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科学

  

由于生活放荡而感染梅毒，再由梅毒引起剧烈的头痛症状，这迫使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不得不在1879年辞去巴塞尔大学教席。其后，尼采穿梭于欧洲几个著名的疗养圣地，一边养病，一边构建他的哲学体系。一直到1889他彻底疯掉（也是梅毒造成的，不是因为他疯狂的哲学思想）为止，这十年，是尼采创作的黄金时期。

尼采在这黄金十年的创作成果包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看哪这人》、《权力意志》等等，全是如雷贯耳的名字。

《快乐的科学》也是这个时期的成果，可是它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如果归入文学类图书的话，我想它反而会得到更多的掌声。我认为，它是尼采一生之中最浅显易懂的著作、最具文学性的著作，以及最私人的著作。这部著作由三百多篇散文和诗歌组成，语言流畅，说理通透。这使作者有足够的本钱在书中调侃伊曼纽·康德：那位大哲学家宣称要向大众普及知识，却要用一般人看不懂的一套文字写作。

《快乐的科学》最可爱之处在于励志。尼采直斥宗教、道德、习俗、群体意识等无时无刻不在否定人的本性和自我，他鼓励读者冲破这些束缚，释放自由意志。“上帝死了！”人们或是愚昧或是恐惧，仍然在洞穴里展示上帝的阴影。尼采指出，普遍盛行的道德准则就是人为的“上帝的阴影”，这是对人性的压迫，是病态的。“我们必须战胜上帝的阴影！”

而最可恨之处，不是作者一贯的狂妄自大——从书名可见一斑。书名中的“科学”并不是指一般科学，而是尼采的科学，他把自己的知识称作科学。当然，有料的人狂妄自大，无可厚非——最可恨的是，对女性、劳工、农民、犹太人的蔑视。我实在无法包容。这些内容，无论用任何理由去包装，无论用任何词语去粉饰，都令人反感。一直以来有不少学者为尼采的学说被纳粹分子利用而愤愤不平，但是从尼采深入骨髓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来看，他未必不会支持希特勒的某些做法。别忘记，尼采赞许奴隶制度，希望被他蔑视的人永永远远被奴役。

对这部著作，我不会说瑕不掩瑜，我会说瑕瑜互见。而且，由于具有文学作品的优点，其瑕疵很容易变成传染性强的病毒。因此，读者必须学会批判吸收。

 

夜雨寄谁

  

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我相信很多人都能够背诵。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最为评论者激赏的地方，是诗人大胆地突破忌讳，使用重辞。两个“巴山夜雨”，一实一虚，既香艳，又哀婉，此乃苦中作乐之极致也。从技术上看，画面运用了现代电影手法“闪前”……哦，关于诗的赏析，不才就不在此赘述了。本文想探讨一个问题，这首情思婉转的诗歌，到底是为谁而作的呢？

主流的意见是，诗是写给妻子王氏的。从内容和标题可知，当时诗人正身处巴蜀，此诗或此函将寄往北方。而李商隐家宅之所在长安，自是位处巴蜀之北。南宋学士洪迈编订的《万首唐人绝句》中，《夜雨寄北》被记作《夜雨寄内》，直接指明，诗是写给内子的。

可是，查阅史料之后，你会发现上述意见并不正确。问题，就出在时间上。

李商隐一生共两次羁旅巴蜀。一次是大中二年（即848年）秋，其时李商隐不幸在桂林丢官，不得已返回长安，途中顺道游览巴蜀。《夜雨寄北》是在这个时候创作的吗？从“君问归期未有期”这一句诗来看，基本上可以否定这个猜想。诗人正在旅途上，归期应该是完全由自己掌握的，不可能有诗句中所流露的无奈之感。

第二次，是大中五年（即851年）冬，李商隐应梓州刺史、东川节度使柳仲郢之邀，入川担任参军一职。其后四年，他都一直生活在梓州。我认为，《夜雨寄北》百分之九十九是这段时期的某个秋夜写成的。这样，夜雨寄谁的问题也解决了。因为，王氏已经在李商隐赴任前的春夏之交病逝。

李商隐为亡妻写下几首悼亡诗篇，感情真挚，催人泪下。不过，这感情，估计是以愧疚为主。其实，夫妻之情并不如后人认为的那么好。王氏为李商隐当时的上司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闺女，这桩婚姻，颇有攀附之嫌。当然，没有爱情是不要紧的，古时文人墨客，都会在勾栏妓院找到安慰。李商隐那些情意绵绵的著名诗篇，绝大多数都是写给他那些谜一样的情人们的。与杜牧大大落落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不同，李商隐对自己的风流韵事总是小心翼翼，隐藏得严严密密。这与他有一个位高权重的岳父不无关系吧。

妻子离世后，李商隐心中因愧疚而起的疤痕很快被旧情人或新情人的素手抚平。无奈仕途为重，只好含泪告别京城，远赴巴蜀。在某个雨夜，在烛光之下，在秋愁之中，批阅柔情无限的尺牍，不禁想起曾几何时西窗之下那双轻剪灯花的素手……一声长叹，几滴热泪，便诞生《夜雨寄北》，这首脍炙人口的诗作。至于那人的芳名，我们还是不得而知。

 

弘仁，《秋景图》

记住，他叫查理•布朗

  

还记得钟阿北吗？没错，就是那个饱受加菲猫欺凌的徒有虚名的宠物主人。今天我们请出第二个宠物主人诉说人生之苦。他就是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

其实，与阿北相比，查理实在幸运得多。他的宠物小猎犬史努比除了行为古怪以及总是记不住饲主的名字之外，基本上没有给查……查……查什么什么什么朗添过麻烦。不过，这并不表示他过的是安稳的生活。

必须指出，查理还是个小学生，虽然他说起话来像个啰啰嗦嗦的老头（他过少的头发显然也加强了这个印象）。要是在古代，他有足够的能力成为一名令人讨厌的假先知。不幸生在现代，他只能是一个台词过多的角色，令观众虚掷光阴以致老大徒伤悲。

再次指出，查理还是个小学生。因此他像大部分美国小学男生一样，热衷参与各种体育运动。尤其是，美式足球和棒球。

先说说美式足球。其实他极少在读者和观众面前展示他的球技。是的，他几乎从来不踢球，他只踢空气，并且在踢了空气之后附带四分之一个后空翻动作（如果你对自由体操不熟悉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该动作的完成姿态为四脚朝天）。哦，对了，有一次我看见他把球踢出去了。只此一次，实在难得。于是他马上像一个发球后上网并把对手的一记反手强拉对角的抽打成功拦下而夺得冠军点的网球手一样，跪地狂呼庆祝。可惜我看的是漫画，不然我一定点赞兼转发。

