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佛山人吴沃尧以“我佛山人”为笔名，创作了很多令人拍手称快的社会谴责小说，使一个弹丸之地的知名度顿时大增。其时，佛山只不过是岭南地区一个小镇，为南海县所管辖。今日佛山却反过来管辖南海，使南海这个有1400年历史的老县，沦为大佛山市的区区一个区。
尽管佛山被不尊重历史的政权隆到这般巨大，其知名度却始终没有超过百年之前。当年的佛山，文有我佛山人，武有黄飞鸿，产品有价廉物美的石湾陶瓷。如今，我佛山人的书没有人读，黄飞鸿沉积为文化化石，而石湾陶瓷呢，要么进入博物馆、美术馆、博览会，要么飞入寻常百姓家——贴到浴室的墙壁上。
多得香港电影、电视剧、漫画的大力炒作下，黄飞鸿荣升为佛山人代表。这件文化化石大大增加了佛山人的震慑力。
每次旅行，被问及来自何方，我的应对总使人倒退两步。什么？佛山人？黄飞鸿？会功夫？是的，如果我进一步告诉对方，梁赞、叶问、李小龙这些打架高手都是佛山人，对方一定再倒退两步，并且摆出防御的架势。这真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不知道可喜还是可悲了。
北宋官员张咏，相传是交子（世界上最早的官方纸币）的发明人。相传而已，未能确证。至于能够确证的有关他的事迹，史书记载的并不少。其中最叫人津津乐道的，是水滴石穿的故事。
话说，张咏当崇阳县令的时候，当场抓获一名监守自盗的小吏——其鬓发与头巾之间藏着一枚钱币。钱币是从库房偷的。张咏大怒，命人施以杖刑。
古代的杖刑，不是现在古装电影、电视剧所演示的那样随便打打屁股那么轻松。历史上被活活打死的受刑人不计其数。即使没有被打死，也被打成半身不遂。运气好的，也要一年半载坐立不安、大小便失禁。
小吏一听到杖刑，就慌不择言，他斥道：老子只不过是偷了区区一文钱，你竟然要打老子的屁股？我呸，有本事你就砍下老子的头！
张咏一听，怒上加怒，遂挥笔写下如下判书，云：“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然后拔剑亲自砍下小吏头颅。
北宋一文钱，只能在街边买一块糖，价值实在非常小。奇怪的是，无论朝廷还是百姓，无论古人还是今人，几乎都竖起大拇指称赞张咏。殊不知，张咏的判决是违法的。一日一钱，千日千钱，十年是三千六百钱，五十年就是一万八千钱。如此以算术级数递增，数目自然可以累积到死罪的界线。只不过，这完全建立在假设之上。能够掌握的实际证据就只有当天人赃并获的那一枚钱币，张咏只能以此量刑。
呜呼，中国从来都不缺法，只是历代官府从来有法不依，不管是宋代《宋刑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刑法》。而那些要求官府依法办事的人，反而遭受缧绁之灾。
至于愚昧的老百姓，他们翘首以盼的是稀世清官，而不是一套切实执行的法律。所以，他们为张咏的违法拍手叫好；所以，今天中国依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国家。
布克奖是由英国最大的食品批发及零售商布克集团在1969年赞助创立的。由于布克集团的名字“Booker”中含有书籍“book”的字样，使 Booker 增添了一股“读书人”的书卷味。真有天假良缘之妙。
布克奖每年颁发，奖金一开始是2万英镑，2002年后加码到5万。想拿走这笔奖金，你必须满足三个条件：1、你用英语写作；2、在英国或爱尔兰出版；3、必须是虚构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
如果非要将布克奖与某个奖（那个跟其创立者的发明物一样有害的奖）作比较的话，那对前者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布克奖的评审总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所以争议性非常之小。它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布克奖的评审委员每年都不同，这样就避免出现由少数老朽老顽固黑箱作业的丑陋局面。其次，评审的对象是作品而不是作者，一个作家可以多次获奖。这样可以对作家起到鞭策的作用，不会一奖定终身。
总之，布克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世界文坛来说，这绝对是好事。
在拉斐尔（Raphael）的惊世名画《雅典学院》之中，古希腊大哲学家济济一堂。其中，画的正中央，向观者缓步走来的两个人尤为瞩目。
左边的老者是柏拉图，右边的中年人是亚里士多德。他们似乎在争论，却又比争论温和；他们似乎在讨论，却又比讨论激烈。柏拉图的手指指向天，亚里士多德的手掌则朝下，拉斐尔以独出心裁的一笔道出两人的巨大分歧。简而言之，柏拉图的学说更注重精神，而亚里士多德则注重物质。
亚里士多德出生于马其顿（属希腊，并非今天的北马其顿），17岁离开家乡，到雅典的柏拉图学园，师从柏拉图二十年，直到公元前347年老师离世。
亚里士多德非常崇敬他的老师，师生感情也非常深厚。在悼文中，亚里士多德这样写道：“正是他，第一次用语言和行动证明，有德性的人就是幸福的人，我们之中无人能与他媲美。”
然而，与柏拉图弘扬老师苏格拉底的学说相反，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基础却建立在对老师柏拉图的批判之上。
