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反香烟先驱者

  

露西·佩奇·加斯顿（Lucy Page Gaston）是美国反香烟先驱者。距今一百多年前，在缺乏科学证据的情况下，她已经断言香烟损害健康（加上败坏道德），并十分形象地称之为“棺材钉”。然而，历史对待这位有先见之明的女士却相当不公平。

加斯顿女士一出生便与烟酒结下不共戴天之仇。她1860年生于俄亥俄州一个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家庭，家中无人吸烟和喝酒。在沉闷的、死板的环境长大，很多人不是成为卫道士就是成为反叛者。正如各位所见，我们的主人公属于前者，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家庭教育加上太多反面例子，她视赌博、烟草和酒精为三大恶魔，立志穷一生的力量与之对抗。

加斯顿的“首秀”是加入女子基督教禁酒联盟。美国臭名昭著的禁酒令有她一份不可抹杀的功劳。其后，她向香烟开火，1899年创立美国反香烟联盟。众多妇女被动员起来，巅峰期一度有多达30万会员。可见吸烟的男人是多么的令女人反感。

可惜，反烟并没有反酒那么顺利。即便在加斯顿领导下，反香烟联盟没完没了地游行示威、不厌其烦地游说议会、不知疲倦地辱骂香烟店的店员和顾客，甚至用武力攻击吸烟的人，收效依然甚微。

事情在1920年白热化。加斯顿突然宣布参选总统，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与超级烟鬼沃伦·G·哈定（Warren G. Harding）直接对擂。结果……惨败。哈定最后还入主白宫。加斯顿知道在烟鬼任期内禁烟是不可能的了，绝望之余，不忘诅咒对手早死。结果……成功了。哈定在1923年死于心肌梗死，年纪不过57岁。极有讽刺意味的是，不抽烟不喝酒但出言恶毒的加斯顿在第二年死于咽喉癌，终年64岁。她死后，美国反香烟运动也随之消歇。而她的名字，也逐渐被人遗忘。

盖棺定论，加斯顿和反香烟联盟在历史中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个统计数字作出判断。在反香烟联盟成立之前，美国人每年消费香烟44亿支；到加斯顿去世的时候，这个数字大幅上升到730亿支。

哪里出错了？这是目的与手段的哲学问题。加斯顿反对吸烟的动机和目的是善意的，只是她的手段实在太粗暴了，结果适得其反。她成为香烟的最佳推销员。

 

尤•伯连纳的反香烟广告

  

奥斯卡影帝尤·伯连纳（Yul Brynner）在1985年10月因肺癌去世，终年65岁。去世前9个月，他接受ABC电视台节目《早安美国》采访，表示希望制作一个公益广告劝诫世人不要吸烟。可能是由于身体状况的缘故，这个良好的心愿未能实现。所幸的是，经过伯连纳和ABC同意后，美国癌症协会从这次访谈中剪辑一些片段，制作成一个30秒钟的公益广告，在全球数十个国家播放。

伯连纳1920年出生于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中国人所称的海参崴，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前属大清国），早年随父母颠沛流离，曾经在哈尔滨和巴黎定居。1940年移居美国，凭借歌唱天赋，他在纽约百老汇闯出名堂，并藉此走进大银幕。

电影迷永远忘不了，伯连纳在《国王与我》（The King and I，1952）中的演技是多么出色（扮演暹罗国王拉玛四世，夺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除此之外，《十诫》（Ten Commandments，1956，扮演法老王拉美西斯二世）和《豪勇七蛟龙》（The Magnificent Seven，1960，扮演七蛟龙首领克里斯·亚当斯）也是他的代表作。

据统计，每年大约有170万人死于肺癌，其中85％是由于长期吸烟而造成的。伯连纳也不例外。他承认自己从12岁开始吸烟，从此烟不离手。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判断当年的吸烟者贪图感官享乐，不顾健康风险。揭示肺癌与香烟关系的研究，是1950年代才出现的，而且并不能令大多数人信服。直到1980年代，比较充分的科学证据才基本上消除质疑。在某个意义上，伯连纳可以说是科学落后于时代的受害者。

在那个反香烟广告中，伯连纳面对镜头，由衷地说：“现在，我要走了。我告诉你：不要吸烟。无论你做什么都好，就是不要吸烟。”接着，镜头切换到黑屏，他以画外音继续说：“如果当初我没有吸烟，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谈论癌症。”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伯连纳的忏悔和劝诫收到良好效果。西方国家的吸烟人口从八十年代开始呈下降趋势。

香港的电视台当年也播出伯连纳的反香烟广告（中文台播放的是粤语配音版）。可能是由于气氛太肃穆、太沉重的缘故吧，据说有些小孩会哇哇大哭，有些同学也吓到失眠。自小就思考死亡问题的我没有被惊吓，只是感到悲伤。眼前这个正在倾吐肺腑之言的人，已经不在世上了。

 

 Yul Brynner - Anti-Smoking Commercial

二十年后

  

“二十年后，你会为未做之事而懊悔，更甚于所做之事。”

美国畅销书作家小H·杰克逊·布朗在1990年出版的励志类读物《附言：我爱你》中有这么一句话。它立即引起读者热烈的呼应，引用、评论和感想不计其数。

诸神也有犯错的时候，何况凡人。人的一生之中，总有一些事情留下悔恨。于是我们常常听到别人自怨自艾：如果那时候不那样做就好了。可是，布朗却从另一个角度提醒人们直面内心深处被拼命遮掩的伤口：当年的妥协，当年的放弃，二十年来，是否一直隐隐作痛？

二十年前，父母不停地教育你，别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优秀，你却是如何如何地令他们失望。看，小明出国留学了；小红是高考状元；小军参加全国数学竞赛，得了一等奖。隔壁老张的儿子当了律师，开着一辆过百万的名车；同事王主任的儿子当了医生，在市中心拥有几套房子；老乡肥佬平的女儿即将晋升为副县长，每天晚上访客如潮……你啊，他们严厉地告诫，快捧起课本，好好学习，将来考上一流大学，找一份高薪的工作，然后娶个对事业有利的媳妇……

你咬了咬嘴唇，平生第一次，你敞开心扉；平生第一次，你对父母说不。不，我不想读书，不想上大学，不想当律师、医生和公务员，不想发达，不想出人头地……我，只想画画。

什么？画画？画画有什么前途？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开不了名车，住不了别墅，没有女人喜欢，甚至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

