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二十年前，我初次读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鼠疫》（En: The Plague; Fr: La Peste)。无可否认，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小说，只是，读者需要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否则就会有如被梦魇死死地压在床上的感觉，无法动弹，快要窒息。这不是愉快的阅读体验。
回顾过去二十年，经历不少风雨，品尝不少苦涩，对于《鼠疫》、对于荒谬主义，我已经有了最为真切的体会。如今，当鼠疫披上新时代新肺炎的外衣逞凶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它，真是“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不再有任何压抑感了，我终于看到它的光彩。
《鼠疫》发表于1947年，舞台设置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城市奥兰。很多评论家主张小说要与“二战”联系起来。窃以为，加缪的小说只要与加缪的哲学联系起来即可，亦即，只要牢记一个关键词：荒谬。
被宣布绝迹的鼠疫突然降临到一座现代城市，这完全超乎人们的常识和想象。然而，加缪要告诉我们，世界是荒谬的。无论如何发展、如何进步，人类在异常强大且无法捉摸的荒谬面前，只有无能为力。
鼠疫降临，在随时都会死亡的恐惧下，加缪展示了一组群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官员自欺欺人、推卸责任，商人挖空心思发财，有神论者大放天谴论，一些人设法逃离被封锁的疫区，一些人精神崩溃……
主人公伯纳德·里厄医生虽然知道各种医疗手段均徒劳无功，依然尽忠职守，走在抗疫的最前线，并且鼓舞市民与瘟疫战斗到底。他的态度正是加缪所肯定和提倡的。
从《局外人》（L'Étranger）到《鼠疫》，评论家断言加缪的思想因为“二战”而发生转变，在荒谬面前，人的态度由消极、被动转向积极。实在不敢苟同。加缪的思想没有转变，有的话也是变得成熟。其实，两部小说的着重点不一样，默尔索着重提出问题，里厄医生着重寻找答案。
那么，答案是什么？答案也许是没有答案。承认问题，然后带着问题活下去。也就是说，一个荒谬主义者对待荒谬的态度应该是接受荒谬、反抗荒谬。接受和反抗并无矛盾之处，正如不断推石头的西西弗，他接受自己荒谬的命运的同时，也在反抗将荒谬加诸他身上的诸神。而里厄医生也在反抗。
“我反抗，故我在。”跟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一样，加缪强调，“在”的前提是“我”必须对世界做出准确的反应。不自欺、不逃避、不放弃，专注自身，努力活着，便是最好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