自然会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诬称亚里士多德的“反叛”是因为柏拉图没有选他做学园的继承人。事实上，并非柏拉图不想让最爱的高足接过衣钵，而是根据当时雅典的法律，异邦人不能继承本地人的遗产。此外，亚里士多德不是等到柏拉图死后才开始批判他的，在生前就不断地提出挑战。
既然亚里士多德崇敬柏拉图，为什么又要反对他呢？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也是他著名的格言——
“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
这句话直译是，“柏拉图是我的好朋友，但更好的朋友是真理”。
中文一般翻译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把原文的“友”改为“师”，多少反映希中文化的差异。
对希腊人以及深受古希腊文化影响的西方人来说，成为朋友或者说亦师亦友是师生关系最亲密的表现。中国人对此是难以想象的。中国人将师生看作父子，俗语有云“爱徒如子，尊师如父”，又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批判老师，是大逆不道的恶行。所以，中国人更爱老师，而西方人更爱真理。
伊萨克·牛顿也将亚里士多德的这句格言抄在其剑桥大学学生手册上。他后来突破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人的知识框架，使人类科学迈出了巨人的一大步，是有迹可循的。
因为更爱真理，所以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牛顿批判亚里士多德。但是批判老师和前人，并不表示不尊重。如果理解这一点，中文译文是不是应该改正过来，改为“我爱柏拉图，我更爱真理”呢？
有不少英汉译文搞混“王”与“皇”。当然，标准英汉词典将“king”标示为“国王”，而“emperor”是“皇帝”，一般不会出问题。不过，当遇到“dynasty”、“royal”、“crown”、“palace”等词语就有麻烦了，究竟是“王朝”还是“皇朝”、“王家”还是“皇家”、“王冠”还是“皇冠”、“王宫”还是“皇宫”？
粗略梳理一下，在欧洲历史里，基本上只有罗马帝国及与之有关系的君主才译作皇帝，其他的如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瑞典等等，都是王国，她们的君主叫王。与之相对应的，应该是王室、王宫、王家花园，而不是皇室、皇宫、皇家花园。
也有特殊情况。例如英国自维多利亚女王开始，殖民地遍布地球，联合王国又成大英帝国。故此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二世既是女王又是女皇。
又如，法国过去也是王国，路易十四自称太阳王。但拿破仑是例外，他自我加冕为皇帝，不是法国皇帝，而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你也许会问，俄国大佬沙皇是真的皇帝还是错译？答案是，两者皆是。首先，莫斯科大公是东罗马帝国皇室的旁支，在拜占庭被野蛮的奥斯曼攻陷，东罗马帝国宣告灭亡之后，这位大公便顺理成章（或自认为顺理成章）继承了皇位。这跟北宋灭亡后宋钦宗赵桓的九弟赵构在南京称帝，声称延续大宋命脉差不多。而在俄语中，皇帝是“tsar”，读作“沙”。中文译成沙皇，是采用了音译加意译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神奇译法。
顺道说说中国的情况。中国最早的君主是所谓的“三皇”，然后是所谓的“五帝”。皇显然高于帝，而帝之后又是再低一等的王。王在春秋战国泛滥，只要是诸侯都公开或暗中称王，导致贬值。所以秦王嬴政一统天下之后，就不屑再叫王了。他挖空心思，重新设计，将先前的“皇”和“帝”结合，创造“皇帝”一词。从此，“皇帝”便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直到武昌的枪声响起。只是，枪声响起后，依然有人开历史倒车……别误会，我是说张勋和袁世凯呢。
列夫·托尔斯泰（Lev Tolstoy）不但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小说家，还是一名喋喋不休的道德家。在整个1880年代，他撰写了数量相当惊人的书籍、小册子和文章，阐述所谓的“托尔斯泰主义”。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教条神学研究》、《我的忏悔》、《我的信仰是什么》、《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论生命》、《天国在你们心中》等等，它们以不同角度探索人生意义。现在，我们不妨从最直接的《论生命》入手，探索托尔斯泰是如何探索的。
撰写《论生命》的时候，托尔斯泰已经59岁，已经在安享《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所带给他的荣誉和财富。然而，前者的大斯拉夫主义没能让他持续亢奋，后者的爱情悲剧反而使他入戏太深，不能自拔，并为此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为了消除内心的痛苦，他开始大量阅读有关宗教、哲学和科学的著作。《论生命》是其中一个果实。