你从抽屉拿出素描本，试图邀请他们进入你的小天地。不料，父亲把你的心血撕成碎片，并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母亲呼天抢地，抓起一根尼龙绳扬言要上吊。这个时候，你紧握的双拳有没有松开？

二十年后，没有学历文凭，没有西装革履，没有凯迪拉克，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你只拥有一片广阔的麦田。在微风吹送的麦香之中，你一直守护着的梦想，已茁壮成长。

你退后两步，审视刚刚完成的一幅油画。莫名其妙地，一些往事突然在脑中掠过，耳畔响起布朗的那句名言。

“二十年后，你会为未做之事而懊悔，更甚于所做之事。”

二十年来的艰辛和幸福，此刻正随麦浪荡漾。而在不远处，你没有察觉的地方，有个名叫玛雅的女子轻轻地转过身去，拭去两行欣慰的眼泪。

 

 

Vincent van Gogh, Wheat Fields with Auvers in the Background, 1890

“英雄”莫问出处

  

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型男”，身上必定散发一股“文化”味。不管身着中山装还是白衬衫，不管脚蹬解放鞋还是塑料凉鞋，胸前都要插着一支钢笔。此钢笔者，以英雄为佳，永生次之。就像当年骑自行车，骑凤凰的同志要比骑永久的更有“底气”。

就算在钢笔市场已经萎靡不振的今天，英雄钢笔依然坐稳中国钢笔品牌的第一把交椅。在其巅峰期八十年代末，市场占有率更高达七成。有此等“底气”，才敢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先后两次高喊“追赶派克”的口号。派克是世界级钢笔品牌，实力有多强大，我相信也无须介绍了。那么，英雄赶上派克了吗？放心，没有人会把中国式口号当真。套用现在的流行语，派克只能被模仿，不能被超越。

英雄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它一直在模仿，而不是超越，也不是追赶。比如著名的“英雄100”，拥有视觉的人都能够一眼看出，是剽窃（或模仿）“派克51”的。由此可见，不费吹灰之力拿取别人的劳动成果是中国企业的优良传统，并非今天才有的行径。回顾英雄钢笔的历史，它的传统还不止于此。它简直就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印本。

1931年，浙江奉化人周荆庭在上海创立华孚金笔厂。1942年，由于战争关系，华孚从派克中国分厂接收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人员，瞬间成为中国最大的钢笔厂。不幸的是，周老板缺乏先见之明，又或者真心对共产主义抱有幻想，竟然没有选择在1949年之后跟随老乡蒋委员长播迁台湾。结果在1952年，工厂被迫接受“公私合营”。什么是“公私合营”？我们从周荆庭身份的改变便可窥其堂奥——“合营”前，他是独当一面的老板；“合营”后，他只是一名技术副厂长。

失去身家财产，凄惨不？不，还有更凄惨的在后头。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8月23日到9月8日，上海共有84222户被抄家。曾经是威震全中国的大资本家，周荆庭自然难逃一劫。他在羞辱中死去，终年66岁。

周死后，他的心血华孚金笔厂被改名为英雄金笔厂。

谁会想到，在“英雄”这个道貌岸然的名字背后，有这么一段阴暗历史呢？难怪中国的“英雄”们总是说，“英雄莫问出处”。

 

 

派克51

英雄100

突破

  

李克强总理就疫苗事件作出批示：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2018.7.22，中国政府网）

 

如此突破底线的恶行，是愚昧无知还是出卖良知！（2022.7.22，央视网）

 

一旦底线突破，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向全党明确提出要坚持底线思维。（2023.8.22，人民网）

 

 

“突破”，是近代才出现的词语。“突”，本来就含有“破”的意思，对于惜墨如金且热衷制造歧义的古代汉人，是容不下丝毫累赘的。要表示突破之意，古人通常只用一个“突”字。

例如，《左传》有曰：“郑子产、子展帅车七百乘伐陈、宵突陈城，遂入之。”所谓宵突陈城，是说战至夜晚终于突破城墙，攻入陈城。

又如，《三国志·魏张辽传》曰：“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突围，就是突破包围，脱身而出，并形成固定词组，直到今天仍然使用。

“突破”二字，在20世纪之后常常出现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中。《现代汉语词典》的“突破”词条是这样释义的：

1、集中兵力向一点进攻或反攻，打开缺口。如，突破封锁、突破防线、突破敌人阵地。

2、打破（困难、限制等）。如，突破难关、突破定额、研究又有新的突破。

“突破”通常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多作褒义使用。具体地说，是只容许“革命”的一方突破“反革命”的敌方，而绝不容许相反的事情发生。

例如，被标榜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同志，在其奇幻小说式自传《把一切献给党》中有一句：“一九四三年夏天，在江南坚持战斗的六师兵工厂一部分同志，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来到了淮南。”

又如，著名“散文家”杨朔同志在《迎春词》中有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用法。看，多么坚定的隐喻：“不突破风雪重围，春天是永远不会诞生的。”

然而，在今日中国所处的什么“新时代”，人民的汉语水平好像也进入“新时代”，字词的使用好像也有了新的“突破”。所谓“突破底线”，也突破了“突破”这个词约定俗成不与“底线”配搭的底线。不明真相的群众乃至不法之徒、反革命分子都能够享受“突破”的快感。这种快感，恐怕只有在“一带一路”上“大撒币”，以及在外交场合张开战狼大口含×喷人，才能比拟。

 

破戒

  

要更好地理解岛崎藤村的长篇小说《破戒》，必须弄清楚什么是秽多。

秽多是一种遭到普遍歧视的部落民，起源不详，一般认为自中世纪开始便存在于日本社会。他们与印度“不可触摸”的贱民相似，专门从事屠宰、制革、尸体处理等“污秽”的工作。因此有一种意见认为，这种群体和职业歧视极有可能是随佛教一起东渡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后，政府颁布身份解放令（1871年），禁止一切对部落民的歧视，学校、军队、政府部门也向他们开放。然而，即便有法令保护，流传近千年的观念在民间依旧根深蒂固，不是一时三刻就能够改变的。《破戒》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1906年初版）。

