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神

  

古希腊和罗马的医神叫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

然而，说来奇怪，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开始并不是受人膜拜的神祇。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他只被看作一名医术高明的医师，连登场的机会都没有，仅仅在介绍他的两个儿子玛卡翁和波达利里俄斯（特洛伊的两名希腊医生）时，顺便带过一笔。而在希腊神谱的权威人士，大诗人赫西俄德的笔下，阿斯克勒庇俄斯则是作为一个英雄出现。

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太阳神阿波罗与凡间女子科洛尼斯所生的儿子，自小跟随半人半马的肯陶洛斯人喀戎学习医术。长大之后，阿斯克勒庇俄斯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包治百病不在话下，还屡屡创造起死回生的奇迹。这就令众神之王宙斯感到非常恐惧，因为永生不死是神祇的专利，凡夫俗子怎能僭越？于是，宙斯以阿斯克勒庇俄斯扰乱神定的秩序为由，无须任何审判，一个霹雳就把他处死。

对了，阿斯克勒庇俄斯是阿波罗的儿子，而阿波罗是宙斯的儿子。按伦理，阿斯克勒庇俄斯应是宙斯的孙子。尽管宙斯的子女满坑满谷，孙辈更是漫山遍野，但是杀死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如同拭掉额头上的汗水一样容易，恐怕只有宙斯大神才能做到。但是，阿波罗却无法做到如此无情。他闻讯后大怒，并且把库克罗普斯人全部杀死，以报复父王的凶残。库克罗普斯人，即独眼巨人，他们的职责是为宙斯锻冶霹雳，深得大王宠爱。

为了避免宫廷惨案，宙斯原谅了这个跟他一样杀人不眨眼的儿子，只是象征性地判罚他流放凡间一年，为色萨利国王阿德墨托斯服役。之后父子冰释前嫌，阿斯克勒庇俄斯似乎被遗忘得一干二净。

不，阿斯克勒庇俄斯事件并没有就此结束。在阿波罗流放色萨利之后若干年，当地人突然建神庙、造神像，敬奉起医神来。起因据说是，很多霍然而愈的重病患者纷纷向人讲述，是阿斯克勒庇俄斯走进他们的梦中为其治病。好事不胫而走，医神狂热自希腊南部扩散，到公元前293年，有文字正式记录，罗马人是如何为医神而疯狂的。

医神的神像通常被塑造为披着长袍，袒露胸部，手拄着一根绕着蛇的长杖。“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后来成为一个广泛的符号，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旗帜上，以及很多国家的医疗组织的标志中。

为什么是蛇？据说是因为蛇有脱皮的特性，以此象征消除旧患、迎接新生就再适合不过了。又有一说是，阿斯克勒庇俄斯有一次治好了一条奄奄一息的蛇，为报答救命之恩，那条蛇把起死回生之术告诉了他。总之，蛇为人类健康贡献良多，这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共识，不然远方某族就不会急着食其肉、饮其血、煎其胆了。

 

 

希波克拉底誓言

  

在爱琴海的东南部，靠近小亚细亚半岛的岩岸，有个名字叫做科斯的小岛。

如果你登上科斯岛，和岛上的居民一同沐浴在阳光与海风之中，他们会指给你看岛上最珍贵的财富，那是一棵巨大的法桐。它的树冠直径长达12米，被认为是全欧洲最巨大的悬铃木。而最珍贵之处，是它屹立在岛上超过2400年。

有两位历史名人给科斯岛的法桐增添传奇色彩。使徒保罗，曾经在它的荫庇下循循传播基督的福音。而在更早之前，“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在它的见证下向学生宣读了“希波克拉底誓言”。这段著名的誓言建立了行医者高度的道德准则，并且代代相传，影响千百年。

希波克拉底誓言开篇是：

“我谨向医师阿波罗、阿斯克勒庇俄斯，以及许癸厄亚和帕那刻亚起誓……”

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腊的医神，太阳神阿波罗是他的父亲。而许癸厄亚和帕那刻亚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的两个女儿，前者象征健康，后者象征消除病痛。

希波克拉底誓言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陈述医师与学生分别承担的义务。第二部分是医师郑重的承诺，其中包括，医师必须尽全力救治生命；对病人一视同仁，不管男还是女，富人还是奴隶；在医务和私生活都要成为世人的楷模；不帮助他人自杀，不为妇女施行堕胎；决不利用病人的信任谋取私利；要为病人保守秘密等等。

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文字记录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当年的希波克拉底大约40岁，早已遐迩闻名。尽管如此，围绕着这个誓言的真伪问题，一直以来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因为，流传至今的署名为希波克拉底的文稿大约有60篇，文风不尽相同，语文专家已经否定它们为同一人所作。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轴心时代”的很多哲人智者都是不执笔杆的。或者写作一部分，讲述一部分，再由学生整理成集。所以，就算那60篇希波克拉底的文稿风格不一，也不能证明它们不是出自希波克拉底的头脑。

希波克拉底留下的大部分文稿都是关于医术的，以2400年前的物质条件和知识水平，这些医术几乎全部都被后人推翻，实在不足为奇（把几百乃至千年以上的医学书籍奉为圭臬，恐怕只有某个民族才干得出来）。然而，希波克拉底誓言，它就像科斯岛上的法桐一样，屹立至今，始终守护着一个职业、一份尊严、坚实的承诺和深切的慈悲。这不是那片子虚乌有的杏林所能比拟的。

 

$

  

$，对，我要说的正是$。这个符号，你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人们不但不会感到陌生，还为之神魂颠倒、垂涎三尺。

