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古之二

 

秦火犹余烈，

蒸黎起揭竿。

煤山欹树下，

旧谱复重弹。

十一月三十

鼠子

  

老鼠偷白菜、老鼠偷南瓜、老鼠吃葡萄、老鼠上灯台、老鼠嫁女什么的……就算不是鼠年，各种以老鼠为题材的吉祥物品也十分热销。为什么？因为老鼠的彩头实在好得不得了，完全点中中国人肉体上某个点。

自然不是人人都懂得老鼠的彩头所在。毕竟，老鼠也经常出现在口不择言的言辞里。如果你想利用它骂人，请把以下一些词语抄录在记事本上：无名鼠辈、鼠目寸光、鼠肚鸡肠、鼠窃狗偷、抱头鼠窜等……

哦，千万别忘了鼠子。鼠子曾经从三国东吴大帝孙权的金口中吐出，他把不知好歹的公孙渊（这家伙斩杀了孙权的来使）骂作鼠子呢。

可是，骂归骂，在需要彩头的时候，中国人都宁愿做鼠。什么时候需要？当然是传宗接代的时候。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污名任何中国男人都背负不起。

老鼠在民间被拜为“子神”。要想添丁，甚至百子千孙，就一定要敬奉子神啦。老鼠何以成为子神？嘿，你很难猜得到。答案是……因为十二生肖（鼠、牛、虎、兔等）有相对应的十二地支（子、丑、寅、卯等），所以有子鼠、丑牛、寅虎、卯兔之称。于是乎，这个子鼠便让鼠子当上鼠神啦。

另一方面，南瓜、葡萄、葫芦等蔬果种子极多，当老鼠遇上它们，寓意便不言而喻了。而白菜，谐音“百财”，老鼠偷白菜便有丁财两旺之意。至于灯台，依然是谐音把戏，请想想“灯”和“丁”、“油灯”和“有丁”之间的关系吧。

哎呀，是不是心动了？手头宽裕的话快买个老鼠偷白菜的陶瓷摆件摆在床头，手头拮据的话也可以买张剪纸贴在窗玻璃上，在敦伦的时候以最强的虔诚凝神注视，然后，一股又红又专的爱国热流就会从身体某处喷射出来……好了，不要哭了，会有后的。

 

鼠疫再现

  

大约二十年前，我初次读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鼠疫》（En: The Plague; Fr: La Peste)。无可否认，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小说，只是，读者需要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否则就会有如被梦魇死死地压在床上的感觉，无法动弹，快要窒息。这不是愉快的阅读体验。

回顾过去二十年，经历不少风雨，品尝不少苦涩，对于《鼠疫》、对于荒谬主义，我已经有了最为真切的体会。如今，当鼠疫披上新时代新肺炎的外衣逞凶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它，真是“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不再有任何压抑感了，我终于看到它的光彩。

《鼠疫》发表于1947年，舞台设置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城市奥兰。很多评论家主张小说要与“二战”联系起来。窃以为，加缪的小说只要与加缪的哲学联系起来即可，亦即，只要牢记一个关键词：荒谬。

被宣布绝迹的鼠疫突然降临到一座现代城市，这完全超乎人们的常识和想象。然而，加缪要告诉我们，世界是荒谬的。无论如何发展、如何进步，人类在异常强大且无法捉摸的荒谬面前，只有无能为力。

鼠疫降临，在随时都会死亡的恐惧下，加缪展示了一组群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官员自欺欺人、推卸责任，商人挖空心思发财，有神论者大放天谴论，一些人设法逃离被封锁的疫区，一些人精神崩溃……

主人公伯纳德·里厄医生虽然知道各种医疗手段均徒劳无功，依然尽忠职守，走在抗疫的最前线，并且鼓舞市民与瘟疫战斗到底。他的态度正是加缪所肯定和提倡的。

从《局外人》（L'Étranger）到《鼠疫》，评论家断言加缪的思想因为“二战”而发生转变，在荒谬面前，人的态度由消极、被动转向积极。实在不敢苟同。加缪的思想没有转变，有的话也是变得成熟。其实，两部小说的着重点不一样，默尔索着重提出问题，里厄医生着重寻找答案。

那么，答案是什么？答案也许是没有答案。承认问题，然后带着问题活下去。也就是说，一个荒谬主义者对待荒谬的态度应该是接受荒谬、反抗荒谬。接受和反抗并无矛盾之处，正如不断推石头的西西弗，他接受自己荒谬的命运的同时，也在反抗将荒谬加诸他身上的诸神。而里厄医生也在反抗。

“我反抗，故我在。”跟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一样，加缪强调，“在”的前提是“我”必须对世界做出准确的反应。不自欺、不逃避、不放弃，专注自身，努力活着，便是最好的反抗。

 

临时演员也是演员

  

临时演员也是演员，不应自轻自贱，也不能敷衍了事，熟读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i）的《演员的自我修养》（An Actor Prepares）是很有必要的。就算跑龙套也要清楚自己的站位和走位，一旦出错，整个戏台就会乱了套。

所谓跑龙套者，即是在中国传统戏剧中扮演随从或兵卒，通常四人为一组，没有台词，最多有几声吆喝和呐喊。因为他们的戏服上往往绣有龙纹，所以有“龙套”之名。随着电影工业的发展，“跑龙套”也被套用到摄影机前的临时演员身上。