小说主人公濑川丑松遵照父亲的训诫，小心翼翼地隐藏秽多的身份。他也知道，只要身份暴露，通过自身努力所取得的社会地位将化为乌有。他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在饭田这个地方当小学教师，受当地人尊重，有热情的朋友，也有心仪的恋爱对象。然而，心灵深处一个真实的自我开始苏醒，它不断地冲击丑松的日常生活。经历一连串事件之后，他决定破戒……丑松的结局是辞去教职，在俗人的蔑视中离开饭田。可喜的是，患难检验真情，那个可爱的姑娘并没有离他而去，一个要好的朋友仍然伸出友谊之手，学生们也不顾批评给他送行。

文学批评家常常将这部小说与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相比较。诚然，在结构上两者比较接近，但是，表现手法却有很大的不同。

《罪与罚》是心理小说，也被存在主义哲学家视为早期的存在主义小说。大量的、深邃的心理描写让读者与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一起经历痛苦的罪与罚，接受灵魂的鞭笞。

《破戒》则被视为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自然主义小说。自然主义追求纯粹的真实性，事无巨细地反映客观现实。如果作家缺乏文采，叙述往往枯燥乏味，令人难以卒读。当年在欧洲蜂起的众多自然主义作家，现在除了埃米尔·左拉，还有谁被人阅读呢？所幸的是，岛崎藤村不但是自然主义作家，他还是浪漫主义诗人。日本艺术家没有欧美的那种壁垒分明的主义情结，往往能够融合两种或者多种风格。毫无痕迹的融合之下，《破戒》的艺术性颇高，其笔法，淡雅的描画、客观的映现，有如雨后通往神社的山林小径。这气息，日后也飘散在日本电影导演尤其是小津安二郎的镜头中。

以下是全书的最后一段，丑松乘雪橇离开饭田。

 

穿过河岸上柳树稀疏的枯枝，饭山镇在右侧一览无余。对岸人家的屋顶鳞次栉比，各处耸峙着的寺院建筑，还有只剩下丘陵的古城遗址，所有这些都包裹在雨雪之中，一派迷茫。晴天时所能见到的小学校的粉墙以及莲花寺的钟楼，如今都隐没于纷纷而降的雪空里了。丑松两次三番回首遥望，他深深吐了一口气，不由得热泪滚滚而下。雪橇在雪地上开始滑动了。（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中译本《破戒》，译者：陈德文）

 

上述引文，作者几乎用白描的画法画出饭山的雪景。然后，镜头切换到主角的特写，叹气，然后流泪。点到即止，没有深入主人公的内心。但是，强烈的情感却能够感染每一个读者。更妙的地方，这是全书最后一段。当你合上书，在模糊的视线中，那个雪景逐渐缩小，最后在一次眨眼之后，化为墙壁上的一个白点。

 

春天乘着马车来

  

横光利一的《春天乘着马车来》（春は馬車に乗って）发表于1926年8月号《女性》杂志。它是世界短篇小说史上的精品，就像一件用晶莹剔透的宝石雕琢而成的艺术品，精美而又脆弱得令人落泪。

虽说是短篇小说，但内容却是真实的。同年6月，妻子北岛君子因肺结核病逝，在世上仅仅活了23个年头。在无尽的悲痛之中，横光利一创作了这个短篇小说，也是一首为亡妻而唱的挽歌。

 

他想起娶妻之前，他同她娘家作了四五年的斗争。想起同妻子结婚之后，又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度过了两年痛苦的时光。还想起了母亲死后，他和妻子两人生活，妻子突然得了肺病卧床不起这整整一年的艰难岁月。

 

1920年，22岁的横光利一与17岁的君子恋爱，遭到双方家庭激烈反对。两人不顾反对在1923年结婚。接着，母亲患病、去世，然后又到妻子患病……

对于妻子，他的内心始终笼罩着一团挥之不去的内疚之情。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实在难以带给妻子充裕的物质生活。加上昂贵的医药费，更是雪上加霜。看到妻子因为长期卧床，情绪不佳，老是无理取闹，他与其说是忍让，不如说是心痛得无法辩解。文中的这一类对话占据很多篇幅，是否令人厌烦，见仁见智。我则看出这位妻子活泼的一面，也有几分苦中作乐的情趣。后来，她也为此感到内疚。

 

“可是，我呀，我觉得很对不起你。我净折磨你，实在对不起。”

“唔！”他应了一声。

“我很了解你的心思。可是我说话这般任性，也不是存心的啊。那是病魔唆使我这样说话的。”

“对，是病魔。”

“我呀，已经把遗嘱写好了。不过，现在不给你看。就放在我的病榻下，待我死了再看吧。”

他一声不吭……事实令人悲痛欲绝。他想：此时此刻是不容许说些悲伤话的。

 

读到这里，我也必须强忍着几乎夺眶而出的眼泪，仿佛病人就在面前。无论如何要让她保持一丝乐观，绝对不能展现任何悲观的感情。

然而，弱小的人类难以跟强大的死神对抗。当悲剧色彩越来越浓厚，当悲剧性的结局看似无可避免，要继续读下去需要一定的力量。只是，不忍卒读，却又无法释卷，因为作者的新感觉派文体实在绚丽得令人赞叹不已，你无法把视线移离。

为了躲避寒冷的侵袭，他们到温暖的湘南海岸租了一所房子。横光利一伏案写作，窗外总是传来大海连绵不绝的浪声，隔壁则是妻子断断续续的咳嗽。一边是生命的光明和冲动，一边是死亡的黯淡和压抑。整篇小说，这样的对比和碰撞不断发生，就像暴风雨和暴风雨中的灯塔。直到这一点微弱的灯光，最终被残酷地吞噬。

作者没有直接描写死亡，而是用一个凄美的意象结尾。

 

他用沾了花粉的手，像要献花似的拿着花束走进了妻子的房间。

“春天终于到来了。”

“呀！真美啊！”妻子说着，一边微微笑，一边将瘦骨嶙峋的手，向花的方向伸去。

“这实在太美了！”

“哪儿来的？”

“这花乘着马车，沿着海岸边，最先把春天播撒到人间来了。”

妻子从他手中接过花束，双手把花紧抱在胸前。然后，她将那苍白的脸，埋在明丽的花束中，如痴如醉地闭上了眼睛。

 

全文完。

我也闭上了眼睛，聆听那辚辚的马车声，由远及近，由远及近……

 

（上述引文摘自《横光利一文集·春天的马车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唐月梅译）

 

