁。如此，各自独立的十个乐章又完美地结合成一个整体，浑然天成。

创作了如此出色的组曲，可以说是给亡友送上最好的礼物。它也是作曲家其中一部巅峰之作。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穆索尔斯基并没有将它发表。为什么？我推测，可能是因为穆索尔斯基觉得这部作品还有改善的空间，暂且搁置，日后再完善它。不料，这么一搁置，搁到连自己都把它忘记了……是的，我认为他是忘记了。你或者会问，如此重要的作品怎么可能忘记？有一个词可以解释这一切，这个词最终令穆索尔斯基失去一切，包括优厚的公职，还有宝贵的生命。这个词就是，酗酒。

忘记自己的作品，穆索尔斯基可是有前科的。比《展览会之画》的命运更糟糕的是，根据古斯塔夫·福楼拜小说《萨朗波》改编的同名歌剧。创作时，作曲家信誓旦旦要让它成为最优秀的歌剧。结果，只完成一半便被束之高阁。正是由于酗酒这个原因，使他的记忆力严重衰退，使他的性情喜怒无常，更可悲的是，使他的一些作品给人草草收尾的感觉。

最后，长期酗酒导致心力衰竭，穆索尔斯基在医院病房度过42岁生日之后没几天，心脏永远停止跳动。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整理穆索尔斯基的遗稿的时候，发现了《展览会之画》的手稿，于是交给出版商出版，结果大获好评。1923年，莫里斯·拉威尔将它改编成管弦乐，使之更生动、更丰富、更有立体感。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多数是拉威尔的管弦乐版。不过，原始的钢琴版还是可以找得到的。

 

組曲「展覧会の絵」

G弦上的咏叹调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G弦上的咏叹调》常常被人讹称作“空气”。原因就在于，它的英文名字 Air on the G String。Air，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空气，却不知道这里的 air，等同于意大利文的 aria，应该解作咏叹调。

但是话说回来，听着这首悠扬的曲子，确实可以感觉到空气在脸上、在胸前、在指尖之间有节奏地震荡。因此称它“空气”，即使有错，也是美丽的错误。

关于《G弦上的咏叹调》，还有一个普遍的误解，就是它的名字——让人误以为它只用小提琴的G弦演奏。准确地说，它是可以在一根G弦上演奏，但是只有故意炫耀技巧的小提琴家才会那样做，一般演奏者都是同时用四根弦演奏的。

这个故意炫耀技巧的小提琴家叫奥古斯特·韦赫尔密（August Wilhelmj），此人在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技惊四座，连弗朗茨·李斯特都称赞他为“未来的帕格尼尼”。韦赫尔密也没有辜负大师的期望，成年后成为饮誉欧美的小提琴家。至于能否达到尼可洛·帕格尼尼的级别，由于没有留下唱片，我们很难作出公正的判断。不过从名气上看，两人的差距还是不小的。

为了追上帕格尼尼，韦赫尔密模仿了帕格尼尼的招牌式表演——当众剪断小提琴的三根弦，用剩下的一根弦进行演奏。就这样，韦赫尔密用剩下的一根G弦，演奏了巴赫的《D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中的咏叹调。因为这次表演，这首曲子从此就有了新名字《G弦上的咏叹调》。

1717年至1723年，巴赫在安哈尔特—科登宫廷担任音乐总管。年轻的利奥波德亲王（Leopold）有两个优点令巴赫感到很满意，一是非常崇拜巴赫，二是非常喜欢小提琴。巴赫一生中大部分小提琴作品都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也可以说，是特意为利奥波德创作的。

很遗憾，融洽的关系后来被一个女人打破了。利奥波德在1721年冬娶了一个狂热信奉加尔文教派的妻子，她憎恨一切艺术，对巴赫自然不会有好脸色。亲王逐渐受妻子影响，远离音乐和巴赫。

巴赫无法忍受压抑的气氛，最终在1723年离开科登。在离开前，巴赫创作了《D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其中的咏叹调，即后来的《G弦上的咏叹调》，采用了约翰·帕海贝尔《D大调卡农》的循环手法，好比晚风中的大海一浪接一浪地拍打着崖岸，动人的弦乐不断地轻抚着我们弱小的灵魂。那是小提琴最玄妙的慰藉。