除了跑龙套，在香港，临时演员又被称作“茄哩啡”和“二打六”。

茄哩啡的由来不可考，比较多人认同的说法是，它是英文“carefree”的音译，以及误解。误就误在这个单词并非“无人关心”之意，而是“无忧无虑”。无人关心的临时演员当然不是无忧无虑的，他们的工时没有保障，薪水也十分低微。

二打六的由来也是有不同的说法。鉴于“打”在粤语中有“加”的意思，以下这种说法应该最靠谱。“二打六”即“2+6”，得数是八。旧时一斤等于十六两，半斤等于八两。二打六就是八两、半斤，引申出半桶水、半瓶子醋的意思。临时演员，正是由那些只有半桶水演技的家伙担当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临时演员、茄哩啡、二打六、跑龙套都是无关紧要的阿猫阿狗。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曾经在39部自己执导的电影中登场，大都是一闪而过。谁能说这个家伙无关紧要呢？

 

热裤

  

能够在打寒战的时候憧憬夏日阳光的人，一定是理想主义者加乐观主义者的典型。不管北风如何怒号，哪怕霜天怎样弥漫，热气蒸腾的想象世界里，依然有凉鞋、太阳镜、吊带衫、超短裙、热裤的艳丽。

对于热裤，你也许产生过一点疑惑。首先，按照功能，它也许叫凉裤会更合适。此外，在暑天不提“热”字、在寒天不说“冷”字，几乎成为心理作用逼迫出来的避讳。可是热裤却偏偏反其道而行，实在令人不解。

答案不算十分出人意料，热裤的“热”字，并不表示温度高。

热裤（hot pants），原本叫超短裤（short shorts）。在六十年代末的伦敦，它是继超短裙大流行之后的另一款时尚服饰，也是女性解放运动的又一个标志。

只是，在大西洋的彼岸，相当一部分的人对新鲜事物持抗拒态度。超短裤热潮在1970年登陆美国，思想僵化的记者遂讽之为“热裤”——瞧，这就是年轻一代喜欢的那种所谓最新潮、最火热的服饰啦，多难看啊！

这个自以为聪明的记者踢到铁板了……哦不，应该是踢到斗牛士的红布。年轻一代竟然接受了这个名称，嘲讽者再也无话可说。“热裤”取代了“超短裤”，正式成名。由此可见，当年的年轻一代跟今日的年轻一代实在有天渊之别，他们的自信是真自信，是由内而外发出的自信，绝对不会动不动就扯起“政治正确”的旗帜哭诉遭到“冒犯”和“歧视”。

七十年代是热裤鼎盛期，除了歌影视明星争相秀身材之外，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的一首叫 Hot Pants 的放克歌曲也相当火红。

小弟我虽然错过了如此精彩的年代，但是在2000年总算得到补偿。当凯莉·米洛（Kylie Minogue）在流行舞曲 Spinning Around 的MV中穿一条金色热裤登场，热裤史上最火辣辣的场面便完美展现，并且空前绝后。

啊，那一年的青涩，那一年的记忆，依然鲜亮，依然发放金色光芒，照遍人生所有寒冬。

 

Kylie Minogue

鬼火

  

文化差异确实巨大。东方的凶灾、鬼屋，往往要连累方圆十里的楼市房价。但是在西方，年久失修的老宅、散发霉气的旅馆、破败不堪的修道院，“有鬼则名”，只要有鬼魂出没，都可能成为旅游胜地。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马科火车站一度是著名的闹鬼热点。传说始于1800年代中后期的一起致命事故。

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车长由于看不清铁道员乔·鲍德温向他发送的信号灯，驾着火车径直冲进站内，致使鲍德温当场死亡。他的死状十分可怖，血肉模糊，身首异处。离奇的是，工作人员彻底搜索事故现场，都找不到头颅。

不久以后，有多人报告，在火车站附近看见鬼火。人们相信那是提着灯的鲍德温的鬼魂，执意找回自己的头。

鲍德温的鬼魂一直扰动马科，直到1977年，火车站和铁道因弃置而拆除，鬼火从此消失，真相永埋地下。

作家布兰德·辛普森是最后一批目击者之一。他形容鬼火像火柴和油灯的火光。同时表示，他不完全相信鬼魂之说，但是又不知道如何解释。

现代科学尝试对鬼火作出解释，那是因为有机化合物衰变而产生的发光现象。马科火车站附近有个沼泽，只要遇上适当的条件，处于沼气之中的腐烂植物就会自燃。从远处看，那就像火柴和油灯那种忽明忽暗、晃动不定的火光。至于坟场出现的鬼火，则是磷化氢造成的。这种化合物会在尸体腐烂过程中产生。

我读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有一篇课文叫《踢鬼的故事》。话说鲁迅有一次途经坟场，遇见一只鬼。他压根儿不相信鬼神，便上前给那鬼狠狠的一脚，结果踢出披着白布的盗墓贼。当时我想，如果不幸撞见鬼，我也想狠狠地踢它一脚。当然，最好还是不要撞鬼。谢天谢地，时至今日，我还没有踢过。

 

芭比

  

父母给小女孩（当然，小男孩也可以）买芭比娃娃（Barbie），现在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曾几何时，这却是一场巨大的风波。

1950年代，罗丝·汉德勒（Ruth Handler）一直想设计一种广受欢迎的玩具，以帮助丈夫的玩具厂美泰儿（Mattel）走出困境，最终想出了芭比娃娃这个主意。没想到丈夫直摇头，“罗丝，没有母亲会给女儿买一个有胸脯的玩偶的。”