 

附言：

总体而言，唐月梅的译文差强人意，可惜她的理解力令人非常失望。在她的丈夫叶渭渠所写的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奇特见解：

《春天的马车曲》，写了一对夫妻间的正常爱情被严重扭曲，他们只好通过互相嫉妒和猜疑……来表达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强烈的爱”。作者写这对恩爱夫妻的反常心理，在于说明在那个社会里，人与人的组合，包括夫妻的组合，是与善意和真诚无关，尽管相处在一起，但各自却以自我为中心，谈不上互相信任，更谈不到真正沟通思想，这种变态的情感，从根本上怀疑爱情的可靠性，和人的互相理解的可能性，把情欲看成是痛苦与失常的根源。可是，作者却以“春天的马车曲”这样华丽的辞藻来装饰悲怆的现实……

可能有些读者会觉得，丈夫的错误与妻子无关。是吗？两个人在同一个房间作息、在同一个单位工作，有共同的嗜好、有共同的事业，两人的名誉和命运早已缠绕在一起，发现对方的错误必定及时指正，除非这对夫妻也如叶渭渠所说的“尽管相处在一起，但各自却以自我为中心，谈不上互相信任，更谈不到真正沟通思想”。

在理解错误的前提下，译文难免出现偏差。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而读者如果迷信权威的话，这个短篇小说就等于被彻底糟蹋。这是比遗憾更遗憾的事情了。

 

玄米茶

  

这些年，我通常在下午写作。画下最后一个句号，素淡的暮色已经充盈夏日的天穹，并从纱窗，悄悄渗进狭小的书房。这个时候，可以舒展一下筋骨，泡一壶玄米茶，让独特的香气飘荡在书籍与家具之间，模糊了局促不安的现实，烘染了不断构建的文艺世界。我想，隐居在江户深川的松尾芭蕉，也是在相同的气场下凝望一眼古池吧。

在古代日本，玄米茶被称为“平民的茶”。由于当时的茶叶价格不菲，为了节省，经济不宽裕的平民想出这样一个权宜之计，用烘焙过的玄米混合番茶冲泡。

番茶是一种比较低档次的绿茶。

玄米即糙米，是稻米脱壳后原粒的米，呈暗红色，故而叫玄米（玄，作为一种颜色，中国的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注曰：“黑而有赤色者为玄”。广东人则把玄米称作红米）。玄米磨去外层便制得白米。白米是东亚、东南亚地区的主粮，磨得越精，口感越好，价格自然也越高。相反，玄米的价格则很低廉。

如此低下之物，玄米和番茶，混合起来竟然产生如此神奇的化学作用。经过精心的调制，权宜之计也修成正果。从中，我们可以领悟一个道理加一点禅趣：即使身处沟渠，也要引颈仰望星空；即使贫困潦倒，也要利用手头上有限的物质条件，创造更美好的生活。那个流落荒岛也要写日记、也要烘培面包和自制烟斗的鲁宾逊·克鲁索，一定懂得品鉴玄米茶的苦涩和甘甜。

茶道是贵族的活动。而平民，也许没有典雅的茶室，也许没有庄严的仪式，道，却是相通的——以有限显露无限、以缺憾呈现完美，所谓侘寂，其实并不深奥。而将事物的品质发挥到极致，便无愧于一个时辰，便无愧于一杯香茗。事事如此，便无愧于一个人生。

冈仓天心评论茶人时说，“若想真正欣赏艺术，唯有让艺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才有可能”。鄙人更甚，艺术是生活的全部。故此，对茶道一无所知的鄙人，也能从手上的一杯玄米茶，窥见千利休的微笑，窥见一期一会的流光。

 

（图片来源 www.japanesegreenteain.com）

疲于应付疲惫

  

我疲于应付疲惫……

这是悖论吗？不，这不是悖论。

请想象这样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情景：在漫无边际的大海，一叶孤舟在飘浮。

如果大海是客观世界，小船是你的人生。那么，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疲惫将从四面八方连绵不绝地向你扑来。它们可能是古斯塔夫·库尔贝的墨色潮涌，令人厌烦；它们可能是葛饰北斋的滔天巨浪，令人惊惧；它们也可能是J·M·W·透纳的风暴，不断旋转，旋转，旋转，令人眩晕，令人窒息……稍有差错，生命就会被世界吞噬。应付它们，你，是否感到疲惫？

人一出生，即被抛弃到大海之上。孤独、无助、彷徨、不安……也许会有一丝安慰，维纳斯也是以相似的方式降临的——美丽的爱琴海，碧绿色的海面上泛起银白色的波浪。刚刚诞生的维纳斯赤身裸体，站在巨大的贝壳上——只是，与维纳斯联结，需要天赋。

绝大多数平庸的人，需要的是指南。别担心，教条、观念、主义、公理、准则……现成的指南总有太多。遵循既定的航线，寻找别人的目标。他们会找到什么？

就算找到亚特兰蒂斯的宝藏，到最后，所有的人，都要葬身黑暗的海底。难道，海底里有一条秘密通道，通往美好的天国？

狄兰·托马斯有一句诗：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美好的夜晚

这首诗是托马斯为垂死的父亲而作的，发表于1951年。他父亲在1952年病逝。诗人也在1953年离去，年仅39岁。

在阴郁的隐喻中，夜晚是死亡。人们说，夜晚多么美好，死后的世界多么美好。不，不要相信他们！

诗人接着吟咏：

狂怒吧，为光明的消逝而狂怒

我不喜欢黑暗。黑暗中，我将看不到维纳斯的忧伤……想到这里，不由得感到忧伤。

我不懂怎样狂怒，但是会反抗。当疲于应付疲惫的时候，我会拿起尖锐的钢笔，把托马斯的诗句——不要温顺地走进那美好的夜晚——刻在动荡不安的海面上。

 

第三个点烟者

  

威尔士摇滚乐队 The Alarm（警报）在1984年推出首张专辑 Declaration（声明），当中有一首很不错的 Third Light（第三个点烟者）。

倘若对西方民俗不是十分熟悉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它有点儿不知所云：

First light: the sniper saw you / second light: took careful aim / third light: he pulled that trigger on the gun / Dead dead dead.