再说说棒球吧。查理是他和朋友们组建的棒球队的主力投手，他保持2胜930败这个惊人纪录……那真是，阿猫阿狗都可以把他的投球变成一支安打。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人？这部漫画《花生》的作者查尔斯·舒尔兹解释说：成功的人生不精彩，失败的人生才是一个幽默。所以他把查理塑造成一个失败人物的形象，几乎各种活动他都以失败收场。

当然，查理只是个小学生，他将来完全有可能改变这个暂时十分糟糕的人生……是的，只是，舒尔兹已经在2000年逝世，这个可能性只能发生在读者和观众的想象之中了。

 

钟阿北的郁闷人生

  

首先请出我们的主角，著名的喜剧大师钟阿北先生……哦，知道钟阿北这个名字的人恐怕不多吧。是的，按照规范的普通话中文译名，Jon Arbuckle 这个人名应该译作乔恩·阿布克尔。他是美国漫画《加菲猫》的主要角色，台湾人亲切地叫他“老姜”，香港人则给他一个疑似华人人名，钟阿北。

名义上，阿北是加菲猫的主人。实际上，他在加菲猫的奴役之下艰难地活着。他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窝囊的宠物主人，并且在2008年被美国漫画迷评选为有史以来最令人郁闷的漫画角色。嗯，当之无愧。

阿北大约30岁，如同所有搞笑卡通人物一样，这个数字将不会增加。他的职业是卡通画家，然而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在读者和观众面前展示过工作场面。不管怎样，卡通画家的收入似乎不算太糟糕，否则就养不起一只食量盖世无双的猫和一只没有大脑到处破坏的狗。此外，他的生活悠闲得叫旁人咬牙切齿，可以经常宅在家中看无厘头的电视节目，要不就是驾着那辆好像随时要分崩离析的旧车到处转悠。

这个卡通画家似乎会玩很多玩意儿。他有时候会以手风琴手、吉他手和班哥鼓手等身份登场，有时候还是歌唱家，热衷在浴室引吭高歌……至于好不好听，那就见仁见智了。在他自己眼中，肯定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以及，是一个英俊的男人。可是在别人眼中，他则是一个平庸、笨拙而且非常老土的人。故此，没有女孩喜欢他。不过，他最大的缺点和最大优点都是以为自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以及，是一个英俊的男人。故此，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跟漂亮姑娘搭讪的机会。故此，他屡战屡败，依然屡败屡战。

以前我觉得我跟阿北的郁闷人生仅欠一只猫和一只狗，因而对这个角色怀有难以名状的好感。遗憾的是，宅心仁厚的作者吉姆·戴维斯（Jim Davis）在漫画诞生28年之后，即2006年，决定给予阿北一个惊天逆转的美好人生，安排漂亮的女兽医丽姿做阿北的女友。唉，这也太励志了吧。我还是喜欢以前那个阿北。

 

写给伞外的你

  

以下文字，是写给伞外沉默的人，而非对伞叫骂的人。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人民高喊的革命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没有民主。因为民主不是目的。民主向来都不是目的，也不应该成为目的。民主只是手段，自由、平等、博爱才是目的。

民主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城邦雅典，奠基者是伯里克利，向上还可以追溯到梭伦。不过那时候民主并不是十分受欢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极度反感民主。苏格拉底甚至用死来证明民主的荒谬。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也充斥着对民主的怨言，他认为只有在哲学家的独裁统治之下，人民才能获得最大的幸福。

自由一词在古代仅表示奴隶地位的解放，到近代才有更明确的定义。《联合国人权宣言》重申人的四种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柏拉图当然不知道现代社会人的幸福建基于这四种自由之上，但是他也同意，无论民主也好，独裁也好，它们只不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所以，如果柏拉图思想也与时俱进的话，二十世纪一些英国殖民地便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尤其是远东某港口城市。人们享有充分的自由，每个人都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在狮子山下实现个人理想。因此那个时候他们不需要民主。然而，当政权移交给某个极权、专制、嗜血的政体手里，已经获得的自由就如风中之烛，无边无际的黑暗已经张开了血盆大口。这个时候，他们便需要通过民主这种手段，来保障自由。有见及此，如果稍有廉耻的话，来自那个极权、专制、嗜血的政体的声音就不应该发问：为什么过去不争取民主，现在才争取？

为了稳住人心，那个政体曾经承诺给予民主，然而翘首企盼盼来的却是假民主。说要循序渐进，难道他们的素质也是差到不适合民主？事实上，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末代总督早就提高了人民的民主素养。1995年的议会选举是该地有史以来最民主的一届，直到今天还未能超越。所以我们有理由批评政权移交之后政制发展开了倒车。

最后我想驳斥一个相当荒唐可笑的理论。有人列举政权移交之后该地的财政储备的数字，声称这些数字是政权移交之前的多少多少倍，以此证明政权移交之后人民更富有、更幸福。我希望提出这种论据的人知道什么叫做财政储备，以及财政储备是怎么来的。众所周知，一个政府最最最最主要的收入是税收。通俗点说（我不想在这里讲什么再分配的正义原则），好的政府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个道理人人都懂吧。现在，这个政府搜刮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财之后竟然拒绝“用之于民”，而是像守财奴一样把属于人民的财富藏于政府库房，这难道不是十分卑鄙、十分可耻的行径吗？那些人竟然还拿这个来炫耀，真不知道他们是无知还是无耻。

 

 

（写于2014年10月）

随便

  

中国男人有个典型的中国特色最叫女人恼火，那就是缺乏主见。当一个女人体贴地询问：“今晚吃什么好？”她总是会得到一个惜字如金的答复：“随便。”女人不甘心，把本来也不复杂的填空题改为更加容易的选择题，再问：“我既想吃泰国菜，又喜欢披萨，我实在拿不定主意，你来决定好吗？”遗憾的是，任由这个女人怎么风情万种，她最后等来的结果还是一盆冷水——依然是那句毫无人性的——“随便。”

上述片段发生在神州大地无数屋檐之下。最令人佩服的地方，是那个男人（以及那些男人）的视线自始至终都没有移开过电脑显示器……且慢，戏剧性的场面发生了。男人像是意识到什么，猛然转过头来，望着他的女人。女人凉了半截的心又再燃起激情的火种。“说吧，”女人心里说道，“说你爱吃泰国菜，或者披萨，或者麦当劳，或者臭豆腐、地沟油火锅、千年卤水蛋，管它什么都好，说吧，亲爱的，只要说出你的主见，吃什么我都愿意。”对不起，写到这里，连作者本人都有点紧张，因此让我喘口气，下一段再续。

