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面目可憎。尤其是在所谓“单位”工作的时候，虽不至于像同僚那样脑满肠肥、大腹便便，但是在大吃大喝之下，身材略显圆润。为了自我救赎，我不惜动用存款购买了一台跑步机。
跑步机似乎很适合时尚而又健康的城市人。足不出户做有氧运动，同时可以享受多种室内娱乐，比如看电视、听音响、打瞌睡等等。这些趣味使向来做事只有三分钟热度的我，竟然在跑步机上坚持了五分钟之久。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跑步机在代表阳光、活力、正能量之前，有一个阴暗的过去。这机器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不是为了给人塑造体型和增强体质的，而是——你很难猜中——为了惩罚囚犯。
1818年，英国伯里·圣埃德蒙兹监狱率先使用由机械工程师威廉·卡比特（William Cubitt）发明的跑步机。据称强迫囚犯在跑步机上活动可以消除他们根深蒂固的惰性。于是，跑步机成为英国监狱的必备设施。直到1898年，才在人道主义呼声之下，彻底取缔。
很不幸，蒙受冤狱的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成为跑步机上最后一批受害者之一。
也许有人不明白，同样在跑步机上跑步，到底是锻炼还是折磨？为什么有人得到快乐，有人却感到痛苦？这就是自愿与被迫的分别了。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在《地下室手记》中描写一种狱中酷刑：叫囚犯把一堆木头从A处搬到B处，再由B处搬到A处，不断往返重复。最后，很多囚犯发疯。这种酷刑之所以残酷，不是加诸肉体，而是精神。一个人重复做着毫无意义的动作，对精神是一种摧残。不断推巨石的西绪福斯之所以没有发疯，与其说他是异于常人的神话人物，毋宁说是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为他创造了新的意义——无意义的意义。
然而，存在主义（包括荒谬主义）毕竟不是唯美主义。不是唯美主义者，就不可能体会唯美主义者的忧伤——除了美，一切都毫无意义。
王尔德以及王尔德的艺术，有点像他笔下那朵用夜莺的生命换来的红玫瑰，当没有“用”之后，被人丢弃路旁，还被一辆马车无情地碾过。在无情的社会、丑陋的监狱，敏感的心灵被碾过，再也没有恢复健康……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我将跑步机送人。不久，我便辞掉所有讨厌的工作。非常感谢王尔德，帮助我发现人生的意义。其实，我并不可憎。
有魅力而不自恋是违反人性的。每当想到过去长时间违反人性，我便羞愧难当。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