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查丹玛斯的大预言

  

一九九九年，七月，

恐怖大王从天而降，

蒙古大王重新出现，

这期间，战神以幸福的名义主宰世界。

 

相信很多走过世纪末的朋友都知道这首预言诗，以及它的作者——法国医生、预言家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又译作诺斯特拉达姆士）。甚至连那个知识面非常狭窄的、只会用身体写作的女作家也在其畅销出版物“某市宝贝”里卖弄过一下。

这首作于16世纪的四行诗被普遍解读为末日预言，即，1999年是人类大限（比玛雅人的2012年末日说还要早13年呢）。该说法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甚嚣尘上，一度引起恐慌。那是由于在此之前，这个预言家所作的预言据称全部命中，不但预告了飞机、汽车、电力、电影、原子弹的出现，还拼出了巴斯德、希特勒、佛朗哥等人的名字。

年少无知的我当年被这份神秘感深深吸引，读了三本相关的书（包括被视为权威中之权威的、日本作家五岛勉所著的《诺查丹玛斯的大预言》），忧心忡忡而又略带兴奋地等待那个日子的来临。然而，诚如各位所知，那个月份风平浪静，我们依然活得好好的。

经此一役，预言家可以走下神坛了吧。

不，某气功教的教主却跳出来宣称，诺查丹玛斯并没有失手，而是人们的解读出了的差错。这首诗不是预言世界末日，而是预言他们的气功教在中国的末日。咦，貌似符合事实，你的确很难反驳。

过了两年，“9.11事件”发生后没多久，又有所谓的专家找出诺查丹玛斯的另一首四行诗，宣称它讲的正是这起恐怖袭击事件。

 

五和四十度，天空将燃烧，

烈火逼近伟大的新城市，

巨大的火焰扩散和翻腾，

就在他们与诺曼人交战之时。

 

纽约位于北纬40°47′，的确与“五和四十度”相差无几。于是，诺查丹玛斯的《预言集》（又名《百诗集》，常被误译为“诸世纪”，皆因古法语“百诗”和“百年”是同一个词）再次被抢购一空。

不过，不再年少无知的我现在有不同的看法。这首诗其实是预言发生在小弟身上的一次意外的。多年前，小弟刚刚搬到新住处，正是“家徒四壁”之时，二千多册书籍只能堆放在地板上。我就坐在书堆中抽着烟斗，规划书房的布局。可能是因为烟丝没有压平的缘故，一团燃烧的火球从烟斗猛然窜出，窜出的线路大约与水平方向成四十至四十一度，在空中翻腾数十周之后，落到书堆上。事出突然，一时手足无措，我未能及时阻止火焰扩散，以致一整套《诺曼人战争史》惨遭毁灭……呜呼，诺查丹玛斯实在太神奇、太伟大了！在四百多年前就已经准确预言这一起令人痛心的事故，我对他的景仰真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好吧，我承认上一个自然段纯粹虚构，这样做是为了突显那些所谓诠释所谓解读的荒谬性，并且演示了一下怎样按图索骥、对号入座。嘿，何等容易！

至于诠释者为什么要那样诠释，那就不容易得到答案了。然而，诺查丹玛斯为什么要那样写作，则是很明确的。故意用那种含糊、宽泛的语言写作，就是为了让人掉进他精心设置的陷阱。这个非常聪明的人，目的，是要名垂千古。

毋庸置疑，诺查丹玛斯达到了他的目的，与此同时却付出了一个令人相当遗憾的代价——他的名字永远与预言捆绑在一起。而遗憾，源于他的另一个身份，也是他的终身职业——医生。

1546年，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爆发黑死病，身为医生的诺查丹玛斯不顾个人安危，前往救援。他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控制了疫情，从而声名鹊起（屡建奇功之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召其入宫，聘为御医）。他所采取的措施包括：病人必须隔离、病死的尸体必须火化、用清水冲洗街道、用酒精和热水消毒家居……实在很难想象，一个生活在16世纪的人会有这样现代的卫生知识。窃以为，他在医学史上的地位绝不应该低于教人洗手的匈牙利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

只是，历史有时候很会讽刺。《预言集》使诺查丹玛斯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似乎是负面大于正面）的预言家，同时掩埋了他在医学史上应有的名声（完全是正面的）。不知道他在奋笔疾书《预言集》的时候，有没有预见这个遗憾呢？

 

拉斐尔的情人

  

1520年4月6日，耶稣受难节。这一天，是拉斐尔（Raphael）37岁生日。也在这一天，他结束了短暂得令人心痛的艺术人生。

据说拉斐尔在一夜狂欢之后高烧不退，卧床15天，饱受煎熬，最终不治离世。临终前，他在侄子的帮助下订立了一份遗嘱，确保最关心的两样东西在身后得到妥善的照顾：爱情和艺术。他的情人得到非常丰厚的财产；而画室以及画室里的所有作品，则由高徒朱利奥·罗马诺（Giulio Romano）和简法兰切斯科·彭尼（Gianfrancesco Penni）继承。

罗马诺其后在画室里发现一幅从未公开的油画，一个女子的半裸画像，后人称作《一个年轻女子的画像》（Portrait of a Young Woman）或者《面包师的女儿》（La fornarina）。它大约作于1518年至1519年之间，现藏于罗马国立古代艺术画廊。

凝视着这幅画作，你会为拉斐尔的天赋而屏息。请欣赏他是如何利用对比来加强作品的感情和知性的，明与暗、曲线与直线；动与静、张与弛、行动与沉思……

画中女子几乎完全裸露上半身，有如希腊女神。她的右手轻轻托着左边乳房，左手放在小腹之下、两腿之间。如果说这个姿势有强烈的性挑逗的意味，那么，她那石榴石般的嘴唇、她那黑玛瑙般的眼珠，却令一切遐想停留在表层。她似乎在传送一种神秘的能量，也在表达一个深邃的思想。对神秘的演绎，拉斐尔正好与创作《蒙娜丽莎》的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不谋而合。对深邃的诠释，则是拉斐尔的得意技，至今依然萦绕在《西斯廷圣母》的超然和《雅典学院》的肃然之中。拉斐尔本人也走进《雅典学院》，默默地站在一角，向画外投出不可言喻的视线。有趣的是，这个年轻女子不也以同样的眼神审视着我们吗？