$，众所周知，是美元的符号。由于美元是国际上最有权威的流通货币，因此它也可以借代所有金钱。一些卡通为了表现贪财的形象，会把这个符号画到卡通人物的眼睛里。话说回来，尽管这个符号这么受欢迎，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意义。$为什么被画成$呢？它当然不是碰巧也不是随便产生的，就如同日常生活中每一个被简化的符号一样，$的一笔一画，都有其特殊的意义。

首先澄清，$原本不是这个样子的，在字母S的中间应该有两条竖线。后来为了迁就印刷体，才减为一条竖线。这两条竖线，其实是表示赫拉克勒斯之柱。

希腊神话的赫拉克勒斯，在罗马神话叫海格力斯。所以，海格力斯之柱，就是赫拉克勒斯之柱，两者其实是指同一样事物。根据希腊神话的说法，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曾经抵达世界的西极，捉走三头巨人格律翁所放牧的牛群，完成命中注定的十二件功绩中的第十件。在离开前，赫拉克勒斯建立了两座巨大的石柱，作为世界西方尽头的标记。

赫拉克勒斯只是神话人物，有没有原型我们暂时还不知道。但是赫拉克勒斯之柱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在地中海的大西洋出口，即直布罗陀海峡最狭窄之处的两岸，矗立着两座秃顶的山。位于北方的是直布罗陀巨岩（属于英国直布罗陀），南方的是雅科山（属于西班牙的北非领地达休。这里有争议，摩洛哥人认为他们的摩西山才是正宗）。它们被公认为赫拉克勒斯之柱。

1492年，刚刚统一西班牙的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采用一个全新的徽记——一条呈卧S形的带子连结着两根赫拉克勒斯之柱。显然，他要告诉世人：朕乃西方尽头的统治者。这个徽记一路传承至今，今天的西班牙国徽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只增加一个皇冠和一个盾牌而已。

有趣的是，就在1492这一年，为西班牙效命的热那亚水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个惊人的发现证明源自古代的常识是错误的，赫拉克勒斯之柱不是世界的尽头。世界并没有尽头，因为地球是圆的。

十八世纪，欧洲多个国家都在哥伦布发现的美洲大陆上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它们之间有战争，也有合作。在1770年代，英国人与西班牙人的生意往来非常密切，两种货币——英国的英镑与西班牙的披索，同时在北美流通。

为了方便记账，英镑用传统符号￡标示。这个符号是根据古罗马重量单位“libra”（磅）的第一个字母L加工而成的。原本在L的中间有两条横线，表示等号。跟$一样，为了迁就印刷体，现在￡多数只有一条横线。顺便一提，日本幕末时期的英国商人也按照同一个原理为日元创造了￥这个符号。字母Y是日文“元”的罗马拼音“yen”的第一个字母。￥这个符号，后来也成为中国人拿来主义的收获之一。

我们还是回到1770年代的北美洲吧。既然有英镑的符号，当然也得有披索的符号。但是披索没有传统符号，那就需要创造一个了。不太复杂，将西班牙王室徽记稍微抽象和简化，便得到$。不久之后，它也成为美国人的财富。

也就是说，$中的字母S是来自一条带子。所以今天有些人吹水说那个S代表美国（US），那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符号出现时，美国还没有立国。又有人说那个S代表西班牙（Spain），呃，虽然西班牙人把他们的国家称为 Espana，但是这个解释……好吧，算是勉强说得过去。

 

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经济学上的地位，就好比伊萨克·牛顿之于物理学，好比查尔斯·达尔文之于生物学。

经济学作为单独一门学科为世人所重视，几乎是斯密之后两个世纪的事情了。这位博学多才的苏格兰绅士生前是以社会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身份受到人们尊敬的。他的头衔、他的荣誉，主要来自两部惊世著作——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和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以及来自他的教职——他大半生都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先后担任逻辑学教授和道德哲学教授。

由于斯密在临终前亲口指示并写进遗书，要求友人烧毁其所有手稿、日记和个人记录，我们对他的生活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他在哪一天出生（历史只记录受洗日，那是1723年6月5日）。他活到67岁，终身未婚，却并不孤单。“我是个多情的人，但是我什么都不爱，除了我的书，”斯密在他的图书室向一位朋友展示他收藏的3000册图书时，如是说。

看不见的手，这个专业的经济学词组是斯密独具匠心的创造。尽管这个词组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部著作中加起来仅仅出现过三次，但是它对后人的影响却是无可估量的。这并不表示，斯密的思想可以浓缩为这么一个词组，只是，如果要理解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国富论》，看不见的手，绝对是个关键词。

要更好地理解《国富论》，必须先知道什么是重商主义。在十七、十八世纪，重商主义是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主流。重商主义这个名词给人很大的迷惑，其实，它所谓的“重商”所重的是国家贸易。它主张一个国家必须保持贸易顺差，从而迫使她的竞争对手出现贸易逆差，这样就能增加本国的国力，同时削弱别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出口，包括用一切手段压低劳动力成本和农产品价格。

驳斥重商主义，可以说是《国富论》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斯密纠正了国家的真正意义，国家是指生活在国土上的每一个人，而不是一个集体概念。国家富裕则是指大多数成员都能获得幸福，而不是把别国的力量摧毁。故此，斯密反对国家为了出口而操控市场的做法。那么一定有人会问，国家不干预的市场，会出现混乱状况吗？斯密的回答是，不会。他相信，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市场，确保公平和平等。只有自由市场，才能使人民共同富裕，包括本国和别国的人民。这是多么高瞻远瞩啊。难怪有学者认为，没有斯密就没有经济学，没有《国富论》就没有资本主义。

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存在玄之又玄的东西？在冥冥之中，是否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世界的命运？“我担心，他会成为一个可怜的吉卜赛人。”斯密的一个传记作者这样写道。

