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依靠大资本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那些“滴着血和泪”的资本舒服地度日，卡尔·马克思却将毕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谩骂资本主义，并且煽动世界各地的“脑残粉”颠覆他们的国家政权。颠覆之后呢？也许是缺乏足够的想象力的缘故，马克思对那个虚无缥缈的远景——共产主义（他声称是“科学”共产主义，有别于其他人的“空想”共产主义）的面貌，着墨不多。无非为：没有阶级、国家消亡；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不过，国家消亡论不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而是恩格斯。后者在出版于1878年的政治哲学论著《反杜林论》（Anti-Dühring）中提到，国家终将“萎谢”。
先把话题岔开一下，我想，诸位都想知道这个杜林是何方神圣，居然需要金主恩格斯亲自出马，牺牲跟工厂女工们睡觉的时间，撰写一部废话连篇的论著进行驳斥？
欧仁·杜林，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柏林大学讲师。我虽然不同意的他的观点（他主张社会主义，但有别于马克思的那个前共产主义阶段的社会主义），却很佩服他的毅力，他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在双目失明后写成的。
杜林的影响力其实并不大。之所以令马克思和恩格斯气急败坏，是他指责马克思这个人的思想不成样子、语言是下流习气……这就一下子击中要害了，把生龙活虎的马克思气到卧床。恩格斯只好代友应战，花了数年时间写出了《反杜林论》。公平地说，我们（包括杜林）应该感激恩格斯，否则杜林和他对马克思的精准判断将永远被历史掩埋。
还是回到国家的萎谢过程中来吧。国家消亡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贯逻辑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定义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那么，当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人类社会便只剩下一个阶级，也就是说，再也没有阶级之分。既然没有阶级，作为压迫机器的国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早期的革命者喊出“工人无祖国”、“无产者无祖国”的口号，号召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国际歌》也高唱“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当中的“英特纳雄耐尔”，就是“国际”的音译，指国际共产主义。
问题是，有一些共产主义政党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政权之后，居然大肆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令一些西方学者迷惑不解，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明显的矛盾吗？
我说，这些西方学者太无知了！狂躁与抑郁也是互相矛盾的症状，但是它们可以共存于一个人的体内，这又如何解释呢？
哎呀，我只是爱共产主义心切，在情急之下随手举一个例子予以反击而已，并不是将集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于一身的国家比作躁郁症患者，爱国者请勿躁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