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行，右行

  

很多年前，我曾经对香港的朋友说：香港与大陆最大的差别，最终只剩下行车方向。没想到这么快就不幸言中。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白纸黑字，中国政府承诺香港“回归”后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然而诚信，远东地区除了日本之外，从来都是缺乏的。今天，“一国两制”只能活在道路上了。

在中国，道路上的汽车都是靠右侧行驶的。右，无疑才是世界的主流。目前右行的国家和地区就有163个之多，而左行的只有76个。不过你可能有所不知，1946年之前的中国，汽车是靠左侧行驶的。当然，“抗日神剧”不会在乎这个（以及任何的）历史事实。

其实，左行更贴近人类的本能。在崇尚暴力的古代世界，就像托马斯·霍布斯所说，“人对人是狼”，你在路上随时会遇到居心叵测的凶徒。靠左行进，右手（绝大多数人都是惯用右手的）便可以更灵活地、更有力量地拔剑防御和进攻。因此不论东南西北，很多国家都沿袭古代传统，规定道路的通行方向必须左行。

后来为什么会出现右行？那是因为，革命。

18世纪有两场震惊世界的革命：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美国人不但要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搞叛变，在文化风俗上也要与前宗主国英国唱反调，包括道路通行方向。而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波旁王朝规定路上的马车（只有贵族才养得起马车）必须左行，行人则必须右行。大革命之后，贵族成为贬义词，与贵族有关的一切自然也弃如敝屣。新政府规定，路上的马车必须右行，行人自便。

进入20世纪后，美国和法国一起呼吁世界各国统一道路行车方向。这看上去是一个进步的建议。只是，他们所呼吁的，是多数服从少数，即大多数左行的国家必须跟随美法两国改为右行，而不是相反。正如俗语所说，“西瓜偎大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看见美国如日中天，而大英帝国则江河日下，都纷纷见风使舵，将一直行之有效的左行改为右行。直到今天，坚持左行的只有英联邦国家和向来很有风骨的日本。

香港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行车的方向自然是左行。不过，鄙人大胆预测，它是不会支撑很久的，被统一是迟早的事情。到时候大家不妨站到中环的人行天桥上，拍下当日的路面情况。那一定是继1967年9月3日的瑞典（那天是左行变右行的大日子）之后，最滑稽的新闻照片和影片了。

 

 

空中赛车场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为男人迷恋汽车这种怪异行为供应一个据称与生俱来的、看似无法推脱的借口，得到全世界广泛的认同。可是我却始终无法在自己身上找到这种“天性”……千万别误会，我的性取向属于主流、性能力尚算正常，就是对汽车发生不了感情罢了。

尽管如此，客观上，我却表现得很“痴情”。掐指一算，我的车子（我不使用“爱车”、“座驾”这种字眼）已经超过15年车龄，我依然不离不弃，从来没有产生过贪新厌旧的念头。我相信如果它有生命的话，是绝对不会吟出“人生若只如初见”这种深宫怨妇式的诗句的。

菲亚特西耶那，虽然属于较低端的次紧凑型车，但是它背后的品牌故事，却一点也不低端。请我喝一杯味美思的话，我会带你到菲亚特的历史时空奔驰几圈（注意：这是比喻。绝对不应醉酒驾驶）。

1899年，企业家乔瓦尼·阿涅利在都灵创立“Fabbrica Italiana di Automobili Torino”（都灵意大利汽车厂），取首字母可简写为“FIAT”，菲亚特。它一度是欧洲最大和世界第三的汽车生产商，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衰落。厂房林戈托（Lingotto），是其盛衰的缩影。

林戈托在1916年动工、1923年落成。它由建筑界的“one-hit wonder”乔科莫·马特·特鲁科设计，得到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颇高的评价，称之为“令人印象难忘的工业景观”、“城镇规划的指南”。事实上，柯布西耶在二、三十年代设计的几座著名的别墅，也引入了当中的一些理念。

林戈托共有五层。它的最大特色，是在楼顶之上有一个赛车场（当然，它的主要功能是试车，而不是赛车）。在空中飞车，既危险又刺激，男人一定会玩得更加亢奋。奇怪的是，这么危险的赛道，却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伤亡事故，也没有汽车或者驾驶员或者脱落的零件飞出车道从天而降砸死无辜的路人。我想，交通意外的发生往往与人的主观因素（比如麻痹大意、醉酒驾驶）有密切关系，客观因素（比如路面、天气情况）反而是其次。

菲亚特汽车王国的辉煌无疑是在林戈托缔造的。然而，由于建筑和设备日渐陈旧，加上菲亚特的业绩在遭遇七十年代的能源危机后，八十年代发生崩溃式衰退。1982年，菲亚特不得不撤出这片领土。

林戈托随即被改建为集酒店、商场、展览馆、电影院等于一身的现代大型商业中心。所幸的是，新老板对楼顶赛车场颇有好感，予以保留。所以我仍然可以做梦：开着我的老菲亚特自驾游，游到都灵去，游上林戈托的空中赛车场，高速奔驰几圈……

 

 

埃德塞尔失败之谜

  

亨利·福特发明T型车。汽车从此能够以相对低廉的成本批量生产，一度的稀世珍宝终于走入寻常百姓家。这不仅仅是一次划时代的技术革命，整个社会面貌也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故此，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小说《美妙的新世界》把福特当作弥赛亚般崇拜，T型车面世的年份1908年也被定为纪元元年。虽然小说有讽刺意味，但是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客观现实：福特和T型车对人类的影响非常大。

得益于福特的庇荫，福特汽车公司至今仍然是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商之一。不过，它并不是一路顺风顺水的。五十年代末的埃德塞尔事件，差点使这个庞大的汽车帝国毁于一旦。

1957年，福特推出全新车型埃德塞尔（Edsel）。车名取自公司的第二任总裁、亨利·福特的儿子埃德塞尔·福特。可见，公司对此寄予厚望。他们投入了相当惊人的人力物力，认定这一款针对当时市场的空档、以中等价位出售的豪华车型，必定可以取得成功，甚至是继T型车之后的另一场革命。

