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wn

  

有这样一个英语笑话：

 

How do you get down from a camel?

You don’t. You get down from a duck.

 

听到第一句问话，我想，几乎99.99％的人都按照惯常思维理解为“你怎样从一匹骆驼下来？”如果这样理解，那么第二句答话就会令人相当困惑。“你不可以，你从一只鸭子下来”。摸不着头脑吗？那你就摸不到这个笑话的笑点了。

其实，这个笑话是利用歧义制造幽默。笑点就在“down”字之上。

Down，除了通常的“向下”的指示之外，还有一个含义是“羽绒”。羽绒，当然不能从一匹骆驼身上得到，但是可以从一只鸭子身上得到。

羽绒，严格一点应该叫绒羽，是生长在鸟类外层正羽毛下面的纤细羽毛，因而叫“down”。这种绒羽，在雏鸟身上一目了然。

人类可能很早就学会利用羽绒取暖，但是羽绒作为大宗商品进行交易，则是四百年前才有的事情，荷兰商人从俄罗斯采购羽绒，再卖到欧洲各地。也就是说，17世纪之后羽绒服、羽绒被和羽绒枕头等羽绒制品才较为常见。

当然不是任何鸭子的羽绒都受人类欢迎。优质的羽绒有时候可遇不可求，价格自然不是普罗大众可以消费得起的。更糟糕的是，以前人类获得羽绒的办法是大开杀戒，这样导致一些鸭子种类濒临绝种，甚至已经绝种。还好，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不再需要如此血腥如此残暴了。有专业的采集者到野鸭巢采集遗留的羽绒。一些鸭鹅也会被有规模地饲养，然后定期拔掉它们身上的羽绒。可是拔毛不像剪羊毛，会造成动物痛苦。很多爱护动物团体在大声疾呼禁止貂皮大衣之余，也为鸭子发发声。不过嘛，我觉得做事不应该太极端，非洲象的数量在象牙禁运之后不增反降就是一例。奉行“君子爱毛，取之有道”之道才是正道。所以，如果你的衣柜内有一两件羽绒服，也不必在良心上过意不去。在寒冷的天气，羽绒服是很有作用的。

羽绒比丝绵轻盈，比皮毛人道，保暖性能又非常好，在寒冷季节进行户外活动的人又怎能不爱上它呢？虽然是借来的羽毛，但是只要穿得好看，就会散发伊卡洛斯的凄美。哦，我要不要买一件呢。不过我对鸭子有特殊的感情，如果科技发达到可以“get down from a camel”，那就好了。

 

跑步机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面目可憎。尤其是在所谓“单位”工作的时候，虽不至于像同僚那样脑满肠肥、大腹便便，但是在大吃大喝之下，身材略显圆润。为了自我救赎，我不惜动用存款购买了一台跑步机。

跑步机似乎很适合时尚而又健康的城市人。足不出户做有氧运动，同时可以享受多种室内娱乐，比如看电视、听音响、打瞌睡等等。这些趣味使向来做事只有三分钟热度的我，竟然在跑步机上坚持了五分钟之久。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跑步机在代表阳光、活力、正能量之前，有一个阴暗的过去。这机器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不是为了给人塑造体型和增强体质的，而是——你很难猜中——为了惩罚囚犯。

1818年，英国伯里·圣埃德蒙兹监狱率先使用由机械工程师威廉·卡比特（William Cubitt）发明的跑步机。据称强迫囚犯在跑步机上活动可以消除他们根深蒂固的惰性。于是，跑步机成为英国监狱的必备设施。直到1898年，才在人道主义呼声之下，彻底取缔。

很不幸，蒙受冤狱的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成为跑步机上最后一批受害者之一。

也许有人不明白，同样在跑步机上跑步，到底是锻炼还是折磨？为什么有人得到快乐，有人却感到痛苦？这就是自愿与被迫的分别了。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在《地下室手记》中描写一种狱中酷刑：叫囚犯把一堆木头从A处搬到B处，再由B处搬到A处，不断往返重复。最后，很多囚犯发疯。这种酷刑之所以残酷，不是加诸肉体，而是精神。一个人重复做着毫无意义的动作，对精神是一种摧残。不断推巨石的西绪福斯之所以没有发疯，与其说他是异于常人的神话人物，毋宁说是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为他创造了新的意义——无意义的意义。

然而，存在主义（包括荒谬主义）毕竟不是唯美主义。不是唯美主义者，就不可能体会唯美主义者的忧伤——除了美，一切都毫无意义。

王尔德以及王尔德的艺术，有点像他笔下那朵用夜莺的生命换来的红玫瑰，当没有“用”之后，被人丢弃路旁，还被一辆马车无情地碾过。在无情的社会、丑陋的监狱，敏感的心灵被碾过，再也没有恢复健康……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我将跑步机送人。不久，我便辞掉所有讨厌的工作。非常感谢王尔德，帮助我发现人生的意义。其实，我并不可憎。