（第一个点烟者：狙击手看到你；第二个点烟者：瞄准目标；第三个点烟者：他扣动枪支的扳机。死……）

其实，这几句歌词非常清楚地解释了一个在民间流传甚广的禁忌，“unlucky third light”（不幸的第三个点烟者）。

在西方，一根火柴绝对不可以点着三支香烟。就算点完两支之后火柴还有剩余，足以点燃一座国会大厦，一般人还是会把它吹灭，重新划一根。否则，极大的不幸将会降临到第三个点烟者的头上。

显然，这个禁忌出自迷信。至于它的具体起源，则有多种说法。英美烟草公司发行的刊物《英美烟草公告》1921年11月号据说是关于这个禁忌的比较有说服力的历史文献。该期刊物的一篇文章说，布尔战争（1899～1902年）期间，与布尔人作战的英国士兵得到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在夜间抽烟，不宜用一根火柴为三个人点烟。因为火柴燃烧的时间过长，敌人就会有足够的准备瞄准光亮开火。就像 The Alarm 在歌中所演绎的那样。而那第三个点烟者往往不幸地被子弹射穿嘴巴，死得痛苦且难看，真是不幸中之大不幸。顺便一提，一名烟草狂热分子、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也参加了布尔战争。不知道他是否亲眼目睹过那种惨况。

由于心有余悸，退伍回国后的英国士兵为他人点烟的时候也不敢点第三个人（除非跟那人有血海深仇）。久而久之，潜移默化之下，社会上便形成一个禁忌。

如今，火柴逐渐为一次性打火机所取代，这个禁忌也将在不久的将来被人遗忘。迷信固然不好，战争更加不好。如果这个迷信令人联想到战争的残酷，那它的存在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的。

 

youtube: The Alarm - Third Light

长发公主或莴苣姑娘

  

迪士尼将童话《长发公主》（Rapunzel）改编成动画电影及电视系列《魔发奇缘》（Tangled）。只是我记得，以前读过的《格林童话全集》是将它译作“莴苣姑娘”的。

德语“rapunzel”是“莴苣”的意思。无辜的莴苣姑娘正是由于母亲偷吃巫婆所种的莴苣而被抱走，关在没有门和楼梯的高塔之上的。

莴苣姑娘有一头迷人的金丝一般的长发，这也许是所有童话之中最特别的意象。巫婆通过长发爬上高塔（这个巫婆似乎不会坐扫帚飞来飞去），而王子也是通过长发在每天夜晚与之幽会。“莴苣，莴苣，放下你的长发”，跟《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的“芝麻开门”一样，成为文学和流行文化中最令人心动的口令。

关于这头长发，小时候的我产生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是，头发禁受得住一个人的重量吗？

我后来知道，健康的头发是可以的。而且，只要莴苣姑娘将头发在外墙的挂钩上绕一圈再放下，头皮所受的力就会大大降低。

第二个疑问是，莴苣姑娘为什么不剪下自己的长发作为逃走的工具呢？

她决定跟王子出走，每日悄悄地编织绳索，却因耗时太久，被巫婆发现，功亏一篑。我后来明白，在古代童话中，长发代表女性魅力。一个有品味的人当然不会随便放弃自己的魅力。而怒火中烧的巫婆剪掉莴苣姑娘的长发，等于摧毁一个女性的形象。这个暴力行为出自嫉妒、憎恨和自卑，历史上所有丑对美的袭击、庸人对天才的围攻，无不如是。

现代文学批评家对这个童话故事的分析，则主要集中在性暗示之上。据说，《格林童话》第一版写得比较直接，或者说，比较忠于民间故事的那种粗鄙的叙述。王子与莴苣姑娘每晚频繁做爱，导致怀孕，隆起的腹部引起巫婆的怀疑。而第二版，格林兄弟作出老少咸宜的改动，删去与性有关的内容。

本人十分赞同第二版的改动，不是鉴于道德原则，而是因为美学。一个幽静的夜晚、一个孤岛般的空间、一对热恋中的情侣……无需言喻，只应意会，保留一份含蓄不是更美吗？就像月光下的池塘绝不应该张灯结彩一样。同一道理，窃以为，电影中百分之九十九的床戏都是不必要的。

巫婆狂怒的后果，是莴苣姑娘失去代表女性魅力的长发，王子也失去代表直观能力的视觉。他们各自在世界上流浪，数年后终于重逢。莴苣姑娘的眼泪使王子重见光明，王子第一次看见头发不长、衣着不光鲜的莴苣，也第一次看见她内在的魅力（或者说，纯粹的自我），善良、坚忍、忠贞、圣洁……有几分像威廉·莎士比亚笔下的潘狄塔（可参见《冬天的故事》）。王子带莴苣回到自己的王国，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没有比失而复得的幸福更幸福了。

 

 

感恩的死者

  

美国老牌摇滚乐队 Grateful Dead 以独一无二的折中风格（融合多种截然不同的音乐类型）闻名于世。一个不是摇滚迷的人要伪装摇滚迷，声称喜爱他们绝对是加分的动作。在中国，一帮伪摇滚迷也是这样做的，可惜也同时做了一个减分的动作，竟然把乐队名字译作中文“感恩而死”或者“感恩至死”。就算不看乐队成员的传记，至少也应该查一下官方资料。“Grateful dead”的真正意思是“感恩的死者”。那是一个流传超过二千年的民间故事。

这支乐队在1965年的加利福尼亚结成，原先叫 Warlocks。遗憾的是，这个名字似乎比较受摇滚乐手的注意。当他们吃惊地发现美国至少还有另外两支 Warlocks 在活动的时候，就只好改名了。

贝司手菲尔·莱什（Phil Lesh）在自传中透露个中细节。当时，主唱兼吉他手 杰里·加西亚（Jerry Garcia）正在翻检一部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的《世界语言词典》，忽然用“银铃般的精灵之声”兴奋地说：嘿，“Grateful Dead”如何？

这个“银铃般的精灵之声”（原文是“silvery elf-voice”）实在耐人寻味。加西亚其后在他的传记中揭开这个神秘词组的神秘面纱——他们都抽了DMT（一种致幻剂）。于是，在药物和词典的帮助下，Grateful Dead 问世。

感恩的死者这个民间故事讲的是，有个旅行者路过一个村庄，碰到一桩因贫穷和债务无法安葬的惨事。慷慨的旅行者为死者付清债务、操办葬礼，然后离去。其后穿过森林时，几名强盗意图谋财害命，一匹狼及时杀出，救了旅行者一命。原来，这匹狼正是死者的鬼魂所变，为了报恩，他一直悄悄地跟在旅行者身后。