这部著作用了几乎一半的篇幅非常有耐心地讲解人生的基本矛盾。人生的基本矛盾是，追求个人幸福是人的天性，然而理性却告诉我们，幸福对于个人来说是不可能的。
托尔斯泰将人踢进绝望的深渊之后，余下部分又扔来一条希望的绳索。
人的动物性渴求幸福；理性向人指明这种动物性的幸福的虚幻，同时给人留下一条路。在这条路上进行的活动就是爱。
托尔斯泰在这里所说的爱，不同于凡夫俗子那种自私自利的爱，不是爱自己、爱家人、爱朋友、爱祖国，而是爱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活着都是为了别人的幸福，他们爱别人都超过爱自己，那时你和所有的人都被所有的人爱，你也就在这当中得到你所希望的幸福。
一言以蔽之，就是“我爱人人，人人爱我”（顺序不能颠倒）。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够获得幸福，而且这种幸福是永恒的，获得幸福的生命也是永恒的。
耶稣死去很久了……但他的充满理性和爱的生命，他对世界的态度，却至今仍影响着千百万人。
托尔斯泰还指出，只要用行动去实践爱，你的精神就会永远留在世界上，不会随肉身而消逝。
托尔斯泰的思想无疑是一股清风，吹散当时东正教的腐败气味，也促使教会改革。然而托尔斯泰的理想实在太崇高，最终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表白。贵族的傲慢、小资的伪善、农民的自私，无不伤透作者的心。晚年的长篇小说《复活》反映了这个可悲的现实情况。怎么办？唉，虽千万人吾往矣，《复活》的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一意孤行，便是托尔斯泰本人对世界的态度。
有多少人从《论生命》之中得到慰藉，我不知道，可以确定的是，托尔斯泰本人肯定是其中一个。
1745年，德尼·狄德罗和让·勒朗·达朗贝尔开始编撰一部包罗万有的法文百科全书。启蒙运动思想家认为，只要知识得到普及，人人都有获得教育的机会，社会就会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自由、平等、博爱的世界就会指日可待。
百科全书起源于古希腊柏拉图学园，却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几乎“绝种”，只有英国人出版过一部。法国人原本打算直接将英文百科全书翻译成法文，然而在翻译过程中发现有些条目已经过时，又有些条目不符合法国的国情，于是决定从新编纂。
虽然有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猛人助阵，过程仍然十分艰难。由于持有无神论立场，编纂者遭受来自政府和教会的巨大压力。达朗贝尔扛不下去，中途退出，剩下狄德罗在嘲笑声和谴责声中独自作业。最终，共28卷《百科全书》在1772年问世。好不容易啊！
二百多年以后，2001年1月，有个叫吉米·威尔士的富豪要成为互联网上的狄德罗。他的百科全书叫“维基百科”。与前人相比，威尔士的工作显然轻松得多。甚至可以说，他不需要做什么，只提供资金和平台。平台是全面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编者和作者（鄙人也略尽绵力）。
免费、方便的维基百科似乎实现了启蒙运动的理想，狄德罗若泉下有知，应该感到欣慰吧。只是，光有知识、光有技术，似乎并不足够。目前的情势，我不期然联想到乔尔乔内的《暴风雨》……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姓氏中的“笛”（De）字，是自己加上去的。他认为增加这样一个前缀可以添加一份贵族气。这个有趣的举动，或多或少解释了笛福一生的匆忙——做过生意，搞过政治，甚至参与过叛变，很可惜，它们都以失败告终。上流社会，似乎可望而不可及。
笛福23岁开始经商，表面上开店卖杂货，实际上什么生意都做，做到32岁的时候宣布破产。不过很快，他又通过经营砖瓦生意起死回生，好景也不短，到他43岁才遭遇第二次破产。
在经商的同时，精力充沛的笛福也积极投身政治，不时给报刊写批评性时评和印发煽动性政治小册子。43岁那一年无疑是笛福一生中的谷底，他不但破了产，还因政治罪入狱，三次屈辱地戴上枷锁示众。
所幸的是，国务大臣罗伯特·哈利赏识笛福的才能，多番斡旋使其获释，然后聘为特务，四出活动，搜集情报。不知道是出于感恩还是被招安，笛福在获释的第二年创办《评论》杂志，一改以往的反叛立场，主动充当政府喉舌，天天高呼和谐稳定，令人相当讨厌。
如是者，到1719年，笛福已经59岁，眼看一生快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一起新闻事件加一次心血来潮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道。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塞尔科克在南美洲一个荒岛上独力生活了四年零四个月。笛福以此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