“猪猪。”男人开口了。“什么事？”女人满怀期待。“帮我充一百元游戏币好吗？”好，这个猜谜游戏结束了。

让我们远离这个令人压抑的局面，一起追寻“随便”这个词的根源吧。

“随便”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载道：“若值巧人，随便采用，则无事不成。”其后北周的《阳城龙泉院记》也有一句：“随便制宜，摄心化物。”由此可见，“随便”原来是个褒义词，是随其所宜、不加限制的意思。它后来有稍稍贬义的用法，是从唐朝开始的。孔颖达对杜预在《左传》中所作的一个注解提出疑问，“疑杜随便而言也。”这里的随便，是任意、不经心的意思。

今日男人的口头禅“随便”，集上述两个意思于一身。一是去哪里、去不去，按你的意思办；二是我是不经心的，别要我经心。

为什么会这样？归根结底，是儒家思想的毒害。父母把子女当做私有财产，私有财产自然不能有丝毫忤逆之处，否则就是“不孝”，要为千夫所指。任何事情，最好由父母说了算。此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子嗣的痴迷，必定导致事必操心的照顾和溺爱，尤其是一胎化政策实施之后。

现代应试式教育制度也增强了这种毒性。变态的教育制度要求每个问题只能有一个标准答案。而不是像西方先进国家的学生那样，能够在课堂上各抒己见。我读书的时候就不喜欢举手回答问题，但是总有一些人格扭曲的老师喜欢提问不举手的学生。唉，答错了（即与标准答案有出入），就会遭到老师批评，也遭到同学嘲笑。潜移默化之下，人就不可能有主见。所有问题，你最好给我一个标准答案，否则我不懂得怎么回答。包括女友问的“吃面包好呢，还是吃牛排好呢？”

最后，八卦到居委大妈都无地自容的……我的意思是好奇心特别重的……读者可能会发问：喂，桔子，你又如何？你会说“随便”吗？咳咳，身为爱国诗人兼进步作家，我当然会使用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语。不过我会加上一句：“只要和你在一起，吃什么都无所谓。”

 

圣徒的忏悔

  

公元四世纪末，群魔乱舞。罗马帝国边远之地，如北非的努米底亚，不时遭到蛮族侵扰。帝国处处呈现衰朽的迹象，这个曾经是地球上最强壮的巨人，已经病入骨髓，再也无力拿起武器，保护他的公民。

在死亡的威胁下，努米底亚的一个年轻人，和他的年轻朋友们一样，沉溺于酒色，用末世的狂欢淹没每一天。然而，感官的快乐未能消除心灵的苦闷和寂寞。所以与此同时，他求助于宗教，成为摩尼教的追随者。然后又学习修辞和演讲术，在各种场合雄辩滔滔。接着又醉心于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可是，它们都失败了。一想到终有一死的生命，一想到毫无意义的生活，这些纵欲行为，这些思想和学科，都起不到任何作用。

终于有一天，32岁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感到痛苦得无法承受，便躲进住处的花园里，在一棵无花果的树荫下，尽情地哭，伤心地哭，让泪水簌簌而下。不知道哭了多久，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像是男子的声音，又像是女子的声音，“拿着，念吧；拿着，念吧！”

奥古斯丁猛地站起来，一本书掉到地上，那是使徒保罗的著作《罗马书》。他拾起来，随意翻开一页，首先看到的是这一段：

“不可纵欲醉酒，不可邪淫放荡，不可纷争嫉妒。但是，你们要以主耶稣基督装备自己；不要只顾满足肉体的情欲！”（以上采用现代中文译本《圣经·新约·罗马书》的译文）

这段话击中奥古斯丁的要害，他念完这几行，仿佛感到“一线恬静的光线”射进他的心灵，所有迷雾一扫而光。

在第二年的复活节，奥古斯丁受洗成为基督徒。在他41岁那一年，升任希波教区主教。年轻时放荡的经历和花园中神奇的体验，他都写进《忏悔录》里。

《忏悔录》是奥古斯丁重要的著作。前九卷用忏悔的形式追忆自出生到受洗的人生，第十卷是对现状的观察、批判和感慨，第十一至十三卷是《创世纪》的解释，分别解释时间、物质和三位一体。

后三卷的宗旨，也是奥古斯丁笔耕不辍的宗旨。他出神入化地将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这一独辟蹊径而且取得成功的试验，使基督教从理性不足的信仰升华到人类最高智慧层面的学说。奥古斯丁为基督教建造了完整的信仰体系，这是《圣经》无法提供的。他因此被封为圣人，被尊称为圣奥古斯丁。

圣奥古斯丁也许没有料到，他逝世之后，蛮族摧毁了庞大的罗马帝国，征服了广袤的欧洲大陆。历史进入漫长的黑暗时期，文明奄奄一息。一些教士，逃到偏僻的荒岛，艰难地守护着圣奥古斯丁的精神财富。当这点火光重返欧洲大陆的时候，连杀人不眨眼的恶人粗人，都臣服在基督的脚下。

 

犀牛

  

在法国一个平凡的小镇，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一个居民突然变成犀牛。

初时，人们惊恐不已。但是，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每天都有人变成犀牛，人们的反应渐趋平静，然后是不以为意。再然后，随着变成犀牛的人越来越多，“犀牛化”成为流行时尚——以变成犀牛为荣，以抗拒潮流为耻。

不过，有一个叫贝朗热的年轻人，他执拗地拒绝变成犀牛。所以在犀牛们的眼中，这个人反而是一头怪物。犀牛们开始歧视他、排挤他、迫害他。“我决不投降！”最后，贝朗热愤怒地丢下这句话，并且把自己反锁在寓所里。

如此荒诞离奇，它当然不会发生在现实世界之中。这其实是欧仁·尤内斯库（Eugène Ionesco）的荒诞剧《犀牛》（Rhinoceros，作于1959年）的剧情。不过，谁又可以断定它不是现实呢？

《犀牛》，叫我们不由得想到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变形记》描写一个人在变形之后（变成甲虫）所面对的陌生、孤独、不安和恐惧。与之相反，《犀牛》则是讲述一个人拒绝跟随大众去变形而不得不面对的陌生、孤独、不安和恐惧。在主人公个人的意义上，两者殊途同归。然而以理性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犀牛》的世界似乎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它严厉地向我们发出警告：坚持自我的下场便是如此。唯一给我们鼓舞的是，与《变形记》的格里高尔任人宰割的情况不同，《犀牛》的贝朗热勇敢地作出反抗。

如果说《犀牛》是一个寓言故事，那么，它揭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真相？其实并不复杂，犀牛就是某种意识形态。尤内斯库解释说，“它像一种集体传染病，它奴役所有个体，使人丧失人性。”回顾人类历史，我们发现这些意识形态有好多动听的名字，比如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共产主义，还有民族主义。

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发表的演讲辞《高墙与鸡蛋》也许可以视为对《犀牛》的一次积极的回应，也是对贝朗热的一次有力的声援。体制是高墙，个人是鸡蛋。坚持自我、拒绝随波逐流的人，就是一只掷向高墙的鸡蛋。