利奥波德在1728年未满34岁便英年早逝。据说他在临终前用心爱的小提琴奏了最后一曲，很有可能，就是巴赫的这首咏叹调。

 

Air "on the G String"

救赎

  

在意大利南部的巴西利卡塔区，距离著名的那不勒斯古城大约一百多公里，有一座叫韦诺萨的小城。在小城的最高点，山岗之上，伫立着一座灰暗的城堡。他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在熟视无睹的景色中缅怀往昔时光，又带几分望见黑旗的埃勾斯的悲痛，仿佛随时要纵身一跳，跟所有期盼和绝望一起灰飞烟灭。

城堡年久失修，意大利政府似乎无意修缮，任由枯萎的树干和藤蔓包围着外墙，任由野草放肆地入侵至中庭。而当你推开那不堪一击的大门，走进室内的时候，严重剥落的墙身和天花板会叫你忍不住连连叹息。因为你看得出，它们曾经是色彩艳丽、巧夺天工的壁画，由某位文艺复兴时期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精心打造。这样宽敞的大厅，一定有过奢华的家具和装饰品，有过一对对红男绿女，快乐地跳舞……可是，彼时的华贵，如今安在？

这座城堡，叫杰苏阿尔多城堡。在1560年，杰苏阿尔多家族开始统治韦诺萨，隶属那不勒斯王国。

1585年，年轻的卡洛·杰苏阿尔多（Carlo Gesualdo）很不情愿地从早逝的哥哥手上接过韦诺萨的统治权。是的，他更愿意留在那不勒斯城过他那无拘无束、花天酒地的生活。年轻、有钱、有活力、有才华，能弹一手出色的鲁特琴，身边自然美女如云。而成为韦诺萨亲王之后，他必须独守一个女人，也就是说，他有义务结婚，确保这个望族后继有人。

翌年，杰苏阿尔多与佩斯卡拉侯爵的女儿唐娜·玛丽亚结婚。见到这个美丽的女子之后，杰苏阿尔多令人惊喜地变成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和好君主。

可是，美满的婚姻生活只维持了四年。1590年10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杰苏阿尔多告诉妻子，他要到森林打猎，第二天才回来。玛丽亚立即把这个好消息通知她的情夫——英俊的安德里亚公爵，法比齐奥·卡拉法，让他前来共度良宵。他们的关系已经保持了两年，丈夫一直蒙在鼓里。不过最近几天，杰苏阿尔多或许是嗅出了暧昧的味道。为了试探妻子的忠诚，他佯装出外打猎，实际上藏在城堡一角。结果，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就在玛丽亚和公爵翻云覆雨之际，杰苏阿尔多悄悄地爬到床边，拔出宝剑，把他们双双杀死在床上。不但如此，为了解恨，他还命人将两具赤裸的尸体暴露在广场上，警示臣民通奸的下场。

然而没过多久，杰苏阿尔多开始后悔。他无法原谅自己，便离开韦诺萨，移居费拉拉，像往昔一样用声色犬马麻醉自己。但是他失败了，强烈的罪孽感死死地攫住他。多年后他又回到痛苦的源头，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再离开过杰苏阿尔多城堡半步。

每到深夜，人们就会听到，惨烈的号哭声从城堡传出来。人们都说，杰苏阿尔多已经疯掉了。

杰苏阿尔多并没有疯掉。他每天号哭、念祈祷文，甚至鞭打自己，以求减轻内心的痛苦。不过，最后还是他的音乐天赋拯救了他。他为自己的罪孽创作了一系列宗教音乐，内容包含爱、死亡、痛苦、极乐和悲恸。听着这些作品，我们恍如看到一双渴望得到救赎的眼睛，以及从这双眼睛之中不断流淌出来的忏悔的热泪。

人真的很弱小，所以人会迷失，所以人会犯错。神啊，原谅诚心忏悔的人吧。

 

Carlo Gesualdo - Sesto libro di madrigali: XVII. Moro, lasso, al mio duolo

日出之前

  

在极权国家当一名讽刺作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一定要八面玲珑，可他一定要审时度势。若做到基督的教诲“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他就是了不起的讽刺作家了。

