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同年生》辑录指挥家小泽征尔与作家大江健三郎（两人都生于1935年）的几次对谈。其中有一段，小泽忆述与艺术家藤田嗣治（Tsuguharu Foujita）的交情。
1959年，年轻的小泽征尔为实现理想，独自赴欧，在法国结识了藤田嗣治。两人因为艺术这个无与伦比的媒介而成为忘年交，尽管年龄相差有49岁之多。不久之后，小泽勇夺国际贝桑松青年指挥家大赛冠军，一举成名。在前往美国担任纽约爱乐乐团副指挥一职之前，他给藤田捎带鳗鱼和酱汁。藤田十分怀念故乡的味道。
“我问过他：‘为什么不回日本？’他回答得非常复杂，我迷迷糊糊听明白的只有一点，他似乎是想回国的。但还是不回国。”
小泽听不明白，藤田本人恐怕也不是十分明白，所以解释得非常复杂。两人都是纯真的艺术家，又怎么会明白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
跟小泽一样，藤田也是为了理想远赴法国，其时1913年。凭借天赋和独特的技法，他逐渐成为巴黎的宠儿。不幸的是，“二战”爆发，宠儿突然沦落为弃儿。由于法国与日本处于敌对阵营，在极不友善的目光下，藤田被迫离开。这是他第一次被放逐。
藤田离开法国返回日本，应军国主义政府的要求，画了一些政治宣传画。当时的文人、学者和艺术家对政治很有警觉性，大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要不就是消极怠工。藤田的举动为同道所不齿。战争结束后，立即遭到“清算”，一轮尖锐的批判之后，他被视为瘟神。任何场合，只要他到场，就有人离席抗议。1949年，灰心丧气的藤田永远离开日本。这是他第二次被放逐。
可以百分之百肯定，藤田绝非军国主义的拥护者，也绝非趋炎附势之徒。从他的作品可以看出，这个纯真的艺术家一直努力建造一个与日常生活保持距离的世界，他的眼睛始终关注淡雅和精致的美，对政治、经济、社会和人性的丑陋，似乎毫无兴趣。可是，残酷的战争却强迫他面对残酷的现实，继而被现实那污秽的病毒所感染。平心而论，如此纯粹的人被政客利用，就好比患病一样，试问我们又怎能谴责病人？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日本的社会道德感和正义感是值得称道的。例子数之不尽。比如说，一个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是一个男士），回到日本后被指责没有将救生艇上的位置让给妇孺，人人耻与为伍，最后自杀。而直到今日，抄袭的作家、作弊的学者、吸毒的艺人和打假球的球员均没有好下场，虽然法律的制裁相当轻微，但是社会的制裁却非常严苛。可是，对于藤田嗣治，我不由得感到悲愤，跟拜伦勋爵被英国人放逐、埃米尔·左拉被法国人驱赶一样，他也受到本国人最错误的对待。
“后来到他去世以后我听说，他是想回国的，但没能实现这个愿望。我听了之后想，这实在是太遗憾了。”
小泽一再为藤田没有回国而感到遗憾。
被放逐的藤田羁旅美国两年，然后获法国收留，返回他的成名之地。法国人给予他更大的荣誉和更多的尊崇，只是，此刻的欧美已经被铺天盖地的抽象和前卫艺术所攻占，与自己的画风格格不入，藤田一直感到压抑和苦闷。所以他特别怀念日本，怀念浮世绘大师笔下的淡雅和精致的美。只可惜，他无法回去……这实在是太遗憾了。
Self Porttrait with a Cat, 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