贝朗热是这样一只鸡蛋，按常理推断，在犀牛们汹涌的群情下他不可能坚持多久。然而尤内斯库却让戏剧在“我决不投降！”的呐喊中落幕，仿佛要让主角的决心永远在观众的耳际回响。而对于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来说，都会永远站在蛋一边，永远支持贝朗热。同时，我们应该警惕身边的犀牛，以及心中的犀牛。

 

镀金时代

  

绝大多数作家都会同意，写作是孤独的旅程。所以，跟人合作创作小说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我可以告诉你，它一点都不好玩。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马克·吐温（Mark Twain）与邻居兼好友查尔斯·达德利·华纳（Charles Dudley Warner）合力完成小说《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 A Tale of Today）之后，再也没有合作过。不止是过程，结局也不太好受。这部小说遭到批评家各种辛辣的攻击，并且有小报“爆料”说它根本就是华纳的作品，为了大卖才安上吐温之大名。

我们不用理会那些无厘头的谣言，这部小说的的确确是吐温和华纳二人合作的产物。促成他们合作的媒人，正是他们的妻子。在一次聚餐上，两位作家讥笑他们的妻子只喜爱读那些毫无文学价值的通俗小说。两位妻子立即作出反击：哎呀，如果你们能够写出既有文学价值又讨我们欢心的小说，我们就不再看那些书了。于是，两位作家便接受这个难度极高的任务。

正如刚才所说，写作是孤独的旅程。我个人就很难跟别人坐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情节。不行，纵使对方是超级才女兼绝色美人也不行。我想吐温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吐温和华纳实行轮岗制，一人独自撰写一些章节后，交给对方续写几个章节，循环交替。

可是，轮岗制写作有个致命的缺陷。众所周知，吐温是一流作家兼三流编辑，而华纳是一流编辑兼三流作家。两人的文风差别巨大，根本无法融合。结果，整部小说给人的感觉是结构十分松散，就像某些快餐店的汉堡包，一口就能把肉块和青菜挤到邻桌去。

这部写得不好的小说，却在批评声停歇之后，出人意料地以时代小说跻身经典。起关键作用，是其标题，以及立意。

美国南北战争在1865年结束之后，经济像骑上西部骏马一样高速飞奔。当时的政府和精英都大力吹嘘美国进入所谓的“黄金时代”。然而吐温和华纳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黄金时代，而是镀金时代。在金碧辉煌的繁华背后，是不堪入目的腐败。投机者和江湖骗子横冲直撞，官员和议员拉帮结派、假公济私，甚至贪污、贿赂也是等闲之事。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依然过着艰苦贫困的生活。

吐温和华纳的小说撕破了“黄金时代”的假面具。从此，美国人把1870～1900年这几十年，称为镀金时代。

 

最佳小说

  

我在美国一个文学网站看到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佳小说”的评选活动，感到非常有趣。通观小说世界，我的选择又是什么呢？这真不是一个随便就能回答的问题。不才不揣冒昧，苦思冥想数日，选出五部经典之作。

我是从四个方面去考量的（排名分先后）：1、艺术性；2、思想性；3、对世界的影响；4、个人因素（这一点我极力排除，但毕竟是一家之言，偏颇在所难免）。

名单如下。

 

第五位：《格列佛游记》，乔纳森·斯威夫特

《格列佛游记》在1726年出版。表面上它是一部冒险小说加幻想小说。可事实上，它是文学史上最犀利的讽刺作品之一。作者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嘲讽了人类社会种种丑陋的现象。

 

第四位：《罪与罚》，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罪与罚》在1866年出版。作者、读者和主人公一起进行一次痛苦的人性探索之旅。先是罪的狂乱，接着是罚的煎熬，最后是自我救赎的宁静。作者不愧为人类灵魂的伟大拷问者。

 

第三位：《悲惨世界》，维克多·雨果

《悲惨世界》在1862年出版。激荡的浪漫主义和强大的现实主义水乳交融，展现一个恢弘的悲惨世界。好人没有好报，坏人逍遥法外，正义何在？然而人性中的善，始终在闪光。

 

第二位：《双城记》，查尔斯·狄更斯

《双城记》在1859年出版。它是历史小说的典范。书中描述了法国大革命血腥、癫狂、恐怖的一面。唯有伟大的爱情，能冲破时代的黑暗。那是，即使得不到回报仍然为之牺牲的爱情。

 

第一位：《堂吉诃德》，塞万提斯

《堂吉诃德》及其续集分别于1605年和1615年出版。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作者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悲剧英雄的形象。一个怀抱崇高理想，并把生命奉献给理想的人，却遭到现实残酷的打击和世人无情的嘲笑。

 

世界第一守财奴

  

商业杂志《福布斯》在每一年的年底都会公布世界富豪的财富排行榜。过去还不定期公布虚拟人物的财富排行榜。有一位仁兄常年占据虚拟世界首富的宝座，他就是史高治·麦鸭（Scrooge McDuck）。据“统计”，2013年，他的财富高达654亿美元。

史高治是迪斯尼公司创作的卡通角色，1947年12月第一次亮相。招牌形象唐老鸭是他的外甥。史高治富可敌国，同时亦是个小气、自私、贪婪的守财奴。他最喜欢的事情是赚钱，以及在他那个载满金币和财宝的巨大仓库中畅泳。而他最讨厌的事情，当然是花钱。

对常人来说，尤其对正常的儿童来说，由守财奴担任主角的卡通片也许是缺乏吸引力的，因此迪士尼让史高治成为唐老鸭三个侄子的监护人。据说，这三个到处闯祸的小侄子很受欢迎。只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对他们产生好感。我向来讨厌小孩子，尽管当年也是小孩子。

嗯，我不否认，史高治是我最爱的卡通角色之一。

史高治的原型是埃比利泽·史高治（Ebenezer Scrooge），他是大文豪查尔斯·狄更斯在1843年冬天出版的中篇小说《圣诞颂歌》的主人公。毫无疑问，原型史高治也是一个守财奴。

其实，从名字也能推断出来。Scrooge 和一个不常用的英语单词 scrouge 同音，后者有“挤、压、榨”的意思。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中译版本把史高治译成“私刻鲁挤”，这跟有中文译者把堂吉诃德的坐骑 Rocinante（西班牙语 rocin 意为瘦马、ante 意为从前的）译成“驽骍难得”一样异曲同工，兼容音译和意译，值得称赞。不过对我而言，还是史高治这个译名更像人名，更为亲切。随着狄更斯的书大卖、故事和人物深入人心，Scrooge 也随之成为守财奴的代名词。