有魅力而不自恋是违反人性的。每当想到过去长时间违反人性，我便羞愧难当。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啊。

 

最强辣椒

  

川菜辣还是湘菜辣？偶尔听到人们争论这个问题。对于吃一口板酱鸭都会流鼻血的人来说，无论川菜还是湘菜，都跟毛里塔尼亚一样遥远。

不过，一年之中有那么几分钟，这个吃板酱鸭吃出鼻血的人，大脑或者受到来自外太空的不明能量的影响，会特别渴望尝一点点辣味。这个时候，我……不，是那个吃板酱鸭吃出鼻血的人，通常会到有“辣椒标”的餐厅去。譬如味千拉面就是不错的选择，它的餐单以辣椒图标的数量表示菜式的辣度（麻辣拉面五只辣椒、泡菜拉面一只辣椒）。这样我……不，那个人，就可以根据身体状态按图索骥，而不至于在众目睽睽之下再度流鼻血了。

对一般人而言，辣味只有不辣、微辣、中辣、劲辣等几个笼统的等级。能不能像卡路里一样有比较具体的数值呢？有的，辣味的数值叫“斯科维尔指标”（Scoville scale）。它是美国药剂师威尔伯·斯科维尔制定的。

斯科维尔当时在帕克—戴维斯药厂工作。帕克—戴维斯药厂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药厂之一，现在是辉瑞旗下的子公司。辉瑞对男性幸福有不朽的贡献……哦，在此就不作探讨了。

话说在1912年，斯科维尔接受一项测量辣度的任务。严格来说，辣不算一种味道，它给人的只是烧灼和疼痛的感觉。食物之所以辣，是因为含有辣椒素。如何测量辣椒素呢？斯科维尔想出用糖水中和的办法。比如常见的青辣椒，一个单位的青辣椒辣椒素，需要500倍的糖水才能中和辣味，那就记作“500SHU”。

迄今为止，我们测出最不辣的辣物叫菜椒，SHU在0到5之间。而全世界最辣的辣物，是一种叫“辣椒X”的灯笼辣椒。它在2023年超越“卡罗来纳死神”（另一种灯笼辣椒），成为吉尼斯认证的最辣辣椒，数值高达2690000SHU。哇，我实在不敢想象，想象一下也会流鼻血。

用这个方法，我们可以测量所有川菜和所有湘菜的SHU，再取其平均值进行比较，那就知道谁更辣了。只是，到时候厨师们可能为争夺天下第一辣菜的荣誉，疯狂使用辣椒X也说不定。为免辣死一大片，还是不要再争论这个无聊的问题了。

 

辣椒X

瓶中船

  

不知道是不是贵州茅台首先推出瓶中船白酒，然后很多中国白酒厂家争相仿效，并美其名曰“一帆风顺”。

对于名称，中国人向来特别注重“三头”（彩头、意头、兆头，简称“三头”）。姑置勿论中国酒有多少是用食用酒精勾兑出来的，“一帆风顺”这酒名和酒瓶，肯定能够满足他们的胃口。然而，泡浸在酒水中的船只，只有一种解读，那就是“沉船”……啊，当我没说过。

博古架上有“一帆风顺”酒瓶的家居，肯定不是少数。这种所谓的瓶中船其实是机器制造出来的，一次成型。在我看来，它们是垃圾。

小时候我在同学家中第一次看到真正的瓶中船，感到十分吃惊。模型船是怎么通过狭窄的瓶口进入瓶子里的呢？同学的父亲说，那是亲戚从外国带回来的礼物，他也不知道是怎样做出来的。我当时只想出一种可能性，就是先有模型船，再围绕着船做玻璃瓶。

我想多了。最正宗的瓶中船的确是通过瓶口进入瓶身的。它的灵感来自18世纪中叶的欧洲修道院。不过，修士们最先做的不是瓶中船，而是“瓶中人”——将圣经人物安放在玻璃瓶中，作装饰之用。

“瓶中人”的方法很简单，但是制作过程却相当艰辛。大致上有三个工序：首先，制作人物模型；然后将模型分拆成可以通过瓶口的若干部件；最后，用长镊子和黏合剂在瓶子里重新组合。

瓶中船也是用类似的方法制造出来的，如果设计巧妙，还可以更简单（如下图）。令神职人员不太高兴的是，船只比圣经人物更受欢迎。瓶中船成为19世纪欧洲家居一种颇为常见的摆件。

但凡（乍看之下）不可能的事物，都充满神秘感，并有难以抗拒的魔力。它仿佛是不害人的斯芬克斯，向凡人发出智力挑战。跟魔术一样，观众总想发现真相，而魔术师则千方百计守护机密。“船是怎样走进瓶子里的？”听到这样的问题，工匠一定会感到很得意。

很可惜，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瓶中船不再是谜题。“船是怎样走进瓶子里的？”如果有小孩发问，大人的回答极有可能是“这是机器做出来”。