然而，事与愿违。埃德塞尔销量惨淡，不得不在1959年停产。整个项目一共让福特损失差不多3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0多亿美元）。很多很多年之后，福特才从这次灾难中恢复元气。“埃德塞尔”从此被收入“都市词典”，成为商业失败的代名词。

埃德塞尔为什么会失败？不要忘记，当时的福特无论在开发、生产、营销等环节都集合了全美国第一流的精英。这些精英在通力合作之下制订的计划，难道不是最好的吗？怎么可能失败？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商业分析师、大学课堂都喜欢以埃德塞尔作为反面教材，但是结论却不尽相同，而且都难以令人完全信服（比较搞笑的是，连车名也遭到诟病）。至今，埃德塞尔失败的原因依然是一个谜。

总括起来说，无论是福特的精英还是“事后诸葛亮”都过于把焦点集中在技术和市场上了。我们为什么不以一个新颖的、另类的而且颇为大胆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呢？

窃以为，有两个关键的年份不容忽视。第一个是1951年。这一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J·D·塞林格的这部小说一推出便引起轰动，尤其令青少年读者疯狂。第二个是1957年，即埃德塞尔上市的那一年，霍尔顿·考尔菲尔德的第一批粉丝已经成年，成为购车顾客群的主力。不巧的是，就在这一年，另一部同样具有杀伤力的小说出版。它就是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试想想，如果你是这两部小说的超级读者，你会买一辆“混账的凯迪拉克”（a goddam Cadillac）吗？毫无疑问，你不会。那么，你会买一辆外形像“混账的凯迪拉克”的“混账的埃德塞尔”吗？答案同样是，不会。就算价钱低廉到跟拖拉机一样，你也绝对不干这种混账的事情。你更愿意驾驶一辆破旧不堪的吉普车穿州过省、闯南走北，永远在路上，永远做垮掉的一代，而不是“成熟”地跻身体面的中产阶级。

事实上，凯迪拉克的销量在五十年代后期出现严重下滑。与此同时，埃德塞尔一登场便遭到惨败……埃德塞尔为什么会失败？现在，你已经有答案了吧。嘘！最好还是不要告诉那些精英和专家，以及一切缺乏想象力的人哪！

 

 

一盘意大利面

  

在我小时候，立交桥是稀罕之物。但是在今天，它已经建得跟超市一样常见了。超市和立交桥的确有某些共同性，除了都要掏腰包之外，走在其中，你也很容易迷失方向。在立交桥走错匝道是很常见的事情。走错的概率，以及走错后纠正的麻烦程度，往往与立交桥的规模成正比。

说到规模，什么环岛型、钻石型、四叶草型、漩涡型等等，统统不值一提。规模最大、最复杂的立交桥，叫意大利面立交桥。鸟瞰图告诉我们，这些什么什么型的名称是名副其实的。尤其是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立交桥，原本是《伯明翰邮报》的专栏作家罗伊·史密斯开的一个玩笑。他在1965年的一篇文章中把尚在施工的位于伯明翰市郊的格雷夫里山立交桥比喻为一盘意大利面（我敢用10块钱打赌，他一定是个吃货）。

格雷夫里山立交桥在1972年通车，至今依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立交桥之一。驾驶员初次使用后有什么感想？哦，无不大赞史密斯的精准比喻。果然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意大利面！于是意大利面立交桥这个名称不胫而走，像意大利面一样走遍世界，成为立交桥终极版的称号。

既然是终极版，当然就不会像超市那样常见了。就目前中国的情况而言，符合资格的全国加起来也不超过5座。不过，既然中国人必须有“三个自信”，相信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意大利面立交桥问世。

问题是，意大利面立交桥这个名称似乎不符合中国国情，这是由于，其一，很多中国“低端”老百姓不知道意大利面是什么；其二，近年抵制西方文化的言论甚嚣尘上。因此，意大利面立交桥还是应该改个有中国特色的名字会比较好。

改个什么名字好呢？为免伤各省市人民的和气，鄙人以为，应该因地制宜，突显立交桥所在地的软实力。比如说，北京的叫炸酱面立交桥，广东的叫云吞面立交桥，上海的叫阳春面立交桥，云南的叫过桥米线立交桥，甘肃的叫兰州拉面立交桥，四川的叫担担面立交桥，河南的叫烩面立交桥……啊，中国人的饮食文化真是博大精深。本文篇幅有限，请恕不一一列举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我觉得很饱。

 

 

尤克里里

  

目前仍在持续的尤克里里热潮产生于20世纪末。具体地说，它的起点是伊兹拉尔·卡马卡威沃奥雷（Israel Kamakawiwoʻole）的去世。这位夏威夷音乐人、尤克里里乐手不幸地在1997年死于肥胖症引起的心脏疾病，年仅38岁。两年后，他那张在1990年推出的、当年没有多少人留意的混合曲单曲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What a Wonderful World，被重新发掘，先后用作《遇见死神》（Meet Joe Black）的电影歌曲和玩具反斗城的电视广告歌。热潮便由此而起。

尤克里里一向被视作夏威夷的传统乐器。可是事实上，这个传统并不悠久，它甚至不是夏威夷人的原创产品。19世纪后期，一批葡萄牙移民把一种叫“布拉基那”（braguinha）的葡萄牙四弦琴带到夏威夷。后来经过改良和发展，它便变成尤克里里。

有趣的是，“尤克里里”（ukelele）在夏威夷语是“跳蚤”的意思。名字的来源不可考，我们只能运用想象力去猜测，是因为演奏者的手指在弹奏时像蹦跳的跳蚤吗？

尤克里里在1920年代美国爵士时代担当过重要角色，其后又在乔治·福姆比（George Formby）的歌曲中焕发过光彩，继而影响披头士（Beatles）的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在“乔治·福姆比社团”（在福姆比1961年逝世后一个由朋友和乐迷成立的社团）的会员名单中，就有哈里森的名字。我们可以在披头士1995年的单曲 Free as a Bird 听到哈里森的尤克里里伴奏，据说就是以福姆比的风格演奏的。