在斯密四岁那一年，他被吉卜赛人拐走。斯密的父亲和所有村民四出寻找，终于在希望差点转化为绝望之际，他们发现小斯密被遗弃在路上。是什么力量迫使吉卜赛人放弃这个可爱的小孩？也许是害怕被村民追上，也许是良心在跌宕中擦出几秒钟的火花。总之，一念之间，世界播下了美好的种子。

 

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在著作《基础经济学——经济学常识指南》中用了一个小节的篇幅比较温和地表达了对同行的不满。他抱怨说，当政客出于各种不宜揣测的动机而抛出一些虽然获得民众普遍支持却对社会经济有严重伤害的政策的时候，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若无其事地躲在象牙塔里，而不是果断地站出来驳斥那些显而易见的错谬。言下之意，是指大多数经济学家缺乏社会责任感。

是什么原因致使经济学家如此避世绝俗？索维尔引述了一名大学生就这个问题所作出的回答（那名学生学习经济学还不到一年）。那名学生说，那些观点太愚蠢了，不值得花时间去辩论。连初哥都如此不屑，满腹智慧的经济学家就更不用说了。

当今世界，左胶当道，好为人师的政客和传媒热衷占据道德高地，装神弄鬼，指手画脚，实际上在愚弄无知兼愚昧的公众，酿造最终对谁都有害的毒酒。例子不胜枚举。

我们就随便举一个纽约的例子吧。纽约市长和市议会强行通过法规，把房屋的租金硬性规定在一个非常低的价格水平。这个法规自然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因为租客的数量远远多于房东，政客看到的是他们手上的选票。然而，操控市场价格会带来严重的恶果，只要掌握一点经济学知识的人都清楚这一点。很快出现的恶果是，房价暴跌，因为没人愿意买房，也没人愿意建房。已有房产的房东，他们收到的租金抵不过保养费，只好任由物业变得破败不堪。接着，别以为租客可以捡便宜，一些人很快就发现，他们根本租不到房屋。为什么？因为房租实在太便宜了，有条件的人都在已有住房的基础上再租一两套单位作工作室或杂物室之用。还有，有条件的外地人看到纽约的房租那么便宜，便会长年租用一个单位作为别墅……严重的供不应求，导致几十户租客“竞争”一个单位，在租金相同的情况下，作为房东，很自然更愿意租给那些收入比较好和比较稳定的人。于是，下层劳工便不得不流落街头。这显然与法规的初始精神相违背。

为什么在法规通过之前没有经济学家走上讲台声讨叫嚣的政客和教育盲目的公众呢？我想，除了索维尔分析的“不屑”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心理原因是“不敢”。看看那些政客是些什么人吧。他们的智商和知识水平或者都不高（也不需要高），但是却有精明的钻营能力，以及像街市小贩和推销员一样出众的口才。而经济学家呢，大多数不善言辞，只会埋头计算经济数据和分析经济现象，要他们与政客进行辩论？简直是“秀才遇着兵”（“遇着贼”或者更准确），半个回合便败下阵来，落得个在嘘声中抱头鼠窜的不光彩下场。

因此，索维尔的指摘还是有点苛刻（我不知道索维尔本人有没有与政客辩论过），然而，却并非无道理。经济学家应该承担他们的社会责任。他们应该怎么做？我觉得索维尔就是很好的榜样，他经常在报刊发表浅显易懂的经济学普及文章，还出版了多本经济学入门书籍，让更多人了解经济学原理。当了解经济学原理的人越来越多，以后政客再在经济政策上蛊惑人心就不会那么容易了。

 

书签

  

新兴的电子书即将取代传统的纸质书，这是大势所趋。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法，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不能够听到翻阅书页发出的声音，那如同情话一般的轻言细语。而书签，这个曾几何时令人爱不释手的小精灵，它再也不会在你专注的指间穿梭，再也不会在你赞叹的唇边歇息。你看不见它了，因为它已经变做通过鼠标左键发出的一道冷冰冰的命令。

现代意义上的书签，即为标记阅读到什么地方而夹在书里的小片，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约13世纪）的欧洲。当时的书籍是稀罕之物，书签作为书籍的一部分，也是十分讲究的。材料有金、银、宝石、象牙、异兽的皮、珍禽的羽毛等奢侈之物，再请来最好的工匠，精雕细琢。精致的书签与精深的书籍，相映成趣。

后来，随着书籍平民化，书签的实用性也彻底压倒其装饰性。19世纪的大部头多数用贴着书皮的丝带作为书签。而小说、随笔等大众读物，则多以硬纸为书签。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出版商不再随书附送书签。

如果你喜欢读书，如果你爱惜书籍，那你一定会使用书签，因为你不忍心在书页上折出可怜的伤痕。

假如某一天，你在日常生活里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落，找出一本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集，或者泰戈尔的抒情诗集。当你轻轻抹去浅灰色的尘埃，翻开微黄色的书页，一片略带皱纹的书签赫然出现在你的眼前……为什么？为什么它会在这里？是你读完这本书之后，把书签留在最喜爱的一行诗句之上？还是你给暂时无法理解的一段文字留下一个记号？原来这些年来，这小小的书签并没有失职，它一直坚守岗位，等待你的归来。只是你，一走便是二十年。

逐渐地，在记忆的深处，你找到了那片旧地。那个烈日当空蝉鸣不已的午后，那间隐没在校园葱绿之中的小书店，当然还有那个逃课逃成坏习惯的你。你怯生生地躲过女店员同情的目光，闪进最不显眼的书架后面。这时候，意外地，你与这本书相遇……当时那份相逢恨晚的感动，当时在厚厚的近视镜片后的泪光，在二十年后再次闪烁。

你是一个吟游诗人，走遍大半个世界之后，又一次回到二十年前驻足的小村庄。那棵大树，那条小河，那座石桥，还有那个凉亭，空气中一下子充满了熟悉的味道。吟游诗人再次坐到树荫里，抱起鲁特琴，唱出二十年前的老歌……