她究竟是谁？提示就在女子左手上臂的布带上。那里有“RAPHAEL URBINAS”的字样，拉斐尔的名字和拉斐尔的出生地。

另一条线索在背景里。只是，经历五百年的沧桑，背景已经褪色，实在令人遗憾。那里原本是开着桃金娘的花枝，维纳斯的爱情之花。

现在，我们可以作出以下推论：这个女子就是拉斐尔的情人，玛格丽塔·卢迪（Margarita Luti）——虽然没有直接证据。同时，拉斐尔将自我人格和艺术之魂投入情人的画像里，形成可与宗教比美的新三位一体：拉斐尔、玛格丽塔和维纳斯，又或者是，艺术、生命和爱情。

可是，历代艺术批评家对玛格丽塔都没有好感，他们认为，拉斐尔爱上一个不值得爱的人，正是这个女子无度地欲望令伟大的艺术家英年早逝。我们可以在萨米埃·德·梅斯特（Xavier de Maistre）的著作《在自己的房间里的旅行》里读到这段含着泪水的愤怒指控：

“这个意大利女子自私的爱毁了他的情人……可恨的女人！你难道不知道拉斐尔正要着手创作比《基督显圣容》（本文作者注：这是拉斐尔最后的作品）还要高超的一幅画作吗？你难道不知道怀里拥抱的是一个大自然的宠儿、一个热血澎湃的艺术之父、一个崇高的天才、一个神吗？”

这个“可恨的女人”的确不知道她正在与“一个大自然的宠儿、一个热血澎湃的艺术之父、一个崇高的天才、一个神”恋爱。公平地说，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她只不过是一名面包师的女儿。她只看到她的情人是全意大利最著名的人物，是出手大方的有钱人，是英俊的男士，是海量的酒徒。仅此而已。世界上只有一个灰姑娘，从厨房到宫殿，雍容不变。一般而言，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在突如其来的奢华面前，只会跌倒在自卑的阴影里惶惶不可终日。她害怕幸福会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害怕这个光芒四射的情人会在某天变心，一走了之。于是，美酒，佳肴，狂欢，纵欲，通宵达旦，她试图用最丰盛的节目抓住情人的心，最好让他疲惫不堪、无力他顾。

我们不应当怀疑玛格丽塔的爱情。只是，她的确无法理解情人为她绘画这幅画像的意义，看不到艺术家倾注其中的心血和情意。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她用最庸俗的方式，将这个为人间带来和谐和美好的天使，早早打发回天上。

 

Raphael, La Fornarina

锡兰三王子

 

相传波斯萨珊王朝的国王巴赫拉姆五世（Bahram V）审理过一件奇案，个中的悬疑和机智可与所罗门王著名的断婴案相匹敌。不同的是，这次机智的主角不是国王，而是被告。

原告：一名波斯商人。

被告：来自东方锡兰王国的三个王子。他们奉父王之名，到繁荣的波斯都城见识见识。

罪名：偷窃骆驼。

案情陈述：原告丢失骆驼一匹，遂循脚印追寻，遇到三名被告。以下是原告与被告当时的对话。

“你在寻找一匹骆驼？”

“对，你们怎么知道？”

“你的骆驼有一条腿跛了、一只眼睛盲了、一颗牙齿缺了，正驮着一个孕妇和两大袋货物，左边是黄油，右边是蜂蜜。对不对？”

“对对对，你们见过？”

“不，我们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又怎么连细节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呢？非常可疑。三名被告被抓了起来，带到国王面前，听候发落。

巴赫拉姆五世给锡兰三王子辩护的机会。

其中一个王子解释：“我们在路上发现一匹骆驼走过的轨迹，其中三条腿的脚印清晰可见，剩下的却是一条直线，由此判断，这条腿是跛的。

“我们又观察到两旁的草丛，一边完好无缺，另一边不时缺少一块，显然是被骆驼吃掉的。为什么它只吃一边的草？原因只能是它有一只眼睛瞎了，看不见那一边。而在它吃过的地方，总是残留一片草叶，这是一颗牙齿已经脱落的证据。

“我们还注意到轨迹的左边有一些蚂蚁聚集，右边有一些苍蝇飞舞，遂推断，骆驼驮着的货物一边是黄油另一边是蜂蜜。”

“至于那个女人，”另一个王子接着说，“我们向前走了一会儿，看到一处骆驼跪下的痕迹，旁边有人的脚印，脚印旁边还有疑似尿液的东西。我用手指蘸了一点，嗅出一股肉欲的味道，这个人无疑是一个女人。”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掌印，”第三个王子说，“只有怀孕的女人才需要在小便时用双手支撑身体。”

在场所有人无不被锡兰三王子强大的推理能力所惊呆。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士兵禀告，失踪的骆驼和孕妇已经找到。失踪的原因是骆驼有一条腿受了伤，跟不上商队而迷路的。顿时，王宫内响起一阵赞叹的声响。

这个故事相当精彩吧。当然，它是以波斯童话和史诗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未必是历史事实，尽管巴赫拉姆五世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真实也好，虚构也罢，它的遗产却为世人共享。其中之一，是激发伏尔泰创作哲理小说《查第格》。

此外，贺拉斯·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将故事翻译成英语，叫“The Three Princes of Serendip” （“Serendip”，塞兰迪普，波斯人对锡兰的古称），同时创造了一个新词“serendipity”。这个“serendipity”被认为是英语其中一个最难翻译的单词，大意是意料之外并带来惊喜的发现，就像威廉·伦琴发现X光，就像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就像锡兰三王子发现丢失的骆驼。

锡兰三王子获得国王丰厚的赏赐以及热情的挽留，据说他们也用显赫的功勋回报了国王。皆大欢喜。

 