相比吉他，尤克里里在音域上比较狭窄。不过对于我这种既懒于练习又想与音乐保持联系的人来说，操作简单、便于携带的乐器是最适合的。所以每当心血来潮的时候（每个月可能有那么一两天），我便会取出我的尤克里里，乱弹一两个小时。在乐声之中，我会暂时忘掉寒冷潮湿的天气，忘掉地铁施工的噪音。闭上双眼，还会有一群穿得很有热带特色的夏威夷美女，踏着热情洋溢的草裙舞节奏，婀娜多姿地向我走来……

 

 

乡村

  

1910年，伊凡·布宁（Ivan Bunin）的代表作之一，长篇小说（你可以称之为较短的长篇小说或者较长的中篇小说）《乡村》出版。作者虽然将舞台设置在自己的故乡，但是小说人物却多次明示或暗示：这乡村是俄罗斯的缩影；整个俄罗斯就是放大版的乡村。

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对彼得·斯托雷平主导的土地改革的回应。土地改革是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的产物，旨在缓和国内激化的矛盾。布宁身兼二职，既是小说家，又是专栏记者，在深入某个乡村进行调查之后，交出一份详细的、深刻的、有时代意义的报道。就如同所有现实主义小说一样，布宁的《乡村》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份报刊的任何一篇报道都要真实得多，修辞自然也优秀得多。俄国经历过两次重大的农村改革（第一次是1861年废除农奴制），理论上，农民应该更加自由、更加富有。然而，实际上情况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布宁把真相赤裸裸地展示出来：农村（俄国）的丑陋、破败、荒凉，农民（俄国人）的懒惰、粗暴、自私，没有因为改革而有丝毫改善。

以上是《乡村》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小说一推出，全国欢呼。其中，“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同志赞扬得最为热烈。他称布宁为“当代最伟大的文体家”，“迄今尚未有人这样深刻地、这样具有历史意义地描写农村”。两人因此成为好友。只是，这两位作家的友谊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大打折扣。他们各为其主：布宁加入白军，高尔基支持红军。最后白军战败，布宁流亡法国，而高尔基则成为苏联文学旗手。此乃后话。

至于《乡村》的文学和艺术意义……不才也以现实主义的客观态度指出，它拥有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枯燥乏味；也拥有俄国文学的色调：阴暗冷峻。任何有品味的读者要读完这样一部小说都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忍耐力。不过，如果你的目的是了解俄罗斯的农村历史，那就不应该有任何怨言。文学再糟糕，也比历史生动有趣。只要有足够的联想能力，你还可以在阅读过程中想到伊凡·屠格涅夫（如《猎人手记》）和古斯塔夫·库尔贝（如《鲑鱼》）。

当然，如果把标准提高，而不是历史书和新闻稿的那个层次，你会为布宁感到万分惋惜。布宁原本是诗人，崇拜拜伦勋爵，翻译过拜伦的诗剧《曼弗雷德》和《该隐》，也善于细腻的抒情和细致的描写。只可惜，因为感染爱国主义加斯拉夫主义的俄罗斯流行病毒，他开始用现实主义乃至自然主义风格创作小说。《乡村》是他的第一次长篇小说尝试，也是写作生涯的分水岭。小说的冗繁湮灭诗歌的神采，小说的成功扼杀诗歌的想象。小说为他戴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而缪斯却在赫利孔山上摇头叹息。

唉，我们很想知道，如果布宁知道他的小说没有唤醒俄国人，知道一百年之后的俄国依然是农村，一百年之后的俄国佬依然酗酒和拥戴独裁者，他会后悔吗？

 

 

李白赠内

  

总览李白的绚烂诗篇，极多纵酒，极少情爱。不过，你还是可以找到以下这首五言绝句，《赠内》。

所谓“赠内”，就是写给内人即妻子的诗作。这首诗多少让人感到惊讶，李白难得有诗句涉及情爱，然而对象却竟然是妻子，而不像绝大多数唐宋风流诗人那样，寄与秦楼楚馆。太白老兄，你也未免老土了一点吧。尚好的是，内容依然离不开酒。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

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

 

李白用字浅显，只要知道“太常妻”这个典故，妇孺皆能通晓全文。

据《后汉书》所载，东汉官员周泽，任职太常（太常，主要职责是主管宗庙的礼仪）。本来，他只需要在祭祀之前进行斋戒，以净其身即可。然而这个周泽，不知道是过分尽责，还是迷上成仙之道，竟然在一年三百六十日之中，斋戒三百五十九日。而剩下的那一天，则用来醉酒。民间有顺口溜为证：

“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

这叫妻子情何以堪？她终于按捺不住，前往宫中，提醒丈夫敦伦的责任。谁知，周太常勃然大怒，以“干犯斋禁”为由，将她收入监牢。

斋戒这种蠢事，李白是不会干的。他所干的是“日日醉如泥”。这样，身为李白的妻子，又跟周泽的妻子有什么区别呢？后世的注释者一般认为，李白用这首诗与妻子开玩笑，正好是夫妻情深的体现，同时还含蓄地表达一丝愧疚之情。

果真如此？鄙人不敢苟同。

窃以为，玩笑是玩笑，愧疚之情却是子虚乌有的。以李白那“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豪迈个性，怎么可能有愧疚之情。恰恰相反，“日日醉如泥”，说得多么的理直气壮。然后，笑里藏刀，暗藏“杀机”——我李白就是喜欢日日纵酒！你不要啰唆，不要试图阻挠，否则……嘿嘿，想想周泽妻子的悲惨下场吧。

这样解释，是否令今日倡扬女权的人士不寒而栗？不过，这才是那个将饮酒视作人生首要意义的李白，这才是那个吟出“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的李白啊！