苏联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Mikhail Zoshchenko）曾经也是一个好的榜样。他在贫瘠的土地上建造自己的花园，并使之开出灿烂的花朵。他的短篇小说和随笔有着尼古拉·果戈里和安东·契诃夫的遗风，而且在讽刺上有马克·吐温一针见血的准确度。《不列颠百科全书》说他写出了苏联时代最优秀的幽默作品。相当高的评价。

然而，在一个压抑的国度，笑声是危险的。所以，老大哥要出手了。而老大哥一出手，你多么灵巧也躲不过。

1943年，左琴科在写了二十多年讽刺小品之后，创作了一部自传体小说《日出之前》。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承认以前患有抑郁症，几度产生轻生的念头。是艺术和理性拯救了他。小说用倒叙的手法忆述作者青年和童年的往事，然后运用弗洛伊德和巴甫洛夫的方法，对早期记忆和梦境进行分析，试图探索抑郁症的成因，同时鼓励处于抑郁症煎熬之中的人勇敢地面对自己。

艺术家走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之后，停下脚步，回首过去，往往会留下动人的文字。从但丁隽永的《新生》到马塞尔·普鲁斯特繁茂的《追忆似水年华》。多少文学经典都产生于艺术家片刻的停留。左琴科的几个编辑朋友读过《日出之前》之后，一致祝贺他写出了伟大的作品。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部小说会给作者带来灭顶之灾。

《日出之前》在《十月》杂志上连载，只刊登两期，便被老大哥喊停。斯大林亲自下令，要把左琴科作为反动文人的典型进行批判。于是，鹰犬安德烈·日丹诺夫发动各路喉舌，疯狂地、恶毒地攻击左琴科。辱骂他是“无赖”、“下流胚”、“无耻作家”，指斥小说“不道德”、“反艺术”、“一部诽谤的小说”、“投合苏联的敌人所好”。

综观所有苏联禁书，与《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相比，《日出之前》对苏联政权可以说根本没有杀伤力。显然，斯大林不是要批判这部小说，而是以此为借口除掉一个讽刺作家。

左琴科也许看不出老大哥的意图，还很天真地写了封信给斯大林，从文艺的角度解释创作意图。唉，你很难教一个粗鄙的人欣赏艺术，也很难教一个嗜血成性的恶魔放下屠刀。斯大林不予理睬，对左琴科的迫害反而变本加厉。

遭到批判之后，左琴科被告知他只能写童话。这是一个多么卑鄙的陷阱啊！左琴科驯良地写了一篇《猴子奇遇记》之后……什么？你竟敢指桑骂槐，用动物影射党中央？从此，左琴科成为人民的敌人，夫妻二人的食品购买证均被没收。也就是说，左琴科不能在苏联范围内购买任何食物。这是多么残忍的虐杀啊！所幸的是，一些有良知的朋友暗中接济，才让这个倒霉的人艰苦地多活了十二年。

1972年，《日出之前》得以出版，距离小说完稿之日整整二十九个年头，距离作者在赤贫中去世也有十四个年头。是的，现实可以轻易而举地杀死一名作家，却抹不掉他写下的文字。

 

美酒玫瑰的年华

  

W·B·叶芝在回顾其文字生涯的时候表示，他在诗歌技巧上有几次重要的突破，都归功于欧内斯特·道森（Ernest Dowson）。

道森？何许人也？历史总是语焉不详。当维多利亚时代走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人们都在谈论奥斯卡·王尔德和唯美主义，有谁想到道森和颓废主义？今天我们要了解这位被严重低估的天才诗人和作家，就更加困难了。

1890年，叶芝与好友欧内斯特·莱斯在伦敦创立“诗人会社”，宗旨是聚集一群年轻诗人，共同切磋诗艺和探索诗歌的发展方向。叶芝很快就发现，会员中有一个叫道森的积极分子，每次聚会他几乎都不缺席。