这个民间故事在多个地区流传（欧洲、埃及、中东），版本也有些许不同。比如说感恩的死者变成了其他动物，甚至变成一个人。不管怎样，这个故事令人感到温暖。毕竟，现实中有太多恩将仇报的人和事了。

改名之后，Grateful Dead 时来运转，得到很多演出机会以及一纸唱片合约。1967年他们推出同名专辑，马上赢得很多歌迷。这些歌迷特别狂热，自称“Deadhead”，一路紧跟乐队的行踪。在混乱的六、七十年代，也许是乐队的歌曲令“Deadhead”产生共鸣、看到希望，有如获得新生，于是也像民间故事中那个感恩的死者一样，跟在乐队的身后，用掌声和尖叫作出回报吧。

 

通往男人心的路

  

“通往男人心的路，是胃；通往女人心的路，是阴道”。据说，这是张爱玲的名言，被无数伪文艺老中青年视为福音。

遗憾的是，张爱玲并非原创者。准确地说，并非完全原创。前半句，显然是对英语谚语“The way to a man’s heart is through his stomach”的复述和翻译。后半句，才是张爱玲本人的发挥。

而从后半句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内心的阴暗和委琐；可以看到别树一格的文学特色——亲手证明了自己跟笔下的女人一样，心理极其变态；同时令伪文艺老中青年气短甚至气绝的是，通往他们偶像的心的路，已经不可能存在了。

诚然，世界上有些女人是妓女，有些女人是色情狂。然而我还是相信，超过半数的女人与张爱玲的名言正好相反，即，通往女人阴道的路，是心。也就是说，你必须先赢得她们的感情，才有共度春宵的机会。

至于前半句，“通往男人心的路，是胃”，绝大多数男人、女人和变性人都没有异议，因为绝大多数男人确实是饿鬼和馋鬼。抓住男人的胃就等于抓住男人的心，这是古今西东都通用的原理。

关于这句英语谚语的起源，目前还未有论断。英文维基百科把荣誉归于芳妮·费恩，断言是这位美国女作家在1860年代说的。这是不准确的，因为《耶鲁引用语辞典》已经证实，约翰·亚当斯在1814年4月15日寄出的一封信中就有类似的句子。其它更多的考证，从1810年代初到1860年代末，至少还有10部出版著作探索过男人心与男人胃的关系。我们由此推断，这个说法早已在英语世界流传，很有可能是民间智慧的体现，并无单一的原创者的。无论亚当斯还是费恩，都不过是引用者罢了。

其实是十分可悲的。为了通往男人的心，女人使出十八般武艺，以满足男人那个难以满足的胃。在过去，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不得不留住一个能够提供物质和安全保障的男人。在今天，女性有独立自主的能力了，她们为的又是什么呢？

最可悲的是，通往狗心的路，也是胃。难怪粤语之中有个惯用语叫“男人老狗”，男人和老狗，在食、色和脾气上，也许差别不大。

 

暑假原产地

  

School's out for summer

School's out forever

 

美国摇滚歌手爱丽丝·库珀（Alice Cooper）在一次访谈中自述，暑假前最后一堂课的最后三分钟是毕生最兴奋的时刻之一。所以，他创作了 School’s Out（1972）这首上榜歌曲。

当然，绝大多数学生都会为暑假而兴奋。只是，正如村上春树所指出的那样，在原产地喝威士忌特别有味道，库珀在暑假原产地放暑假，也会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加兴奋。

没错，现代暑假制度是美国人发明的。话说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联邦政府进行教育改革，统一和规范了全国的教育制度。暑假作为其中一个重要项目隆重出台。至于为什么要放暑假，则有多方面的理由。

教育学家认为，劳逸结合有利于学生吸收知识。而在四月复活节假期到十二月圣诞节假期之间，学生需要连续上学近八个月，未免过于劳累。他们强烈建议在中间增加一个假期。

社会学家则认为，美国是农业国家（当时的确如此），学校应该在农事最繁忙的时候放假，让学生回家帮手。

上述两个理由好像有些矛盾，到底是让学生休息，还是用更繁重的体力劳动把学生压垮呢？还好，迄今为止没有找到任何历史文献记载教育学家和社会学家为学生的利益而决斗。对于学者、专家和精英的言论，我们不必太在意。事实上，学校放暑假的最佳理由，是医生提供的。

请设想一下，在电风扇和空调机还没有问世的时代，夏天最高温的时候（高达40摄氏度），一大群学生挤在一个小课室里，汗流浃背，所散发的气味……天啊，简直是地狱般的景象！过去，人们以为疾病的传播与不正常的气味有关。各地学校也真的发生过传染病大流行。于是医生便呼吁炎夏停课，避免生病。

好东西自然受欢迎。自从美国开创先河之后，世界各地（包括寒带地区）都引入暑假制度，以降低传染病发生率。向来崇尚美国教育制度的中国人也不甘落后，以“拿来主义”精神进口一个暑假，让那些没有条件将子女送往美国学校的非贪官非奸商家长可以挺起胸膛骄傲地宣称：美国人做到的，中国人也做得到。

 

youtube: Alice Cooper - School's Out

范思哲的美杜莎

  

为什么意大利奢侈服装品牌范思哲（Versace）会以美杜莎为商标呢？根据官方资料，创始人詹尼·范思哲（Gianni Versace）小时候经常和兄弟姐妹到一个有二千年历史的古罗马遗迹处玩耍，地板上有一个由马赛克拼凑而成的美杜莎图案，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1978年，他草创范思哲的时候，脑中立即闪现这个图案。

不过，在希腊神话中，美杜莎是一个负面的形象——蛇发女妖戈尔工三姐妹之一，外表极其可怖，任何人看见她的脸，都会立即变成石头。后来，英雄珀耳修斯在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帮助下，戴着隐身帽，以光亮的盾牌做镜子，砍下美杜莎的头。虽然为民除害，功德无量，但是这个小偷式的胜利实在有点不光彩。

在变成蛇发女妖之前，美杜莎却是一个美丽的女子。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在《变形记》中讲述了她的前尘往事。话说海神波塞冬向美杜莎求爱，被拒，但色心不死，竟在雅典娜神庙里将她强暴。雅典娜视之为亵渎，大为震怒。可是，女神不是将怒火发向波塞冬，而是相当荒唐地惩罚受害人，摧毁她的美丽，将她漂亮的长发变成一堆毒蛇。