 

 

郭熙 画

黑毛和牛

  

乍看之下，大冢爱（大塚愛）在2005年2月发行的单曲《上等黑毛和牛盐烧牛舌680元》（黒毛和牛上塩タン焼680円），有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嫌疑。不过，我相信聆听过之后，你会认同，这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流行歌曲。而它在销量上也证明了这一点，最高登上日本单曲榜第3位。

 

温柔地放到金属网上

被热情的你炙烤着

我不由得改变了颜色

 

在这首歌曲里，歌手（她同时也是词曲作者）用烤网和烧肉比喻男女关系。有乐评甚至认为内容含有暧昧的性暗示。所以，当它被电视动画片《怪医黑杰克》（ブラック・ジャック）用作片尾歌的时候，一些人感到十分惊讶。

是否含有性暗示？是否适合动画片？真是见仁见智了。我倒是觉得，如果不戴有色眼镜，如果不往那个方向想，歌词会是相当新颖、相当可爱的。

我不是高端的美食家，更不是低端的吃货，却由于这首歌和这个歌名的缘故，我对上等黑毛和牛盐烧牛舌，居然产生一丝欲望。

有趣的是，尽管神户牛肉、松阪牛肉和近江牛肉已经成为驰名世界的顶级牛肉，然而日本人吃牛肉的历史并不长。过去，日本国内的牛只用于耕种和拉车。也许和印度人一样，出于对牛的感激之情，牛即使老死，也不会被食用（只是没有上升到神的级别罢了）。直到明治维新之后，政府确认含有优质蛋白质的牛肉有助于增强国民的体质，于是开始有规模地进口欧洲的肉牛。这个时候，牛肉才开始成为日本人的盘中餐。

其后，又经过几十年的杂交试验，最优秀的但马牛（兵库县但马地区产的黑毛和牛）“田尻”号在1939年诞生。据说现在大多数的黑毛和牛都是这头超强种牛的后代（没错，一只雄性动物可以配搭很多只雌性动物，请参照“柯立芝效应”）。而上文提到的日本三大美味牛肉，都属于黑毛和种的产品。

仅花680日元可以吃到一份上等黑毛和牛盐烧牛舌，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要是佐以纯米大吟酿，还有一位像大冢爱那样才貌双全的美女亲自料理（就像歌曲 MV 中的场景），那么，即使吃了之后堕落到万劫不复的阿鼻地狱，我也在所不惜。

 

 youtube: 大塚 愛 / 黒毛和牛上塩タン焼680円

人生火车

  

英国老牌歌手艾尔顿·约翰（Elton John）完成为期三年的告别演唱会（Farewell Yellow Brick Road Tour)之后，2021年正式从巡回演唱中退休。

“退休”一词令人伤感。不过2021年的约翰已经年届74，驰骋乐坛超过半个世纪，退休安享晚年，也算天理人情。可以肯定的是，在满载梦想、幸福和泪水的舞台上鞠躬谢幕，并不是一个容易作出的决定。在他的脸上，你可以看到思想鏖战后的疲惫。

我的脑中又再不期而然响起 This Train Don't Stop There Anymore（这列火车不会再停靠在那里）。这首在2001年推出的歌曲，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歌迷特别多的关注。单曲最高只登上英国单曲榜第24位。

作词人是伯尼·托平（Bernie Taupin），艾尔顿·约翰的长期合作伙伴。或许约翰是属于那种只会用音符表达思想和感情的音乐人。在某种意义上，托平是他的译者，并且不负所托，总能出色地完成任务，把优美的旋律翻译成优美的文字。约翰的曲，配合托平的词，大约在亨利·曼奇尼（Henry Mancini）与约翰尼·默萨（Johnny Mercer）的优雅，和基斯·理查兹（Keith Richards）与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的狂劲之间，它们都是流行乐坛的名牌。

这首歌曲之中，“我曾经是干线快车”（I used to be the main express）是个隐喻。在七、八十年代，约翰风华正茂，冲上乐坛的浪尖，走到时尚的前线。然而，镜头只选择性捕捉璀璨的聚光灯和沸腾的喝彩声。在观众散场之后，在灯火暗淡的后台，有谁想过他的疲惫和忧愁？这列火车的“锅炉超负荷运作”（Furnace burning overtime），“顺着剧情奔驰”（Riding on the Storyline），“沿途收取痛苦”（Picking up my pain from door to door）。他，有些感慨。

随着年纪增长，约翰的事业、激情和感慨渐趋平淡。但是，他唱道：“这列火车不会再停靠在那里”。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他不会留恋过去；第二，他不会停步，将继续与音乐同行。

所以我相信，火车是不会停下来的，无论在2001年，还是2021年。纵使在退休之后，艾尔顿·约翰还会一直谱写他的音乐传奇。

 

对于这首歌，我也有自己的演绎。

自从那一年我听见死神的脚步声，每一个夜里，入睡前和醒来后，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就像电影片段一样闪现。我的过去……身体被撕裂，心灵被击碎（The chisel chips my heart again / The granite cracks beneath my skin / I crumble into pieces on the ground）。时空的距离虽然令痛苦减弱，但是眼泪流过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我同意，人生是一列奔驰的火车。它一路向前，不会再停靠在已经走过的任何地方。我也有两层意思。不是沉湎，更不可能留恋，回忆过去，是要提醒自己珍惜时间、珍惜现在、珍惜不知道还有多长的未来。

Anyway, this train don’t stop。

 

 youtube: Elton John - This Train Don't Stop There Anymore

雨伞和雨衣

  

黑礼帽、黑大衣、黑皮鞋、黑雨伞，这是世人所熟知的英国老派绅士的形象。其中，雨伞是最为显著的标识。中国、阿富汗、委内瑞拉和坦桑尼亚的男人（注意：是男人，不是绅士），是极少随身携带雨伞的。只有在多雨多雾的英国，雨伞才成为绅士手上一件既美观又实用的工具。它不但能够应付突如其来的天气情况，还可以发挥手杖的功能。只不过，创造这个形象的人，一开始却受到极度不公平的对待。