在妻子的坚持下，美泰儿还是生产了第一批芭比娃娃，在1959年美国举办的国际玩具展览会上首次亮相。结果，众人哗然，订单寥寥。丈夫的预测似乎是准确的。

秀媚的脸、挺拔的胸、纤细的腰、丰满的臀、修长的腿……足以叫父母们惊慌失措，情形就像被年幼的子女提问“我是怎么出生的”一样。在成人的意识里，儿童只应该抱起那些看上去笨手笨脚的、头部占总体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幼儿和动物玩偶。这个偏见可悲地反映了两个世界的距离，成人和儿童是难以沟通的。

父母希望小孩保持童真（这断语不适用于中国父母，他们希望子女少年老成），却不知道渴望成长也是童真的一部分。你会发现小孩常常模仿大人——小女孩偷偷穿母亲的高跟鞋、涂口红，男孩把玩父亲的烟斗和领带，两三个小孩在一起则会玩过家家和角色扮演游戏。令人费解的是，正如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诗句，“儿童是成人的父亲”，每个成人都是从儿童成长而来的，他们也曾经有过相似的想法、做过相似的游戏，为什么长大以后就忘记了呢？也许是工作太忙碌以致没有时间思考，也许被社会这个大染缸所污染，他们早已遗失了初衷。

还好，汉德勒先生只赢了第一回合，随后即被太太的光芒完全盖过。事实证明，汉德勒太太是个商业奇才，当家庭主妇实在太屈才了。

还是1959年，随着圣诞节到来，情况发生奇迹般大逆转。当小孩哭闹着要芭比娃娃做圣诞礼物的时候，父母不得不妥协。妥协后他们发现，芭比娃娃并没有使他们的小孩早熟，可以放心使用和放心再买。之后的历史也就无须赘述了。

 

左胶奥利弗

  

出身豪门的男主角不顾父亲反对，与工人阶级女子相恋并结婚。然后经过数年艰苦奋斗，小两口过上宽裕的生活。不料，在幸福降临时，厄难突如其来，病魔夺走妻子的生命……

这样的故事老套之极，然而几十年来为影视制作人屡试不爽，产品赚人热泪之余，还赚取大笔钞票。他们应该好好感激埃里奇·西格尔（Erich Segal）的《爱情故事》（Love Story），这部小说就算不是老套的老母，也是老套的大姐了。

西格尔受派拉蒙影业委托，撰写浪漫剧情片《爱情故事》。作为营销的一部分，由剧本改编而成的小说在1970年2月14日情人节发行。一本超级畅销书就此诞生，它连续41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成为全年销量之王。乘胜追击的电影大收1.36亿美元票房，也是年度冠军。

无限滋长的人气还教这部小说闯入严肃文学的殿堂，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不过却引起一场风波。在评判委员长以辞职相威胁下，它只好退出角逐。争议点就在于，这也算文学作品吗？

我对文学作品的要求很高，所以赞同评判委员长的做法。但是话说回来，在通俗读物之中，《爱情故事》绝对是优秀分子。剧情明快，对白充满活力，《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结构也颇有牵引力。最令人佩服的地方，是作者颇为巧妙地将左翼思想嵌入动人的爱情故事之中，未见突兀。至于缺点，也许是煽情的地方有点多、有点过火，而结尾略显粗糙。

由于太成功了，作者在1978年出版续集《奥利弗的故事》（Oliver's Story）。这一次，大概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吧，他连掩饰和伪装都不屑了，竟然赤裸裸地向我们派发左翼政治宣传单张。八年时间，主人公奥利弗成功从左仔变成左胶。

续集讲的是，主人公奥利弗鳏居多年以后，遇上玛西，再次堕入爱河。玛西是女强人、女富豪，生意遍布全球。剧情不见差池地进行到最后阶段，奥利弗突然变脸。参观完玛西在香港投资的工厂之后，他像是歇斯底里症发作，勃然大怒，一口气吐出“血汗工厂”、“恶心的资本家”、“可耻的剥削”之类的词组，不管对方怎么解释，如符合当地法律、向本来挨饿的人提供就业机会、支付的工钱都在当地平均水平之上，等等，他统统不接受，一手甩开了她，也甩开了读者。

也许主人公奥利弗和作者西格尔爱马克思多于爱女人，他们的所谓爱情故事必须为意识形态服务。当爱情符合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可以高唱爱情至上，如第一集；当不符合的时候，又可以不念旧情，翻脸不认人，如续集。只是这种悬崖式剧变，令人哭笑不得。

还好，续集很不受欢迎。

 

压箱底

  

“为了表演，女儿连压箱底的道具都用上了……”看到友人的博文，我不由得大吃一惊，怎么会是压箱底呢？

不过，当想到包含网络用语的现代汉语是如何扭曲语文意义的时候，我便不再惊慌，然后用最冷静的指法搜寻，果然有新发现。被“百度百科”指导过之后，我明白“压箱底”真的有所谓的“今义”，而且不止一个。以下一段纯粹复制粘贴。

今义：（1）指看家的本领或宝贝，如：“这可是我压箱底的绝活，不轻易表演。”（2）人对自己拥有物品的兴趣减失而欲弃之不用的事物，如：“运动装备好久没用，都压箱底了。”

只是，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今义”，不才始终觉得，在使用的时候也应当考虑它本来的词义，尤其是用在一个未成年人的身上，更要十分小心谨慎。

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压箱底是一种淫亵物品，当然，说是一种性教育工具也可以。它通常是陶瓷制品，外观多数是纯洁形象，却内有乾坤。乾坤就在，你打开盖子后，会看到一对正在交合的男女，交合的器官清晰可见。

