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BBC 电台举办了一次名为“有史以来最悲伤的古典乐曲”的听众评选活动。结果，萨缪尔·巴伯（Samuel Barber）的《弦乐柔板》（Adagio for Strings）得到最多选票，超过了亨利·珀塞尔的《狄多的挽歌》、古斯塔夫·马勒的《第5交响曲·第4乐章》以及莱索·塞莱什那首据称令很多人自杀的《忧郁的星期天》。
英国民众依然历历在目，当年 BBC 报道戴安娜王妃的死讯之后，接着播放这首乐曲。通过大气电波，堆积的哀愁，遮蔽了大西洋东北部的晴空。
叼着玉米芯烟斗的得克萨斯老牛仔、挨着鹤嘴锄休憩的蒙特卡洛老园丁、敲响初秋晨钟的奈良老和尚，当然也不会忘记，这首乐曲曾经和他们一起哀悼过富兰克林·罗斯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约翰·肯尼迪、格蕾丝王妃、昭和天皇……尽管作曲家本人对此感到无奈，“这首乐曲不是为葬礼而作的。”他说。
死亡令人悲伤，然而，死亡不是悲伤的全部。
1936年，美国作曲家萨缪尔·巴伯创作了一部《弦乐四重奏》，共有三个乐章。其后，这个时年仅26岁的青年才俊在意大利作曲家吉安·梅诺蒂的建议下，把第二乐章抽出来，单独改编成《弦乐柔板》，并通过这位好友的关系，寄给享誉全球的意大利指挥家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当时托斯卡尼尼正在纽约草创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不料，乐谱被退回，并没有附带一字一句。这对一名初出茅庐的作曲家来说，不啻一次令人沮丧的打击，从某个角度看，还是一种羞辱。
在20世纪上半叶，古典音乐界被阿诺德·勋伯格和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等现代主义音乐家所垄断。巴伯却始终与主流保持距离，坚持发端于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风格。这有点像文学界的约翰·高尔斯华绥，始终用古典叙事方式对抗现代主义者的责难。但是，音乐毕竟不同于文学。文学作品可以直接交给读者评判，而音乐作品呢，如果不通过乐团和演奏者充当媒介，就很难让一般民众了解。所以，巴伯才急于得到名人的提携。
难道连托斯卡尼尼这样的天才也可能看走眼？难道连托斯卡尼尼这样的天才在判断作品的艺术价值的时候，也挣脱不了时代的束缚？非也，这位指挥家素来以行为古怪、作风专横、脾气暴躁而闻名，被朋友们私底下称作“拿破仑”。他对待比自己年少43岁的巴伯，充其量只是冷淡罢了，绝对不是轻视。这倒是十分符合他的性情的。后来梅诺蒂跟他提及这件事的时候，他表示，之所以退回乐谱是因为已经将它复印到脑中，不再需要原稿。
1938年11月，托斯卡尼尼在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指挥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当着现场观众和通过电台广播收听的听众，完美地演绎了《弦乐柔板》。当即掌声如雷，翌日好评如潮。这意味着，乐曲及其作者，一夜成名。
一开始，小提琴以压抑的音调缓缓奏出主题。只有一个主题。仿佛一条悲伤的河流，从源头流出。随后，大提琴以更尖锐的音调加以推动。把它推向大海。在展开部，遇到海上的风暴，巨浪将悲伤掀到最高点。就在这里，音乐戛然而止……时间凝固了，停留在透纳和北斋放下画笔的一瞬间。然而又似乎隐含着感情宣泄之后连言语都没有的虚空和眼泪流尽之后连呼吸都失去的死寂。一会儿，又或者一百年，音乐重新响起，像开头一样缓慢，却没有开头的压抑，甚至可以说是平静。乐曲就在平静中结束。
巴伯后来有很多雄心勃勃的大部头作品，可惜它们的艺术价值都无法超过这首精练的《弦乐柔板》。我们不知道，当时年纪轻轻的作曲家在什么背景下谱出如此洞穿灵魂的悲伤。也许如威廉·布莱克所说的“在一粒沙子里看到天堂”，他抓住一粒情感的星沙，然后，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灵感或是超自然力量令它爆发，放大数百万倍、数千万倍，到达激情的极限、美的极致。
巴伯说：“这首乐曲不是为葬礼而作的。”可是，每次聆听，我都听到死亡的声音。我听到西班牙阶梯的脚步，听到拉斯佩齐亚湾的狂涛，听到迈索隆吉翁的暴雨。我听到瓦兹河畔的麦田上响起绝望的枪声。我听到阿尔萨斯旅馆里发出的慨叹：“这墙纸太糟糕了，我和它之间，有一个必须走。”同时，我感到时间飞快地流逝，生命一步一步地走向坟墓。我又一次站在舞台上指手画脚，向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席高喊：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行走的影子、喧哗与骚动……
不，我不会问丧钟为谁而鸣，也不会问这首乐曲为谁而作，因为我早已知道答案。它不是为葬礼而作的。它为生命而作，它为艺术而作。它，为我而作。
youtube: Gustavo Dudamel, Wiener Philharmoniker - Adagio for Str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