再读一遍你喜爱的诗句吧！再读一遍你当初难以理解的文字吧！现在的你，应该豁然贯通了。“谢谢你，小书签。”

 

 

科斯塔和斯达巴克

  

单项选择题：

以下哪一个选项是咖啡连锁店星巴克（Starbucks）的名字的来源？

A）创始人的姓氏

B）太平洋中部的一个小岛

C）梅尔维尔小说《白鲸》的人物

D）Star+buck，取其“星际雄鹿”之意

 

答案是……读完这篇文章你就会知道了。

虽然近十年来全球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Starbucks Coffee）不断加强在英国的攻势，旨在针对最强的竞争对手咖世家（Costa Coffee），然而至2024年，前者的英国连锁店数量仍然不到后者的一半。毕竟英国是咖世家的大本营，星巴克试图客场取胜，似乎比希腊联军围攻特洛伊还要困难。

咖世界始创于1971年。那一年，咖世家兄弟……我们还是使用比较正常的译名，科斯塔兄弟，布鲁诺和萨吉奥（他们是意大利移民），在伦敦开了一家咖啡店。1995年，英国服务行业的巨人惠特布莱德集团（Whitbread PLC）收购了咖世家，并重金打造，将之打造成规模庞大的跨国集团。

真是无巧不成书。星巴克也是始创于1971年。三名大学生，杰里·鲍德温、塞夫·西格尔和戈登·鲍克尔得到荷兰咖啡大师阿尔弗雷德·皮特的真传，在美国西雅图合作开了间咖啡店。咖啡店的名字，初步计划叫“皮科德”（Pequod）。这个名字取自他们三人都喜爱的赫尔曼·梅尔维尔小说《白鲸》，它是一艘捕鲸船的名字，也是小说的主要舞台。不过，这个名字被推翻，因为他们考虑到，Pequod既难读又不够气势。经过一番讨论，最后选用“斯达巴克”（Starbuck）。斯达巴克是捕鲸船皮科德号上的大副，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人物，却是个相当有份量的角色，也是我在这部小说之中比较有好感的角色。

读过《白鲸》的读者可能知道，小说人物的名字都是借用的。斯达巴克也不例外，这个名字是马萨诸塞一个富可敌国的捕鲸家族。其中有一个叫瓦伦丁·斯达巴克的人为家族在地球上留下永恒的烙印。1823年，他的船队在太平洋中部发现一个地图上没有标示的小岛，后来被命名为斯达巴克岛，现在属于基里巴斯共和国。

顺便一提，星巴克咖啡的商标也与大海有关……对，就是那个双尾美人鱼。根据星巴克官方介绍，她其实是塞壬，尽管希腊神话里的塞壬通常被描绘为半人半鸟。塞壬是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她们常常用绝妙的歌声诱惑航海者，令他们神魂颠倒掉进大海。可怜的航海者！

现在的人就幸运多了，因为我们有咖啡。当你感到头脑不太清醒的时候，马上喝一杯优质咖啡吧。这是星巴克的温馨提示，咖世家自然也不会反对。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1971年9月13日凌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写进党章的法定接班人林彪同志，伙同叶群、林立果等人乘一架三叉戟飞机向中蒙边境飞去，准备投靠敌对势力苏修（又名苏联）。

周恩来总理接到情报之后，火速报告毛泽东主席，并询问：要不要用导弹把飞机打下来？啊，不愧为老周，够心狠手辣。

曾经被林副主席吹捧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毛泽东此时略作沉思，片刻，他作出一个著名的最高指示。他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事件的结局，好像是老天要奖励老毛的宽容似的。老林的飞机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附近失事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丧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一三事件”。至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彻底破产，一场“批林批孔”运动随即展开。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句本来没有太多人知道的谚语一夜之间进入庄严的“毛主席语录”，成为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精神食粮。

它来自一个民间故事。话说有个名叫朱耀宗的书生，进京赴考高中状元，还被皇帝赏中，招为驸马（典型的民间故事的桥段）。他借势向皇帝请求，为其相依为命的寡母立一个贞节牌坊。真是慈母孝子啊，皇帝自然应允。

可是，当小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朱母的时候，朱母却拍案怒斥：“呸，你这个忤逆子！你要老娘守一辈子寡吗？”没错，他老娘不需要什么贞节牌坊，她只需要男人，那男人便是儿子的恩师。

哎呀，这对新科状元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他怎么向皇帝交待呢？于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最后他逼得老母把余生的幸福交给老天。“好吧，我今天洗干净的罗裙，如果在明天天亮之前能够晾干，我就不改嫁。”

这天烈日当空，不要说罗裙，小朱都能晒成朱肉干。“好，就这样决定。”以为稳操胜券的新科状元话音未落，突然下起倾盆大雨，并且一直下到第二天。小朱只得摇头叹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天意不可违。”皇帝知道此事后，连连称奇，不但不怪罪朱家，反而赐予丰厚的贺礼，祝福这天作之合。

对了，为免误会，本文最后提醒读者，老毛是有老母的，她并没有改嫁。

 

 

银样镴枪头

  

“银样镴枪头”现在已经不太常用了，多数人都是在阅读曹雪芹《红楼梦》的时候知道这个曾经流行的俗语的。

《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讲到，林黛玉和贾宝玉偷看了艳俗传奇《会真记》之后，无比惊艳，即席用书中的俚俗语打趣。其中一句，黛玉取笑宝玉：“一般也唬的这么个样儿，还只管胡说。‘呸，原来是个银样镴枪头。’”