四年零四个月简直是小儿科！笛福让鲁滨逊·克鲁索在荒岛待了二十八年两个月又十九天……
整部小说，在忠实的仆人“星期五”出现之前，有多达四分之三篇幅描述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琐碎的日常生活。没有突发事件，也没有浪漫故事，连修辞都平淡无奇。然而，它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深深把读者吸引住。我觉得，鲁滨逊的魅力在于，他不但是勇敢的现实主义者，而且是固执的浪漫主义者。在艰苦卓绝的生存环境里，他还要做面包、制烟斗、酿葡萄酒，以及弄出一套合适的茶具……
笛福通过《鲁滨逊漂流记》功成名遂，它的惊人销量使作者在小说家的道路上爆发惊人潜能，年老体衰依然保持高产，直到1731年4月24日才画上完满的句号。笛福逝世，享年71岁。
对我来说，《鲁滨逊漂流记》代表一个卑微的理想——远离尘嚣，在一个人的国度里，自由自在地生活。后来，我听到摇滚乐队 Spitz 的歌曲《鲁滨逊》（尽管表面上两者并无关联），我的理想便添上浪漫的一笔——不是一个人的国度，而是两个人的国度。
你是否愿意，来到我的荒岛？
那一年寒冬，我遇到《磨坊书简》。
《磨坊书简》，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书中一个个小故事，就像一缕缕印象派油画中的阳光，照进我晦暗的瞳孔，落在如履薄冰的心坎上，给正处于寒冬的人生以无限的温暖和安慰。
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 Daudet）的父亲是尼姆一家丝绸厂厂主，家境原本十分富裕，然而在遭遇一连串罢工、火灾和诈骗等无妄之灾之后，丝绸厂倒闭。都德年仅9岁便尝到人间冷暖。社会地位骤降，加上个子矮小和近视眼，他背负“小东西”这个带有侮辱性的诨名，饱受欺凌。这段经历，后来记录在回忆录《小东西》里。
1857年，17岁的都德闯荡巴黎，当“波希米亚人”。处女作《女恋人》在翌年问世。这部诗集虽然没有为作者带来多少收益，却赢得两个重要人物的青睐。一位是皇后，另一位是拿破仑三世的权臣莫尔尼公爵。后者将都德聘为秘书。只是，繁重的公务却叫都德不得不暂时放弃文学创作，直到1865年公爵去世，才重拾缪斯的竖琴。
《磨坊书简》在1866年动笔、1869年杀青。都德在一夜之间成为巨星，书中的磨坊亦成为狂热读者的朝圣地。
磨坊位于普罗旺斯的封维依。1863年冬天，在医生和公爵的建议下，患肺炎的都德离开寒冷的首都，前往温暖的南方疗养。
“我到我的磨坊去。”
那里有一座废弃的磨坊，都德每天都在那里，静静地观景，静静地思考，静静地记录……他在想什么？
19世纪是激荡的时代，科技日新月异，工业革命势头凶猛，手工逐渐被机器取代，作坊逐渐被工厂击溃。被废弃的磨坊，不正是时代的象征吗？
风力磨坊像罗讷河上的马拉驳船、王家法院以及有大花图案的礼服一样，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可是，有磨坊的风景如此美丽，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被黑色浓烟吞噬吗？同时代的克洛德·莫奈用画笔，都德则用文字，留住磨坊的印象。一篇篇“书简”，既有短篇小说的想象力，也充满散文的情味以及诗歌的韵致。我们不妨将之看作文学里的印象派作品。
成名之后，都德依然笔耕不辍，留下很多经典著作。他还参加过两场均以战败告终的战争：一场是普法战争，留下一部《月曜日故事集》，其中有我们熟识的《最后一课》；另一场是长年与脊髓炎对抗，留下一本记录痛苦的笔记，《痛苦之地》。1897年他在巴黎去世，终年57岁。
因都德之名，都德磨坊至今依然沐浴在普罗旺斯的阳光之中，只是，磨坊的风车早就不再转动了……真的不再转动了吗？或者，它在《磨坊书简》的读者心中，永远在转动。
在现代语言中，“堂吉诃德”一词常常用来借代那些异想天开、不设实际的梦想家。
事实上，堂吉诃德从创造出来的那一刻起，便被持续不断的笑声包围。这些笑声当中，声浪最大的自然是嘲笑。
然而在敏感的诗人和作家的眼里，却有与别不同的景象。拜伦勋爵称“《堂吉诃德》是一切故事里最伤心的故事”，夏多布里昂用“伤感的情绪”去解读堂吉诃德，屠格涅夫认为堂吉诃德是最值得尊敬的人，海涅甚至读得潸然泪下……
根据作者米格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自白，创作《堂吉诃德》的初衷非常简单，出于对当时泛滥成灾的骑士小说的不满，他要以一个滑稽可笑的形象扫荡一切荒诞的骑士文学。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堂吉诃德有作者的影子，他以自嘲的方式倾吐世界对他的不公。
塞万提斯出生在马德里附近一个破落贵族家庭，对于他的教育程度我们一无所知，似乎没有进过大学，但是在耶稣会学校读过大量书籍。
青年时期，塞万提斯触犯法律（极有可能是伤人罪），畏罪潜逃到意大利。在那里，他参加了神圣同盟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战争，并帮助军队取得胜利，保住基督徒在地中海的利益。塞万提斯英勇作战，英勇负伤：左手终身残疾。更不幸的是，他在乘船返回西班牙途中，遭遇柏柏尔海盗，被掳到阿尔及尔当了五年奴隶，直到1580年才被家人赎回。其年，他33岁。