在礼教禁锢之下，古人对性讳莫如深，性教育基本上是没有的。为了让一对新人学会如何消遣洞房花烛夜，母亲会在女儿出嫁的时候，把这种东西放在衣服箱子的最底层，好让他们发现后依样画葫芦。这种东西便叫压箱底。

遗憾的是，压箱底的传统后来失传了，以至今人只知其所谓的“今义”。后果，除了让未成年人随意压箱底之外，还可能叫成年人不知道怎么压箱底。记得报刊杂志多次有类似的报道（多见于九十年代，偶见于〇〇年代）：夫妻（通常是大学生）婚后多年未有小孩，医生检查发现，女方处女膜完好……原来，他们不懂得压箱底之道，或者误入歧途，真是可怜又可笑。

 

情不自禁爱上你

  

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一定是很喜欢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情不自禁爱上你）的，否则，它不会成为每场演唱会的必然压轴。这张单曲在1961年发行的时候最高登上英国榜榜首和美国榜第2位，也是同年电影 Blue Hawaii（蓝色夏威夷）的插曲。不过，据说埃尔维斯不赞成它在电影中出现，大概觉得与剧情不太契合吧。的确如此，这首经典情歌并不是表面上那般柔婉、甜蜜和温馨，只有将灵魂百分之百投入，甚至需要一些曾经沧海的经历，你才能够感受那份深锁的悲伤，以及坚毅。

这首歌的创作人是乔治·戴维·威斯（George David Weiss）、雨果·佩雷蒂（Hugo Peretti）和路易吉·克雷托尔（Luigi Creatore），部分旋律借用18世纪法国通俗歌曲 Plaisir d'amour（爱的喜悦）。除此之外，并未披露更多的关于创作背景的细节。这样也有好处，我们可以排除先入为主的影响，毕竟创作人常常会掩饰自己的意图。

 

Wise men say only fools rush in

But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Shall I stay, would it be a sin

If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在开头的两段，有两个单词引起我们注意：“愚人”（fool）和“罪孽”（sin）。尤其是后者，仿若数卷乌云飘至。

应该留下来吗？留下来会是个罪孽吗？情不自禁，堕入爱河，本来是十分自然、十分美好的事情，为什么与“罪孽”这种沉重又负面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呢？为什么歌声流露出一点忐忑、一点犹豫呢？

让我们大胆猜想，这份爱情很有可能为世俗所不容，或者说，它有违所谓的伦理道德。一个凄美的例子，是罗伯特·詹姆斯·沃勒（Robert James Waller）的小说《廊桥遗梦》（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到麦迪逊县拍摄廊桥的摄影师，爱上当地一个已婚女子。然而，经过四日浪漫之后，他没有留下，她也没有离家远走，激情最终化作遗憾，如同夕阳下残旧的廊桥。

 

Like a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

Some things are meant to be

 

歌中的我则从桥下的流水看到希望，于是安慰对方，同时也是安慰自己：就像江河流向海洋，顺其自然吧，我们的爱情也会有属于它的前景。没错，爱情自身会走出比我们想象中更加鲜艳夺目的、如同彩虹一样的轨迹。所以，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

For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啊，这一句实在令人动容！有时候我会想到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萨朗波》（Salammbô）。情不自禁爱上了敌军首领的女儿萨朗波，马托和他率领的叛军就注定要失败。

“拿走神衣吧，”他说，“难道我在乎吗？把我同它一起带走吧！我不要部队了！我放弃一切！

“拿走神衣”的潜台词是“也拿走我的生命”。美丽的萨朗波索取圣物神衣，马托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当然知道失去圣物的保护意味着什么，但是，这就是爱情。比起爱情——哪怕只拥有那么一瞬间——胜利又算什么？生命又算什么？

所以，也拿走我的生命吧！愚蠢至极也好，罪孽深重也好，不顾一切了，因为我，情不自禁爱上你。

最后，鄙人郑重推荐理查德·马尔克斯（Richard Marx）在1991年推出的翻唱版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Acoustic)。这个严重地被忽视和被低估的版本，是所有版本中最悲伤的。

悲伤，因为知道爱情的艰难；悲伤，更加突显爱情的坚毅。我们为此深深感动，以至泫然。

 

Elvis Presley -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Official Animated Video)

Richard Marx -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瘟疫时期的巨著

  

1378年，佛罗伦萨爆发黑死病，死者不计其数（很可能超过三分之一人口罹难）。在极度恐怖的气氛之下，七女三男逃到乡郊避灾，在一座别墅度过两个星期。为了打发苦闷和忧虑，除了每个星期规定一个休息日和一个祈祷日之外，他们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于是，这十天中的一百个故事，构成文学巨著《十日谈》（Decameron）。

作为佛罗伦萨公民，我们不知道瘟疫期间作者乔凡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是否身在城中。历史文献只提供之后一年在佛罗伦萨的证据，而之前一年他在拉文纳。毋庸置疑的是，切身体会的悲痛并无缺席，很多亲友被夺去生命，包括他的父亲和继母。这种悲痛不会随瘟疫退却而消失。这或许是创作《十日谈》的动机，他要逃避现实。

在框式结构里，有相当广泛的题材。其中，爱情故事的数量最多，甚至不乏露骨的情色内容。在那个死板的、严酷的宗教氛围下，鼓吹纵欲、享乐是死罪。然而，一部分人（包括作者本人以及书中十个青年男女）难免有些悲愤。他们做错了什么事，以致为上帝所抛弃，任由死神逞凶肆虐？他们想不明白，他们感到不公平，于是萌生叛逆，投入眼前的唯一可以抓紧的欢愉中。那就是男欢女爱。贞操、道德、禁忌、神学、哲学在死神面前又算什么？和生命一样渺小，仿若浮尘。薄伽丘大胆地歌颂欢愉，间接地贬抑神性、呼唤人性。