《会真记》又名《莺莺传》，是唐人元稹所著。此人极尽侮辱女性之能事，已为当时人所不齿。当然，在号称五千年的中国历史里，此号文人比比皆是。

奇怪的是，《会真记》里并没有出现“银样镴枪头”这个俗语。最早记录它的文本，是元人王实甫根据元稹传奇所改编的杂剧剧本《西厢记》。这个杂剧不再有卑劣的恶行，而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爱情故事。剧中有这样一句对白：“我弃了部署不收，你原来苗而不秀。呸！你是个银样镴枪头。”

由此可见，黛玉和宝玉所偷看的书应该是王实甫的《西厢记》，而非改编之前的《会真记》。曹雪芹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犯错呢？本文就不作探讨了。

银样镴枪头的“镴”字，后来常常被错写成“蜡”字。这个错误大概是从清末开始的。这就说明了，清末已经不怎么用“镴”这个字。

镴，就是焊锡，即锡和铅的合金。玩过无线电，组装过收音机的七〇后朋友们应该很熟悉。焊锡熔点低，毫无硬度可言，只用于焊接铁、铜等金属物件。

由于焊锡，即镴，非常软，没有人会用它做长矛的枪头。而它又呈银色，看上去闪闪发亮，非常威武。所以“银样镴枪头”这个俗语就可以用来比喻人中看不中用啦。

枪头，从打磨的石器开始，发展到青铜、铁、钢等，可以说是人类技术进步的缩影。进步到今天，上述枪头都进了历史博物馆，唯有银样镴枪头，依然昂首阔步行走于天地之间。唉，人类的所谓进步，大概只能在有形的物体中找到证据。

 

每日电讯报

  

尽管出版业受到互联网强劲冲击，但是，《每日电讯报》在英国仍然保持每天三十多万份的销量，这叫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报业同行羡慕不已。他们大概会感叹：英国人是保守的。

保守，正如我过去多次强调的那样，绝对是一个褒义词。保守，不是固执教条，而是坚持品位。

一觉醒来，坐到典雅的旧餐桌旁、舒适的老扶手椅上，空气中洋溢吐司与咖啡混合的浓香。然后，翻开一份每天早上准时送到家门口的报纸，关心一下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最新进展，八卦一下滚石乐队的迷幻药丑闻，又可以欣赏狗仔队为你提供的大卫·贝克汉姆内裤照……最后，在宠物猫一声饥饿的控诉，又或是俏佳人一声善意的提醒，哦，亲爱的，你还来得及慢条斯理地放下报纸，再伸一个长度接近四米的懒腰。嗯，时候不早了，换衣服出门吧。

对于一个普通英国人来说，这样悠然的生活方式，又为什么要改变呢？

尽管出版业受到互联网强劲冲击，但是，英国报业并没有把它视为洪水猛兽。相反，它们反而利用这个全新的平台，开拓全新的领域。

《每日电讯报》几乎是英国报纸中最早推出网页版的，其后其它报刊才纷纷效仿。报纸网页版的最大受益者——纯粹是个人的看法——是报纸发行范围以外的读者。毫无疑问，我也是其中一个受益者。每一天，黑咖啡、冷面包和电讯报网页版（telegraph.co.uk），多年来都是我的保守主义早餐（同时也是午餐）。电讯报网页版不但贴出《每日电讯报》上的主要文章，还加入姊妹周报《星期日电讯报》的内容。份量相当充足。除了不能将它卷起来拍苍蝇之外，实在没什么地方可以挑剔的了。

《每日电讯报》是由军官亚瑟·B·斯莱（ Arthur B. Sleigh）在1855年创办的，起初的名字叫《每日电讯和信使报》。可惜，斯莱不善经营，欠下印刷商约瑟夫·摩西·利维（Joseph Moses Levy）大笔债务无法偿还，只得把整个报社转让给债主。

利维接手后作出三个重要的变革：一是将报纸改名为《每日电讯报》；二是走低价路线，每份报纸只卖一便士；三是聘请桑顿·李·亨特（Thornton Leigh Hunt）为总编辑，他是著名作家、诗人李·亨特的儿子。

立竿见影，《每日电讯报》从此崭露头角。

正常的报刊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在英国三大报纸中，《泰晤士报》在原则上走中间路线，实际上却是左右摇摆不定；《卫报》被视为工党的非正式党报，是左胶的大本营；而《每日电讯报》则一直是保守党坚定的支持者。没错，这就是我喜欢《每日电讯报》的主要原因。如果最近两年你恰好看见我为了爆发一阵狂笑而喷咖啡吐面包，那我一定是读到一篇讥讽苏格兰民族党的妙文了。哼，SNP, fxxk off and die！

 

寿喜烧

  

日本歌手坂本九的名曲《抬头向前走》（上を向いて歩こう）首先在1961年轰动全日本，接着在1962年和1963年先后进入欧洲和美国，并且掀起热潮。出于销量上的考虑，这首歌在欧美被更名为“Sukiyaki”，歌名与歌词内容没有任何关系。

Sukiyaki 是日式火锅的代表之一，不但在日本国内，在欧美亦颇受欢迎。Sukiyaki 的日文是“すき焼き”，台湾人根据“suki”的发音翻译为“寿喜烧”。然而，“suki”在日文的意思是“锄”，故此“sukiyaki”的正确名称应该是“锄烧”。

为什么叫“锄烧”？话说在江户时代，农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农事十分艰辛，没多少时间准备晚饭。于是他们将所有食材（通常是鱼、豆腐、蔬菜等等），统统放在一个铁锅里，加少许盐调味，一边煮一边吃。因为锄头是农人的符号，所以这种懒人火锅便被称为锄烧。

我们还是按习惯叫它寿喜烧吧。寿喜烧由于烹调方式简单、方便、快捷，忙碌的商人便把它带到自己的餐桌上，并作出各种改良，比如加入汤汁、酱油、糖、酒、鸡蛋等调味料，也尝试将鸡、鸭等不同的肉类作配搭。不过，无论怎么变化，寿喜烧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快餐”，难登大雅之堂，直到牛肉的进口。