回国后，塞万提斯依靠文职工作和写作糊口，但是始终未能摆脱贫困潦倒的境况。到1597年，52岁的他因为帐目问题被关进监狱。
年老、伤病、贫苦，现在还失去自由，那种凄凉可想而知。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在现实处处碰壁，落得个惨淡的下场，凄凉之中又有几分可笑。《堂吉诃德》的腹稿就在狱中产生。而作者本人，不就是现实版的堂吉诃德吗？
出狱后，塞万提斯奋笔疾书，《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在1605年问世，十年后出版续集。这部著作出人意料地大受欢迎，疯狂的笑声席卷整个欧洲。笑吧，嘲笑吧，尽情嘲笑这个头脑发热的傻瓜吧！我们仿佛听到塞万提斯这样说。只有敏感的诗人和作家读出作者的悲伤，看穿作者的意图，这其实是一部用笑声写成的伟大悲剧。
《堂吉诃德》的成功纾缓了塞万提斯的财政压力，同时也给他带来新的苦恼。冒牌货和翻版大量涌现，加上被他讽刺的骑士小说作家疯狂反击，使塞万提斯疲于奔命，最终积劳成疾，于1616年4月22日病逝。后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这个日期推迟一天，好让塞万提斯与莎士比亚在同一天去世。以讹传讹，今天仍然有很多人重复这个“文坛佳话”呢。
亚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是医学博士，业余喜欢写写侦探小说。侦探小说肇始于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经威尔基·柯林斯和埃米尔·加波利奥推动，日渐获得读者喜爱，拥有一定市场。
道尔的第一部小说《血字的研究》，出版之路却非常崎岖。“作为短篇故事太长，作为一本书则太短。”一个编辑这样说。在吃了很多闭门羹之后，它最终在1887年得以出版。
道尔塑造了侦探小说史上最受欢迎的人物歇洛克·福尔摩斯，而比福尔摩斯还要高明的是，作者为大侦探安排了一个善良、忠诚但有点愚笨的搭档约翰·华生医生，并且让华生医生充当叙述者。华生医生讲故事讲得实在太精彩了，所以每个读者都会原谅他一次又一次地扔出红鲱鱼，把我们引向错误的方向。
由于《血字的研究》反响不错，道尔的第二部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四签字》再没有受到总是自以为是的编辑的阻挠，在1890年顺利问世。啊，这次不得了了。巨大的销量使福尔摩斯和道尔双双成为超级巨星。
财源滚滚，道尔索性弃医从文，连续为《海滨杂志》提供了很多福尔摩斯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后来收录在《冒险史》和《回忆录》中。
《回忆录》的最后一个短篇小说叫《最后一案》。在最后一案，道尔出人意料地让福尔摩斯与宿敌莫里亚蒂一起掉下悬崖。因为道尔认为自己应该是一名严肃作家，同时认为福尔摩斯会阻碍他成为一名严肃作家。
后来在《新探案》的序言中，道尔表示懊悔：
在写完《回忆录》之后我下定决心结束福尔摩斯的生命，因为我感到不能使我的文学生涯完全纳入一条单轨。……幸好没有验尸官来检验他的尸体，所以，在事隔颇久以后，我还能不太费力地响应读者的要求，把我当初的鲁莽行为一推了事。……要是福尔摩斯压根儿就没有存在过的话，我也未必能有更大的成就，只不过他的存在可能有点妨碍人家看到我其它严肃的文学著作而已。
鲁莽的道尔的确发表过不少他认为是严肃的文学作品，例如有……有……还有……对不起，我想不起来。
在读者的压力下（包括恐吓），福尔摩斯终于复活了。《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归来记》、《恐怖谷》、《最后致意》和《新探案》，将侦探故事推向新的高潮。
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结构紧凑，逻辑缜密，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至今依然是推理小说作家必读的教材。假如没有福尔摩斯，后来就未必有布朗神父、波洛和金田一耕助。
福尔摩斯经常运用科学知识破案，然而有趣的是，道尔却是个唯灵论狂热分子，这真叫人想不通。还好，他没有要求福尔摩斯一起参与迷信活动，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百度百科”曾经犯过一个严重的错误，竟然乱说日本的AV产量占全世界90％。后经小弟指正，已经删除。
正确的数字应为100％！
很惊讶吗？首先你要弄懂AV是什么。AV者，乃“adult video”之简写，直译是“成人录像片”，中国人一般叫“A片”。Adult video 是和制英语，即日式英语，国际上并不通行。换言之，只有日本才有AV，其产量自然是占全世界100％了。
欧美国家没有 AV，有的是与之同义的色情片。色情片，英语是“pornographic film”，或简略为“porn film”，坊间俗称“sex film”。
色情片发展经历几个阶段。
1900年代，最早的色情片出现，不过在巨大的道德压力下，很快偃旗息鼓。