乔纳斯·汉维（Jonas Hanway），一生热爱旅行，足迹遍布欧洲大陆、近东和中东。他出版的多部游记，皆是18世纪的畅销书。

大约在1750年，汉维从法国带回一把雨伞，并在雨中的伦敦街头向英国人展示。在此之前，英国并没有雨伞。“Umbrella”一词，仅指王室贵族的华盖和阳伞。当下，汉维竟然用伞来遮风挡雨，着实令国人大吃一惊。一阵哗然之后，紧接着是一阵嘲笑和谩骂（谩骂声多数来自出租马车的车夫，因为他们在雨天的生意特别好）。

在英国绅士的心目中，大丈夫顶天立地，无论是百年一遇的暴风雪，还是千年一遇的冰雹，都应该视为等闲、视若无睹、视死如归，照样信步街头才是。然而，女士们却有不同的看法。她们对汉维带回来的礼物表示欢迎。不久之后，撑着雨伞、阳伞或者晴雨两用伞的淑女，便成为伦敦街头最令人陶醉的风景。大约又过了30年，绅士们终于有勇气抛弃那莫名其妙的男性优越感。于是，黑礼帽、黑大衣、黑皮鞋、黑雨伞的形象，正式确立。汉维在临终前看到这个景象，也会感到安慰吧。

1824年，查尔斯·麦金托什（Charles Macintosh）向世人提供了一个在雨伞之外的另类选择——雨衣。这位苏格兰化学家用煤焦油和橡胶溶液等，合成出一种完全不透水的面料，然后在曼切斯特与一家棉布厂合作，生产新型雨具。按照自工业革命形成的习惯，麦金托什本应用自己的姓氏命名，但是作为一位谦虚的绅士，他又觉得这样做过于张扬……深思熟虑之后，“Mackintosh”诞生（请在三秒钟之内找出不同……1、2、3，没错，多了一个“k”）。直到今天，英国人依然使用“Mackintosh”指称雨衣，而不是“raincoat”。当然，除了翻唱莱奥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那首著名的《著名的蓝色雨衣》（Famous Blue Raincoat）的时候。

说起雨衣，我曾经有一件黄色雨衣，据说是某个亲戚从香港带回来的，说不定就是麦金托什这个正宗的雨衣品牌。

珠江三角洲地区也比较多雨，其他同学都带折伞上学，而我却有一件非常醒目的雨衣。起初，我以为别人都投来羡慕的眼光，后来才发觉有些不对劲。背上书包后，罩一件黄色雨衣，加上走路的姿态……在窃笑中，“鸭子”二字，穿过冷雨，刺进我的心窝。自那以后，我故意忘记带雨衣，宁愿冒雨。雨中再冷，也比人间温暖。

有缺陷的小孩，总是特别敏感。

2012年，在出发去杭州旅行之前，我特意到沃尔玛选购雨衣。那里的雨衣款式不多，但是颜色却很多……经过几秒钟的恍惚，我选择了黄色雨衣。

 

 

Childe Hassam, Rainy Day on Fifth Avenue, 1893

威灵顿靴

  

1815年滑铁卢战役，法国百日皇朝溃败，拿破仑一世被流放。英国第一代威灵顿公爵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位能够在正面交锋中击败法国战神的军事奇才。“The rest is history”，这个结果对世界的影响有多大，了解历史的人都应该知晓。

然而，令人一些教育工作者担忧的却是，现代英国人对历史似乎极度无知。比如说，有百分之多少的人不知道美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又有百分之多少的人不认识纳尔逊和威灵顿等等。这类调查常常被当作笑话刊登在报刊上。

这类调查一般在伦敦街头进行，所以我觉得，它们的参考价值恐怕不是很大，教育工作者也不必太担忧。要知道，第一，伦敦超过一半人口为外国移民，他们以无视西方文明为荣；第二，现在满街都是低头族，不管你是学者还是记者，不管你做采访还是调查，他们都会不耐烦地以一句“不知道”回应。

如果让我来做调查的话，我就不会自讨没趣靠近那些低头族。我会选择在雨天，专门挑那些穿着威灵顿靴的人提问：“你知道威灵顿公爵是谁吗？”

威灵顿靴（Wellington boot），亦即非英语地区所称的雨靴。它正是威灵顿公爵发明的。从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军人喜欢穿一种名叫黑森靴的德国中统皮靴。但是威灵顿观察到，骑兵在作战时，靠近膝盖的小腿部位比较容易受伤。于是他找来鞋匠，将黑森靴的靴统加高至膝盖，以起一定的保护作用。

没有一位历史学家会认同威灵顿靴的诞生是英国军队克敌制胜的关键。然而我却认为，对细节的重视和对士兵的关怀，使这位外表冷酷的将领获得更多的爱戴，士气和勇气也会大幅提升，胜利的天平自然向他们倾斜。

到19世纪中叶，美国人查尔斯·古德耶发明硫化橡胶。威灵顿靴也开始转用这种新型材料制造。硫化橡胶比皮革便宜得多，防水效果也更好，它很快在平民阶层普及，直到今天。

有趣的是，威灵顿公爵的老对手拿破仑后来也成为有名的商品。同样地，我也很想做一个调查，看看那些暴饮拿破仑白兰地的远东暴发户，知不知道拿破仑是谁。

 

喇叭裤

  

我有几条喇叭牛仔裤，它们都是在1997至1999年之间购入的，至今依然是我的心头所好。

在现代人那“货如轮转”的衣柜里，试问又有多少衣物可以长驻二十年之久呢？除了衣物的质量够好，衣物的主人保持身形，也是关键。

喇叭裤，是指从膝盖处向下变宽，呈喇叭形的裤子。经考证，这种裤子的始祖是19世纪初的美国海军制服。当然，美国海军穿什么没人会在乎，但是娱乐明星就不一样了。喇叭裤第一次成为时尚，是在1960年代中后期，最高潮则在出现在1970年代初。摇滚乐队和流行歌手功不可没。他们穿上喇叭裤表演，显得英姿飒爽，令人仰慕。喇叭裤热潮一直延续到1978年才逐渐被紧身裤所取代。