1858年，德川幕府在美国“黑船”的威迫下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开放五个港口城市，横滨是其中之一。牛肉就是在这个时候随美国商人进入横滨的。日本当然也有牛，只是在此之前，牛的用途只限于耕田和拉车。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地理上日本四面环海，水产资源丰富，人们没有吃红肉的必要；二是佛教宗教氛围浓厚，人们对血淋淋的杀生多少有点避讳。就算是亚洲文化圈必不可少的家猪，在日本也只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江户初期才自台湾、冲绳传入。

牛肉进入日本之后，与寿喜烧一拍即合，很快取代鱼、鸡、鸭等，成为寿喜烧的必然选择。寿喜烧从此声名鹊起，加上价格实惠，遂流行于市井坊间，成为普罗大众的至爱。

在煮着寿喜烧的食店里，在热气与酒气的包围中，幕末的下等武士和浪人纷纷高谈维新的理念。在福泽谕吉的自传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现在一万日元纸钞上的肖像正是福泽谕吉，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绝对不会低于寿喜烧。

 

Sukiyaki

  

1961年10月，还差两个月才年满20岁的日本新锐歌手坂本九推出单曲《抬头向前走》（上を向いて歩こう）。这首歌声势凌厉，旋即登上日本单曲榜榜首，坂本九亦顺理成章地入选当年的红白歌唱大赛。

销量好，评价高，《抬头向前走》对日本流行乐坛的激荡远不止于此，它更有划时代的意义。

当时的日本流行乐坛分为两大阵型：日本传统乐曲为主流的一方，西洋流行音乐则是另类份子。两派壁垒分明，甚至水火不容。坂本九却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在音乐里并没有互相排斥的元素，吸收各种音乐类型的长处，说不定会有更美好的艺术体验。

遗憾的是，坂本九的主张不被人理解。与他合作了三年的乐队成员也因为理念不同而出现裂缝。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坂本九不得不离开乐队和唱片公司。这支名字叫 The Drifters 的乐队至今仍然存在，只是面目全非。

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沮丧期之后，东芝唱片公司（Toshiba Records）与这个古怪的歌手签约。坂本九将他的音乐理念全都倾注到《抬头向前走》这首歌之中。

随着乐韵从唱盘转出，人们便惊叹于这种完美的融合，日本歌谣曲和英美流行音乐竟能水乳交融。就如同歌词一样，夜空中蕴含寂寥和希望，眼泪中包含悲伤和坚忍。抬起头吧，向前走。宛如哀丝，又如豪竹，令听者动容，又耳目一新。

《抬头向前走》的热潮仍然持续。1962年，正在日本旅行的英国音乐制作人路易斯·本杰明（Louis Benjamin）听到这首歌，虽然他不懂日文，却被优美的旋律深深吸引。他让公司的小号手肯尼·波尔及其爵士乐队（Kenny Ball and His Jazzmen）录制了这首歌的器乐版，并将歌名改为 Sukiyaki。

Sukiyaki，即寿喜烧，一种日式火锅。它是本杰明最喜欢的菜式，也是英国人熟知的一道日本菜。寿喜烧与歌词内容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我们不难推测本杰明的意图。作为一名音乐制作人，他首先考虑的是唱片销量。“Sukiyaki”这个名字无疑比“上を向いて歩こう”的罗马拼音“Ue O Muite Aruko”更容易让英国人记住。事实证明本杰明的策略是正确的（此举后来遭到明白真相的英国媒体尖酸刻薄的批评），波尔的器乐版 Sukiyaki 销量不错，成功跻身英国单曲榜的十大之列。

波尔的 Sukiyaki 也在美国电台热播，听众反应非常热烈。与此同时，一名留学日本的美国女学生带回坂本九的日文原版唱片，经电台播出后，听众的热情进一步发酵。美国国会唱片公司（Capitol Records）看到商机，立即飞到日本签下坂本九所有歌曲的美国版权，并邀请坂本九到美国演唱。至于歌名，美国人决定沿用 Sukiyaki。

Sukiyaki 成为美国告示牌单曲榜3周冠军，以及当代成人榜5周冠军，它是迄今为止美国榜冠军歌中唯一的非印欧语系歌曲。单曲在全球卖出超过1300万张。坂本九也成为世界知名的流行歌手。

成为世界知名人士的坂本九积极投身公益活动，赢得世人的尊敬。遗憾的是，他在1985年8月12日日本航空事故中去世，终年43岁。

人死后会变成星星吗？

1993年发现的编号为6980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坂本九（Kyusakamoto），这真是最合适的纪念。在《抬头向前走》和另一首名曲《仰望夜空星辰》（見上げてごらん夜の星を）之中，夜空中的星光始终象征着幸福和希望。人死后或者不会变成星星，但是我们可以在星光中看到离去的人，他像永恒的星光一样，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上を向いて歩こう

見上げてごらん夜の星を

1985

  

无可否认，我们正处于一个全新的世界当中。这个新世界，与地理学无关，也与天文学无关。这个新世界，在过去我们可以称为新时代。现在却不行，因为它不再以世纪、年代为分野，也不以物质多寡和文明程度去划分。这个新世界，有别于过去所有时代加起来的旧世界，每一个方面，都是如此截然不同。

新世界始于哪个年份？各方学者众说纷纭。日本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对此有独到的、睿智的见解。他认为1985年是新旧世界的分界线，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大事，向世界播下了蜕变的三颗种子。

 

第一件大事：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

1985年3月10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康斯坦丁·契尔连科突然心脏病死去，54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随即击败党内的竞争对手，成为苏联共产党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积极推动开放政策，最后结束了共产党对苏联以及东欧各国的毒害。欧洲再也没有铁幕，世界再也没有冷战。