道森绝非等闲之辈，他原本是牛津大学的优秀学生，只因为父亲经营的船坞生意急遽衰落，为了帮父亲分担辛劳和苦恼，他放弃学业，到沉闷的船坞工作。学业可以放弃，理想却不可以放弃。在工作之余，道森继续写诗。他热爱写诗，写最优美的诗。他的诗作不时发表在最重要的文学刊物。这样，他日渐成为年轻诗人的榜样。

诗人必定有爱情。就像但丁有贝阿特丽采、彼特拉克有劳拉，道森也有他的苦恋对象。这个女子叫阿德莱德，她的父亲经营饭馆，属有产阶级。我不知道道森是不是有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洛丽塔癖，他爱上阿德莱德并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只有12岁。这个年纪谈婚论嫁，即使在维多利亚时代，也未免过早了点，遭到拒绝完全是预料之中的结果。等待吧。在等待的日子，道森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她——为她写下无数动人的情诗。

不料，本来已经不算平坦的命途，急转直下，使道森措手不及地跌落人生的深渊。惨剧发生在1894年，或者说，都发生在1894年。首先，生意上接连失利使道森的父亲积劳成疾，最终死在病榻。接着，母亲不胜悲痛，亦上吊自尽。然后，这些变故重创了道森的身体。那年冬天，他似乎患上了当时跟死神仅一墙之隔的肺病。

不过，道森不是死于肺病的，而是死于酗酒。他说过，他不得不用“更疯狂的音乐和更浓烈的酒”来冲淡身心的痛苦，以及对阿德莱德的热恋。也许他把获得幸福的最后希望寄托在阿德莱德的身上。很快他就醒悟了，根本没有希望。那个变得越来越美丽的姑娘，为了鬼才知道的原因竟然下嫁一名庸俗的侍者。这次打击使道森一蹶不振。他黯然渡过英吉利海峡，隐居在法兰西喧闹的人群中，依靠写作和翻译所得到的微薄收入勉强为生（也许不勉强，如果不酗酒的话）。那首令人落泪的《它们都不长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它收录在1896年出版的诗集《韵文集》）。

在法国度过三年之后，道森重返英国。这表示他要重新振作吗？很有可能是这样。他感到美酒玫瑰的年华是多么的短暂，他一次又一次在迷梦中看见为他敞开的天堂的大门。没错，人生短暂，没时间悲伤。他奋笔疾书，在两年内创作了一个剧本、一部小说和一本诗集。只是，它们都成为票房毒药。我们可以在政府档案里找到出版记录，但是找不到关于道森的生活状况的记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他一直在酗酒。

就在1900年新年到来之前几天，中断的线索再度出现。作家罗伯特·谢拉德在伦敦一间酒吧发现了道森，当时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而且身无分文。谢拉德把他带回家中，请来医生。医生没有说话，只摇了摇头。长期酗酒使他本来就不堪一击的身体再也无法恢复，六个星期后，道森永远离开这个世界。年仅32岁。

唉，除了一声叹息，我不知道用什么来结尾。

 

一碗阳春面里的故事

  

如果有人读高中语文教科书读到泪流满面……而他又没有被应试教育残害到精神失常的话，那么他读的一定是这篇课文——《一碗阳春面》。这是日本作家栗良平创作的短篇小说。我相信大多数读者都跟我一样认真地学习过这篇课文，并且认真地按照老师的要求归纳出一个保证叫原作者瞠目结舌的中心思想。所以，在此我就不再赘述其内容了，只想补充一些语文老师所不知道的故事中的故事。

首先，有必要指出，中文标题是不正确的。原名为“一杯のかけそば”（一碗荞麦面）。没错，文中母子三人吃的不是阳春面，而是荞麦面。在除夕（日本人叫大晦日）吃“过年荞麦”是日本人的习俗。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中期的江户时代。至于这个习俗的意义，则是众说纷纭。我想，可能是因为荞麦面有细长（象征长寿）、滑嫩（象征顺境）的特点吧。

《一碗阳春面》最初收录在1988年出版的《栗良平作品集2》之中。作者栗良平有非常出色的朗诵能力，所以在同一年的除夕，东京电台邀请他亲自朗诵这个感人肺腑的励志故事。这一夜，东京电台的电话被流着热泪的市民打爆了。

