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读了叶甫根尼·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的《我们》之后，反应甚为激烈，怒斥其“糟糕得可怕”，像“老处女的愤怒”，“又干又冷”。
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作为首席御用文人，有幸坐到老大哥的脚边，高尔基自然需要适时呵一口气，为主子擦擦鞋。于是，我们便听到上述那一阵“糟糕得可怕”的吼叫。遗憾的是，他吼得似乎有点昏了头，侮辱了文学的同时也侮辱了女性，自暴其思想之污秽。
还好，同一个人，尚算良心未泯。正是由于高尔基的求情，斯大林（Joseph Stalin）才放那个“反动作家”一条生路，将快要被活活饿死的扎米亚京驱逐出境。
小说《我们》在1921年完成，当即被新成立的国家出版委员会（苏联的审查部门）裁定为“反动文学”，成为苏联历史上第一部被禁的文学作品（直到1988年才解禁）。幸运的是，扎米亚京通过秘密渠道将手稿走私到美国，再由精神分析学家格雷戈里·齐尔伯格（Gregory Zilboorg）翻译成英语，于1924年在纽约出版。小说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被誉为早期反乌托邦小说的佳作，对日后的同类作品例如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妙的新世界》、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和雷·布雷德伯里（Ray Bradbury）的《华氏451》等等产生一定影响。
每一部反乌托邦小说都呈现不同的恐惧。《我们》的恐惧就在于，每个人的名字都变成一个编号。主人公叫“D-503”，他最要好的友人叫“R-13”，他恋慕的女性叫“I-330”……名字，代表一个人的自我。不容许名字存在的，只有集中营、监狱和这个“一国”（One State）。一国，一个“伟大”的国家，地球上唯一的国家。在里面，没有“我”，只有“我们”。所有人都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化学食品，住同样的玻璃房间……玻璃房间，也就是说，人不但没有自由、没有权利、没有尊严，甚至连最基本的隐私都没有，任何行动都只能在他人的眼皮底下进行，只有性生活才准许拉上帘幕一会儿。对了，自由恋爱是非法的，性爱对象必须由国家配给（如果你不掌握走后门的“艺术”，那就只能祈求运气不要太坏了）。而统治着这个国家的是一个声称由全体一致通过并且永不更换的“大恩人”（你也可以称他“老大哥”、“总书记”、“英明领袖”什么的）。
很明显，这部小说的矛头直指极权主义。不太明显的是，它也指向科学主义。作者暗示，科学的发展不一定使人类生活得更好，相反，当它被坏人利用，当它与极权主义结合，就会造成难以预计的灾难和不幸。
从21世纪回望过去，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那惊人的洞察力和判断力。不要忘记，当年苏联才诞生那么几年，其精美的包装和强大的宣传效力使世界各地很多天真的人都垂涎三尺，欢呼它为人类社会制度的样板呢。这部小说实在令老大哥无比难受。苏联标榜为最民主的政体，而小说讽刺的是极权政体。苏联禁止此书，岂不是暴露自己是假民主、真极权？然而不禁止的话，老大哥又会浑身上下很不舒服。最后，还是禁了。
《我们》虽然逃往外国出版，依然触怒斯大林。扎米亚京因而遭受多年迫害，到1931年才获准流亡国外。1937年，相传他在巴黎欣赏莫杰斯特·穆索尔斯基（Modest Mussorgsky）的歌剧时心脏病发去世。53岁，正值一名作家的壮年，他的死令人惋惜。但是，死在自由的空气中，死在艺术的氛围里，比在《我们》的恐惧中寿终正寝幸福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