第二件大事：G5签署《广场协议》

1985年9月22日，五大工业国（英国、法国、西德、日本、美国，简称G5）的财政部长在纽约的广场酒店举行会议，会后共同签署《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同意在不危及金融市场的情况下，让美元大幅贬值，以减少美国债务，挽救不景气的美国经济。协议使美国经济从此振作，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稳健。

第三件大事：微软推出 Windows 1.0

1975年，无心向学的比尔·盖茨在西雅图创办了微软，从事电脑操作系统的设计。十年后，即1985年11月20日，微软推出划时代的视窗系列第一个产品：Windows 1.0。

视窗系列的问世，统一了电脑世界的平台，对电脑的普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概括而言，第一件大事扫平全球化的障碍，第二件大事奠定美国全球化霸主的地位，最终，它们促使第三件大事的影响力增加不止万倍。受惠于国内经济繁荣和全球化，美国科技公司逐步操控着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大前研一呼吁企业和个人与时俱进，否则会被新世界淘汰。从经济学的角度，我完全同意。然而，从艺术的角度，我则有所保留。我也讲一个同样发生在1985年的事件，这个事件也许对世界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1985年8月12日，一架日本航空的客机在群马县失事坠毁，机上520人罹难。其中一位死难乘客叫坂本九。坂本九曾经在1960年代以一曲《抬头向前走》（1961年日本版“上を向いて歩こう”；1963年英美版 Sukiyaki）轰动全世界。

“抬头向前走，别让眼泪落下，纵然心中充满悲伤，只因今夜孤单一人……”

这首歌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它给我持久的共鸣，让我透过眼泪看见最美丽的夜空……还是让我活在旧世界吧，只为这份内心深处的感动。

 

 

Kyu Sakamoto ~ Sukiyaki (Official Music Video) [上を向いて歩こう 坂本九]

狄德罗效应

  

女士都爱逛商场。很好，当你买到一条心仪的裙子之后，是否也会跟着买一件合适的衬衫与它配搭呢？然后，你是否进一步想到，你家中虽然有超过一百个包包，却没有一个能够衬托这套十分抢眼的新衣裙？于是乎，你只好买买买，买买买，直到心满意足（或者信用卡被刷爆）才归家。

男士可别笑。当你添置了一套“家庭影院”音响组合之后，是否觉得那台用了两年的电视机有点过时呢？当你买了一辆名车之后，是否想方设法弄一个吉祥的车牌呢？

以上，绝对不是个别现象，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专家学者也很乐意描述它。这个有趣的现象有一个专有名词，我们称之为狄德罗效应（Diderot effect）。

丹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是18世纪哲学家，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某天他收到朋友赠送的一份礼物——一件非常漂亮而且价值不菲的绯红色睡袍。

穿上这件高级睡袍悠闲地坐在书房的椅子上看书，实在是一流的享受啊。可是，狄德罗发现自己根本无法专心看书，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哦，对了，椅子太普通了，完全配不上这件高级睡袍，换一把名师设计的椅子吧……哦，对了，桌子也是中档货，换吧……咦，书柜的款式也有点旧了，换吧……烛台，天啊，现在谁还会用这样的东西照明呢？换吧……最后，整个房子都焕然一新。

这一下，哲学家应该感到满意了吧。不，他感到很痛苦，因为这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他的生活竟然被一件睡袍劫持了。再想到还有一大堆账单需要支付，他就更苦恼了。这起“睡袍事件”，后来被狄德罗写成一篇叫做《告别旧睡袍的懊悔》的随笔。

1988年，加拿大学者格兰特·麦克拉肯（Grant McCracken）用“狄德罗效应”这个短语来描述他的社会观察。我们可以把狄德罗效应简单地解释为“配套想法+完善想法+虚荣心+物欲”。

狄德罗效应是可怕的，如果连哲学家都无法抵御，一般人又可以吗？我记得儿时读过一则故事。在中国古代，有个人给仇敌送去一块价值连城的玉佩，仇敌得到玉佩后，做了最名贵的衣裳，买了最奢侈的家具，建了最豪华的宅第，增添了一大班奴婢，请来了最尊贵的客人，夜夜笙歌，最后竟至破产。

我好像没有仇敌，如果有的话，我一定让他知道什么是狄德罗效应，然后静待他的报复……哎呀，我好害怕呀。

 

安全自行车和不安全自行车

  

1885年，由英国人约翰·坎普·斯达利（John Kemp Starley）设计的一款名字叫做 Rover（路华，或漫游者）的新型自行车投放市场。它的广告非常强大，声称这是“安全自行车”，你绝对找不到比它更安全的自行车了。

很好，如果当时有消费者委员会的话，人们会以“虚假宣传”的罪名投诉它吗？因为“安全自行车”并不是十分安全。至少，它有一个严重起来可以致命的缺陷——没有刹车。

那么，想停车怎么办？最简单便捷的方法是运用你的双脚，尽可能增加鞋底与地面的摩擦力，并且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成功刹车之后别忘了感谢上帝和伊萨克·牛顿爵士。当然，如果你当时正值赤脚，或者不慎穿了某个山寨生产的鞋子，那就不适宜刹车了……愿上帝保佑你。

“女士们，先生们，您们的投诉不成立，”1885年消费者委员会官员诺·温爵士（Sir No One）用食指抹了两下油光可鉴的八字胡，继续语重心长的谈话：“我们不认为有任何虚假宣传的成分，这款 Rover 的确是目前为止最安全的自行车。您们都骑过 penny-farthing 了吧？”温爵士相信，没骑过 penny-farthing 就没有发言权。