好事不胫而走。很快，《一碗阳春面》传遍日本，继而跨越国界，走到中国、南韩、台湾等国家传播正能量。一位日本国会议员在质疑政府推出消费税政策的时候，便引用这个故事作为论据，成为一时之佳话。

奇怪的是，关于作者栗良平，人们却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个以创作童话故事和短篇小说为主的作家。在《一碗阳春面》之前，他几乎默默无闻。在《一碗阳春面》之后，他也是不愿意公开露面，也不愿意接受采访。不过，这难不倒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经过半年挖掘，记者挖出了栗良平令人不齿的过去。原来，他曾经伪造北海道大学医学部儿科博士的身份在滋贺县进行诈骗活动，骗取患病儿童家长的治疗费之后一走了之。

正如弗朗索瓦·维庸和亚尔蒂尔·兰波的诗歌不会因为创作它们的双手干过鸡鸣狗盗的勾当而失去魅力，《一碗阳春面》中流露的真情也没有因为作者的骗术而减弱毫厘。栗良平也跟兰波一样，出了几本书之后便投笔而去。这些年，他一直隐姓埋名，继续从事心爱的诈骗活动。唉，我们在扼腕叹息之余，只能用“本性难移”去解释了。

 

玛雅幻象

  

美国作家欧文·斯通（Irving Stone）在193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渴望生活》（Lust for Life）。这是一部关于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的传记小说。书中有一个标题为《玛雅》的章节。

 

“你怎么能爱上这样一个身体坏得不像样子的男人呢？”

“你不丑，文森特。你是美丽的。你折磨和虐待这个包裹着你的灵魂的可怜躯体，可是你无法损伤你的灵魂。我所爱的就是它。当你用热情的劳动摧毁你自己的时候，那个灵魂将继续……存在下去。而我对你的爱，也将与它永远同在。”

 

在这里，作者虚构了一个玛雅幻象。这个名字叫玛雅的天使一般的女子，她知道文森特的所有事情，她了解文森特的所有想法，她欣赏文森特的所有艺术作品，而最重要的是，她深深地爱着文森特……然而，这只是作者为文森特安排的一个梦。

虽然说，传记小说容许有合理的虚构情节，但是玛雅这个角色，从文学的艺术角度去看，我始终觉得是过火了。甚至可以说，它是一大败笔，是整部作品的唯一的瑕疵。只不过，在感情上，我很难去批评它。有时候，在某几个黑暗得难以忍受的夜里，我会情不自禁地重读这个章节，为玛雅而热泪盈眶。大概，这算是一种心理补偿吧。作者和读者跟着文森特走过他那短暂而痛苦的人生之旅，的确需要一点点心理补偿。否则，我们无法原谅这个世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竟然这样对待艺术家！

“我想告诉你，文森特，这个世界根本配不上美丽如你的人。”

这是民谣歌手唐·麦克林（Don McLean）在1970年创作的歌曲《文森特》里的一句歌词。那年秋天，麦克林在马萨诸塞州的伯克希尔校区工作，住在校区一座古色古香的公寓里。一天早上，他坐在公寓走廊上看一本关于梵高的书（至于是什么书，他没有交待）。当翻到《星夜》这幅图，灵感闪现……他放下书，拿起吉他。如同玛雅幻象一样，当麦克林的思绪从梵高的画中走出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写下这首歌。

艺术家需要幻象，艺术家也需要心理补偿。但愿玛雅真的走进过文森特的梦中。

 

Don McLean - Vincent

福寿螺

  

在1980年代初的广东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几个专门养殖福寿螺的大水缸（估计跟司马光砸破的那个瓮同款）。只有几岁的我也从一个亲戚那里得到几个福寿螺，用小盆子养起来。养福寿螺的成本一点都不高，只需要每天给它们一些青菜叶就可以了。当时我没有想到，不，应该是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种可爱的生物竟然酿成一场生态灾难。

福寿螺原是南美洲拉普拉塔河流域的野生软体动物，学名 Pomacea canaliculata，是苹果螺的一种，肉可食用。咳咳，是的，肉可食用。于是乎，一名台湾商人看到了商机，于1981年把它引入台湾养殖。为了讨个好兆头，该商人给它取了一个很有台湾乡土气息的名字——福寿螺。后来台湾农民叫它夭寿螺，意思是“快点去死吧”。

