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宋文人洪迈所著的《容斋随笔》里，有一篇文章《汉二帝治盗》，比较并分析了汉代两个皇帝的治盗之策。
一个是西汉武帝刘彻，为了防治盗贼，他下令：凡有群盗出没而又未能抓捕到达标数目的，相关大小官吏一律处死。于是乎，各级官吏害怕问责被诛，只好瞒报。瞒报导致盗匪越发猖獗，而在皇帝看来却以为天下太平，实在荒唐。
另一个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他采取截然相反的政策：既往不咎，只按成效论处。也就是说，官吏抓获多少盗匪就奖励多少。此外他还鼓励盗匪之间互相揭发，揭发者曾经犯下的罪行亦可赦免。结果，立竿见影，全国治安都变好。
作者洪迈评断：“此二事均为治盗，而武帝之严，不若光武之宽，其效可睹也。”他认为光武胜过武。
遗憾的是，洪迈只看到表面。刘彻从严固然会迫使官吏瞒报，刘秀从宽又何尝不会造成另一种祸害——滥捕和滥杀？为了立功，所捕之人不管证据如何，统统屈打成招，从而制造大量冤假错案。
纵观古今，不管从严还是从宽，对平民百姓都是祸害。是次疫病，更是双重。
其实，病根不在严或宽，而是自上而下的权力制度。官吏的权力来自上层，他们只对上层负责，对下层民众的呼喊，可以充耳不闻。
敦煌莫高窟 第249窟 阿修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