喇叭裤热潮以慢半拍的节奏传到香港这个在英国统治下欣欣向荣的远东殖民地。香港最著名的漫画《老夫子》，也有反映。只是，那个作者似乎用心不良。漫画中穿喇叭裤的角色，竟然全是流氓、地痞、恶棍，专门干打家劫舍、调戏良家妇女的非法勾当。华人一向顽固迂腐，不愿意接受新事物，由此可见一斑。例如烫发、染发、高跟鞋、迷你裙等等，不也在华人社会引起过极不文雅的骚动吗？

说来有趣，我之所以爱上喇叭裤，一定程度上（大约占10％吧）是因《老夫子》而产生的逆反心理。我始终觉得，不管作者怎样殚精竭虑去丑化，喇叭裤也不会沾上污垢。所以，当1996年爆发喇叭裤复兴运动，开始进驻大小服装店的橱窗的时候，我便第一时间拥有并穿上它。

穿着喇叭裤，我并不觉得自己是流氓、地痞、恶棍，只有美好的怀旧感觉，仿佛回到那个心驰神往却不幸地早已错过的年代。穿着喇叭裤，再配合我的爆炸头……是不是有点像 Leo Sayer？

喇叭裤复兴运动一直延续到新世纪00年代末，才被老对手紧身裤再一次挤出时尚圈。不过，时尚潮流不会影响我。我就像一个街头音乐人，穿着破旧的喇叭牛仔裤，唱着已经过时的 When I Need You，任由时光飞逝，任由路人擦肩而过。

 

 

农展会

  

阅读当代的美国小说，尤其是有乡村风味的美国小说，有时候你会碰到农展会这种盛事。

例如，E·B·怀特（E. B. White）的《夏洛的网》。肥猪威尔伯清楚知道，他必须夺得县展会中“牲畜秀”的大奖，才逃脱被制成香肠和火腿的悲惨命运。结果，在蜘蛛夏洛的帮助下，这只“非凡的猪”、“谦卑的猪”，终于如愿以偿。

又例如，罗伯特·詹姆士·沃勒（Robert James Waller）的《廊桥遗梦》。居住在伊奥华州麦迪逊县的家庭主妇弗兰西丝卡·约翰逊，在丈夫和子女出外参观州展会期间，与前来拍摄廊桥的摄影师罗伯特·金凯德演绎一段充满激情又带有遗憾的罗曼史。

顾名思义，在大多数是每年举办一届的农展会上，展销的是各种与农业、畜牧业有关的工具和产品。美国的农展会起源于19世纪上半叶的乡间集市。后来规模越搞越大，除了展销之外，还增加各种娱乐和竞技活动，配套餐饮和休闲设施等。我们从上述两个例子看到，按照规模，农展会分为县展会和州展会。前者通常为期两三天，而后者最长则可持续两个星期之久。

在怀特的小说中，牲畜秀，评选最“漂亮”的牲畜，是农展会的重头戏。这实在令人费解。“漂亮”这个形容词怎能用在牲畜身上？或者在农夫的眼中，“漂亮”等于“壮”吧。女士们以后跟农夫交谈的话，一定要小心他们的言下之意。

不过对于农展会的主办方来说，展出巨型农产品才是真正的重头戏。获奖者的照片，会在各种官方宣传品反复出现。照片几乎千篇一律，获奖者（绝大多数是中年男人）无一例外地蹲在地上，意得志满地抚摸着一个……比如说，一个重2000多磅（相当于900多公斤）的巨型南瓜。另一只手，则举着相对渺小的奖杯。最无辜的是身边的小配角（通常是中年男人的儿子或者女儿），他们的唯一任务是做出一个弱智的V字手势。至于这种巨型农产品能不能顺利吃进肚子里，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够发挥最佳广告效应。如果一不留神获得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什么的，那么下一届的参观人数肯定要翻几番。

翻几番也不错，当大多数人都涌到农展会，摄影师才有艳遇的机会。我也有机会，通过想象力进入那个场景，驾着我的老菲亚特，向廊桥奔去……不，我不要艳遇，只想静静地待在无人的廊桥里，暂时忘掉桥外的现实世界。

 

 

沉默的螺旋

  

打个比方说，远东某国一个叫什么浪的社交网站正在讨论一个热门话题：最新修订版宪法规定，每人每月至少吃一次猴脑，以弘扬传统文化。

对这种残忍的“文化”，我们不敢苟同，更不用说弘扬了。可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所谓“正面”、“正能量”、“正三观”的叫嚣总是特别刺耳。反之，反对者则气息奄奄，而且一出现就立即被扑灭……看到这种一面倒的局面，理性会要求我们“明哲保身”，保持沉默。只是，如果你选择了沉默，你就会在不知不觉间参与并推动了“沉默的螺旋”。

所谓沉默的螺旋，是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在1974年提出的政治学和传媒学术语。她为此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和一部论著《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并与多名美国学者展开激烈的争论。

要解释这个奇怪的术语，除了通过学者们那一大堆故弄玄虚、艰涩古奥的辞藻之外，我们还可以运用常识将这个被复杂化的问题重新简单化。通俗地讲，有这么一种现象：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观点与社会主流观点不一致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沉默。积聚的沉默继而形成一个螺旋，将主流观点推到更高的位置。

诺依曼担心的是，社会上的主流观点其实并非真正的主流，而是牢牢掌握话语权的少数人制造出来的假象。人们因为这些假象而沉默，形成沉默的螺旋，反而推动了虚假的主流观点转化为真正的主流。