以台湾为据点，福寿螺开始入侵邻近国家。不幸沦陷的有日本、中国、菲律宾和泰国等。

广东是中国所谓“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当第一批福寿螺落户中山的时候，农民不管黑猫白猫，养了再说。一心想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的养殖农民很快就收到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一个先呢？好消息是，福寿螺的繁殖速度非常惊人，农民家中的笑声和大水缸数目不断增加。坏消息是，福寿螺的味道得不到吃货的赞赏，而作为竞争对手的田螺和东风螺实力强劲，且有主场之利，福寿螺最终败下阵来。结果是，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为了不再继续付出成本，终究会发现“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是党员干部的农民只好把过剩的福寿螺倒到河里。啊，死啦，灾难就这样发生了（这样的灾难同样也发生在养殖过福寿螺的亚洲诸国）。

福寿螺在河里真是如鱼得水，人类已经无法阻止它们繁殖了。更糟糕的是，它们也是吃货，经常成群结队涌到岸上大肆破坏，农作物和任何绿色植物都合它们的胃口。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福寿螺在南美洲没有泛滥成灾呢？答案是，那里有福寿螺的天敌食螺鸢。亚洲没有这种大鸟，亚洲人一时间对福寿螺一筹莫展，任由它肆虐了一段时间。后来才发现，鸭子喜欢吃福寿螺的卵（福寿螺在陆上产卵）。于是在增加鸭子的数量之后，福寿螺的灾情便得到控制。

至于我用小盆子养起来的那几个福寿螺，大约在一年之后全部死光。生命力如此强的福寿螺也被我养死，恐怕我也是福寿螺的一大天敌。

 

房龙热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是美国的畅销书作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名噪一时。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知名度大不如前。个中原因，是由于房龙所撰写的历史通俗读物，无可避免地被不断演进的历史以及不断挖掘的考古发现日渐抛离。它跟科普读物一样，很难保持五十年不过时。

有趣的是，近二、三十年中国却反潮流地掀起一股“房龙热”。准确地说，这股热潮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的。在此之前，房龙的书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禁了足足有半个世纪之久。房龙对民主、自由、理性和宽容的推崇，以及对专制、极权、愚昧和狭隘的鞭挞，自然会令一些人坐立不安。

文字生涯三十多年，著作等身，房龙留下一份颇为可观的书单。其中我披览过的有：《人类的故事》（1921）、《圣经的故事》（1923）、《宽容》（1925）、《美国史》（1927）、《伦勃朗的人生苦旅》（1930）、《房龙地理》（1932）、《艺术》（1937）。注意：括号内数字为该书初次出版的年份，而不是本人阅读的年份。

以上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很多令人感到乏味、压抑、头疼的知识，在房龙的笔下变得浅显易懂、生动有趣。这个特点令他成为畅销书作家，也令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再现房龙热。

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作家、“大师”喜欢坐在高至云端的宝座上，使用人们听不懂的中文发号施令。而在中国读者的心目中，房龙就像村口大榕树下满肚子故事的老人般可亲，他坐在藤椅上，摇着蒲扇，抽着烟斗，包围着他的是一群吵吵闹闹的小孩子。“爷爷，快点讲吧，快点讲吧。”“别急别急，等我抽完这斗烟再说。”

没对比就没伤害啊！

 

赌徒谬误

  

BBC网站有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作者通过分析过去多届世界杯足球赛和欧洲足球锦标赛，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守门员在点球大战中往往会跌入赌徒谬误之中。

数据显示，当对方球员的前三个点球都射向同一方向，守门员在扑第四个点球的时候有69％会扑向相反方向，只有31％会选择与前三次相同的方向。（这里排除了10％射向球门中间的点球以及2.5％守门员站着不动的情况）

没错，这的确是赌徒谬误。赌徒谬误是一种概率谬误，与其用文字定义它，不如用行动来测试它吧。你有硬币吗？

拿出一枚硬币，随便抛几次。是不是得到正面与得到反面的次数相当？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因为抛硬币只有两种结果，不是正面就是反面。换言之，每一面的概率都是1/2。不过，它有时候却会连续偏向一面。你知道连续三次抛中正面的概率是多少吗？