“呸！骗人的鬼话！”（bah humbug）这是《圣诞颂歌》里史高治的口头禅，连圣诞节都成为他口中的“骗人的鬼话”。不过，他在圣诞节撞鬼之后，幡然醒悟，痛改前非。纵观历史上所有守财奴，转性是何其艰难的事情。所以，史高治骄傲地把什么夏洛克、阿尔巴贡、葛朗台、普柳什金、严监生之流统统甩开九条街。狄更斯的人道主义又一次在文学作品中发出光辉。

天王山之战

  

好像是近十来年才有的事情，中国体育记者和各类球迷都很喜欢把决定冠军谁属的关键比赛称为“天王山之战”。关于它的由来，知道的人恐怕不多。其实，“天王山之战”是一个日本成语，台湾传媒首先将它引入到他们的词库中。中国记者和球迷，自然是拾台湾人之涕唾。

在日本战国时代（军事迷和游戏迷为之疯狂的年代，玩过《信长的野望》和《太阁立志传》吗？），天正十年（即1582年）六月二日这一天，一起突发事件令战国局势风云突变。正当英豪织田信长以破竹之势扫平统一日本的一切障碍的时候，却出人意料地遭到得力猛将明智光秀突袭，葬身在京都本能寺的火海中，史称“本能寺之变”。

叛变的明智光秀能否取代信长称霸日本呢？有可能的。众人公认，他是个聪明人。他清楚地看到，目前各方势力都厌倦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不管姓甚名谁，只要有一个强人横空出世维持秩序，他们都不会反对。只是，还有一个最强大的敌人，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归顺。他就是忠于织田信长的羽柴秀吉。当其时，秀吉正在围攻中国地区（不是当时处于朱氏统治下的 China）的高松城（现在冈山县内）。

明智光秀立即派信使前往高松城通知当地大名毛利辉元：信长已死，务请倾力牵制秀吉，在下将在摆平信长之残余势力后前来支援。届时腹背攻击，羽柴军必败无疑。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这封密函，竟被秀吉截获。

羽柴秀吉，出道时只不过是一名下等武士，凭借无与伦比的军事才华，他很快得到信长的赏识，晋升为信长的左右手。秀吉截获密函之后，冷静地分析局势：必须尽快跟毛利辉元议和，然后在明智光秀壮大之前返回京都决一死战。只是，在胜负未分的情况下突然议和，对方会怎么想呢？秀吉果断行动，利用高松城所处的低洼地势，将附近河道的水都引过来。不多久，高松城前便形成一个可观的人工湖。

毛利辉元看着不断上升的水位，心急如焚。在水淹城池之前，他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弃城背水一战；二是求和，签订不平等条约。他选择了后者，这正中秀吉的下怀。秀吉开出的条件是让毛利军中头号大将清水宗治剖腹自尽。

签定和议之后，秀吉以难以置信的急行军赶回京都，史称“中国大返还”。毛利辉元在几天后才收到本能寺之变的消息，大呼上当受骗，可历史已不可挽回了。

六月十日，羽柴秀吉大军兵临城下，措手不及的明智光秀只好匆忙应战。十二日，两军在京都附近的山崎展开一场争夺日本霸权的战役。史称“山崎之战”。由于战场在天王山之下，又称“天王山之战”。双方大战三日，以明智军败北而告终。这样又产生了另一个著名成语，“三日天下”。

战败的明智光秀在逃亡中被暴民所杀，称霸的美梦，彻底破灭。而取得胜利的羽柴秀吉从此声威大震，不久之后便被天皇赐姓丰臣，成为日本实际的统治者。

天王山之战确实是巅峰对决，结局却是天堂与地狱。当然，体育赛事与战争有很大的区别，战败的一方不用丧命，还有亚军奖金聊以自慰。那么，赶紧拭去泪水与冠军握手吧。

 

歌川貞秀，「太平記之内山崎合戦競先鋒図」

音乐时光

  

在闲适的午后，一边听着老式唱机播放的绝版唱片，一边与志趣相投的知己好友畅谈音乐与人生，真是一大乐事。

小泽征尔和村上春树便是如此。一个是指挥家，一个是小说家，最后由村上春树执笔，把两人对谈的精彩内容，记录在《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这本书之中，也是与读者和乐迷分享这份高雅的情趣。

这本书给了我两个不大不小的惊喜。第一个惊喜是，小泽征尔竟然是那么和蔼可亲，话语之间还流露着天真无邪的孩子气，使人实在难以联想到他站在指挥台上那种“狂野”的动作。第二个惊喜是，我一直以为村上春树是爵士乐的百科全书，没想到他对古典音乐也有如此深刻而细致的见解。能够与世界顶级的音乐大师一唱一和谈足一本书，村上的音乐鉴赏水平（甚至可以称为才华），绝对不是一般的。此外，村上的唱片真的很多啊！而且价值都相当高。我的羡慕都快要变成嫉妒了。

小泽征尔与村上春树的对话，达到高山流水的境界。对乐曲、作曲家、乐团、指挥家、演奏家、音乐厅、唱片等等，与音乐有关的点点滴滴，他们都有神妙的默契。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不时莞尔而笑。“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我会适时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我的只是浅见寡识，但是，正因为我参与其中，才能完全地乐在其中。

此刻，我正陶醉在浓郁的咖啡香味和悠扬的海顿《第75号弦乐四重奏》之中，情不自禁地呢喃一句：与小泽征尔和村上春树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实在是妙不可言啊！

 

Haydn - Quartet No. 75 in G major Op. 76 No. 1

又是元宵

 

 

又是元宵不夜天，

花灯与月复如前。

登楼望尽阑珊处，

唯觉凄风胜去年。

 

 

二五年元宵

马远，《山径春行图》

人月圆

  

吴激，字彦高，号东山。他的父亲是吴栻，曾任北宋宰相；他的岳父是米芾，惊世骇俗的书画狂人。吴激在赵宋朝廷的名声，大部分来源于此二者。

靖康二年（即1127年），吴激奉宋钦宗赵桓之命出使金，不料被金太宗完颜晟扣押。女真皇朝急于建立完善的政治和文化体系，正求贤若渴。吴激，虽不是大材，仍被委以翰林待制之任。如是者，吴激被迫羁留异域，过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生活。

不久便发生惨绝人寰的“靖康之难”。金军攻陷汴州，随之屠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的繁华，在刀光下化为泡影。北宋正式宣告灭亡。其后，赵构虽然在南京称帝，名义上延续了大宋的香火，可这位宋高宗却始终偏安一隅，沉溺于江南声色犬马，无意收复中原。相反，还将都城一再往南迁，远离前线，至临安。

吴激目睹故地成焦土，复国亦无望，虽郁愤难抒，无奈也得接受现实，闲来以书画、诗词打发时日。他的词风格清婉，工于描绘旧日山河之壮丽。但是，或是才气所限，暂无佳作。他有时也和一众同病相怜的仕金汉臣，设宴作乐，以酒浇胸中块垒。