《十日谈》在当时被指“诲淫诲盗”而遭到猛烈鞭挞，在后世又被视为文艺复兴的敲钟人而备受尊崇。其实，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所说，书没有道德和不道德之分，只有写得好和写得不好。我们不去谈论历史地位和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以纯粹文艺的角度，它绝对是一本好书。好的故事加上好的叙事方式，阅读过程就有着身临其境的欢愉。

顺便说一下，假如阁下看到本专栏尽是情色小故事，请勿惊诧，那很有可能是鄙人已经成功逃离，找到一条没有砌墙封道的村庄了。

 

Salvatore Postiglione, Scene of the Narration of the Decameron, late 19th century

“戊”字怎么读

  

纵览中国历史，“善有恶报，恶有善报”是不变的法则。究其原因，或许孟轲一语破的。《孟子·离娄上》有云：“不仁者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当一个地方长期由“不仁者”统治，结果便如是。

有鉴于此，民间的阿Q们只好相信还有一个比现实世界更公平公正的地府，那里有一个比京城皇帝更英明神武的阎王，为受苦受难的苍生主持公道。考虑到阎王的大脑容量未必能够储存亿万人的数据，“戊申录”应运而生。

所谓戊申录，是阴间记录人在世上所行善恶的簿册。唐代的段成式在所著的《酉阳杂俎》中亦有介绍：

……戊申录，录如人间词状，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纪，下注生月日，别行横布六旬甲子，所有功过，日下具之，如无，即书无事。

有此簿册，在人间得到善报的恶人，死后统统逃不过十八层地狱的恶报。

讽刺的是，如此善物也惨遭恶报，被恶人践踏成一个滑稽的模样。

在继续讲下去之前，先问一个问题：“戊”字怎么读？

“戊”，现代汉语（或普通话）的注音是“wù”，跟“务”同音。然而，古代的注音却是“莫候切”——根据反切法原则，即用“莫”的声母去拼“候”的韵母，转换成拼音是“móu”。同时，古代的“茂”也是发这个音的。

“戊”字的读音在五代时期竟然被朱温篡改，理由还是那么“中国”——这个后梁皇帝虽然喜欢凌虐后代（比如奸淫儿媳），但是对先祖却十分尊敬。为了避讳他那个名叫朱茂琳的曾祖，他下令臣民必须将“戊”读成“务”。

不过，后梁的势力范围只在长江以北，长江以南的汉人和少数民族，皆保留旧音。如果有人指责你读错了这个字，可以狠狠反击：“错的是你，你感染了朱温的瘟！”

除了读音，“戌”、“戍”、“戊”这三个汉字的字形也叫不少人犯难。鄙人比较幸运，小学时从课本之外学来一句“横戌点戍戊中空”的口诀，一直可以清晰分辨，从未出错。

 

画地为牢

  

相传上古时，法令宽松，惩罚有罪之徒，只在地上画个圈，令其立于圈中。此乃“画地为牢”是也。后来，诚如各位所见，牢不再是圈。

“画地为牢”，又作“画地为狱”，这个成语，最早见于班固编撰的《汉书》。出处有二。

其一，在卷五十一《贾邹梅路传》中的《路温舒传》，引路温舒上汉宣帝刘询书，云：

“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

这句俗语的意思是，即使在地上画个圈当监牢，人们还是议论着不肯进入；即使刻个木人做狱吏，人们也势必不愿面对。

路温舒以秦朝为反例——秦朝除了臭名昭著的严刑峻法，助纣为虐的狱吏也令人切齿痛恨。连圈和木头都惧怕，可见百胜对监牢和狱吏的恐惧已经到了杯弓蛇影的程度。其后，法随秦而亡，吏却活了下来。他指出：“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暴吏的祸害至今犹存，故此路温舒请求汉宣帝以史为鉴，“尚德缓刑”。

路温舒所言甚是，他的前辈、汉代名臣司马迁就以自身的惨痛经历作了证。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收录司马迁写给故人益州刺史任安的书信，有这一句：

“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

士宁愿死掉也不跟牢和吏打交道！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刘彻，被处腐刑（即阉割之刑），又因先父遗志和史家责任，不得不忍辱负重。不堪回首之痛，溢于书简。

后来的“画地为牢”比喻只许在指定的范围之内活动，词义和范围明显变得宽广了许多。

时至今日，这个圈可大可小，既可以圈紧一个人，也可以套牢一套住房、包住一个社区、封锁一座城市。当病毒和暴政成功构建华夏画地共同体，黎民百姓又重回秦汉，只是无法“势不入”和“议不对”罢了。

 

放逐奥维德

  

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 先后在1859年和1862年绘画过两幅内容一样但是尺寸不同的油画，名叫《奥维德在斯基泰人之中》（Ovid among the Scythians）。

在罗马时期，斯基泰人散居在帝国的东部，是游荡于东欧和中亚的半游牧民族。以希腊、罗马文明的标准，他们是蛮族无疑。

然而在德拉克洛瓦的油画中，连绵的群山、平静的湖泊、温润的沼泽和朴素的茅屋，渲染一种古希腊田野的诗情画意，仿佛是具象化的品达（Pindar）抒情诗，或是伊索（Aesop）寓言的场景。而那些斯基泰人，他们对待远方来客的态度，集友善、好奇和同情于一体，颇有远古山民的纯朴风习。此情此景，我们不由得像画中的奥维德一样，产生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慨。