1960年代，乘着性解放的风势，色情片卷土重来，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2000年前后，世界进入网络时代，成本（包括金钱、时间、行动）大幅下降，色情片供求均激增。
在供给端，美国一直是产业龙头，遥遥领先。排第二到五的国家分别是荷兰、英国、德国和法国。中国人迷恋的日本AV只排第八。
在需求端，根据2015年的统计——猜猜哪国人最喜爱色情片？没错，第一依然是美国，排第二到五的分别是英国、印度、加拿大和德国。顺便一提，由于中国缺乏数据（因为盗版和非法下载无法统计），故而榜上无名。
同一份统计显示，色情片消费者仍以男性为主，高达76％。亦即，女性只占24％。而且在女性观众中，最受欢迎的主题是女同性恋。看来不管男演员们如何粗壮，也是无法获得女性观众青睐的。而最受男性观众欢迎的主题是……你也许不想知道……什么？你想知道？那请坐好、扶稳。最受男性观众欢迎的主题是，后妈（真令人吃惊啊）。
1822年，司汤达（Stendhal）出版《爱情随笔》（原名应为《论爱情》）。这是一部以文学随笔形式写成的哲学论著，旨在“不动情感地研究爱情的作用”。不过作者还是透露了自己的爱情经历以及隐秘的忏悔。“我担心，我所记下来的一件件事情，只是一连串的叹息。”
这一连串的叹息的根源，是一个叫梅蒂埃达·登博夫斯基的女子。“爱情是人的心理中最炽热的火焰。”司汤达最终被炽热的火焰烧伤，爱得痴迷，爱得绝望。
但是司汤达依然赞美爱情，赞美幸福。“爱情是文明的奇迹。”“爱情一朵开在悬崖绝壁上的馨香花朵，摘取它必须有足够的勇气。”
《爱情随笔》最为后人赞赏的地方，是提出“爱情结晶体”这个概念。结晶体是一个隐喻，本体在萨尔兹堡盐矿。当地人向废弃的深井扔下一些树枝，两三个月后，树枝就会缀满晶莹剔透的结晶，犹如钻石。司汤达认为，爱情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内心产生爱情，那么爱恋对象即使平凡如树枝，在他（她）的眼中也会闪闪发光。西方有句俗语“情人眼中出美女”，中国也有“情人眼里出西施”，所说的便是这种浪漫的感觉。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为什么读经典》中介绍，《爱情随笔》有一章专门探讨男性性能力的“大失败”，司汤达仿佛所有激情都落在这一章，甚至可能是他写这本书的唯一理由。咦，卡尔维诺是否在暗示，司汤达与梅蒂埃达的恋爱之所以大失败，连爱情结晶体都无法补救，其实与性能力有关？非常遗憾，中译本删掉了这一章，中文读者无法求证。
资本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通货膨胀率上升，贫富差距拉大，作为中流砥柱的中产阶级会日渐向下层滑落，社会呈现两极化状况。与占人口少数的上流社会相比，下流社会在不断扩大……
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2005年出版的《下流社会》一书，针对上述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一出版便成为畅销书。问题真的迫在眉睫吗？
我们不妨看看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数值越大表示差距越大）。日本的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低水平，2021年只有0.3813，与该书出版时、〇〇年代中期的0.33相比并未有明显增加。也就说明了，至少在收入上，作者所忧虑的“下流”并没有发生。
是作者杞人忧天了吗？美国有个绰号叫“末日博士”的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不断发出经济崩溃的警告，向头脑发热的投资者吹一股冷风。我想，三浦展也在日本经济复苏的时候警醒社会，注意贫富差距。
这些爱唱反调的人，其主旨不在言中，而在不中。
《重振球风》（Gridiron Gang，2006），原名应为“烧烤架帮”。美国佬将美式足球场戏称为“gridiron”，烧烤架。那是因为球场上有21条平行线，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烧烤架。这么说，不知道球员会不会觉得自己是翻滚的烤肉……就算会，他们也得接受，毕竟“顾客是上帝”嘛。
《重振球风》是根据发生在1990年代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影片讲述洛杉矶基尔帕特里克感化院教官肖恩·波特（Sean Porter）为了让少年犯找回人生意义，组建一支美式足球队参加地区高校联赛，最后勇夺亚军。
在我看来，一部好的体育电影，比赛本身不应着墨太多，场外才是重点。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的《洛奇》系列绝对是优秀体育电影的样板。别看史泰龙四肢发达，头脑却一点都不简单。制造和渲染冲突的时机和分寸，他掌握得很好，最后通过比赛点燃观众不断累积的激情，并解决冲突。
再回头看《重振球风》，对冲突的处理实在令人失望。这也难怪，主角要将一盘散沙般的不良少年凝聚成一个紧密的团队，120分钟显然是不够的。编剧和导演只能采用俗套的分级制，选取一个典型，两三个次要，其余的一笔带过。这样表现出来的团队精神就有点空中楼阁的感觉了。