在一次宴会上，他们发现一名歌女姿色出众，气质不凡。打听之下，方知是赵宋宗室之女。众人顿时感慨万千，然后有人提议，赋词赠之。

轮到吴激……

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只见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似是饮至酩酊，又像是为一股外力所控制。他沉默不语，也许代入歌女的身世，也许叹息个人的遭遇，再悬揣社稷的命运，怀恋风景依旧却美景不再的山河……一切的一切，全是屈辱、愤恨、哀伤、郁悒、无助和绝望。激烈的情绪顷刻之间纷至沓来，恍如狂风暴雨中的大海，巨浪滔天，咆哮如雷……此情此景，此时此刻，哪有心思作词？可是他们，她，在等待着……被泪水模糊的视线又再不由自主地落在歌女身上。啊，可能真如欧阳修的词句，“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他的嘴巴微微动了一动，“南朝……”刚开口，心脏跳得异常猛烈，他感到有一股热血正要喷涌而出，赶忙用右手按住胸口……这一按，抓住了江淹的七色笔。

 

南朝千古伤心事，还唱后庭花。

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

 

恍然一梦，天姿胜雪，宫鬓堆鸦。

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人月圆》唱罢，四座哑然。

乍看之下，词人只是对前人的诗句进行拼凑。在这首《人月圆》中，我们可以看到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白居易的“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然而，这个“二次创作”的作品，却美得令人屏息。它不留任何斧凿的痕迹，一气呵成、天衣无缝，完全自出机杼。加上耳熟能详的字句，听来有敲金击石之力度，及情景交融之温度。词中的感情层层推进，到最后一句“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的时候，压抑已久的泪水一下子迸发出来，感情全部释放。可以想象，听罢此词，在座的北宋旧臣，默然相对，任由两行热泪，湿透衣衫。真是感人至深的千古绝唱。

斯蒂芬·茨威格用“一夜天才”来形容《马赛曲》的作者鲁日·德·利勒。我想，创作《人月圆》的吴激，也可以说是“一刻天才”吧。

吴激活到金朝皇统二年（即1142年），在任深州知府时去世。他著有《东山集》十卷，已散逸。留存下来的诗词仍有数十首，包括这天才之作，《人月圆》。

 

Hiroshige, Wind Blown Grass Across the Moon

皇帝的名号

  

对于那些一翻开历史教科书就感到生不如死的学生来说，秦皇朝无法千秋万世真是人间最大的悲剧。要是秦始皇、秦二世、秦三世、秦n世一直秦下去的话，考试就变得容易多了。然而事实总是令人失望，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个朝、很多个国，还有像苍蝇一样挥之不去的皇帝。

皇帝的名号，最叫人恼火。有时候用谥号，有时候用庙号，有时候用年号，有时候又要直呼其名。到底什么皇帝该用什么名号？不要灰心，更不要撞墙，孙中山先生早已替你们报了仇。

皇帝的谥号和庙号经常重复。举个例子，中国历史出现过的“高祖”，至少有二十六人。就算学生不小心张冠李戴，我们也不能责怪他们。这种错误，专业人士也是会犯的。《广州日报》就有一篇文章说汉惠帝有智障，配不上“惠”这个谥号。呜呼，我们的汉惠帝刘盈先生虽然算不上聪明人，而且胆小怕事，还动不动就掉眼泪，可是他——请相信我——绝对没有智障。有智障的应该是晋惠帝司马衷先生。没错，就是那个向饥民建议“何不食肉糜”的西晋皇帝。那篇文章的作者显然是混淆了这两位先生。

汉惠帝、晋惠帝皆为谥号。皇帝的谥号，是皇帝死后由继任者和大臣根据其生前事迹和人品评定的。比如汉武帝刘彻先生，一个“武”字就可以看出他的一生是多么喜欢打打杀杀的。又如商纣王子受辛先生，一个“纣”字就可以知道他生前是个暴君。再如南朝陈废帝陈伯宗小朋友，十二岁登基，十四岁被废，果然是废的。在唐代之前，我们都习惯用谥号来指称皇帝、国王和诸侯（秦朝除外）。

唐代以后，好大喜功、不可一世的皇帝们认为谥号中那么一两个字已经无法彰显自己的伟大，于是要求加长谥号。有些皇帝甚至要求在生前奉上尊号，驾崩后作为谥号使用。如唐玄宗李隆基先生的谥号是“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宋理宗赵昀先生的谥号是“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哇，这叫人怎么记得住啊！故此，人们改用庙号指称他们（如唐玄宗、宋理宗便是庙号）。

庙号，是皇帝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特立之名号。其最后一字，不是“祖”就是“宗”。从唐朝到元朝，我们都用皇帝的庙号指称他们。不过，到了明朝和清朝，皇帝的庙号又变成过时之物，年号取替了它。

年号，是皇帝纪年的名号。它始于汉武帝，刘彻先生即位那一年称为建元元年。此后，新君主即位都有自己的年号，此谓“改元”。当然，皇帝在位也可以随时改元，汉武帝刘彻先生就用了十一个年号。多乎哉？不多也。比起武则天武曌女士的十七个年号，根本不算多。这十七个年号也证明了，女人是善变的。

明清两代的皇帝就专一得多，他们都使用一个年号（除了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先生，他用了两个年号，所以我们不得不直呼其名：你好，皇太极）。这样就方便我们用年号去指称他们了。年号通常是两个字，比至少三个字的谥号、庙号更易记（如万历、崇祯、康熙、乾隆……耳熟能详吧）。

值得一提的是，末代皇帝——可怜的爱新觉罗·溥仪先生，只有年号宣统，而没有谥号和庙号。没有好过有，因为他死在196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值山崩地裂的文化大革命。若要红卫兵评价他的话，说不定就成了“清反宗”、“清蛇帝”、“清牛魔王”……呃，虽然与我无关，我还是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童真

  

这几天病到七彩。一躺到床上，便有睡到世界末日的强烈愿望。遗憾的是，泌尿系统总是在关键时刻拖了后腿。起床还是强忍？这是个问题。一个大问题。

儿时的我，在这样忍无可忍的一个清晨里，曾经咬牙切齿地发誓：一定要发明一个装置，只需按一下按键，床板的适当位置就会打开一个小洞，下面有漏斗和管道连接到马桶。

听上去不错吧，可是实干起来却不太容易。床板可以钻个洞，但是经常更换的草席或床垫就比较难处理了。后来薄薄的床板换成厚厚的床褥，这个发明大计的难度也随之增加数倍，最终不得不含泪放弃。

除了各种千奇百怪的发明，我还有很多神乎其神的幻想。比如，我常常幻想我是遥远的银河系之外一个小星球的王子。小星球不幸遭到邪恶魔王入侵，一名忠心耿耿的大臣冒死将我送到地球，寄养在一个看上去十分淳朴的家庭里。可是，我几次向父母追问我的身世，几次都被揍到差点永别地球。唉，地球人真可怕啊。所托非人，那名大臣看走眼了。