为什么蠢人都自以为聪明？

  

蠢人自以为聪明，但聪明人却知道自己是蠢人。

在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喜剧《皆大欢喜》的第五幕第一场，试金石对村夫威廉如是说。

试金石是鄙人喜欢的一个角色，他总是在不经意之间抛出发人深省的金玉良言。同样喜欢试金石的威廉·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则称之为“古代犬儒主义哲学家和现代小丑的混合体”，十分精准。

在这里，试金石为我们总结出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只要有足够的生活经验，你就会发现：第一，周遭百分之百是蠢人（所以听到比吉斯乐队在 How Deep Is Your Love 里唱到“We are living in a world of fools”的时候，你会猛烈地点头）；第二，这些蠢人百分之百自以为聪明。

我们再来验证下半句。聪明人如何呢？世界上真正的聪明人其实并不多见，达到苏格拉底（Socrates）水平的聪明人就更加稀有了。这位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曾经透露他看上去比别人聪明那么一点点的原因，是“我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试金石不愧为试金石，无懈可击。

可是，惯于吹水的现代学者却觉得莎士比亚的语言不够“学术”，非要标新立异不可。1999年，社会心理学家、大学教授大卫·邓宁（David Dunning）和贾斯汀·克鲁格（Justin Kruger）联合发表一篇论文，标题看上去很学术，看上去也很像鸡肠，叫《不熟识和未发现：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无能是多么困难以及它如何导致自我评估过高》。

我们都知道，现代学者的必备技能是，懂得耗掉惊人的研究经费去做那些意义不大的调查、统计、实验等等，然后用人们都听不懂的语言论述人们早就懂得的事情。为了向两位学者朋友不辞劳苦亲自示范表示感激，2000年度的搞笑诺贝尔心理学奖应能聊表心意。

遗憾的是，学术界小圈子却似乎对搞笑诺贝尔奖有颇大的误解。他们觉得同道惨遭侮辱，决定坚硬力挺，硬是为他们制造一个术语，叫“邓宁—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 ，以此说明，这是很严肃的学术研究，一点都不搞笑。

我知道你已经知道这个什么效应讲的是什么，但是为了学术，我还是得用比较学术的语言将它的定义复述一遍（准确地说，是复制加粘贴一下）：

邓宁-克鲁格效应指的是能力欠缺的人在自己欠考虑的决定的基础上得出错误结论，但是无法正确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辨别错误行为，是一种认知偏差现象。这些能力欠缺者们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虚幻的优势之中，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水平，却无法客观评价他人的能力。

（摘自中文“MBA智库百科”网站，鄙人不负文责）

当然，两位学者朋友的学术研究也不是一无是处的，至少“邓宁—克鲁格效应”比“试金石效应”（这是鄙人制造的术语，未获学术界承认，切勿用于学术论文）更深入地探讨了“为什么蠢人都自以为聪明”这个问题。答案——鄙人将它翻译为地球语言——就是因为蠢人蠢到没有能力认识自己。

请为搞笑诺贝尔奖得主鼓掌！

 

不管火星金星

  

约翰·格雷（John Gray）在1992年出版的《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是全球最畅销的非虚构类图书之一，至今销量超过一千五百万册。我记得中译本在当年也卖得火爆，总是占据各大小书店最抢眼的位置。

不熟悉希腊—罗马神话的读者可能会被书名弄得一头雾水。在西方，除了地球之外，太阳系的行星全部都用神的名字命名。火星 Mars 就是战神玛尔斯，而金星 Venus 就是爱与美之神维纳斯。玛尔斯和维纳斯之间有着非常亲密而又微妙的关系，嘿嘿。当然，中国人如果按火星、金星的字面解读为“男人动不动就发火，女人大多数都拜金”，也是完全符合中华民族的特点的。

写出一本畅销书等于种出一棵摇钱树。作者至今依然吃着这个主题的老本，乐此不疲地撰写“火星和金星”系列出版物。比较著名的有《火星和金星在恋爱》（1994）、《火星和金星在睡房》（1995）、《火星和金星在约会》（1997）、《火星和金星的节食与锻炼方案》（2003）、《为何火星和金星会碰撞》（2007）、《超越火星和金星》（2017）等等。

不久之前信手翻阅《火星和金星在约会》，我不禁大吃一惊。作者虽然在一所野鸡大学获得一个不被承认的博士头衔，但是对两性的认识和对现实的观察却比想象中更加系统和专业。他声称男人和女人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各个方面都存在惊人的距离。正因为是先天的，后天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故此男女相处之道应是承认差异，然后互相体谅、互相包容和取长补短。而他所提供的约会指南，实际上是一套权术、一项待人接物的“艺术”，具体地说就是教人如何看透对方、迎合对方，以及掩饰自己的缺点。

唉，如果恋爱是一场拉锯战，需要时刻斗智斗勇的话，那么我宁愿当一名逃兵。还是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说得好，“如果你不能容忍最坏的我，也不配拥有最好的我”。对待任何人也好，都应该展现自己的真实。

书评中有相当大的批评之声，其中不乏真正心理学专业的声音，指责格雷夸大两性的差异。很多研究表明，男人和女人的心理特征很大程度上和很大一部分是社会塑造的。只不过，大多数读者却觉得格雷的论调颇对胃口，这也是惊人销量的成因。窃以为，越庸俗的人越认同性别心理迥异论，甚至性别歧视。请留意周遭，口口声声“像男人一样战斗”、“我只是个小女人”、“头发长，见识短”的，都是些什么人。

读到最后部分，我终于发现可取之处。作者指出一段恋爱或者婚姻要长久的话双方必须互为“soul mate”。尽管他的灵魂伴侣更多是心灵上互相依赖，而不是惺惺相惜。但是不要紧，恋爱观终于触及灵魂，而不仅仅停留在肤浅的肉体相亲，已经是一个耀眼的亮点。恋爱本来就是这样简单，何须用一套书去论述？