雅典娜曾经因为雅典的命名而与波塞冬发生龃龉，如今又被公然挑衅，按常理，应该兴师问罪才对。至少也向她的父亲、众神之王宙斯投诉。为什么智慧女神突然智慧尽失，变成了比蛇发女妖更可怕的怪物呢？是嫉妒吗？

嫉妒，多么邪恶的力量啊，连智慧之光都被它吞噬！直到现在，也总有一些人不谴责罪犯，反而诟病受害人，或者各打五十大板。“他太有钱了，活该被骗”，“她穿得太暴露了，简直是引人犯罪”……这些言论，不是同样可恶吗？

1970年代，美杜莎的负面形象被扭转。她成为女性主义的图腾，传达女性的愤怒。遗憾的是，部分女性主义者开始走火入魔，盲目地否定女性的美丽和温柔，并以各种途径宣泄对男性的仇恨。这样的女性主义，有点像卡拉瓦乔的美杜莎一样，令人惊恐；又有点像阿诺德·勃克林的美杜莎那样，令人怜悯。

范思哲以设计女装起家，一定考虑过当时的女性主义思潮，才选用美杜莎为商标的。热爱希腊神话同时深受安迪·沃霍尔影响的范思哲，他的美杜莎并没有带给人惊恐和怜悯。她是那么雍容华贵，又带有几分天真烂漫，令人想起那个可爱的姑娘，那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姑娘，在遇上波塞冬之前……

 

卢德分子

  

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飞梭，使织布速度提高了一倍。1764年，詹姆士·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使纺纱跟上了织布的速度。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火种便由纺织业点燃。

先进的机器逐渐替代落后的人手，生产力大大提高，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次飞跃。然而与此同时，大批传统手工业者失去工作。

1779年，英格兰中部，莱斯特郡的安斯泰村，一个名叫内德·卢德（Ned Ludd）的失业织工砸毁了两台纺机。动机不明，可能是酒后乱性，也可能是受人挑唆。这起本来不值一哂的事件经过别有用心的渲染后，如同病菌遇上梅雨天，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卢德运动”滋长，并迅速蔓延至全国。攻击工厂、毁坏机器甚至殴打老板和管理人员的暴行接二连三、此起彼伏。

英国议会不得不在1788年和1812年先后通过《纺织机保护法》和《纺织机破坏法》，保护私有财产和严惩犯罪分子。只是，后者似乎过于严苛（最高刑罚可判死刑），以至当时在上议院担任议员的拜伦勋爵投了反对票，并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和一首讽刺诗，谴责制订和赞成法案的人：先生们，是不是在你们的心目中，一条人命还不及一双袜子值钱？

拜伦勋爵反对无效。大多数议员投了赞成票，因为卢德分子确实不得人心。连唯恐天下不乱的卡尔·马克思后来也大摇其头，教训那些人应该砸烂资本家的脑袋而不是机器。马克思在大放厥词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想过他的金主兼同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是一名大资本家，而且是开纺织厂的大资本家，而且是经常利用权势狎弄无产阶级女工的坏资本家……

还好，我们不用担心恩格斯的脑袋、厂房和机器，因为卢德运动在19世纪中叶差不多熄火。然而，“卢德分子”这个名词却保留下来，用来指那些盲目反对新科学、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人。今日21世纪的新卢德分子，自然是指那些抵制互联网、电脑和手机技术的人。为了不被人误会为新卢德分子，鄙人学会了手机支付。

 

1876年2月14日，中国第一条铁路，由英国商人投资和建造的吴淞铁路（连接上海与吴淞）进行试车。然而，投入使用仅仅一年零八个月，满清政府便买下该铁路以及所有列车——不，你猜错了，他们不是读了马克思，要搞公有制和国营企业，而是——全部拆毁。为什么要这样做？极度爱国的大臣刘锡鸿在《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中是这样禀告皇帝的：

西洋专奉天主耶稣，不如山川之神，每造铁路而阻于山，则以火药焚石而裂之，洞穿山腹如城阙，或数里或十数里，不以陵阜变迁，鬼神呵谴为虞。阻于江海，则凿水底而熔巨铁其中，如磐石形以为铁桥基址，亦不信有龙王之宫、河伯之宅者。

简而言之，这名卢德分子指控铁路坏风水、断龙脉、伤害中国神祇的感情，故而万万不可仿造也。

唉，卢德分子不可怕，可怕的是全国上下都是卢德分子。上位者姑且愚昧如斯，不久之后发生的拳匪之乱，也不过是趁水和泥罢了。

 

 

福伊尔斯

  

2018年秋天，英国大型连锁书店沃特斯通（Waterstone's）收购福伊尔斯（W & G Foyle Ltd.），后者是查令十字路上的百年老字号。

福伊尔斯两兄弟威廉和吉尔伯特在投考公务员双双失败之后，于1903年创立福伊尔斯，经营旧书业务。1930年代，威廉的女儿克里斯蒂娜接手，直至1999年去世，在她大半个世纪的统治期内，福伊尔斯的营业额和声望达到顶峰，同时成为英国最保守也是最古怪的书店。

最保守的地方，是书店一直保留20世纪初期的经营模式。也就是说，它没有现代电子设备，即没有电脑、没有收银机、没有计算器、没有刷卡器（对，只接受现金），也不接受电话和网络订购（但可以邮购）。此外，顾客买书需要排三次队。首先，售货员会给你开一张货单；然后，你拿着货单到收银台付款；最后，你将收银台出具的收据交给刚才的售货员，就可以取走已经包装好的书。这套手续，一般是大型购物中心才会采用。

最古怪的地方，是书籍的摆放。书籍不按内容类别摆放，也不理会作者的所有权将属于同一个作者的作品摆放在一起。怎么摆放？按出版商……走进福伊尔斯，你看到的指示牌不是文学类、哲学类、历史类等，而是企鹅、矮脚鸡、兰登书屋等等。比如说，想找阿兰·德波顿的《幸福的建筑》，最好先从其他渠道知晓这本书的出版商，那样你就可以径直走到温塔奇出版社（注：初版帕特农，再版温塔奇）的书架。如果你不知道，就得耗费一些时间和精力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付出一番辛劳之后有所收获，找到想要的书，不是更加开心吗？