是的，机器什么都可以做出来，除了情趣。

 

露西的钻石

  

2004年2月13日，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距离地球约50光年的半人马座 V886 星，亦即编号为 BPM 37093 的白矮星，其90％为钻石。

所谓白矮星，是中小恒星的最终形态。通俗地打个比方，我们头顶的太阳目前正处于中壮年期，如果将来死去，便会变为白矮星（或者说，可能性非常高）。

BPM 37093 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1.1倍。如果把钻石取出，按市场价格每卡拉1600美元计算，它的价值大约为1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美元（16×10³⁶）。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大的钻石（只是没有人有能力拥有它）。

消息一传出，BPM 37093 便得到“Diamond Star”和“Lucy”这两个可爱的昵称，尤以后者较为流通。Lucy，出自 The Beatles 的名曲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收录在披头士1967年的专辑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之中。虽然词曲作者登记为“Lennon—McCartney”，实际上它是 John Lennon 约翰·列侬独自创作的。

在1975年的一次访谈中，列侬透露：儿子朱利安（Julian）给他看一幅在学校画的画。画中是他的女同学露西（Lucy），还有很多闪耀的星星点缀着。朱利安得意地介绍：“这是 Lucy，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露西在镶着钻石的天空。

列侬立即联想到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于是以同样天马行空的想象，即兴创作了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这首歌曲。

由于太过天马行空，缺乏想象力的人们便怀疑它并非出自正常的脑袋，而是迷幻药的产物。不巧的是，歌名的三个主词“Lucy”、“Sky”和“Diamonds”的首字母正好组成 LSD，迷幻药。迷幻药传闻越演越烈，连 BBC 都信以为真，一度禁播。

退一步说，就算艺术家真的嗑药，那他的作品就应该归功于毒品吗？如果是这样，全球几千万人吸毒，怎么不见有几千万件艺术品面世？庸人之卑贱，在于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卑贱。

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学中心的发现使这首老歌再度受到关注。露西（原姓 O'Donnell，后随夫姓 Vodden）在2005年接受BBC访问，忆述当年与朱利安画画的情景。朱利安马上与她取得联系，共话当年，还笑称露西是他儿时的情人。可惜，人间的温情是如此单薄、如此短暂。露西在2009年因为免疫系统疾病去世，终年46岁。

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言：万事有终，无物永驻。天与地、日月与星辰，都不是永恒，钻石又怎会恒久远？天空的露西，此刻发出微茫的白光。

 

The Beatles -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帽子戏法

  

在一场足球比赛中，一名球员打进三球，球迷就会说他大演“帽子戏法”（hat trick）。

为什么叫“帽子戏法”？这个奇怪的术语总令人想到魔术师的老套把戏——从一顶很高很黑看上去是空的礼帽里揪出一只白兔子（礼帽总是黑，兔子总是白，魔术师总是揪兔子的耳朵，啊，可怜的兔子）。

足球迷当然可以想当然地认为，一名球员在一场比赛中打进三球简直像魔术一样神奇，毕竟每场足球比赛的总进球数才不过两三个。是的，我承认很多足球比赛跟魔术一样假，但是“帽子戏法”并非来自魔术，也非来自足球，而是板球。

主角是板球运动的传奇人物H·H·斯蒂芬森（H.H. Stephenson）。英国前首相马卓安（John Major，又译：约翰·梅杰）在著作《不止是游戏——板球早年的故事》（他的文笔比决策好得多）中也多次提及此人。

话说，在1858年的一场比赛中，斯蒂文森以连续三个投球将对方三名击球手轰出局。这是板球运动史上的首例，至今仍然是极其稀有的情况。球迷大喜过望，给斯蒂文森戴起高帽子……是真正的高帽子。球迷现场“众筹”，买来一顶高级礼帽（那时候的礼帽非常昂贵），以表敬意。从此以后，板球场上每次出现这种超级投球，球迷都会因循旧习，赠以礼帽。久而久之，便有“帽子戏法”这种说法啦。

太有趣了。于是足球、棒球、曲棍球、冰球等运动都纷纷效仿。而最激动人心的“翻唱”版本，不是足球，而是冰球。大约从1950年代开始，当一名冰球球员在一场比赛中打进三球，球迷便会纷纷往球场投掷帽子，气氛相当炽热。如果实力不俗加上运气不差，冰球球员退役后都可以开帽店。

至于足球球员演出帽子戏法后的奖品，就差得多了。根据传统，他只可以把当日的比赛用球带回家……咦，好像与帽子毫无关系了。

 

足球，是 football 还是 soccer？

  

初学英语之时，我从不怀疑“football”就是“足球”。因为“foot＝足”；而“ball＝球”，所以“football＝足球”。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吗？就跟“apple＋pen＝apple pen”一样简单。