 

大隐

 

市里修庐地自偏，

东篱采菊见桃源。

杜门谢客尘寰外，

咫尺天涯最豁然。

 

 

二三年夏

与謝蕪村，『夜色楼台図』

日本花生、鱼皮花生

  

为了增肥，最近我也尝试吃一点零食，包括曲奇、薯片、巧克力、鱼皮花生等等。

鱼皮花生同时带来一丝怀旧的味道。记得在我成长的1980年代，那个零食稀缺的年代，无论在国营商店还是在个体小卖店都可以买到的鱼皮花生，尽管坚硬得如同鹅卵石，但是对“四化”重压下的少年儿童来说，简直是茫茫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鱼皮花生的制作方法十分简单，在一粒花生的外面包一层面团，撒一些调味料，然后油炸。自作聪明的“百度百科”在“鱼皮花生”的词条下劈头就大嚷：

鱼皮花生，最早源于日本，因当年制作时在其表皮糕粉坯里掺有鱼皮胶，故称为鱼皮花生。

源于日本？因此它又被称作“日本豆”？

无独有偶，在太平洋彼岸，墨西哥人和美国人也恋上鱼皮花生。不过他们不叫它“fish skin peanut”或者“yupi huasheng”，而叫“Japanese peanut”，日本花生。

墨西哥每年生产28000吨日本花生，是世界第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那么，在“母国”日本的情况又如何呢？

慢着，母国？什么母国！日本并没有这种零食。“日本花生”、“日本豆”、“源于日本”，统统都是源于误会。

日本花生或者鱼皮花生的真正发源地是墨西哥。话说在1945年，一个叫约西格伊·中谷（Yoshigei Nakatani）的日本移民发明了这种食品。他当时在墨西哥城东的慈悲市场摆摊经营，早上制作，下午出炉，一上架便被抢购一空。人们不禁要问：“太好吃了，它叫什么？”中谷先生一边思索一边回答：“这个……就叫‘nipón’（‘日本’的西班牙语读音）吧。”后来它就变成日本花生。

累积一定资本后，中谷设厂生产，成为一名企业家。他颇以自己的发明为傲，也希望儿子卡洛斯·中谷（Carlos Nakatani）能够继承这个事业。不过，吃墨西哥卷和日本花生长大的儿子却走自己的路——艺术之路。卡洛斯在绘画、雕塑、影片制作上均有建树，是“脱离的一代”运动的重要成员，为墨西哥现代艺术脱离和对抗传统学院派作出引人瞩目的贡献。

墨西哥的日本花生跨过国界，进入美国西海岸，同样大受欢迎。那里，自称“卖猪仔”到美国金山的中国劳工及其后代也不例外。他们把这种便携的美食作为礼物带回家乡（他们大多数来自福建和广东）。于是，便产生鱼皮花生，以及一个误会。

 

一日一苹果

  

“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注重健康的人和不注重健康的人都应该听说过这个健康忠告。它其实是对与英语谚语“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的翻译（请留意，原文的“day”与“away”押韵，而译文的“果”与“我”同样押韵，意和韵都比较“到位”）。

据考证，早在1860年代，威尔士就流传这样一种说法：“Eat an apple on going to bed, and you’ll keep the doctor from earning his bread”。意思是，“吃个苹果再睡觉，不让医生挣面包”（鄙人的译文也“到位”吧）。后来，这个民间智慧得到英国医学界的认可。当然，医生并不希望挣不到面包，于是精心修饰一番，将之改为流行至今的“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啦。新谚语简明扼要、朗朗上口，无疑是更胜一筹的。

苹果是蔷薇科苹果属植物的果实，原产于中亚地区的山区，大约四千年前开始由野生转向栽培，与人类的关系变得非常密切而微妙。

只是，在美好的想象世界里，苹果却有那么一点点邪恶的味道。

在格林兄弟所搜集的童话中，嫉恨的王后试图用一个毒苹果谋杀美丽而单纯的白雪公主。

瑞士民间传说，阴险的总督将一个苹果放在威廉·退尔儿子的头顶，以考验抗暴英雄的箭术。

根据《圣经》所载，亚当和夏娃抵挡不住蛇和苹果的诱惑，最终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然而，我们要感激这种无脚的爬行动物，没有它，阿尔布莱希特·丢勒的《亚当与夏娃》也不会照亮北方的长夜。

希腊神话的帕里斯将“献给最美者”的金苹果判给阿佛洛狄忒，从而招致特洛伊的覆亡……然而，我们要感激这个好色的王子，没有他，荷马史诗不会沿着历史长河漂流近三千年之久，停泊在你的书架。

相反，在丑陋的现实世界里，苹果却可以开出异常漂亮的花朵。

伊萨克·牛顿被苹果砸中（或者，砸不中）后，悟出万有引力。不管真实与否，其传奇色彩一直感染很多人，包括斯蒂夫·乔布斯。他的公司之所以叫苹果就是因为牛顿，早年的商标也呈现这一点稀有的灵光。

个别极度注重健康的读者可能已经对本文极度不耐烦了。“快说！到底苹果是不是有益健康？到底‘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的说法对不对？”

啊，其实与17世纪“一日五十杯茶”的建议相比，“一日一苹果”已经是一个跨度极大的进步了。它确实是有一丁点道理的。现代科学已经证实苹果含有丰富的营养，对身体有一定的好处……只是，假如一天吃一个苹果真的可以叫那些可恶的医生滚出世界尽头，医生的配偶早就用吃苹果的方法解决纷争，而不需要为财产分割而吵出心脏病风险了。总之，苹果换不到健康，也别妄想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医生。医生就跟亲戚、害虫、疾病一样，不时打扰，挥之不去，至死方休。

 

病入膏肓之后

  