我又不由得想到电影之神黑泽明，《七武士》的人物虽然也分主次，但是七位武士都留给观众鲜明的印象，甚至连那些农民也不模糊。黑泽明没有为迁就观众惯性而作出让步，三个半小时也的确够长的，但是没有一个镜头是多余的，而且没有一个镜头不引人入胜。
之所以与最优秀的电影作对比，是因为我真心为这部电影感到惋惜，这样励志和感人的好题材，本来可以拍得更好的。
最后说说主角肖恩·波特的扮演者德韦恩·约翰逊（Dwayne Johnson）。这个有巨石（the Rock）之称的原摔角手在大银幕上的表现肯定比他那些愚蠢的政治正确秀好得多。其他演员乏善可陈。
相传，卡美拉的廖德宽王慧眼识英雄，答应将女儿桂尼薇嫁给羽翼未丰的亚瑟，还赠送未来女婿一份厚礼——一张能够容纳一百五十位骑士的巨大圆桌。从此以后，亚瑟王的骑士又叫做圆桌骑士。
圆桌，代表的是一种平等、友好、民主的精神。欧洲传统的长方形餐桌，座位是有主客、亲疏、尊卑、贵贱之分的，客人一般需要“对号入座”。圆桌就排除了上述差别，原则上所有位置都是一号位。今天的国际会议继承这份遗产，大多采用圆桌会议的方式进行。
不过，口头上“排名不分先后”行动上“排队争先恐后”的中国人，在圆桌之上也能分个高下，厉害了吧。怎么分？通常，离门口最远的位置就是上位，挨着上位上那位贵人的左臀的是次位，挨着右臀的是第三位。每逢入座，人们都要为上位折腾好久，不是争夺，而是礼让。柏杨批评这种行为尽显中国人虚伪和逢迎的习性。小弟补充一点，内里恐怕有点阿Q精神：老子绝对有资格占上位，只是今日心情好，礼让给“孙子”。
当然，由于离门最远，坐上位其实也不是那么过瘾的，除非他能够得到在座各人的保证，不慎失火的时候，会“让领导先走”。
我究竟怎么了？有时候突然感到非常忧郁，故而一言不发；有时候又变得十分狂躁，继而愤世嫉俗。莫非，莫非像这首歌所唱的那样：Maybe I’m in love？
Accidentally in Love 是 Counting Crows 在2004年推出的单曲，也收录在电影《怪物史莱克2》（Shrek 2）原声大碟。
Counting Crows 是来自美国加州的摇滚乐队，组建于1991年，多年来一直在另类摇滚和流行摇滚之间摇摆。
Accidentally in Love 就展现出典型的流行摇滚的风格。它是一首欢快的恋歌，就像加州太平洋西海岸的阳光与海滩，以及，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
Accidentally in love？
忘记失恋的痛苦了吗？不是说过不再恋爱了吗？可是我……
Think about it every time, I think about i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it.
好吧，我投降了。
So I said I'm a snowball running, running down into the spring that's coming. All this love melting under blue skies, belting out sunlight, shimmering love.
多美好啊！从今以后，我不再孤独。我要为世界、为阳光、为闪耀的爱情高歌。
进入新世纪之后，兴趣转向古典音乐，我不再关注流行音乐。
偶然听到 Accidentally in Love，就像我偶然遇到你一样，这首歌成为我的写照。
然而，真的一切皆偶然？想一想，宇宙大爆炸138亿年，地球诞生45亿年，我们星球的表面积有5.1亿平方公里之大，活着和活过的人有1080亿之多。那么，我们两人相遇并相爱，概率有多少？
一片漆黑，只听到缓慢的钢琴声，它像哀伤的藤蔓，紧紧缠绕着我的心。
画面淡入，我发现你正伫立在雨中，身边是慌乱的人群……
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 Bon Jovi 是 Jon Bon Jovi 在1983年创立的摇滚乐队，其长发、牛仔衫和紧身裤的形象成为八十年代流行一时的华丽摇滚（Glam rock）的标志。跟其他昙花一现的华丽摇滚乐队不同，Bon Jovi 长盛不衰。他们的成功之道是在适当的时候转型。当然，Jon Bon Jovi 俊朗的长相也有帮助。
1995年专辑 These Days 是 Bon Jovi 的转型之作，他们进一步确立清新、健康、有活力的硬摇滚路线。新形象使他们失去了美国，却得到了全世界。
专辑的点题之作 These Days 作为单曲在1996年推出。也许是歌曲太阴暗的缘故，并不十分受欢迎。不过，它却像一支利箭深深插进我的心脏，使我流血不止。
Don’t you know that all my heroes died?
And I guess I’d rather die than fade away.
越活得久，越觉心痛。儿时崇拜的英雄一个接一个离去。培根、黑泽明、莫里哀、辛纳屈、科本、MJ、哈维尔、戴卓尔……
这个时代，我越发感到不适，就像迷失在十字路口的小孩。
These days, the stars seem out of reach.
These days, there ain't a ladder on these streets.
These days are fast, nothing lasts in this graceless age, even innocence has caught the morning train.