在各个层出不穷的想象当中，最接近现实的一个，是长大以后的我浪迹江湖，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亲手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所以第一次阅读《堂吉诃德》这部小说的时候，我读到热血沸腾，读到热泪盈眶……唉，现实真令人绝望。

我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和我一样。只是在成为大人之后，他们不再奇思妙想，甚至不再有任何想象。因为想象是不现实的，梦想家显得很不“成熟”。

然而，人类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发明，都始于天马行空的想象。艺术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莫扎特、梵高和爱因斯坦的身上，都有一种未被现实污染的童真。我想，我也是如此。

呜呼，我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毕竟，膀胱括约肌不如以前结实，一旦崩溃，我就……还是起床解决问题吧。

 

Paul Gauguin, Young Girl Dreaming (Study of a Child Asleep), 1881

刺身

  

在日本菜之中，刺身（日语读作 sashimi）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中国人一般把“刺身”译为“生鱼片”或者“鱼生”，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日语的刺身包括生鱼片和生肉片。例如马肉刺身和牛肝刺身，曾几何时在日本还是非常有名的。

刺身这个词虽然在室町时代（约14～16世纪）才被正式使用（这个词的由来至今仍有争议），可是，相当于刺身的食物则是历史悠久，向前可以一路追溯到人类茹毛饮血的原始时期。人类进入文明之后，经过几次蜕变，刺身便成为今天的刺身。其中一个关键的突破，是切成薄片。

中国古代也有相当于刺身的食物（毫无疑问比日本先进好多年），叫脍。《汉书·东方朔传》有云：“生肉为脍。”《论语·乡党》也有一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由此可见，古代的吃货认为，脍是越薄越好吃的。

说起“脍”这个字，自然令人想到“脍炙人口”这个成语。脍是指生肉片，炙是指烤熟的肉。此二者，在物质不甚充裕的古代，只有大富大贵的人家才有条件享用。整个成语的本义是，脍和炙这两种佳肴人人都爱吃，后来比喻好的诗文为人所传诵……唉，没办法，中国人在任何时候都会想到吃，“民以食为天”嘛。但愿在各位看官的眼中，这篇文章至少有孜然羊肉或者清蒸鲫鱼的等级。

大约到了明朝初期，也许是烹调技术提高和调味料增多的缘故吧，中国人逐渐不吃生食。到现在，只剩下广东、福建、黑龙江一些地方还保留吃生鱼片的习惯。

中国本土的生鱼片绝大多数是用淡水鱼制作的，食用它们就要冒一定的健康风险。因为，淡水鱼、虾身上寄生着多种寄生虫，著名的有肝吸虫、肺吸虫、颚口虫等。它们会感染人体，严重的话可致命。

日本菜中常见的刺身大多数来自深海，相对比较安全。这并不是说深海水产没有寄生虫，比如三文鱼（即鲑鱼）体内就有一种异尖线虫，它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不过，为了杀死寄生虫，日本、美国和欧盟都对食用海产作出严格的规定：上市前必须经过零下20度的冷藏库冷冻处理（欧盟要求至少储存24小时，日本是48小时，美国佬最怕死，7天）。所以，要购买和品尝刺身的话，最好到声誉良好的大型超市和日本餐厅。

 

同道与敌手

  

披阅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与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在1950年代的笔战文稿，你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萨特是个能言善辩的哲学家，而加缪，则是个不善言辞的艺术家。这场震撼文坛的论战，从萨特用打字机敲出第一个字母开始，便胜负已分。加缪虽负隅顽抗，最终还是一败涂地。

战败的加缪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用他的话来说，是被整个知识界放逐。这个可怜的西西弗，一度得了写作障碍。而战胜的萨特却完全失去君子风度，继续和他的同僚一起穷追猛打。

到底是什么原因，令这两位在哲学思想上如此接近的大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的同道兼同袍的关系，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势不两立？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萨特的终生情人，加缪的好友，她是距离最近的观众，她的心情也是最复杂的。曾几何时，萨特和加缪的亲密关系令这位女哲学家有时候也不禁妒火中烧。两人交恶之后，她自然站在情人的一边，多次以一贯犀利的言辞对加缪发起攻击。然而，在私底下，她又对加缪赞赏有加。其实，尽管波伏娃不愿意公开承认，在她心中却隐隐感到加缪是正确的，萨特是错误的。

那么，萨特和加缪决裂的原因是什么？关键词只有一个，它就是，共产主义。

加缪义无反顾地反对共产主义，而萨特则几乎是不分是非地拥抱共产主义。我们可以简单化地通过“自由——正义”这个选项去解释他们的分歧。

加缪认为，不能为了正义而牺牲自由，因为自由远比正义重要；只要有自由，哪怕没有正义，也可以作出反抗；要是没有自由，那么正义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个人已经不再具备个人的意义。

萨特认为，一个人不能置身于历史之外，因此“介入”到正义的事业之中，就是自由；而为了将来的正义，当下可以使用必要的暴力手段（哪怕是错误的手段）去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可以进一步归纳为一句话，加缪反对共产主义的理由是，不能为了一个抽象的概念而牺牲具体的个人。萨特则相反。

当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即使对苏联（尤其是对斯大林的大清洗）颇有微辞，也只觉得那是操作过程中的一些瑕疵。共产主义是正义的，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结果，这是不可挑战的信念。由此注定，加缪从批判共产主义的那一刻开始，便已经众叛亲离。在萨特大获全胜之后，除了少数自由主义者之外，整个世界都簇拥着萨特。萨特俨然成了精神领域的国王，直到1957年。

加缪好不容易战胜了写作障碍，其后他一度远离政治纷争，专注于艺术上的探索。不过，1957年，苏联入侵匈牙利，加缪又一次勇敢地站了出来。而在苏联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曝光之后，萨特开始醒悟。于是乎，人们发现，萨特和加缪又在一起了，他们几乎同时撰文谴责苏联。

这一年，昔日的友谊又有复燃的迹象，和好如初又有一丝希望。是的，两人都住在巴黎的拉丁区，应该有不少偶遇的机会，他们会互相打招呼吗？很有可能，甚至会寒暄几句。遗憾的是，不久之后发生的阿尔及利亚暴动又使两人再度疏远。直到加缪去世，他们仍未达成和解。

1960年1月4日，加缪因车祸不幸身故。萨特随即发表了一篇感情真挚的悼文，称加缪是他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朋友，字里行间充满对昔日同道和今日敌手的惺惺相惜的感情。两人的恩怨情仇，在遗憾的叹息中化作历史的尘埃。