奥维德是被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放逐到黑海海滨的。这片蛮荒之地，环境其实相当恶劣，以致耗尽诗人的健康，最后孤独地、凄冷地死在流放地。

德拉克洛瓦又为什么要美化这桩阴暗的历史事件呢？我想，或者是一点心理补偿和慰藉吧。晚年的德拉克洛瓦以奥维德自况。身处激荡的19世纪，身处动荡的法兰西，随着年纪的增长，随着对艺术的越加执著，他或许有一种被放逐的感觉。在完成第二幅画作的第二年，也就是1863年，画家溘然长逝。

历史遗下一个谜：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奥维德在公元8年惨遭放逐？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诗人含糊其辞：那是因为一部诗作和一个过错。大多数历史学家断言，这部诗作是《爱的艺术》（Ars amatoria）。

《爱的艺术》分为三大卷，第一卷诱导男人如何在适合的场所寻觅爱情；第二卷指导男人如何维持爱情；第三卷教育女人如何赢得男人欢心。其中的勾引、私通和性爱技巧，被指伤风败俗。以下援引两段，读者请自行判断。

“要是你的美人拒绝亲吻，你就当没看见，尽管去吻她。起初她也许会抵抗，可能会叫你‘讨厌鬼’，但是，在她抵抗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准备放弃抵抗，向你屈服。”

“当听到一个女人用颤悠悠的声音诉说她的欢乐，当听到她恳求我放慢速度以延长欢愉的时间，我心里是多么快乐啊！我特别喜爱端详她沉醉在狂喜之中、神魂颠倒地望着我的样子。”

奥古斯都自诩圣人，高调地以道德治国，不料自家女儿和孙女却因生活无比放荡而名声远扬，使其丢尽颜面。他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法，反而怪罪他人教唆，以至下放逐令。实在荒谬！

不过，熟悉罗马史的朋友都知道，奥古斯都这个人城府很深。放逐奥维德的真实原因，他未必会宣之于口。以鄙人之愚见，它极有可能与一起未遂的政变有关。

就在奥维德被放逐之前几个月，卢西奥斯·普洛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试图行刺皇帝，可惜事败被杀。没有丝毫证据显示奥维德参与其中，可是诗人跟行刺者是好友，而且曾经多次抨击奥古斯都的政策……不管有没有证据，宁枉勿纵，滥杀无辜，完全符合既胆小又凶残的独裁者的习性。只不过，为了顾及所剩无几的颜面，独裁者还是需要另外罗织罪名，拿一部出版至少六年的著作开刀。

这就是奥维德所说的“一部诗作和一个过错”吗？那么他亲口承认的过错，是错在与行刺者过从甚密？还是错在没有参与刺杀行动？为了保存性命，不便直说。

唉，古往今来，艺术家总是被身处的环境虐杀。别说“俱往矣”，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未能改变这个可悲的现实。

所以凝神于德拉克洛瓦的浪漫笔触，你会得到一些宽慰。至少在另一个虚拟的世界里，诗人拥有一个和谐的、美好的环境，永远吟哦着令我们赏心悦目的田园诗。

 

Ovid among the Scythians, 1862

打火匣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童话《打火匣》（The Tinderbox），是在一个斯堪的纳维亚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建构的。主人公依然是那名贫穷的士兵，不同的是，那件神奇的道具由蜡烛变成打火匣，而从中召唤出来的魔物也由铁皮人变成三条大狗。

类似的工具和类似的异类，我们自然还会想到《一千零一夜》（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中的阿拉丁神灯。三者比较，蜡烛最为现代人所熟悉，而阿拉伯油灯由于迪士尼动画的缘故也深入人心，唯有打火匣，绝大多数人对之毫无概念，甚至错误地想成打火机。

《打火匣》出版于1835年，是安徒生的首部著作《讲给小孩子的童话》（Fairy Tales Told for Children）的其中一篇。那个年代还没有打火机，打火匣是主要的便携式点火工具。

顾名思义，打火匣就是一个小匣子，通常由木材或金属制成，里面装着火石、火铁和火种这三大点火要件。只要熟练的话，操作方法是十分简单的：摩擦火石与火铁，然后将产生的火星接到火种上。

作为意象，打火匣显然没有油灯和蜡烛鲜明，也不够漂亮。只是，安徒生所设计的结局却非要打火匣不可。在绞刑架前，那名士兵提出抽最后一斗烟草的要求，于是得以擦着打火匣，召唤三条大狗化解空前危机。

我们不妨大胆推断，这么巧妙的构思一定是烟鬼安徒生（又有哪个作家不是烟鬼？）在抽烟的时候想到的。而烟斗内的烟草，一定是用打火匣点着的。

不过，十年之后，亦即1845年，安徒生换了一种很新潮的点火工具——火柴。就在这一年，他发表了另一篇著名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The Little Match Girl）。由此可见，烟鬼安徒生和作家安徒生，都是紧贴潮流的人。

随着火柴批量生产，打火匣便走进历史博物馆。推陈出新，后浪推前浪，是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唯有文学跳越规律，无论是安徒生童话，还是与之同时代的狄更斯小说，甚至年代更久远的莎士比亚戏剧和荷马史诗等等，都无法被取代。诚如各位所见，早已销声匿迹的打火匣在《打火匣》里长存，至今依然发出铿锵之声。

 