至于沉默的螺旋的深层因素，我们其实可以在很多更早的著作里找到答案，例如，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1941年出版的《逃避自由》。弗洛姆认为，逃避自由是人的天性，他们害怕独立、害怕自主，只有待在群体里才会感到安全。同时，群体将与别不同的人视为“害群之马”，采取极其残忍的打击手段。如此这般。

今日的远东某国，发达的资讯科技加上顽固的专制制度，情况更加恶劣、更加丑陋。一、只有统治集团有话语权；二、喉舌、网警、五毛粉红飞扬跋扈；三、人民异常懦弱。于是，我们看到一个终极版沉默的螺旋。

要打破沉默的螺旋，理论上可以很简单，就如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所说的“无权力者的权力”——讲真话。只要人人都讲真话，所有建立在谎言之上的体制都会土崩瓦解。然而，在这个是非不分、指鹿为马的世界，讲真话谈何容易。你不愿意变成“犀牛”，就会成为“人民公敌”，欲置诸死地而后快。那么，你还有勇气讲真话吗？

 

 

黑猫

 

1、

我还能看到多少个满月？

 

这是哪个诗人的诗句？在我的小宇宙里，它像彗星一样，每隔一段时间便回归一次。然而我始终想不起，这是哪个诗人的诗句。

这个诗人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故而对每个月份都会发生的自然现象，也十分珍视。我还能看到多少个满月？这一问，令人黯然神伤。

 

 

2、

菱田春草的《黑猫》作于1910年（现藏于熊本县立美术馆）。当时，画家因为严重的肾病正在病院治疗。画中流露不祥的预感和悲观的神思：上天给他作画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这是一幅长条形的日本画（胶彩画）。画中的主角，是一只蹲在橡树上的黑猫。黑猫之上，差不多占三分之二的画面，是金黄色的叶子。有两片落到地上。

 

死如秋叶般静美。         （泰戈尔）

 

这只黑猫，是死亡的象征吗？

不，我想，黑猫是画家的心。

在具有高度装饰性的意境中，黑猫的眼睛，发出神秘的光亮，凝视着画家。画家自我观照时，两个时空发生激烈的碰撞：艺术的永恒和生命的短促。

艺术家最大的悲哀是什么？是无法活在自己的作品里吗？

或者……

蓦地，这只黑猫仿佛要向我传递一个信息，就像蒙娜丽莎以一抹微笑宣示：我已经找到答案，但是这个秘密，我要一直藏在连气息都不敢吐出的静谧之中。

 

右下角落款：春草。

 

春草是个笔名，令人想到生机勃勃的景象。然而此刻，春草本人，却独自伫立在深秋的暮色之中，等待人生的终结。

翌年3月，春草无法再提笔；9月，默然离世，年仅36岁。

 

羡慕枫叶

在最美的时候

默然飘落                （各务支考）

 

 

3、

 “当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我就会死去。”在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里，最后一片叶子成为永恒的象征。

只是，创造它的老画家，却默然飘落。

 

黑猫正在凝视着我。

 

 

4、

另一个时空，依然是冬天。

不久前，我一次过买了十多件衣饰。在躯壳化为尘土之前，尽力装饰一下吧。“一个人应该成为一件艺术品，要不就穿上一件艺术品。”奥斯卡·王尔德如是说。

然而在付款之后，我才发现，它们全是春夏装。

好吧，那我就像冬眠动物一样，等待春天。

 

我还能看到多少个春天？

 

高谈

  

今天“卡通”一词，可以指动画片，也可以指连环漫画。不过，最原始的卡通，却是单幅幽默漫画。它始于19世纪中叶英国的《潘趣》杂志（Punch，又译作“笨拙”）。自那以后，卡通便成为西方报刊几乎是必不可少的栏目。

绝大多数的报刊卡通都画在正方形或者接近正方形的长方形方格之内。然而在1957年却产生一个特例。美国卡通画家艾尔·贾菲（Al Jaffee）忽然打破惯常框架，在《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开创直条形卡通专栏《高谈》（Tall Tales）。

我们眼球的“取景框”约略呈横向长方形，故此专家确信，16：9的宽屏比例是最适合人的自然感官的。与之相反，直条形的视觉对象则会很容易超过视野范围，你必须上下移动头部或者眼球，才能获得整体的印象。贾菲利用人体的这个特点，巧妙地设置悬念，使每一幅《高谈》都从问号开始，以感叹号结束。

遗憾的是，《高谈》虽然创新，却没有得到广泛认同。以至到了1963年，一个没有任何创造力的新任主编（编辑通常都没有创造力）要求贾菲必须在卡通画中加入对话，以适应六十年代的潮流。卡通画家觉得创作自由受到侵犯，愤而辞职。至此，他一共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提供了六年的画稿，大约有2200幅之多。

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离开《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第二年，贾菲加入《疯狂》杂志（Mad），开创《折叠》（Fold-In）专栏。他的创意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顾名思义，《折叠》是杂志封底内页的一幅卡通画，读者按照其指示进行折叠的话，它又会变成另一幅卡通画。这个专栏很受欢迎，为贾菲赢得巨大的荣誉，包括全国漫画家协会颁发的2007年雷本奖年度卡通画家奖。

虽然贾菲全身心都投放在《折叠》之上，但是他并没有忘记《高谈》。2008年，他精心挑选100多幅个人最满意的作品，结集出版。

这本卡通画集不但内容充满幽默，它本身也是一个幽默。唉，这本过度苗条的书，令书架中其它身材标准的同伴，都变成了胖子。

 

西西里公牛

  

法国大革命最具荒诞剧效果的细节，是国王路易十六死在自己改良的断头台之上。

历史有时候真的像一个爱开玩笑的老作家。只是，这个老作家早已迈入才思枯竭的年纪，无法想出任何新点子，只好将一个个老掉牙的笑话翻来覆去。而我们又不得不佩服，他的翻新技术竟然如此之高超，以至庸人、俗人、蠢人、恶人等，统统看不出破绽。