可是，真正的足球迷都崇洋（我还没见过真正的足球迷不识曼联、不看皇家马德里）。欧美足球比赛看多了，自然产生疑惑：为什么足球有时候是“football”，有时候是“soccer”？请教英语老师，他很老实地承认他也不知道。后来我在某英语学习月刊找到答案，它说，“soccer”美国人创造的单词，专门用来指称“英式足球”，因为他们的“football”一词已经被“美式足球”占用了。非常感谢这份月刊，它使我明白，变成铅字的东西也不一定是正确的。

事实上，“football”和“soccer”这两个单词都是英国人创造出来的。一切发生在19世纪。

那时候，地球上的 football 都是足球（别跟我说什么“蹴鞠”）。非常突然地，毫无先兆地，橄榄球从足球之中脱胎而出，并以它的诞生地拉格比学校为名，称作“拉格比足球”（rugby football）。为了更容易区分两种足球，人们把足球（圆形的）称作“协会足球”（association football）。那是因为，足球（圆形的）有个全国性协会（规范比赛规则和组织各项赛事），另一种足球（橄榄形的）当时还没有。这样区分，理论上不错，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比较令人烦恼。除了按字母数计算稿酬的作家和记者之外，没有人喜欢读和写“association football”与“rugby football”。于是，牛津大学的学生秉承爱给人起外号的学生传统，分别给协会足球和拉格比足球起了“soccer”和“rugger”的外号。

美国人引进了这两种运动和这两个外号。不过，他们很快就抛弃了足球（圆形的），专攻另一种足球（橄榄形的），同时作出适当的修改，使它符合美国人的口味。由于竞争对手已经消失，这种足球（橄榄形的）就名正言顺地叫“football”啦。

到20世纪中叶，英国足球（圆形的）运动员突然发难，明明自己玩的是正宗 football，为什么要叫“soccer”？于是发起正名运动。而另一种足球（橄榄形的）也觉得自己玩的不是足球，因为手抱球比脚踢球的次数多很多，于是把“football”字样删去，只叫“rugby”。至此，“football”真真正正“完璧归赵”啦。

还犯糊涂吗？好吧，我们总结一下。在美国，“足球”是“soccer”；“美式足球”是“football”。在英国，“足球”是“football”；“美式足球”是“American football”；“橄榄球”是“rugby”。当然，“soccer”在英国亦通用，只是使用时要做好遭足球迷鄙视的心理准备。

 

古巴战士

 

《古巴战士》，又名《革命英雄》，原名叫“ゲバラ”（格瓦拉），是日本电子游戏开发商SNK在1987年推出的产品。初时为街机版，1988年推出任天堂版。

这是一个动作加射击游戏，游戏背景是1953～1959年的古巴革命。玩家操纵当年的两个革命领袖——玩家一操纵切·格瓦拉，玩家二操纵菲德尔·卡斯特罗。两人像《魂斗罗》中的英雄组合，双闯龙潭，攻入当时统治古巴的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总部。

格瓦拉是左翼英雄、青年偶像、时代图腾，卡斯特罗形象稍逊，也拥有众多粉丝。两人的魅力，加上游戏极强的可玩性和刺激性，便所向披靡。它不但被当时的权威游戏杂志给予满分五星好评，近年还入选“电子游戏史上十大政治游戏”。据说卡斯特罗本人也沉迷这个游戏，只是对自己不是玩家一颇有微辞。

由于美国对古巴实施禁运，为了不触动美国政府的神经，也为了照顾在美国的众多古巴难民的感受，SNK对《古巴战士》的美国版作出适度修改，隐去主人公的姓名，游戏名也改为“Guerrilla War”（游击战）。显然，生意人懂得怎样最大限度地消费左胶。

我在任天堂红白机上玩过这个游戏，通过作弊手段，调出“无限复活”的秘技，总算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游戏胜利结束。然而在现实世界，推翻独裁者巴蒂斯塔的卡斯特罗却成为更大的独裁者。还好的是，现实没有“无限复活”。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在2016年觐见马克思了。

 

赵胜杀妾

  

平原君赵胜，是战国时期赵国武灵王之子、惠文王之弟。此君与齐国的孟尝君田文、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和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并称为“战国四公子”。

“战国四公子”均以礼贤下士而闻名。所谓“食客三千”，一日三餐，夜夜笙歌，门庭若市。赵胜尤以重贤轻色而名满天下、名垂千古。然而他的轻，却一点也不轻。

被轻之色，是赵胜的小妾。话说这位美人在某天看到一个正在打水的跛子，可能是其动作过于滑稽的缘故，忍不住大笑起来。跛子深感受辱，登门要求平原君砍下小妾的头颅。赵胜初时没有理会，直到庞大的食客群体走掉一半，才幡然醒悟，懊悔不已。他立刻杀掉小妾，拧着人头亲自向跛子谢罪。这样，食客们又再回来，而且来得更多。

