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俄罗斯文艺大爆发，涌现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剧作家、小说家、音乐家和画家。
在文学领域，与坚持浪漫主义的诗人截然不同，小说家偏向现实主义路线，以不同的视角呈现苦难中的俄罗斯。
伊凡·屠格涅夫、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被称为十九世纪俄罗斯小说的三大巨人。三大巨人风格迥异，各具特色。若分别用一个关键词概括的话，那么，屠格涅夫注重“美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关心“存在”，托尔斯泰强调“道德”。中国的语文教材赞扬他们三人为“进步作家”（但对陀氏有所保留）。从作家自身的角度来看，“进步”一词倒是用得恰到好处的。可是，以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标准，说他们“进步”完全犯了判断上的错误，因为他们对革命并不热衷。
以屠格涅夫为例吧，他以《猎人手记》（1852）走上文坛，该小说描述在沙皇统治下农奴的悲惨生活，隐含反农奴制的革命火苗。《猎人手记》激怒了当局，于是罗织罪名，把屠格涅夫投进监狱。屠格涅夫经过“改造”后流亡国外，尔后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花都巴黎。
其后，屠格涅夫在《前夜》（1860）中成功塑造一个革命家的形象。“前夜”隐喻革命即将到来，使当时俄国的地下革命运动大受鼓舞。令人费解的是，两年后的《父与子》（1862）屠格涅夫却用“虚无主义”影射革命，《烟》（1867）更流露对俄国革命的厌倦，并对“革命能够带给人民幸福”这个课题加以否定（我原本使用“怀疑”，推敲之下改为“否定”）。
《烟》是我最喜爱的小说之一。小说的末尾，作者发出“世事如烟”的感悟。多少个夜里，我那个被青春浪潮不断冲刷的头脑，都是在对这部小说的揣摩之中入睡的。
言归正传。明显地，在俄国革命者眼中，屠格涅夫也跟烟一样变幻莫测，难以捉摸。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屠格涅夫既没有黑白分明的社会立场，又没有查尔斯·狄更斯那种不渝的人道主义精神——我的意思不是说没有人道主义精神，而是他不会让人道主义成为写作的指导思想——他更加没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那样有一股可以解决一切冲突的宗教力量。
屠格涅夫的性格的确是变幻莫测的。他的作品（不但是小说，还有诗歌、散文）都有着明显的女性小说的特质。我不知道这样对照是否合理，读屠格涅夫的小说，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简·奥斯汀，而读简·奥斯汀和勃朗特姐妹的小说又会想到屠格涅夫。
除了《猎人手记》之外，屠格涅夫的小说几乎都离不开爱情。所有爱情无一不以悲剧结局。革命本身也是悲剧。作为悲剧的革命只为私人苦难提供条件，是主人公的悲剧行动的一个动因。换言之，革命对于作家来说，仅仅起到一种作用，就是为文艺服务。
一言以蔽之，屠格涅夫以爱情悲剧演绎独特的美学。在他笔下，是雅致的上流社会生活，是风度翩翩的绅士淑女，是传统与理想的热情碰撞，是郎才女貌的感性触动，是哀伤而淡雅的结局……屠格涅夫的小说，就好比兑了橙汁的伏特加，装在漂亮的鸡尾酒杯中，再加一粒新鲜的樱桃。
《罗亭》（1856）是最能反映屠格涅夫的性格，也是常常被人们忽视的一部著作。小说主人公德米特里·罗亭是个知识渊博的空谈家。他有惊人的智慧、有崇高的理想，却从不付诸行动。他仅仅热衷于纸上谈兵，并为此而满足。罗亭与出身富裕地主阶层的女孩纳塔利娅相爱，却在遭到纳塔利娅母亲反对后立即逃避，此举伤透了女孩的心。罗亭可能是屠格涅夫笔下最得不到读者好感的主人公。但是，我大胆推测，屠格涅夫写的正是他自己。
在《罗亭》出版后六年，屠格涅夫在再版时为小说添加一个圆满的结尾，他让罗亭在1848年的巴黎革命中高举革命旗帜，英勇战死。这个结尾实在为小说增色不少。读者应该会感到欣慰：罗亭终于行动了。然而在屠格涅夫的心中，是否有“他终于不像我了”的想法呢？
所有的作家，或多或少都有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冲动；所有的作家，或多或少都有在作品中暴露自己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