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钢琴销售员理查德·西蒙（Richard Simon）与汽车杂志编辑麦克斯·舒斯特（Max Schuster）在纽约合伙创立出版公司西蒙与舒斯特（Simon & Schuster），商标取自让—弗朗索瓦·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的画作《播种者》。将图书出版比作撒播种子，真是一个十分贴切的比喻，也是一份非常典雅的艺术情怀。可惜，理想很美好，现实却很残酷，他们一开始只能依靠出版填字游戏获取利润。直到1939年，转折点才出现。其种子，却是在1935年种下的。
在1935年之前，平装书是粗制滥造的通俗（甚至低俗）读物的代名词。但是自从英国的企鹅丛书问世之后，它的形象便发生很大变化。人们惊喜地发现一分钱也可以有超过一分的货，企鹅以价廉物美的平装书创造双赢局面——出版社获利、读者高兴。
1939年，受企鹅丛书启发，西蒙与舒斯特推出口袋书。顾名思义，口袋书是在平装书的基础上进一步裁剪，以适合装进衣服的口袋里。也就是说，便携为最大卖点。
第一套口袋丛书共有10种，每种印数一万册，单价25美分。这套书包括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威廉·莎士比亚的《五大悲剧》、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罗杰·阿克罗伊德谋杀案》、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等等。阵容不弱，战绩大大出乎两位老板的预料。不断再版再版再版，不到一年，售出超过150万册。西蒙与舒斯特声名鹊起，从此跻身六大出版社之列，与企鹅和兰登书屋并肩。
我们不会忘记，口袋书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散发独特的气息。摇滚迷、民谣迷、嬉皮士、垮掉的一代、东方宗教狂热分子等等，挤上一列列横跨美国大陆的火车，参加数之不尽的盛宴。偶尔有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在躲过检票员之后，惊魂甫定，从生出多处裂口的牛仔裤的裤兜掏出一本皱巴巴的口袋书，把艰苦的处境和迷茫的未来暂时抛诸脑后。他也许还没有察觉，坐在对面的乡村姑娘也正在读着同一本书呢。当四目交投，一段情缘便从一本书开始。
21世纪，电子书兴起对出版业的打击极大，口袋书首当其冲。那是因为，口袋书的收藏价值远远不及精装书和部分装帧精美的平装书，而其便携性又比不上同样可以装进口袋但是更轻、更薄、更时髦的“kindle”。毕竟时代不同了。当年偷乘火车的年轻人，如果没有死于酗酒或嗑药，现在也差不多80岁了。那本皱巴巴的口袋书，那次浪漫的邂逅，也许已随圣弗朗西斯科的落日，沉入幽暗的太平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