这不是寓言故事，也不是流言飞文，而是白纸黑字的史实。司马迁的《史记》也有翔实记载。既然是史实，我们不妨管中窥豹，通过这一起耸人听闻的事件，窥探中国历史的本质。

首先，赵胜的小妾嘲笑一个人的生理缺陷，是品格低劣的表现。不过，品格低劣不是罪，就算是罪也罪不至死，完全可以通过教育使世界增加一个好人。

可是，跛子竟然“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一点受辱就要杀人解恨。可见他残的不仅仅是身体，还有灵魂。

赵胜为了一时的声望，不惜把仅有的人性也丢掉。蠢人可笑，有权势的蠢人则可笑且可恶。

那些白吃白喝的所谓贤者，都是据称或自称的有识之士。他们的“贤”，他们的“识”，还真有趣。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做缩头乌龟；对芝麻绿豆的小题，他们就大做文章，而且往往站在错误的一方。

纵观中国历史，不就是充斥这四种人吗？

 

螳臂当车

  

汉语成语“螳臂当车”，出自《韩诗外传》。主人公是春秋时代齐国国君姜光，亦即齐后庄公。话说在一次出猎途中，姜光看见一只螳螂举起双臂，意图阻挡车轮，便问车夫：“这是什么虫？”车夫答曰：“这是螳螂，总是知进不知退、自不量力。”可是庄公没有嘲笑它，反而慨叹：“如果是人，他必定是天下勇士。”遂命车夫绕过螳螂而去。

由此可见，姜光是性情中人。而性情中人通常也是性欲强人。宫中佳丽已经无法满足他的性趣，他便与大臣崔抒的妻子私通。不料被丈夫发现，怒而弑君。可怜的庄公就这样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中国从来不缺帝王，随便死掉一两个完全无伤大体。很快，姜光之弟姜杵臼继位，亦即齐景公。弑君的崔抒自然是大功臣，升为右丞相，实质掌握大权。然而齐国的太史（即史官）却不识好歹，竟秉笔直书：“崔抒杀其君。”

伟大的儒教教主孔丘指出：“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意思是说，君子担忧死后不被人称道。崔抒无疑是戴着绿帽子的君子，自然也不会容忍身后名被真话玷污，于是手起刀落，把太史干掉。这极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宗文字狱。

继任的新太史是旧太史的弟弟。若说哥哥耿直，那弟弟就是憨直。他只知道搬字过纸：“崔抒杀其君。”结果，兄弟重逢。

第三位太史，也是第一位和第二位太史的弟弟。他决定斗气到底，依样画葫芦：“崔抒杀其君。”世界上第一套俄罗斯套娃在1890年诞生……离题了？没有。崔抒遇到人肉版俄罗斯套娃（领先欧洲二千年），只好投降，没有再施淫威。太史三号得以活命，这段历史也得以流传至今。

于是乎，二千多年来，中国的儒者、文人、士大夫、知识分子等，一讲起这段历史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异常。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他们的身后名，就像穆斯林意淫的天堂七十二处女，成为“舍生取义”、“以死相谏”的麻醉药。结果，害死了方孝孺的亲朋好友。成本从两条人命上升到诛九族、诛十族，这个通货膨胀的速度，不知道有没有超过GDP的增长速度？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历史却偏偏忘记了齐国三位太史的大名，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唉，对中国历史、文化了解得越多，越认同鲁迅那两个字：吃人。人生只有一次，且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何不当一回庄周、陶渊明、林和靖？又何必要当螳螂，跪在烂地上举起颤抖的双臂，口中念念有词，祈求来者是贤君、明君、齐后庄公呢？

 

三起

  

还记得小学体育课的仰卧起坐测验吗？这个测验要求你在一分钟之内完成一定数目，方能达标。对于那些腹部脂肪过度发达的胖娃来说，它无疑是一项相当艰巨且相当痛苦的任务。

体育老师总是说“仰卧起坐可以锻炼腹肌”。不能责怪他们，因为教参是这样写的。体育老师能够流畅地照本宣科而没有小声地插入一句“这个字怎么读？”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了。

可是，外国医学专家大多数不提倡仰卧起坐，指它对脊椎的伤害非常大。当然，我们不排除那是外国反华势力的阴谋，以此诋毁五千年来中国人民做仰卧起坐的优良传统。值得庆幸也值得骄傲的是，中国人向来是不讲道理的，因此今日的肥仔肥妹们依然要做仰卧起坐，依然要惨叫。哈哈，我不由得露出魔鬼的笑容。尽管我的脊椎不好，但是夺个一百分是绰绰有余的。

到了初中，男生不用再做仰卧起坐，改为引体向上和俯卧撑。这两个项目的测验标准跟仰卧起坐不同，不用计时，而是计算连续完成的数目。很悲惨，它们同样是胖娃的悲剧。至于小弟我，继续有出色的表现，一举创下34个引体向上和123个俯卧撑的学校纪录。有何秘诀？两大关键：第一，臂力不弱；第二，体重够轻。

