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4月至6月，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应邀在伦敦作了十二场学术演讲，主题是文学史——从荷马史诗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
演讲相当成功，观众亦相当踊跃，因为此前出版的《法国革命史》，使卡莱尔成为炙手可热的红人。
奇怪的是，卡莱尔并没有将这十二场精彩演讲的讲稿交给出版社，也许他认为这些演讲不过是小菜一碟，不足挂齿。幸好，观众中一位速记能力非常强的议员记下这些演讲。美中不足的是，这位先生因病错过第九讲，因而我们也错过卡莱尔对十八世纪法国文学的评说。
阅读这些讲稿，完全感觉不到是在阅读文本，我仿佛看到卡莱尔站在讲台上，用铿锵的嗓音，用坚定的手势，绘声绘色地讲解历史长河中的文学。我不由得为他那超凡的功力而喝彩。
首先，卡莱尔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出色的文学技巧，他驾轻就熟地选取、整理和归纳文史哲（当然以文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纵横交错的材料，使其简洁明晰以适合演讲。
其次，卡莱尔非常善于演讲，他清楚知道言语稍纵即逝的特性，特意使用平易而又生动的语句，而要旨部分和无法避开的术语，都会适时地重复强调。
卡莱尔的魅力是独特的，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他有独特的人生经历。27岁之前，很孤独、很彷徨、很痛苦……他喜欢数学，当了数学教师，但很快厌倦……他爱上法律，考上爱丁堡大学法律系，又突然厌倦……他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做事永远只有三分钟热度，整天浑浑噩噩、晃晃悠悠。直到遇到歌德的作品……他决心成为文学作家。
一旦确立了人生目标，他就坚毅地走下去，不管遇到什么挫折。1826年，31岁的卡莱尔创作了《成衣匠的改制》（或《拼凑的裁缝》）。这部不知道是小说还是哲学随笔的东西，成为书店毒药。他为此忍受了11年的嘲笑。但没有放弃，他拼命苦读，吸收各种知识，终于在1837年写出奇书《法国革命史》，真是十年磨一剑啊。
《法国革命史》之奇，奇在作者不落窠臼。它是一部反传统的历史著作，用戏剧手法再现场景，用散文手法描述人物，文采极度绚丽。在道貌岸然的时代，这部著作无疑引起很大争议，却为很多现代历史学家开辟航线。
1838年的文学史演讲，仍然出现不少争议，甚至连演讲稿的出版人也忍不住批评“卡莱尔的偏见令人反感”。然而我觉得，他批评伊拉斯谟、贬低弥尔顿等，都在合理的范围内。只是，对于他既称赞《堂吉诃德》又肯定西班牙骑士制度，倒让我有点无所适从。而他将约翰·诺克斯这个狂热的宗教改革者提升到伟人的高度，更令我挠头。这就好比伯特兰·罗素把拜伦勋爵当作哲学家写进《西方哲学史》一样。唯一的解释也许是，卡莱尔是个真诚的怪杰。
我欣赏卡莱尔的真诚。知识分子不应该害怕发表个人意见，尽管这些意见听起来多么偏激，并且与主流相悖。可笑的是，美国学者J.梅西在其著作《文学简史》中把卡莱尔的真诚看作伪善。唉，做人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