猫与逃亡者

  

不才的幽默感，多少受益于成长阶段所遇到的两只虎纹桔猫。哦，他们都是卡通角色——吉姆·戴维斯（Jim Davis）创作的加菲（Garfield），以及小林诚（小林まこと）的米高。

与加菲猫拥有长盛不衰的超高人气相比，米高在今日恐怕没有多少粉丝。然而以他为主人公的漫画，曾经是荣获1986年第10届讲谈社漫画奖的名作（顺便一提，本人最爱的漫画《怪医黑杰克》是第1届的获奖者）。

这套漫画原名叫《What's Michael?》，1984年至1989年在漫画杂志《Morning》连载。漫画取得成功之后，45集卡通剧也随之问世，于1988年至1989年的东京电视台播放。香港无线电视在1990年引进，译名为《俏皮扮嘢猫》。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遇到米高的。

What's Michael？Michael 便是主角，一只虎纹桔猫，港译：米高（当然，中国普通话惯常译作迈克尔，而台湾国语则是麦可）。

每集动画剧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用写实主义手法描述作者小林与米高的一些生活趣事。这只猫最有趣的地方，是每次出现尴尬的情况（比如，爬窗帘摔个四脚朝天），都会用跳舞来解嘲。

第二部分彻底拟人化，作者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让米高和他的朋友们玩转各种场景，包括戏仿著名的文学和电影作品。而我最喜欢的是《逃亡者》篇。

《逃亡者》（The Fugitive）是六十年代美国ABC电视台的高收视电视剧，1993年搬上大银幕，由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主演。该剧讲述主角理查·金保尔医生（Dr. Richard Kimble）被诬陷杀妻，罪名成立，但是在押往监狱的途中成功逃脱。然后，他一面逃避警探的追缉，一面查找真凶。

在小林诚的笔下，医生变成兽医，名字也微调为理查·金保利。金保利每次登场都会遇到米高，每次都会解决一种动物常见疾病，真是寓教于乐。

对创作者来说，改编和戏仿确实是充满趣味的二次创作活动，不才深以为然。顺便一提，不才的文章，同样也是寓教于乐的，欢迎查阅。

 

阿奇

  

泡泡糖流行乐是一种以青少年为对象的流行音乐类型，主要特点是有动听的旋律、乐观的节拍、简单的和声和和弦，简而言之，就是易听易唱。

在泡泡糖流行乐的鼎盛时期（1967～1972），有一支虚拟乐队尤其瞩目。他们是阿奇士（The Archies），1969年接连创造 Sugar, Sugar 和 Jingle Jangle 两张世界级畅销单曲。

阿奇士乐队可以说是三栖明星。成员五人都是连载漫画《阿奇漫画》以及电视卡通剧《阿奇秀》的主要角色。除了担任主唱兼吉他手的主角阿奇（Archie）之外，还有女主唱兼键盘手维罗尼卡（Veronica）、女主唱兼打击乐手贝蒂（Betty）、贝司手雷吉（Reggie）和鼓手憨头（Jughead）。

为了比较完整地领略阿奇士的风采，除了听他们的歌，当然还要看他们的漫画。最近我一口气读了三本。

不读还好，一读就有点气恼。气恼来自羡慕、嫉妒、恨。这个阿奇，一个不英俊、不聪明、没有特殊气质的17岁高中男生，竟然被维罗尼卡和贝蒂这两个漂亮的女生深爱着。最叫人冒火的是，有两个漂亮的女生深爱着还不知足，他那颗不安分的心总渴望拈花惹草……上帝是多么不公平啊！

当然，气恼也是短暂的。只要你热爱怀旧、热爱流行文化，你肯定会爱上这部漫画，它绝对是六十至九十年代年代西方社会的风俗画。

波波头、穿短裙、紧身裤、冲浪、摇滚乐、黑胶唱片、太空电影、初代电子游戏机等等，最是鲜明而生动的时代符号。我虽然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阅读过程中却不时产生既视感，仿佛走进记忆的长廊，回味那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片段。可能我的怀旧是超越个人经验的吧。

 

youtube：The Archies - Sugar, Sugar

拒绝自己

  

17世纪西班牙哲学家巴尔塔沙·葛拉西安（Baltasar Gracián）写过一本被誉为“奇书”的《世俗智慧书》（The Art of Worldly Wisdom）。书中总结了300条对世俗生活极其有用的技巧，或曰智慧。

当然，既然名为“世俗智慧”，那么有些教诲确实过于俗气，而有些智慧又不太像真正的智慧。不过，只要秉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披阅此书绝对是大有裨益的。有时候你还会发现一些特别适合自己的主观真理。例如，第33篇《要懂得怎样放手》，你觉得怎样？

这一篇，作者一开始就指出：

“人生重要的一课，是懂得怎样拒绝，更重要的是，懂得怎样拒绝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人和事。”

我们得弄清楚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人和事”。人们常说，“人生在世，身不由己”。身不由己的主要理由来自所谓的“责任”和“义务”。当数之不尽的“需要做”、“应该做”和“不得不做”的事情压在一个人身上，他的人生又剩余多少“由己”的成分呢？恐怕没有多少了。所以，“人生苦短”成为最常见的哀叹。哀叹的人可能只有三十岁，也可能已经一百岁。人生苦短，短不在三十年还是一百年，而是这三十年还是一百年都耗在自己也记不起的鸡零狗碎上。

葛拉西安继续说：

“一个明智的人不仅不会介入别人的事情，也禁止别人介入。”