不过，体育锻炼还是应该适可而止，盲目追求纪录对身体不利。吉尼斯世界纪录委员会也改变了引体向上和俯卧撑世界纪录的游戏规则，将连续完成数目改为一定时间内不连续完成数目。以俯卧撑为例，之前的纪录由日本人吉田稔所创，他在1980年连续完成10507个。现在的纪录由美国人查尔斯·塞尔维齐奥保持，1993年他在24小时内不连续完成46001个。这两个数字都十分可怕，居然创造出这样可怕的数字，人类更可怕。

据说有一些女生分不清仰卧起坐、引体向上和俯卧撑。这些名称确实有点累赘，它们的英文名称就简洁且明晰得多了。“仰卧起坐”是“sit-up”；“引体向上”是“pull-up”；“俯卧撑”（又名“掌上压”）是“push-up”。为了不输给外国人，小弟我强烈建议将它们的中文名称分别改为“坐起”、“拉起”和“推起”，这样更符合共产党的修辞学，可简称为“三起”。每逢体育课，体育老师就可以发表官样演讲：

同学们，为了实现某总的中国梦，我们一定要在“三起”、“四跑”（50米、100米、400米、800米）、“三跳”（跳高、跳远、跳马）、“一饼”（铁饼）、“四球”（足球、篮球、铅球、掷垒球）、“两操”（步操、课间操）中达标……

如果能够流畅地讲完这一句，哟，又向今年的“先进工作者”称号迈进一大步了。

 

 

爆谷煎堆

  

中国人素来追求饮食的多功能化。一种食品如果能够同时达到：1、满足口腹之欲；2、强身健体、包治百病；3、带来升官发财的好彩头，那么它就是中国人心中的完美食品。

“煎堆碌碌，金银满屋”。煎堆，也许就是这样的完美食品，因此成为广东人春节待客兼自用的必备糕点。这种南粤风味小吃，以九江煎堆、龙江煎堆和西樵煎堆最具特色。鄙人的“故乡”所在地属于龙江煎堆的势力范围。这种煎堆除了体积和重量完胜其它煎堆之外，馅料也非常特别，它选用爆谷（亦即爆米花）作为主要材料。

不是所有谷类都能“爆”。谷粒中的油脂、淀粉、水分的比例要合适，还要有坚硬和不透水的外皮才行。玉米无疑是最合适的品种。广东人则多用糯谷，据说已经爆了数百年。

然而要比爆谷的历史，中国人就远远不及美洲人了。大约在八、九千年前，古代美洲人已经吃爆谷。得到此美食，纯粹意外，又或者是神的恩赐。就像很多多神原始宗教一样，古代美洲人祭祀，无论是活人、牲口还是农作物，都用火来焚烧。有一次发现一种玉米在火中爆个七彩，爆完之后香气四溢。勇敢的祭司捡起一尝，哇，美味无比！好吃！很好吃！沾点人血更可口！

爆谷的大流行，却到20世纪初才发生。它的发生有两个必要条件：爆谷机和电影。首先，美国人查尔斯·克雷特斯在19世纪末发明爆谷机。有了它，小贩就可以手推爆谷机在街头即制即卖。然后，电影工业蓬勃发展，电影院遍布美国大小城市。不知道哪个馋鬼从街头爆谷小贩那里买了一袋爆谷，带进电影院边吃边看，羡煞旁人。从此，电影与爆谷便成为美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啦。

爆谷的热量其实不高，不过加在爆谷之上的糖浆或者其它调味料却是隐性健康杀手。尤其在看电影的时候，人会进入无意识的进食状态，体重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超标。美国健康专家早已发出警告，可是美国人对爆谷的年消费量依然达到惊人的4.5亿公斤。

同样，加入大量白糖、花生和经过油炸而成的煎堆，也是非常不健康的食品。不过嘛，为了“金银满屋”，这种牺牲还是必要的。所以，尽情吃吧。

 

克朗代克、孤独的胜利者

  

微软的电脑操作系统视窗系列从1990年代初的3.x版本开始，就附送两个小游戏。其中一个是“接龙”，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玩过。

这种纸牌游戏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它的英文原名叫“Klondike”，直译应该为“克朗代克”。

克朗代克是个地名，位于加拿大西北部育空地区，纬度相当高，接近北极圈，冬季漫长而寒冷（以道森城为例，一月份平均气温是-26°C）。

1896年，美国勘探者乔治·卡马克在克朗代克发现金矿。消息一传出，接近十万名冒险家怀着发达之梦蜂拥而至，史称“克朗代克淘金热”。

然而，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只有极少数幸运儿发现金矿，从而一夜暴富。绝大多数人不但耗光了资本，而且损害了健康，其中为数不少还在赤贫中死去，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淘金记》（1925年上映）便描述了那种惨况。卓别林特别指出，电影依据真实的事件：一批克朗代克淘金者在饥寒交迫之下吃皮靴维持生命。

