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Molière）的著名喜剧 Tartuffe, ou l'Imposteur（《达尔杜弗，或骗子》；下文略作《达尔杜弗》）在中国通常译作“伪君子”。根据剧情，“伪信徒”或者会比“伪君子”更为合适。达尔杜弗正是那种最典型的、也是最高级别的伪信徒。他伪装成智慧超群的、道德无比高尚的善信，可实际上，却是个卑鄙无耻的骗子、恶棍、好色之徒。
跟剧情一样，《达尔杜弗》在现实中的遭遇同样几经波折。
1664年5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在凡尔赛宫举行盛大的游园会，作为巴黎最受欢迎剧团团主和剧作家，莫里哀获邀在国王和显贵面前表演一个剧目。于是，他紧急创作了《达尔杜弗》。然而他的朋友和演员读过剧本之后，无不捏一把汗。
若说达尔杜弗是腐败的神职人员的代表，那么昏庸的奥尔贡（Orgon）则是明显影射国王。奥尔贡这名富豪和他的母亲帕尔内尔夫人（Madame Pernelle）自诩虔诚，结果被伪信徒达尔杜弗骗得团团转，不但强行将女儿许配，还把所有财产拱手相让。该剧对上流社会的嘲讽，甚至超过了皮埃尔·博马舍（Pierre Beaumarchais）的《费加罗的婚礼》（Mariage de Figaro）。后者据说引发了法国大革命。
路易十四倒是颇为宽容，只是教会由始至终极其愤怒，与同样愤怒的王太后一起发难，迫使国王下发禁演令。其后五年，莫里哀一直争取该剧正常上演，并为此筋疲力尽，以致疾病缠身，最终在1673年去世，终年51岁。所幸的是，他的努力没有白费。《达尔杜弗》在1669年解禁。解禁当日巴黎万人空巷，剧场内外仿如嘉年华会。
自然有人大惑不解。既然有机会在国王面前表演，他怎么不创作一出歌功颂德的戏？国王高兴，自己得益，利人利己，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嘿，如果莫里哀贪图名利，那他就不是莫里哀，而是，或者说，依然是，让—巴蒂斯特·波克兰（Jean-Baptiste Poquelin）。别忘记，他原是巴黎富商（有一说是首富）的长子，却因为爱上戏剧，与家人反目，继而放弃继承权，离家出走，成为流浪艺人。这跟几乎是同时代的日本净琉璃和歌舞伎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Chikamatsu Monzaemon）一样，令人钦佩。
所以，莫里哀是不可能用他视之为生命的戏剧去换取功名利禄的。那么，他会为讽谏而作吗？用戏剧提醒国王，小心身边的佞臣？可能性也是不高的。要是那样的话，路易十四看过之后就已经达到目的了，莫里哀又何苦要以健康为代价争取解禁呢？
是时候纠正本末倒置的错误了。论者、读者、观众往往错误地以为《达尔杜弗》是手段，讽刺、影射、讽谏才是目的（所谓“文以载道”？）。恰恰相反，对剧作家而言，特别是对莫里哀这样无比热爱戏剧的剧作家而言，戏剧本身就是目的。国王、王太后和教会等等不过是材料（你是否想到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那句引起轩然大波的“演员是牲口”？），被匠心独运地打造为奥尔贡母子和达尔杜弗这些多姿多彩的形象。伟大的艺术家就是有能力将平凡的人物和无聊的行为加工成不朽的艺术。莫里哀深知自己写出了伟大的作品。他不甘心伟大被渺小、庸俗、卑劣的社会所埋没，所以拼死捍卫。要知道，他的另一部戏剧《唐璜》（Dom Juan ou le Festin de pierre）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遭禁演，但是他并没有为它抗争过。
经典戏剧之所以经典，不但因为它是划时代的，而且是超时代的。它让我们看到不变的人性。不只基督教，其它正统宗教以及邪教，不只达尔杜弗，各种披上大师、咕噜、毛拉、道士外衣的骗子，君不见，在20世纪和21世纪依然招摇撞骗。而奥尔贡和帕尔内尔夫人，依然不计其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