至于福伊尔斯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带给顾客这种麻烦？鄙人试着解释吧。先向各位读者朋友问一个问题：书是什么？对作者来说，书是才华和心血的结晶；对出版商和书店来说，书是可以获利的商品、货物；对读者来说，书或者是知识和文艺的载体，只是你在购书的时候，书不得不变成一种商品。所有与金钱有关的事物都是庸俗的。作者，尤其是文学作家，最好不要参与其中。

克里斯蒂娜站在作家的角度，摆出古怪的格局，让他们远离商业。也许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作家视她为同好、知音和好友，保持长期的书信往来。这些作家包括H·G·威尔斯、D·H·劳伦斯、乔治·萧伯纳、伊夫林·沃、金斯利·艾米斯、J·B·普里斯特利等等。

可惜，克里斯蒂娜在1999年离世之后，继承者抛弃传统，走上现代化之路。尽管如此，他依然无力阻止世界潮流。第一，互联网和电子产品的飞速发展使读书人数大减。第二，网店的兴起使很多人不再到实体书店购书。第三，亚马逊推出“kindle”产品使至少一半读者转向电子书。随着生意越来越惨淡，势单力薄的独立书店只有结业和联合这两条路可走。据统计，过去20年，英国超过一半的书店消失不见。

沃特斯通实力雄厚，自1983年创立以来，已经发展到超过300间分店的规模。收购福伊尔斯，他们称，希望可以保护和捍卫在亚马逊冲击下的实体书店。然而我对此不乐观。我觉得最大的敌人不是亚马逊和电子书，也不是各种弱智的娱乐，归根结底，是人的愚昧和懒惰。

 

汗衫

  

不妨留意一下大街上穿衬衫的男士。你会发现，有一定年纪的，衬衫内往往有一件汗衫；而年轻的，则较少穿上这种东西。这就带出一个问题：男士穿衬衫的时候应不应该有打底的内衣（包括汗衫、汗背心）？

当然，这不算世代之争，只不过是个人喜好罢了。然而在过去的欧洲，它就牵涉一个敏感的字眼：阶级。

拿破仑在写给约瑟芬的信中不止一次地表示，能够舒舒服服地洗一个澡，然后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是他在战场上的一点奢华和幸福。由此可知，这位法国皇帝最贴身的内衣是衬衫。事实上，在那个时代，所有绅士的内衣都是衬衫。

问题是，一位绅士可以在衬衫外面穿很多件衣服来御寒，劳工和农夫却不可能穿着一件过膝的羊绒大衣或者一件臃肿的棉袄干体力活。怎么办？他们会在衬衫里穿一件无袖的羊毛内衣，以抵御寒冷。这就是现代汗衫的雏形。

20世纪初期，美国的服装生产商把“雏形”改造成现代汗衫（undershirt），并且能够在夏天穿着。夏天在衬衫内加一件汗衫的确有不少好处，吸收汗水、减轻汗臭、避免衬衫染上汗渍，同时也可以免除暴露胸毛、乳晕和肚脐的尴尬。自此以后，汗衫便打破阶级的樊篱，全方位流行起来。

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人坚决抗拒汗衫，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当属素有“好莱坞国王”之称的克拉克·盖博。如果有拍卖行拍卖这位大影星穿过的汗衫，千万别拍，因为它多数是假货。

如果非要穿汗衫不可的话，有些要点必须注意：一，汗衫必须是汗衫，而不是T恤，换言之，它贴身，且是纯色的；二，汗衫的颜色应该与肤色相近，而不是与衬衫相近；三，汗背心和无袖汗衫只适合不爱出汗的人。

美国黑人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喜欢在白色衬衫内穿白色汗背心。这是十分错误的示范。汗衫不与肤色相近，容易露出汗衫的痕迹。而汗背心则无法吸收腋下大量流出的汗水，容易产生汗渍和汗臭。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汗衫是不宜外穿的，除非你是詹姆士·迪恩或者马龙·白兰度；汗背心更加不宜外穿，除非你是中国“老干部活动中心”的终身会员。

 

黄页

  

八开本、数百乃至上千页，据说电话簿是不少人毕生翻过的最大也是最重的印刷品（有些人会称之为“书”）。

我第一次认识这种物品，大约是小学四年级的事情。那时候，住宅新装了电话，邮局印制的电话簿也随之而来。不过，似乎没有人对它发生兴趣，它逐渐沦落为电话机的底座。

某日，小小的脑袋里忽然萌生一个念头：电话簿里有没有跟我同名同姓的？结果，找到一个。那家伙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用遐想，他多数是男性，有一定年纪，说不定还是个满嘴金牙的暴发户呢。总之，绝不可能是美女。“藤井树”的浪漫故事只能发生在电影里。然而不管是男是女，我都会感到相当失望。小孩子都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人，尽管我的出生姓名十分普通，出现同名同姓的情况一点不奇怪。

有趣的是，长大以后我却以“桔子”这个更加普通的笔名挑战世界。这说明什么？嘿，只能说明我变成熟了。成熟是既了解自己，又了解世界，也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然后，却假装什么都不了解。“桔子”当然是独一无二的，却偏偏假装是平凡的桔子。此举简直可以与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看齐。

电话簿在英语国家又名“黄页”。那是因为传统上，电话簿通常分为三部分——政府、商业和私人，分别印在蓝页、黄页和白页上。其中黄页往往是内容最丰富，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故而成为电话簿的代名词。

在没有互联网、信息流通并不顺畅的时代，一个人到达一个陌生的城市寻找机遇，最便捷的方法是翻阅黄页。话说在九十年代，我第一次到澳门旅行的时候，也是通过酒店的黄页找出感兴趣的书店和唱片店的地址的。黄页确实很有效用。

与效用相比，黄页的标志更为我欣赏。这个“行走的手指”——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作行走状——由一个完全没有名气的插画家和商业设计师亨利·亚历山大在1962年创造。外观简洁，寓意清晰。它告诉你，不需要迈开双腿走遍全城，只需要动用手指翻动书页，就可以达到目的。

时过境迁。作为印刷品的黄页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文献”了。黄页与时俱进，变成了网页。所幸的是，在发明“眼神感应屏”之前，“行走的手指”可以继续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