春秋时代的晋国君主姬据，在位十九年，战绩彪炳，包括降服狄人、大败齐国、抗衡强楚、翦除赵氏一族等等，故而荣获“景公”这个谥号。

对中国历史有所认识的朋友一定知道，但凡谥号中有个“景”字的帝王，一定是好东西。按常理，晋景公也应该以“英明领袖”的姿态在史册里傲视群雄才是。然而，历史却充满黑色幽默。这个君主最为后人所谈论的，不是在世的功绩，而是离世的方式。一切，啊，从病入膏肓开始。

首先声明，以下内容虽然充斥迷信成分，看似荒诞不经，却是出自严肃的史书《左传》，凿凿可据的。至于“含真量”有多少，读者请自行鉴察。

话说，公元前581年，晋景公某夜梦见被他诛杀的赵氏的鬼魂（而根据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晋景公不是梦见，而是确实撞到鬼），从此抱恙，遂派人到秦国求医于医缓。当夜，他又做了另一个古怪的梦。两个小孩从他的鼻孔跳出，其中一个说：“秦国医缓乃当世名医，用药必定伤及我们，要逃跑吗？”另一个说：“不用怕，我们躲在肓之上、膏之下，他就无可奈何了。”在中国古代医学上，心尖脂肪谓之“膏”，心脏和隔膜之间谓之“肓”。

医缓随后赶至，诊脉后叹惜道：“此病已入膏肓，既不可以灸攻，又不可以针达，即使用药之力，亦不能及。”一言以蔽之，我无能为力了，你等死吧。晋景公倒是很豁达，大赞医缓医术高明，并赠以厚礼。后人常用成语“病入膏肓”，除了指疾病无法医治之外，也比喻事情严重到了不可挽救的程度，就像当今某强国……

成语故事通常讲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最后的一句是：不久，晋景公便一命呜呼了。

顺便提醒一下，有些版本张冠李戴，将“病入膏肓”戴到扁鹊和齐桓公的头上。顺便再提醒一下，历史上有两个齐桓公，一个叫姜小白，一个叫田午。与扁鹊相遇的是后者，而他在《韩非子》中又被称作蔡桓公……什么？一头雾水？一头雾水也要记住，因为历史试卷的出题者刁钻无比，总在你最头痛的地方下手。

在晋景公病入膏肓之后、一命呜呼之前，还有一场好戏，不容错过。

先交待一下前头。在医缓诊病之前，晋景公也召本国巫师桑田巫为其占卜。巫师言之尝不到新麦。可是，不到一个月便有新麦献上。晋景公嘲弄一番后，将巫师斩杀。然后，就在新麦即将送入嘴巴之际，突如其来，腹部翻腾，急需大解。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如厕中，他竟失足坠入粪坑，溺死。

惨象实在令人不敢想象。想必失足者也尝试呼救，只是一张嘴，稠糊的粪水便涌入……唉，晋景公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死得最窝囊的帝王。晋代大将桓温曾经说过，“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如果“遗臭万载”的“臭”字不是指名声之恶，而是真正的气味，那么真正遗臭万载的，恐怕晋景公认第二，也没人敢认第一。

 

约伯的安慰者

  

《圣经·旧约·约伯记》记载了上帝最任性的行为。为了与魔鬼打赌，祂竟然拿最忠诚的仆人做赌具。当然，有幸成为上帝的赌具的，无论是约伯，还是后来的浮士德，结局都不错。

事情是这样的。约伯对上帝十分虔诚，因而被赐予家财万贯，外加七子三女，成为地方上极具名望的富豪和义人。可是，魔鬼撒但却怀疑约伯的虔诚只不过是出于自私的动机，一旦觉得无利可图，他便会抛弃上帝。上帝接受这场赌局，让约伯的幸福在顷刻之间灰飞烟灭——财产尽失，子女全死，全身还长满毒疮，痛苦不堪。然而，约伯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初衷。撒但输了，上帝大悦，再赐予约伯全新一批七子三女，财产加倍，寿命增至一百四十岁。

在这个故事中，还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配角值得一说。

 

约伯的三个朋友是提幔人以利法、书亚人比勒达，和拿玛人琐法。他们听见了约伯所遭受的种种灾祸，决定一同去探望他，安慰他。 （摘自《圣经》现代中文译本）

 

可是，这三位朋友的安慰不但产生不了任何预期的效果，反而令约伯更加苦恼。

与其说安慰，不如说是开启了一场颇为深刻的哲学辩论。概括起来，三人论述的是传统的宿命论思想，认为一切咎由自取，福有攸归，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约伯之所以有今日，肯定曾经有过什么不为人知甚至连自己也不知道的过错。他们建议约伯静思己过，诚心忏悔，争取上帝宽恕。

面对这样的“安慰”，可怜的约伯既悲又愤。他不断申辩，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至于上帝为什么降下如此大的苦难，他不明白，也觉得很不公平，但是仍然相信和敬奉上帝。

最后，上帝通过旋风责备约伯和约伯的三个朋友：渺小的人类试图把握上帝的意志注定是徒劳的（人类怎会猜到这是一场赌局）。你们不要胡乱猜测，只要相信就好。

结局皆大欢喜（除了撒但和约伯的第一批子女），上帝赢了赌局，约伯获得更大的幸福，三个朋友也上了宝贵的一课，还亲历神迹，足以炫耀一辈子了。

还不止这些，三人还成为一款楷模。后来人们用“约伯的安慰者”（Job's comforter），借指那些试图安慰别人却毫无效果甚至适得其反的人。

现代社会生活紧张，压力巨大，寻求安慰的人越来越多。然而，提供安慰的人之中却十有八九是约伯的安慰者。为什么会这样？公平地说，除了安慰者的技巧有待提高之外（大多数采取和稀泥的方法，以为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寻求安慰的人也有一定责任。以鄙人的观察，一部分寻求安慰的人并非真的需要安慰，他们更多的是需要一个人形对象宣泄负面情绪。充当这个角色的人其实不需要提供任何意见，做一个合格的聆听者便足够。

对鄙人而言，聆听是非常乏味的事情，聆听乏味的事情就是双重乏味的事情。所以，鄙人宁愿做一个约伯的安慰者……不想痛不欲生的话，请移玉步。

 

