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1941年出版社会哲学论著《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正值阿道夫·希特勒气焰嚣张的时候。作为纳粹主义的受害人——他所属的法兰克福学派被希特勒取缔，大多数成员被迫流亡海外——他却没有带着个人情绪落笔，甚至没有把纳粹主义作为主要对象，而是理性、客观、冷静地分析社会现象的直接参与者：人，或者，民众。
法兰克福学派在1923年成立，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不过，它对马克思主义并非照单全收。比如说，它否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忠实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可能会问：如果不是阶级斗争，那是什么推动社会发展？弗洛姆回答说：人性。
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弗洛姆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阐释人性在历史中的作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经论述过人性在文明社会如何遭到压抑。那么，追求人性的解放便成为历史的线索了。弗洛姆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证。
在人类历史中，人们反奴隶主义、反封建主义、反专制主义、反宗教等等，最终挣脱了几千年来压迫人性的一切权威，实现了解放。然而，获得自由之后，却猛然发现，他同时失去庇护、失去安全感，因而变得很恐惧、很焦虑、很孤独，很怀念昔日和其他人一起被奴役的日子。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追求自由不是人的本性，逃避自由才是。而在这个时候，如果有某种新型的奴役制度出现，他会毫不犹豫地臣服。这就是极权主义得到广大民众拥护的原因。别忘记，希特勒是通过选举上台的。
获得自由，然后逃避自由，走回头路。纳粹和法西斯随之兴起，“二战”爆发，人类社会走进死胡同了。有什么办法解决？
弗洛姆将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亦即解放，摆脱各种枷锁，获得自由。而积极自由，则是自主，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其最高形式是充分发挥个人潜能，实现个人理想，也就是自我实现。
弗洛姆进一步说，只有消极自由是不足够的，人还需要一次飞跃，追求积极自由。在这个问题上，弗洛姆有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知识分子，他特别强调个人主义。他认为民主的未来在于个人主义的实现，并憧憬，在那个社会里，文化的目的是个人、个人的成长和个人的幸福，生活不需要用成功或其他东西来证明，个人无须屈服也不被任何自身以外的权力操纵，无论国家还是经济体。
逃避自由是人的本性。揭示这个真相，已经足够令弗洛姆跻身20世纪伟大哲学家之列。问题是，如何倡导积极自由呢？通过教育？通过科技？弗洛姆采取审慎乐观的态度。可是，站在21世纪的高度回望过去，见证过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和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之后，说实话，我有点悲观。别说第三世界，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就算在高举自由主义旗帜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算是“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这种于人无害的非常卑微的梦想，也被当成精神病。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任何时代，平庸的人一直占绝大多数。平庸的人没有自我，也憎恨自我。他们不但没有能力自我实现，当看到有人与他们不同，当看到有人追求自我实现时，他们更会深恶痛绝。
让—雅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严厉地指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作为人的资格。”可笑的是，今天有多少人宣称“宁愿做一只快乐的猪，也不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既然如此，既然是本性，就让他们依从本性，就让他们逃避自由好了。他们有逃避自由的自由，而我也有逃避他们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