每个淘金者都是竞争对手（他们即使合作也很难避免互相猜忌），因此，每个淘金者都是孤独的。在极其恶劣的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中，孤独的淘金者苦中作乐，发明了一种可以一个人玩的纸牌游戏，并以“克朗代克”为名。只需要一副扑克，孤独者就可以消遣一段苦闷的时光。

杰克·伦敦（Jack London）一定玩过克朗代克。他是克朗代克淘金者之中最著名的人物，比所有金矿暴发户著名得多。当然，名望是后来建立的，虽然没有发现物理上的金矿，他却发现形而上的金矿——文学。

伦敦把克朗代克的个人经验写成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例如长篇小说《野性的呼唤》、《白牙》，以及短篇小说《热爱生命》、《北方的奥德赛》、《生火》（这是他本人最满意的短篇小说）等等。

从克朗代克回来之后，这位天赋甚高的作家却一直遭受包括坏血病在内的多种病痛的折磨，最终在1916年以服用大剂量麻醉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年40岁。

这多少令人遗憾，因为伦敦笔下的主人公总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与之不同，卓别林的主角都是弱小的小人物。相同的是，他们往往都是孤独的，而且在孤独中，他们表现出令人折服的乐观主义精神。各种磨难都不能磨灭他们的意志，这意志来自对生的热爱和对真的渴望。在《淘金记》中，卓别林罕有地为他的主角安排了一个“大团圆”结局——成为富翁，并赢得爱情。其实，不管结局有没有“大团圆”，不管冒险有没有回报，他们都是人生的胜利者。

玩克朗代克也一样，不管完成与否，不管分数多寡，在移动纸牌的时候，心中泛起绵甜的文艺情味的，便是游戏的胜利者。因为游戏的目的是得到快乐，没有比沉浸在文艺之中更快乐的事情了。

 

景泰蓝

  

景泰蓝，《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分别称它是“中国特种工艺之一”和“我国特种工艺品之一”。这样遣词造句，真是用尽心机。看到这样的句子，加上积重难返的观念，中国人便确信景泰蓝是中国独有的东西，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产”。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话说回来，你又很难挑剔《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有错，因为所谓的“特种工艺”，《辞海》下的定义是“利用某种珍贵或特殊的材料，经过精心设计和精巧的技艺加工而成的一种工艺品”。原来这个“特”字，不是“特”在产地，而是“特”在工艺上。字斟句酌到如此境界，你又怎能不脱帽致敬呢？

在景泰蓝“成名”之前，这种工艺被叫作“铜胎掐丝珐琅”。它的历史还真的十分悠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之前的中近东地区。直到13～14世纪，拜占庭和伊斯兰出产的铜胎掐丝珐琅制品才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人称它为“大食器”——大食，不是形容人的胃口巨大，也不是粤语俗语“大件夹抵食”的简称，而是古时中国人对阿拉伯人的称呼，它译自波斯语“Tazi”——得此器物，完全拜蒙古人所赐。这些马背上的野蛮人血洗欧亚大陆的唯一好处，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商业活动。

又有一说，在蒙古人发狂之前，铜胎掐丝珐琅早已由西域商人带入大唐帝国。但是，目前没有证据。

经过一百多年的钻研，到明朝宣德年间（即公元1426～1436年，明宣宗朱瞻基先生的统治时期），中国终于有能力制作自己的铜胎掐丝珐琅，不用再依靠进口了。如是者又发展到景泰年间（即公元1450～1457年，明代宗朱祁钰先生的统治时期），中国制的铜胎掐丝珐琅技术已臻成熟，并在民间广泛流行（当然不会广泛到贫下中农都有能力拥有）。因当时中国制的铜胎掐丝珐琅以蓝釉最为出色，“景泰蓝”之名便由此而生。

了解这个史实之后，你还觉得景泰蓝是中国人的骄傲吗？不！这种“中国特种工艺”简直是中国人的耻辱！尤其“景泰”二字，简直像一锅汤里的两只死苍蝇一样讨厌——它们时时刻刻提醒世人，在掐丝珐琅技艺上，中国落后西方二千多年！

 

以洲为名的摇滚乐队

  

有个美国歌迷粗略统计过，以地名为名的出过唱片的西方乐队，大约有四百多，接近五百。

一支乐队，特别是摇滚乐队，都想拥有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队名。然而，弄巧反拙、适得其反的例子却比比皆是。因此，以地名为名不失为一个保守但安全的做法。

地名当然有大有小，七大洲应是最“大”的地名。以洲为名的乐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成员的雄心壮志。目前世界七大洲之中，只剩下“非洲”和“大洋洲”还没被知名乐队占有。如果你要组乐队，不妨考虑一下。

以下是捷足先登者。

 