图书猎人

 

这个世界上，有爱读书的人，也有爱藏书的人。爱读书的人通常都爱藏书，但是爱藏书的人却未必爱读书。藏书而不读书的人，就像收藏唱片却不听音乐，就像购买名画然后深锁在保险库里，实际上是爱其形式而不爱其内容……不，甚至爱其形式都说不上，他们爱的是形式和内容之外的价格，以及升值的潜力。以下便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历史上第一个自称“图书猎人”（book hunter）的家伙，是美国人A·S·W·罗森巴赫（A. S. W. Rosenbach）。他在1936年出版的自传《一个图书猎人的假期》中有一句著名（或者臭名昭著）的话：

“搜集图书是最令人兴奋的玩乐，仅次于爱情。”

原文所用的字眼是“sport”，在当时的美国，是指游戏、娱乐、消遣、玩耍，多于体育运动。况且，有爱情作参照物，加上说话者本人那过度炫示的花花公子生活，鄙人将之译为“玩乐”，一点都没有冤枉他。退一步说，就算他视搜集图书为体育运动，也不见得有多高尚。

罗森巴赫据说在大学期间已经对书籍发生浓厚兴趣，但不是阅读，也不是收藏，而是倒卖。他的第一单生意便令同行和拥趸佩服得五体投地——以3.6美元购入萨缪尔·约翰逊博士的小册子《在德鲁里径剧院重开典礼上的演讲》的初版，其后炒到5000元，升值近1400倍。尝到这个特大甜头，他自然在图书猎人和超级炒家的路上走得更远。

所谓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暴发户。从19世纪后期开始，到20世纪初期的大萧条为止，美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马克·吐温讽之为“镀金时代”），一群缺乏文化和品味的暴发户冒了出来。为了假装不缺乏文化和品味，暴发户急需一批艺术品和书籍装饰家居。罗森巴赫看准时机，到欧洲大肆搜刮，其粗暴的方式令当地人十分反感，斥之为“侵略者”。

罗森巴赫在炒书的同时，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藏书库——应该叫仓库更为合适。藏书的目的当然是待价而沽。直到临终前，他才意识到是时候发财立品、回馈社会，于是在所在地费城建造一座罗森巴赫博物馆及图书馆，向公众展出所有藏品。最珍贵的要数詹姆士·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手稿、乔治·华盛顿的亲笔信和古腾堡《圣经》等等。我想，一定有人在这样的文学氛围立志成为一名作家。

怎么评价罗森巴赫这个人？想想读者手不释卷、废寝忘餐的热情，想想作家苦心孤诣、“一吟双泪流”的孤寂，罗森巴赫一手制造后来席卷全球的、令人望之心寒的炒书飓风，实在可恶。然而他的贪婪却无意中拯救了不少有可能毁于两次世界大战战火的珍品。也许安·兰德是对的，在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私的动机在客观上能够产生利他的结果。好吧，我等就只好自私地埋首书堆，“两耳不闻窗外事”，你炒你的，我读我的。

 

Rosenbach Museum & Library

口袋书

  

1924年，钢琴销售员理查德·西蒙（Richard Simon）与汽车杂志编辑麦克斯·舒斯特（Max Schuster）在纽约合伙创立出版公司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商标取自让—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的画作《播种者》。将图书出版比作撒播种子，真是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也是一份非常典雅的艺术情怀。可惜，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他们一开始只能依靠出版填字游戏获取利润。直到1939年，转折点才出现。其种子，却是在1935年种下的。

在1935年之前，平装书是粗制滥造的通俗（甚至低俗）读物的代名词。但是自从英国的企鹅丛书问世之后，它的形象便发生很大变化。人们惊喜地发现一分钱也可以有超过一分的货，企鹅以价廉物美的平装书创造双赢局面——出版社获利、读者高兴。

1939年，受企鹅丛书启发，西蒙与舒斯特推出口袋书。顾名思义，口袋书是在平装书的基础上进一步裁剪，以适合装进衣服的口袋里。也就是说，便携为最大卖点。

第一套口袋丛书共有10种，每种印数一万册，单价25美分。这套书包括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威廉·莎士比亚的《五大悲剧》、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罗杰·阿克罗伊德谋杀案》、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等等。阵容不弱，战绩大大出乎两位老板的预料。不断再版再版再版，不到一年，售出超过150万册。西蒙与舒斯特声名鹊起，从此跻身六大出版社之列，与企鹅和兰登书屋并肩。

我们不会忘记，口袋书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散发独特的气息。摇滚迷、民谣迷、嬉皮士、垮掉的一代、东方宗教狂热分子等等，挤上一列列横跨美国大陆的火车，参加数之不尽的盛宴。偶尔有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在躲过检票员之后，惊魂甫定，从生出多处裂口的牛仔裤的裤兜掏出一本皱巴巴的口袋书，把艰苦的处境和迷茫的未来暂时抛诸脑后。他也许还没有察觉，坐在对面的乡村姑娘也正在读着同一本书呢。当四目交投，一段情缘便从一本书开始。

21世纪，电子书兴起对出版业的打击极大，口袋书首当其冲。那是因为，口袋书的收藏价值远远不及精装书和部分装帧精美的平装书，而其便携性又比不上同样可以装进口袋但是更轻、更薄、更时髦的“kindle”。毕竟时代不同了。当年偷乘火车的年轻人，如果没有死于酗酒或嗑药，现在也差不多80岁了。那本皱巴巴的口袋书，那次浪漫的邂逅，也许已随圣弗朗西斯科的落日，沉入幽暗的太平洋。

 

新生，永恒的诗句

  

贝阿特丽采（Beatrice）在26岁风华正茂之年撒手人世。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花了三年时间（1292～1295）完成《新生》（La Vita Nuova），以此寄托哀思。