今天再回头看这段历史，加缪无疑是笑到最后的一个。萨特在冷战时期的政治选择似乎都是错误的，包括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加缪与萨特的最大分歧，与其说体现在对待共产主义的立场上，不如说是在对自由和个人的理解上。

我喜欢萨特的存在主义，至今依然忘不了当年废寝忘餐地阅读《存在与虚无》的情景。至于加缪，我喜欢他的所有著作，喜欢他的整个人生。

 

萨特（左）与加缪（右）

独角兽

  

有关独角兽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文献中。历史学家克特西亚斯（Ctesias）对它作出极其详细的描述，言之凿凿，让人无从置喙。他说：

印度有一种野驴像马一样大，身子纯白色，头部紫色，眼睛蓝色；最奇特的地方是前额长有一支长角，角的尖端红色，中间黑色，底部白色；当地人称，用角做成酒杯饮酒的话，可以预防肠胃炎、癫痫和中毒；不过，独角兽跑得飞快，难以捕捉。

现代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挖掘出属于古印度河文明的石头印章，上面刻有独角兽图案，跟克特西亚斯的描述一模一样。不过，这还是无法帮助我们去判断，独角兽是地球上的生物，还是人们虚构出来的神话动物。

独角兽经希腊人之笔传入欧洲之后，就被严重神话化。它被想象成一种凶猛的动物，凶猛到经常把大象、狮子、老虎刺死在尖角之下。人类，自然不是它的对手。不过，如果你是处女（老处女除外）的话，就可以轻易地驯服它，因为它非常迷恋处女的体香……如果要我猜测动机，我猜这是男人把他们心底里的处女情结投射到独角兽的身上。不管怎样，独角兽的形象从此就被固定下来了。

在古代中国也有独角兽的记录。《史记·武帝纪》载：“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麃（读páo），就是大鹿。这只独角大鹿是什么？西晋文人兼方术士郭璞认为，此乃麒麟是也。麒麟是中国著名的神兽，可是中国人对它的认识却一如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不甚了了，以至今日较为通行的版本竟然是龙头狮身，双角，而非独角大鹿。

关于麒麟的身材，还有一个民间故事可供我们参考，它收录在《笑林广记》之中。话说孔丘他老人家看到世上最后一只麒麟死掉后，放声大哭。弟子们见状，遂将所有铜钱串起来，挂在牛身上，然后对夫子说：“麟已活已。”孔子观之曰：“这明明是一只村牛，不过多得几个钱耳。”

《笑林广记》是一部民间笑话集，这个孔子哭麟的故事，我们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流传。但是我们从中可以得知，麒麟的体型跟牛差不多，否则弟子们就不会用牛来冒充。

让我们综合上述信息，再进行分析。

一、根据希腊人的描述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出土文物，我们知道独角兽的外观像马。

二、根据中国史书记载独角兽长得像大鹿，另外从民间故事可推测，它又长得像牛。

好了，马、鹿和牛，体型其实相差不远。那么，现在我们能否下一个结论，上述描述均是指向同一种动物？如果是，那么这种动物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就非常之高了。这种动物又是什么呢？其实有一种动物符合上述特征，它就是板齿犀。

板齿犀和犀牛同属犀科，可是前者的四肢和尖角都显得更修长，看上去，真的像传说中的独角兽。而最有利的证据是，板齿犀主要分布在高加索南部至印度河流域北部、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东部。但是不利的证据（也是最致命的）却是，这种动物已经在距今5万年前绝种，远远早于克特西亚斯和孔丘活着的年代。唉，独角兽之谜还是没能解开。

有学者提出，会不会有少量板齿犀侥幸存活下来，直到公元前几百年才消失？遗憾的是，一直找不到相关的化石支持这个推测。

我也有个纯属个人的推测，会不会是公元前的人类挖出板齿犀的骸骨，然后误以为这种动物仍然存在呢？确实如此的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独角兽和麒麟在早期没有被神话化，直到后期才变得不可思议。不过，终归是猜测，我也缺乏相关证据。

 

发财秘方

  

世上可有发财秘方？不仅市井小人、贩夫走卒渴望拥有，它也是某些象牙塔内饱学之士的奋斗目标。当然，后者的动机可能要高尚得多。

貌似混乱不堪的金融市场到底有没有规律？会不会有一种方法，使人能够百分之百地获得利润，并能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一直以来，无数经济学家、金融分析师试图找出这个答案，最后都徒劳无功。直到1993年，两位数学天才——费沙·布莱克和迈伦·索尔斯突然高呼：“找到了！”

“布莱克—索尔斯模式”（Black-Scholes Model）将期权价格简化为……呃，一大堆数学符号很难用电脑键盘敲出来，又或者是我使用了十多年依然对 WORD 不熟识，还是算了，反正这个公式没有多少人看得明白。假如你非要有一个感性形象不可的话，请参照《神探伽利略》里汤川学在破案时所写出来的那些公式。

两位数学天才声称，这个公式只有两大特点：一是可以规避任何风险；二是适用于所有金融市场。总而言之，有了它，要发财发达自然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由于布莱克患有癌症（在1995年身故），无法亲自实践。索尔斯便找来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合作（默顿来头不小，一度是美联储主席的热门人选），以及得到所罗门公司前主管约翰·梅里韦瑟的赞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简称 LTCM）在1994年轰轰烈烈地成立。

LTCM 成立第一年的年收益率扣除管理费后仍高达百分之四十几，这是相当惊人数字。不但如此，假如你连续投资四年，从1994年向该公司投入1000万美元（最低消费），那么到1998年你将拥有超过4000万美元。沃伦·巴菲特和乔治·索罗斯恐怕都要妒忌了。

无风险，高回报，人人都争先恐后把资本交给 LTCM。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索尔斯和默顿二人，以表彰两人对经济学的贡献。两人发表了志得意满的演讲，博得全世界阵阵掌声。人们乐观地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日子指日可待了。真的吗？

我也希望是真的。可是，当时间走到1998年年中，情况便发生急遽变化。紧接着亚洲金融风暴而来的是俄罗斯金融危机，新兴市场像感染传染病一样，一个接一个倒下。LTCM 曾经宣称无论市场多么恶劣，神奇公式都能规避所有风险。然而，在1998年8月21日这一天，光是这一天，它损失了5.5亿美元。到八月底，LTCM 一共损失18亿美元。而且损失还在不断增大。不多久，LTCM 和他们的神奇公式一起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到底发生了什么？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对此作出精辟的评论，他说，诺贝尔奖得主有丰富的数学知识，却缺乏足够的历史知识。他们活在另一个星球，在那个星球上所有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但是，他们不知道，在这个星球上的人类却是非理性的。

在赌桌旁，赌徒们的贪婪都写在脸上。在金融市场，只要认真观察，你还是能够看出这样的脸。只不过，无论数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无法计算一个人的贪欲到底有多大。这便是发财秘方失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