他又特别提醒：

“没有义务去附和所有人，否则，你就不再属于自己。”

二十世纪的安·兰德（Ayn Rand）在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里用一句更有感染力的名言阐述相近的观点——

“我以我的生命以及对它的热爱起誓，决不为别人而活，也不要求别人为我而活。”

概括起来，我们可以从两位哲学家的思想中摘取两点“世俗智慧”（或曰“生活的智慧”）。第一，学会拒绝别人；第二，学会拒绝自己。

相对于拒绝别人而言，拒绝自己要困难得多。因为人有两种很丑陋的习性，一是八卦，二是自我逃避。两者结合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冠冕堂皇地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悍然干预别人的一切。

请想想孔丘苦口婆心的教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不想别人干预你，你也最好不要干预别人。况且，人生苦短，你实在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在别人身上。

 

猫的摇篮

  

野比大雄（《哆啦A梦》的主要人物）的幽默之处在于一无是处。不过，说句公道话，他并非完全一无是处，至少有一项可以击败很多人的绝技，那就是翻花绳。尽管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不知道现在的小孩还翻不翻花绳。我小时候，不少女同学在课间课后翻得不亦乐乎。我虽然略懂一二，却甚少参与，主要原因是觉得它太无聊，其次是或多或少受性别标签影响。

翻花绳被视为女孩子游戏。事实上，它亦很有可能是女性发明的。考古学家发现，这个游戏在世界多个地方有各自独立的起源。我们可以猜想，远古时期，男性出外打猎，女性在家编织。为了解闷，每个部落总有一两个特别聪明的女子，灵机一动，将一根无用的绳子翻出各种有趣的图形，然后与姊妹们分享。

英语世界里，翻花绳叫“猫的摇篮”（cat's cradle）。这个奇怪的名称应该来自读音相近的“手抓摇篮”（scratch cradle）。后者就比较符合对这个游戏的描述了。

从“猫的摇篮”又生出“猫在摇篮里”（Cat's in the Cradle）。这是美国歌手哈利·查朋（Harry Chapin）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民谣摇滚歌曲（单曲在1974年登上美国榜榜首）。

这首歌探讨父与子两代人的关系，引起广泛共鸣。小时候，儿子渴望跟父亲一起玩耍，父亲却没有时间。长大后，父亲希望儿子多作陪伴，儿子也没有时间。是的，因为工作繁忙嘛。最讽刺的地方是，一般儿子都会以父亲为榜样，“I'm gonna be like you, dad”。而每个父亲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感到欣慰，可是，当儿子真的变成自己一样，恐怕就欣慰不起来了。

我第一次接触这首歌，是通过美国金属乐队丑小孩乔（Ugly Kid Joe）的1993年翻唱版（单曲登上美国榜第6位和英国榜第7位）。当时我还不知道“猫的摇篮”是什么意思，只觉得旋律非常动听，同时又渗出一种说不出的悲哀和无奈。当知道猫的摇篮是翻花绳，在歌中比喻童年，心中更有说不尽的滋味。

不为父子关系的交错而感慨，而为人生的短暂和匆促。若说人生短暂，那么童年就是一瞬间，壮年也不过是一刻钟。不要以为来日方长，不要以为每次亡羊都能补牢，有些事情错过一次就是永别。

长大以后的大雄还会喜欢翻花绳吗？或者应该扪心自问，已经长大成人的你，还记得当年《哆啦A梦》带来的欢乐吗？这时候，闪烁的眼光落在刚才拆包裹落下的一段包装绳，你捡起来，在指间编织了一个记忆的摇篮。

 

youtube: Cats in the Cradle

卫生纸之前

  

“封城恐惧症”已经成为中国病毒的主要症状之一。只要听到一点风声，人们便纷纷涌入超市、杂货店，将货架上的东西一扫而空。最受欢迎的抢购对象自然是食物，除此之外，竟然是卫生纸。

卫生纸实在没有必要哄抢。我不是说“下面”的事情不值得关注，而是，就算没有卫生纸，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很多合适的替代品。有一定阅历的人（例如“满脸喷粪”的那一位），一定使用过旧报纸吧。

在1883年现代卫生纸问世之前，人们也是使用旧报纸或者旧书页解决问题的。最早使用旧书页的是中国人，时间可以追溯至公元6世纪。对此，北齐的颜之推却持不同立场。他在著名的《颜氏家训》中自述：“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

虽然很早掌握造纸术，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书和纸是贵重之物，平民百姓难得拥有。也就是说，平民百姓没有资格亵渎经书词义和贤达姓名。在这里，不管有心还是无意，颜之推都有“炫富”之嫌。

那么，平民百姓又是使用什么替代品的呢？讲究一点的，会用厕筹。厕筹就是经过切削的长条状竹片或木片，头部呈弧形，宽度适合肛门的直径……请阁下自行想象好了。至于那些不那么讲究的人，往往就地取材，拾取树叶、树皮、野草、石头什么的。以今日左翼人士的标准，这是十分绿色的、环保的、清新的、时尚的，欢迎他们效仿。

跟中国的厕筹一样，古希腊也有专于此道的陶片和瓷片。而在古罗马的公厕，则有一种匙子头长棒提供（注意！公厕内的工具是公共财物，偷走私用是违法的）。

部分穆斯林、非洲人、印度人等等，可以直接使用左手清理污秽（绝对不能使用右手，因为右手是用来进食的）。即使到了21世纪，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发扬这种传统。所以在超市抢购卫生纸的人龙里，你不会看见他们的身影。而读完本文之后，我相信也不会有阁下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