这是一部特别的著作，作者以散文加诗歌的形式，重温相遇、眷恋、哀恸与超升的过程。这段爱情虽然没有在现实世界开花结果，腼腆的但丁却从此获得新生；又因为这部《新生》，贝阿特丽采得以摆脱凡俗之躯，从一个佛罗伦萨女子变成文艺世界里其中一位最著名的缪斯。正如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诗句，“你将在永恒的诗句中长存”。假如在人生的中途、在黑暗的森林迷了路，而豹、狮和狼又忽然从前方跳出，并步步进逼，这个时候，我们是多么渴望贝阿特丽采会听到我们的呼叫啊！

无论字数还是印数，《新生》都远远不及但丁的代表作《神曲》（Divine Comedy）。然而，它至少有两个方面不容历史忽视。

第一，《新生》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的偏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拉丁语是欧洲的“官方语言”。民间使用的语言如意大利语则视为粗鄙的、不能成文的。但丁却以优美的文笔揭示了一个真理：优雅与否的关键不在语言的种类，而在使用者的才能。正是由于但丁打破枷锁，同样被视为粗鄙的英语便产生伟大的莎士比亚戏剧。

第二，《新生》给后世的诗人很大的启发。书中的每首诗都有比较详细的解释，比如，为什么采取这种格律、为什么编造这个意境、为什么使用这样的比喻等等。除了一些必要的说明之外，一般来说，诗人和艺术家解释自己的作品总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更有甚者，是一种令人讨厌的说教。不过，但丁是例外，正如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也是例外。文森特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说明自己的创作意图和过程，我们读起来感到十分亲切，而且很有启发性。《新生》也是如此。

我不懂意大利语，只能通过译本领略但丁的风采。有些人断言诗歌一经翻译便会变质，甚至死亡。虽然对绝大多数诗歌翻译不甚满意，但是我不能苟同这种说法。优秀的译者是可以胜任的。比如我手头上的这个英译本（New York Review Books，2002）就百分之百值得信赖。它出自另一个但丁——但丁·加百列·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之手（初版1861年）。因为罗塞蒂也是诗人，诗人与诗人之间，总存在着某种无法用言语表述的默契。

字里行间，我能够窥见但丁的哀恸，同时也能够窥见罗塞蒂因为但丁的哀恸而搁笔拭泪的停歇。两位诗人，跨越五百六十多年时光的联结，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彩。这光彩，又在一百五十多年之后，映入另一个诗人激动的眼帘，凝结成点点泪珠。这，就是“永恒的诗句”。

 

我们的恐惧

  

据说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读了叶甫根尼·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的《我们》之后，反应甚为激烈，怒斥其“糟糕得可怕”，像“老处女的愤怒”，“又干又冷”。

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作为首席御用文人，有幸坐到老大哥的脚边，高尔基自然需要适时呵一口气，为主子擦擦鞋。于是，我们便听到上述那一阵“糟糕得可怕”的吼叫。遗憾的是，他吼得似乎有点昏了头，侮辱了文学的同时也侮辱了女性，自暴其思想之污秽。

还好，同一个人，尚算良心未泯。正是由于高尔基的求情，斯大林（Joseph Stalin）才放那个“反动作家”一条生路，将快要被活活饿死的扎米亚京驱逐出境。

小说《我们》在1921年完成，当即被新成立的国家出版委员会（苏联的审查部门）裁定为“反动文学”，成为苏联历史上第一部被禁的文学作品（直到1988年才解禁）。幸运的是，扎米亚京通过秘密渠道将手稿走私到美国，再由精神分析学家格雷戈里·齐尔伯格（Gregory Zilboorg）翻译成英语，于1924年在纽约出版。小说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被誉为早期反乌托邦小说的佳作，对日后的同类作品例如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妙的新世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和雷·布雷德伯里（Ray Bradbury）的《华氏451》等等产生一定影响。

每一部反乌托邦小说都呈现不同的恐惧。《我们》的恐惧就在于，每个人的名字都变成一个编号。主人公叫“D-503”，他最要好的友人叫“R-13”，他恋慕的女性叫“I-330”……名字，代表一个人的自我。不容许名字存在的，只有集中营、监狱和这个“一国”（One State）。一国，一个“伟大”的国家，地球上唯一的国家。在里面，没有“我”，只有“我们”。所有人都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化学食品，住同样的玻璃房间……玻璃房间，也就是说，人不但没有自由、没有权利、没有尊严，甚至连最基本的隐私都没有，任何行动都只能在他人的眼皮底下进行，只有性生活才准许拉上帘幕一会儿。对了，自由恋爱是非法的，性爱对象必须由国家配给（如果你不掌握走后门的“艺术”，那就只能祈求运气不要太坏了）。而统治着这个国家的是一个声称由全体一致通过并且永不更换的“大恩人”（你也可以称他“老大哥”、“总书记”、“英明领袖”什么的）。

很明显，这部小说的矛头直指极权主义。不太明显的是，它也指向科学主义。作者暗示，科学的发展不一定使人类生活得更好，相反，当它被坏人利用，当它与极权主义结合，就会造成难以预计的灾难和不幸。

从21世纪回望过去，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那惊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不要忘记，当年苏联才诞生那么几年，其精美的包装和强大的宣传效力使世界各地很多天真的人都垂涎三尺，欢呼它为人类社会制度的样板呢。这部小说实在令老大哥无比难受。苏联标榜为最民主的政体，而小说讽刺的是极权政体。苏联禁止此书，岂不是暴露自己是假民主、真极权？然而不禁止的话，老大哥又会浑身上下很不舒服。最后，还是禁了。

《我们》虽然逃往外国出版，依然触怒斯大林。扎米亚京因而遭受多年迫害，到1931年才获准流亡国外。1937年，相传他在巴黎欣赏莫杰斯特·穆索尔斯基（Modest Mussorgsky）的歌剧时心脏病发去世。53岁，正值一名作家的壮年，他的死令人惋惜。但是，死在自由的空气中，死在艺术的氛围里，比在《我们》的恐惧中寿终正寝幸福得多。

 

黎明前最黑暗

  

While I'm far away from you, my baby,

I know it's hard for you, my baby,

Because it's hard for me, my baby,

And the darkest hour is just before dawn.