America，美洲

严格地说他们指的是美国，而不是美洲。无伤大雅，反正是同一个单词。

1970年，三个居住在伦敦的美国人 Dewey Dunnell, Gerry Buckley, Dan Peek 组成 America，他们深受母国民谣摇滚的影响，曾经模仿过 Crosby, Stills & Nash 演出。

1971年年底，他们推出第一张同名专辑，销量差强人意。但是随着主打单曲 A Horse with No Name 在翌年推出，终于时来运转。单曲登上美国榜第1、英国榜第3。

1974～1975年，他们的音乐更臻成熟，一连几张单曲 Tin Man, Lonely People, Sister Golden Hair 均有极高的水准和不俗的销量。

就在这个时候，Dan Peek 爱上当代基督教音乐，与乐队路线出现分歧，于1977年离队。二人 America 继续前行，至今不变。歌迷一直期盼三人再度同台演出，传闻也几乎成真，直到 Peek 在2011年因病毒性心包炎去世，终年60岁。

 

Europe，欧洲

1979年，主唱 Joey Tempest，吉他手 John Norum，贝司手 Peter Olsson 和鼓手 Tony Reno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组成 Force，不久之后改名为 Europe，以示他们冲出瑞典，到欧洲乃至世界舞台上献艺的决心。他们演绎的音乐类型以华丽摇滚和硬摇滚为主，偶尔会唱一首令女孩心醉的强力抒情歌。

1986年，他们果然以专辑 The Final Countdown 冲出瑞典。其中的点题之作，主打单曲 The Final Countdown 更横扫世界，成为25国排行榜冠军歌。同一专辑内的单曲 Carrie 则是另一首大热作品。1988年的 Superstitious 也很受欢迎。

乐队在1992年解散，其后在2003年重组，继续摇滚。

 

Asia，亚洲

Asia 是英国超级组合。所谓超级组合，是指各成员来自不同的组合，通常只为某个目的而临时组合在一起。

Asia 的成员是来自 King Crimson 的贝司手 John Wetton、来自 Emerson, Lake & Palmer 的鼓手 Carl Palmer、来自 Yes 的吉他手 Steve Howe 和来自 Yes 以及 The Buggles 的键盘手 Geoff Downes。1981年年初，他们开始一起演绎进步摇滚。与其他超级组合不同的是，尽管有风波，他们仍然把乐队守护至今。

1982～1983年是 Asia 商业上的顶峰，Heat of the Moment, Only Time Will Tell, Don't Cry 等单曲在流行榜有很好的表现。有趣的是，他们从顶峰滑落后，在日本仍然得到歌迷的拥戴，难道与队名有关？

 

Antarctica，南极洲

Antarctica 是美国独立摇滚乐队，风格有点像早期的 Cure。

1995年他们在纽约结成，成员共五人，只出过一张EP和一张专辑，无人问津，没有打上任何流行榜。

他们在1999年解散。

 

 

Eric Carmen 的孤单——She Did It

  

Eric Carmen 的第一张单曲 All by Myself 在1975年12月发行，接着在1976年4月发行第二张单曲 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这两首歌反映歌手当时的心境，格调非常沉抑。然而，相隔十六个月，他推出一首色彩明艳的应答歌，为两者安排了一个幸福的结局。这首歌叫 She Did It。

 

I set to sea on a ship called Emptiness

Cast away on the island of Loneliness

 

“空虚之船”、“寂寞之岛”，歌曲在一开始便承上启下，为她的出场布置了一个童话一样的舞台。

 

But she appeared like an angel of tenderness

Sent from above, oh and she was bringing me love

 

她像天使一样降临，令 Carmen 得到真正的爱情，从此不再孤单。问题是，这是他的真情之作，还是满足部分歌迷心愿的应酬之作？

Carmen 不太喜欢讲述自己的感情生活（报刊专访、个人网站对此几乎只字不提）。当年的狗仔队和八卦杂志不太盛行，就算盛行，记者也未必会追踪一个低调的摇滚歌手。因此我们能够了解的情况非常少。不过我们知道，Carmen 在1977年与一个叫 Susan 的女孩相恋，其后两人在1978年结婚。如此看来，She Did It 是真情之作。当然，感受性强的歌迷也听得出来。

与 All by Myself 和 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 不同的是，She Did It 没有再借用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它完全由 Carmen 独自创作。同时他表示，他是从 The Beach Boys 的单曲 Do It Again（1968）中获得部分灵感的。而 Carmen 的歌，后来又启发了 Hall & Oates 创作 Did It in a Minute（1982）。这三首“did-its”，遂成流行乐坛的佳话。

 

说到“did-its”，恕我另辟蹊径，联想到 Frank Sinatra 的 My Way（1969）。我觉得，在人生之中，“she did it”是一个愿望，而“I did it my way”则是一个信念。此二者，我相信 Sinatra did it，Carmen did it。你呢？

 

youtube: She Did It (Remaste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