这个时代，我真的不适应。纯真已逝、梦想遥不可及，只有各类速食的情感。置身其中，我不知道能做什么？
I know Rome's still burning though the times have changed. This world keeps turning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我能做的，只能守护着自己的世界。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改变，我的世界依然没变，依然按自己的节奏转动。
跟 Duran Duran 的 Ordinary World 不同，Bon Jovi 的 These Days 没有寻求妥协。
雨终于停了，在高楼大厦之间现出一抹斜阳。不知道伫立了多久的你，拭去脸上的雨水和泪水，向前迈进。
画面淡出，响起一段缠绵的口琴声，像是哀鸣，又像是鼓励……
没有多少人知道 Gin Blossoms。不奇怪，即使在活跃的1990年代，乐队的知名度也不高。
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摇滚乐队 Gin Blossoms 在1987年组成，至今依然存在。不过一路走来，却十分艰辛。期间他们经历过吉他手自杀（1992）和乐队解散五年（1997～2002）等伤心事。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的音乐风格始终如一，一直坚持朴素和纯粹的铿锵流行（Jangle pop）。
正是他们的朴素和纯粹吸引住我。
大约是1995年，我在偷听“境外敌对电台”的时候听到一首 Alison Road，非常喜欢。然而跑遍广州大小音像店铺，只能失望而回——不完全失望，我在一张集锦专辑发现他们的另一首 Found Out About You。为一首歌而买一张不喜欢的专辑，这种蠢事我还是头一次干。
又过了一段日子，我竟然在某电器城发现 Gin Blossoms 的1996年专辑 Congratulations…I’m Sorry。很可能是全广州唯一的孤品，我当然毫不犹豫。专辑中就有这首Til I Hear It from You。其实它作为单曲在1995年已经推出，最高攀上美国榜15位，是乐队最受欢迎的单曲。
后来，每当我听 Til I Hear It from You，都会勾起那段青涩回忆。
其一，当时组乐队（粤语叫“夹band”），我给其他成员听这首歌，希望乐队也走这路线。可是他们只知道模仿香港的 Beyond。
其二，我尝试创作铿锵流行，只可惜悬梁刺股也写不出来。写下来的都是 Grunge（中文译作“邋遢摇滚”？）噪音。什么原因？音乐是内心的声音，患抑郁症的我，唱出的只能是颓废之音。
不过听 Til I Hear It from You 的时候，心情都会暂时变得不错，尽管歌词讲述的不是一个愉快的故事。
日本摇滚乐队 Spitz 在1994年4月推出单曲《空も飛べるはず》（一定能飞上天空）。没有任何惊喜，作品一如既往地无人问津。
乐队自1987年结成至此，已经推出六张专辑（包括第一张自费专辑）和八张单曲，无一例外地成为“票房毒药”。直到1995年4月，第11张单曲《ロビンソン》（鲁滨逊）一鸣惊人。
大约是1996年1月，我在凤凰卫视转播的日本唱片大奖中听到《ロビンソン》。第一次接触，我便热泪盈眶。天啊，原来世上真的有仙乐！从那一刻开始，我爱上 Spitz。
不久之后，Spitz 的《空も飛べるはず》登上日本单曲榜首位，香港电视台介绍时译作“一定能飞上天空”（译为“连天空都一定能飞往”可能更佳）。两年前的旧作，受《ロビンソン》带挈，也因是电视剧《白線流し》的主题歌，它重生了。
我喜欢听着 Spitz 的歌，并且常常借用歌中的意象作诗。我想，是从这首歌开始的吧。那是一首以《一定能飞上天空》为题的长诗。
长诗的内容是，在一个秋高气爽适合放风筝的日子，一道道漂亮的彩光划过长空。一个穷小孩拿着一只用纸皮、布条、塑料薄膜拼凑而成的风筝来到空地，引起哄然大笑。“多丑啊！”“一定飞不起来！”但是穷小孩不理会他们，他相信，他的风筝“一定能飞上天空”……
我把这首诗赠给暗恋的女生。她扫一眼，然后把诗稿推回给我，冷冷地说了句，“写得不错。”
你珍视的东西，在他人眼中可能一文不值。这是我在伤心之中的领悟。那一刻我暗暗发誓，绝不为不喜欢我的人写诗。
这首长诗的结局如何？哦，早已被我撕毁了。什么？你是问那穷小孩的风筝？你说呢？
当另类摇滚成为不列颠流行……1994年3月，英国乐队 Blur 推出单曲 Girls & Boys，闪电式攻占我的心坎。闪烁、迷幻、急速的前奏已经令人屏息，紧接着，活力十足的旋律和节奏带出漫不经心同时带戏谑味的嗓音，唱着像是毫不费劲信手拈来的歌词。比如：
Looking for – Girls who are boys who like boys to be girls who do boys like they're girls who do girls like they're boys always should be someone you really love
然而，这并非随意口占，而是巧妙地呼应之前所唱的一句 Love in the nineties is paranoid，于是用上述一段把本来不是神经病的都听成神经病。好玩吧。
此外，歌词中还有不少金句，比如这句：
Avoiding all work
Cos there's none available
打工仔听后会否泪流满面？
歌词中还出现一句德语：Du bist sehr schen，意思是“你真的很美”。
可见，无论曲还是词，Blur 都不落窠臼、不拘一格。这很符合他们一贯的作风。乐队自1988年组成以来，几乎每张专辑都有不同风格。由于风格不定，他们自然避免不了大起大落的命运。为什么要这样？主唱 Damon Albarn 解释过，摇滚，就是不断地探索。
事实上，摇滚本来就是一股冲击传统的反抗力量，只不过当摇滚成为主流之后便固步自封，因而出现七十年代的衰落期。幸好，八十年代在新浪潮、华丽摇滚等新元素激活之后再创高峰。若说摇滚是革命，那必须不断革命，否则就很容易变成它们原本所反对的东西。
正因为这样，我喜欢 Blur，喜欢探索，喜欢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