1/2×1/2×1/2＝1/8

答案是1/8。

那么，连续四次呢？再乘以一个1/2，答案是1/16。

所以抛第四次的时候，你也许相信它得到反面的概率会比正面大得多。赌徒们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们在玩鱼虾蟹骰宝的时候，会在连续数次开“大”之后重金押到“小”的上面。很遗憾，这样做极有可能令他们血本无归。因为无论连续抛出多少次正面，下一次得到反面的概率永远都是1/2。

好啦，别再抛了。我们继续讨论吧。其实，日常生活充斥着赌徒谬误，你有没有发现？说不定你就是赌徒谬误的制造者。比如：

 

已经下了七天雨了，今天应该是晴天了吧。

（这种赌徒谬误我犯过好多次了，以后应该不会再犯了吧）

 

这只股票连跌五天，快买。

（还好，我没有买）

 

这个任务还是交给小朱吧，他已经失败过两次，这次不会再失败了。

（英国人有个惯用语“Third time lucky”，中国人也有“事不过三”的说法。Anyway，我们祝福小朱吧！）

 

让我们回到BBC网站的那篇文章。我忽然有个疑问，守门员固然会跌入赌徒谬误，但是踢点球的球员会不会也是如此呢？

咦，前面三位队友射向左边都打进了，第四球未必会那么顺利吧。嗯，射向右边可能会好一点。那就右边吧，看球……

Oh，NO！My God！Mamma mia！弊家伙啦！

 

哥伦布的鸡蛋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从印度群岛返回西班牙之后，获得国王厚待，从此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一些贵族不由得眼红起来。在一次宴会上，其中一名贵族故意刁难他。“哥伦布，我不认为你有什么了不起，驾艘船向西行，然后到达一个地方，我想任何一个西班牙人也做得到。”哥伦布没有回答，而是命人拿来一个鸡蛋。“谁可以不借助任何工具把这个鸡蛋竖起来？”每个人都揣摩尝试了一番，均无一成功。最后大家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根本不可能！”“不可能？”哥伦布接过鸡蛋，轻轻地把鸡蛋一头的蛋壳磕碎，这样鸡蛋就竖起来了。在大家都目瞪口呆之际，哥伦布说：“刚才你们说不可能，现在你们会说人人都可以做得到。我的航海事业也是一样，在我回来之后，你们人人都可以去印度群岛。”

这个哥伦布竖鸡蛋的故事，广为流传。不过它的真实性却相当可疑。追本溯源，最早可以在1565年出版的历史著作《新世界的历史》中找到这个故事。

《新世界的历史》的作者是意大利历史学家基罗拉莫·本佐尼（Girolamo Benzoni）。关于他的生平，我们所知不多，只知道他生于1519年，然后为了完成这部历史著作，足足花了15年时间在美洲各地探险。由此可见，这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他不太可能凭空杜撰哥伦布竖鸡蛋的故事。这个故事，应该是他从美洲的西班牙移民中听到的。

有趣的是，就在本佐尼在美洲搜集资料的时候，他的老家意大利也出现一个竖鸡蛋的故事。在著名的艺术家兼传记作家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所撰写的一部关于菲利普·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的传记中，书中主人公——天才建筑家布鲁内莱斯基在同行面前也玩起了竖鸡蛋的把戏。他所使用的方法，跟哥伦布的完全一样。不同的是，他引起同行嫉妒的事迹不是航海，而是设计了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拱顶。当然，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布鲁内莱斯基逝世的时候，哥伦布还没有出生呢。不过，这并不能证明布鲁内莱斯基才是真正的竖鸡蛋发明人。他的故事，很有可能也是道听途说。

我们不能因此而指责瓦萨里和本佐尼，要知道，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作者根本不可能亲自验证所有材料。至于为什么哥伦布的版本不胫而走，且大有万古长存之势，而布鲁内莱斯基的版本却如石沉大海？我想，大概是跟两人的名气有关吧。此外，哥伦布的人生经历的确励志得多，更为人津津乐道。

 

 

 

William Hogarth, Columbus Breaking the Egg, 1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