 

美国民谣摇滚组合“妈妈与爸爸”（The Mamas & the Papas）的 Dedicated to the One I Love（献给我爱的人）在1967年成为大热金曲。其中一句歌词“The darkest hour is just before dawn”（最黑暗的时刻就在黎明前）也随之成为名句。它，以及相似的“It is always darkest before the dawn”（黎明前总是最黑暗的），直到今天依然常被引用，包括电影中的蝙蝠侠。

不过，科学家已经指出，“黎明前最黑暗”并不符合客观事实。根本就不存在具体的最黑暗的时刻，换句话说，夜晚的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成为最黑暗的时刻。

那么，为什么人们一直以讹传讹？可能是都想当然地以为，在月亮下山、太阳出来之前，天空失去任何发光体，肯定就是最黑暗的时刻了。可是，只有满月的时候月亮才会在黎明前消失，而在残月至新月的日子，几乎整个夜晚都没有月亮。

当然，这可不是“妈妈与爸爸”的责任，因为他们不是原唱者。原唱者是 R&B 组合“5皇家小子”（The "5" Royales ）。尽管他们那1957年的录音吸引不到多少歌迷。

这也不是“5皇家小子”的责任，虽然组合成员罗曼·保令（Lawman Pauling）与朋友拉尔夫·贝司（Ralph Bass）是这首歌的创作者，但是当中的那句名句并非原创，只是借用。

借用谁？谁才是原创者？这个人是17世纪的英国牧师、历史学家，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富勒以流畅的文笔和睿智的幽默见称，尤其得到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的推崇，包括查尔斯·兰姆和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等。

在其1650年出版的《一座毗斯迦山——巴勒斯坦的风景》（一部介绍《圣经》中的地理知识的著作）中，他感叹道：“It is always darkest just before the day dawneth.”（黎明前总是最黑暗的）。

如前文所述，富勒的陈述不符合客观事实。可是，科学没有摧毁它，甚至没有削弱它。因为除了物理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崇高的精神世界。

难道这句话不是一个隐喻吗？难道“黑暗”不能是一种心理现象吗？试想想，当一个人历尽千辛万苦后仍然看不见路的尽头，又或者熬过一整夜仍然身处黑暗中，此时此刻，身体的力量差不多消耗殆尽，而空虚、寂寞、寒冷等负能量趁机像洪水一样汹涌袭来，要把人的精神彻底冲垮。“放弃吧！放弃吧！”魔鬼的声音响彻云霄……富勒就好比厄俄斯的使者，适时出现，提醒我们，这是最艰难的时刻；同时鼓励我们，坚持下去，胜利就是前方！

而波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则使用另一个隐喻阐述相同的道理：“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是的，不远了。

 

youtube: The Mamas & the Papas - Dedicated to the One I Love

记住，你终会死去

  

现在，夸耀吧，死神，你已经占有一个绝代佳人。

                                 ——威廉·莎士比亚，《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

 

有心理学家指出，流行巨星站在炫目的聚光灯下，接受万人喝彩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不朽的神。然而回到黯淡而冷清的后台之后，他才发觉自己终究不是神。巨大的反差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令部分人难以招架。而魔鬼往往乘虚而入，向他们张开双臂。于是乎，酒精和毒品，沉沦、陨落和早逝，一幕幕悲剧，在乐坛和演艺界不断上演。

古罗马人早就十分清楚这种情况，并且学会运用斯多葛主义哲学化险为夷。据说，将军进行凯旋游行的时候，会安排一个人站在身后，不时在耳边提醒：

记住，你只是凡人；

你终会死去；

你的丰功伟绩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今日你在顶峰，明日可能跌落深谷……

后来，一个影响深远的拉丁成语形成——“memento mori”，意思是“记住死亡”，或者，“记住，你终会死去”。

西方人从不忌讳（印度人、日本人亦如是），死亡的影像飘荡在西方文学、艺术、音乐和建筑之中。这样做不是为了使人产生恐惧，而是提醒人珍惜短暂的生命。

我很小就开始思考死亡，无奈生活在一个极度迷信的环境，疑问和感慨都不敢说出口，只好埋首书堆，寻找慰藉。记得当我读到米歇尔·德·蒙田的那句“学哲学，是要学会怎样去死”的时候，恍如隔世，仿佛在乐章与乐章之间的停顿中，窥见作曲家的泪光。而第一次看到“memento mori”这句拉丁语的时候，也产生空寂的感觉。不过，那次不是通过书籍，而是歌曲。

日本摇滚乐队 Mr. Children 的单曲「花 -Mémento-Mori-」在1996年成为日本榜2周冠军。据主唱樱井和寿自述，他是读了摄影师藤原新也的摄影、随想集『メメント・モリ』（1983年日本初版，而英译本 Memento-Mori 在2008年出版）之后深受感动，便以书名为副标题、以生活和死亡为主题、以花为歌名和隐喻，创作了这首歌。当年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也深受感动。

 

不服输、不枯萎，做一朵笑着盛开的花

当迷失于自己的时候，将收集起来的风，放向天空

 

副标题“记住，你终会死去”没有在歌词里出现，然而它的意义却贯彻始终。这首歌以一个与古罗马将军不同的角度展开阐释——它除了提醒古罗马将军不要被浮艳的虚名所迷惑，也提醒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不要被庸碌的日常所掩埋。

 

画出最大的梦想

就算被人嘲笑为鲁莽也好

就算注定最终会消散也好

就算背负更多的风险也好

 

爱与梦想。

美与生活。

我又一次想到文森特·梵高的花。画出这些美丽的、热情的花朵的艺术家，却一生活在匮乏、病痛和庸人那委琐的嘲笑声中。

他说：“为了绘画，我置生命于危险的境地。”

此刻的我，深呼吸，将收集起来的决心，放向天空。

 

youtube: Mr.Children 「花 -Mémento-Mori-」 MUSIC VIDE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