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以脱亚入欧论，引领日本走进现代。他对日本乃至世界历史有多重要，请察看最高面值的日元纸币。
主张脱亚入欧，福泽谕吉是一个偏激的人吗？
如果在中国主张脱亚入欧、全盘西化，那么他一定会淹死在众人的谩骂里。中国人以为，任何鼓吹变革的必定是数典忘祖之辈。因为“破旧立新”从来只是一个成语。殊不知，“破旧”与“立新”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不知是谁像盲婚哑嫁一样，将它们活生生被捆绑在一起。
福泽谕吉虽然自小接受汉学教育，却没有此类观念束缚。在其著作《学问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从古至今千百年来，我国的文明有神、儒、佛教的功德，不能抹杀这一点，相反还应大加赞赏。但不能否认它们对近代的文明进步没有起什么作用，其软弱无力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意思很清楚，立新不必破旧。旧学问在旧时代的确发挥积极作用，可是随着社会发展，变得不合时宜。而学问要与时俱进，所以我们必须放下它们，学习更科学更文明的学问。
正因为有这样的理性，日本在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的同时，对历史文化的保育亦可称得上世界的表率。
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之后约半个世纪，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爆发。鲁迅抨击礼教吃人，胡适鼓动“打孔家店”，钱玄同呼吁废除汉字……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这些新文化旗手依然为不少人诟骂，他们够偏激了吧。然而，如前文所述，破旧立新、大破大立，这是中国人一贯的认知，就如朝代更替之时，新姓皇帝第一时间烧掉旧朝的皇宫。国情不同，他们的偏激是可以理解的。
鲁迅1927年在香港青年会演讲时指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所言极是，今天我们不必摇头晃脑地念叨之乎者也，完全得益于他们的偏激。
一方讲道理，一方则不问是非，只管和稀泥，这是日中两国如此迥异之根本原因。和啊和，和到西式共产主义和中式封建主义都能为一，可谓震古烁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