我们在公元前6世纪的西西里岛找到路易十六某个程度上的“原型”。西西里僭主法拉里斯（Phalaris）以凶残闻名于世，为了满足其变态的欲望，公开向世界征集最新奇、最残忍的酷刑。来自雅典的工匠珀里洛斯（Perilaus）以一头黄铜制（也可能是青铜）的公牛博得暴君的欢心。这头公牛，史称“西西里公牛”。

西西里公牛是空心的。具体的操作方法：首先，将受刑人锁进牛腹中；然后，用文火慢慢地烤。牛头的设计充分利用物理学原理，能够产生特别的扩音效果。这样，通过牛嘴，惨叫声与滚滚浓烟一齐喷发，场面极度凄惨。

珀里洛斯原以为会得到丰厚的奖赏，不料，他却尝到自己种下的苦果。暴君强迫工匠用性命来演示这款酷刑刑具的功能，珀里洛斯便成为惨死在西西里公牛牛腹之中的第一个冤魂……也许一点都不冤，为虎作伥就该有这样的下场。

珀里洛斯的“作法自毙”——二百多年后，东方秦国的商鞅因为自己制定的严刑峻法而走投无路；法拉里斯的“请君入瓮”——一千一百多年后，唐代酷吏来俊臣让另一个酷吏周兴自食其果；这些，都不过是历史他老人家玩的新瓶装旧酒的把戏罢了。

然而，人虽然死了，珀里洛斯留下的西西里公牛却继续供暴君使用，不断制造冤魂。最后，人民忍无可忍，将暴君推翻。假如你来作主，你会如何处置这个暴君呢？哈哈，没错，实在没有比西西里公牛更加合适的了。法拉里斯光荣地成为这头西西里公牛所杀害的最后一人。

我时常劝人多读世界历史——准确地说，是中国历史以外的历史。虽然暴力指数也很高，虽然好人最后未必有好报，但是恶人多数都有恶报。你会在书页之中找到一丝安慰，从而对人类恢复一点信心。

 

伊丽莎白的鹈鹕

  

《伊丽莎白一世：鹈鹕肖像》（现藏于利物浦沃克美术馆），是英国画家、金银工匠尼古拉斯·希利亚德（Nicholas Hilliard）大约在1572年至1576年之间为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绘画的肖像油画。

这幅画之所以叫“鹈鹕肖像”，是因为伊丽莎白胸前所戴的那个鹈鹕吊坠。现代人或者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一个细小的吊坠，一个挂在华丽服装上的毫不起眼的饰物，何以成为焦点，以至整幅油画以它为名？然而，对所有身处那个时代的英国人来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在别具匠心的构图背后，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手腕。从某个角度看，这是一幅政治宣传画。英格兰女王巧妙地利用鹈鹕这个符号，为自己树立一个可以与神等量齐观的形象和权威。

鹈鹕（中国有些地方又称作“塘鹅”），是一种体长可达2米的大型水鸟。它最显著的特征是长嘴下有一个皮质的囊，可以兜食鱼类。除了南极洲之外，地球上所有大陆都有它们的身影。

过去的欧洲人普遍认为，鹈鹕会故意啄伤胸部，用自己的血哺育雏鸟。最早描述这个现象的是13世纪的圣徒托马斯·阿奎那。这位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将它与耶稣的自我牺牲关联起来。

“你们都喝吧；这是我的血，是印证上帝与人立约的血，为了使众人的罪得到赦免而流的。”（《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现代中文译本）

从此，鹈鹕的形象便成为神圣的装饰图案，不时出现在基督教建筑、圣物和印刷品之中。

伊丽莎白一世所处的时代，基督教已经分裂为天主教和新教。两派水火不容，为了抢夺地盘，在欧洲刮起一阵阵腥风血雨。伊丽莎白的父亲亨利八世在位时脱离罗马天主教，自立英格兰国教。但是伊丽莎白的姐姐、有“血腥玛丽”之称的玛丽一世上台后，马上复辟天主教。而玛丽死后，伊丽莎白再一次改变英格兰的路线，并且对天主教信徒进行报复，血腥程度并不比“血腥玛丽”对新教徒的镇压相差多少。

伊丽莎白自然明白，除了少数死忠的天主教徒之外，一般平民阶层倒是没有特别强烈的宗教倾向，只要有教堂、有神职人员给他们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就行。为了令这些人心悦诚服，不再摇摆，女王觉得有必要大幅提升自己的形象和权威。于是，《伊丽莎白一世：鹈鹕肖像》应运而生。这幅画毫不隐晦地指出，画中人便是鹈鹕、基督、圣母和教宗的结合体，她正在用自己的鲜血哺养整个英格兰。我不怀疑，当时一些人看到这幅画之后，会感动到热泪盈眶，包括女王本人。她对画作非常满意，赐予希利亚德丰厚的奖赏。

当然，伊丽莎白和希利亚德都不知道，鹈鹕这个感人的符号其实建立在错误的知识之上。现代生物学家已经证实，鹈鹕是不会用自损胸部的方式哺育雏鸟的。那么，这个错误是怎样产生的呢？有多种推测，而我觉得可能性最高的是，欧洲的鹈鹕中有一种叫卷羽鹈鹕的，其雌性在哺育初期胸部会转变成血红色。阿奎那会不会是从远处观察到这一现象，故而产生误解？

不管怎样，这个错误倒是错得适当的。历史上许多虚伪的政治宣言都离不开错误的认知。真实的鹈鹕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无私，真实的伊丽莎白一世也不是自我标榜的那样伟大。唯有艺术，是真实的。

与希利亚德其他题材的画作相比——希利亚德无论在油画、板绘还是细密画上，都有出色的发挥。他以非常精细的技巧，将肖像画的抒情性和装饰性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幅《鹈鹕肖像》，似乎缺乏任何感情，画家似乎有意与画中人保持相当的距离。凝视着它，你会感到一阵令人不安的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