知道 penny-farthing 吗？你可以在博物馆或者老照片里找到它。没错，就是那种前轮巨大后轮娇小的自行车。前轮的直径通常达到120CM～150CM这个范围。座位就设在前轮上面，要骑上去，你得使用脚手架或者凳子。

Penny-farthing 的设计者和制造者是 Rover 设计者约翰的叔父詹姆士·斯达利（James Starley），他为这个庞然大物起了个略带反讽意味的名字，叫 Ariel（爱丽儿，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里的小精灵）。老斯达利以 Ariel 起家，在历史上赢得“自行车工业之父”的尊称。

骑着 penny-farthing，高高在上，好不威风……也好不安全，除非技术出众兼且运气惊人，否则你很容易被摔到五劳七伤。还得提醒一下，这款自行车也是没有刹车的。在无法利用双脚刹车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找一根像样的树干或者灯杆（这不难做到，小狗也是这样解决问题的）。

比较过之后，你现在认同 Rover 更安全了吧。Rover 突破性的地方是使用链条加齿轮的装置，这样座位可以设置在两个大小相同的车轮中间，令骑车人有脚踏实地的感觉。现代的自行车，也是从这个雏形嬗变而来的。

前文一直很谨慎地使用“设计”这个词，而不是“发明”。对于自行车的发明者，一直存在争议。若说最早想出自行车这个概念的人是发明者，那么这个人就是列奥那多·达·芬奇。如同列奥那多的很多发明一样，它们只停留在他的私人笔记本里。

 

 penny-farthing

rover

苦力和咕喱

  

苦力，是外来语。

这个命题会令你感到惊讶吗？我查过多部权威的汉语词典，在所有“苦力”的词条里，都没有任何外来语的标记。

《现代汉语词典》对“苦力”的注释是：1、旧时指卖力气干重活儿并受奴役的工人；2、干重活儿所付出的劳力。

《现代汉语词典》如它所标榜的一样，非常“现代”。上述“苦力”的两个词义都是现代词义，它们是在清末，即19世纪中后期，才出现的。

古时，“苦力”原本的意思是“竭尽心力”，最早见南朝江淹的《自序传》，曰：“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哉！”

那么，清末才出现的“苦力”的现代词义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答案是，从英语“coolie”翻译过来的。

把“coolie”翻译成“苦力”，不但音、意俱佳，而且符合“信、达、雅”的老生常谈，可以说是一次完美的翻译。正因为如此，我们都不觉得它是外来语。

让我们继续追本溯源，“coolie”的原创者其实不是英国人，而是讲印地语和泰卢固语的印度人。在印度半岛，人们把卖力气干重活儿的以日或以次计薪的劳工称为“kūlī”，这个词最早见于十七世纪中叶。后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聘请当地劳工，也需要大量 kūlī，于是“coolie”一词便正式进入英语，并随着英国商人和殖民者走遍世界。如此这般，中国 coolie 就成苦力啦。 

众所周知，粤语发音和北京官话有很大差别，所以广东人对“coolie”的翻译就没有“苦力”那么完美了。粤语取其音译，译为“咕喱”。算是差强人意吧。

说到咕喱，不能不提与此同时产生的一个广东俗语“卖猪仔”。清末至民初期间，很多广东人为生活所迫，离乡背井到南洋和美国金山等地做咕喱。做咕喱之前通常要签劳工合同。一向没有合同精神的中国人认为这是“卖身契”，卖身后便像猪一样失去自由，任人宰割。故此叫“卖猪仔”。

现在当然没有苦力和咕喱了（即使有，政府也不承认），所以“卖猪仔”一语也引申为“被人出卖”或“被人抛弃”。三年前我在泉州坐车就傻乎乎地被卖过猪仔，这可能是自“苦力”一词出现以来，最天真最纯洁最漂亮的猪仔吧。

 

人生何处不相逢

  

“人生何处不相逢”这个名句，原创者是晚唐诗人杜牧，请看他的七绝《送人》：

 

鸳鸯帐里暖芙蓉，低泣关山几万重。

明镜半边钗一股，此生何处不相逢？

 

诗中第三句提到分钗、破镜，两者为古时有情男女离别之风俗。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那只是比喻。

离别之夜，难免伤感，诗人最后强忍离愁别绪，抽离眼前景况，站到人生的高度，安慰对方也安慰自己：只要活着，又有何处是不会相逢的呢？综观全诗，最后一句仿似黑暗中的一点烛光，给人温暖和希望。

后来，“此生何处不相逢”多被写作“人生何处不相逢”。此句始于北宋晏殊的七绝《金柅园》：

 

临川楼上柅园中，十五年前此会同。

一曲清歌满樽酒，人生何处不相逢？

 

金柅园在晏殊的故乡，抚州临川。晏殊少年得志，十四岁即中进士，然后赴京展开仕途。十五年后方有机缘旧地重游，与故交聚首园中，自是感慨万千。

然而，令“人生何处不相逢”一句成为尽人皆知的俗语，并非因为上述的高雅感情，而是民间好事者的戏言。

话说在北宋乾兴元年，即1022年，二月，寇准受丁谓谮言所害，左迁至雷州司户参军。看过《杨家将》的人都知道，寇准是个大忠臣，一度官至宰相。可是他用人不察。那个丁谓，出自寇准门下，后高升，至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并封晋国公。丁谓陷害寇准，据说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怀恨在心。雷州位于广东雷州半岛之上，乃大宋之边陲，南蛮瘴气之地。当时寇准已经年过六十，年老体衰，迁至雷州，等于慢性处死。此举足见丁谓用心歹毒。果不其然，寇准到任第二年，便客死贬谪之所。

苍天有眼，在寇准病死之前，他目睹（严格地说只是耳闻）丁谓及身而报。寇准遭贬谪后约半年，丁谓也在权力斗争中失势，被贬谪崖州。崖州即今天的三亚，比起雷州，离京城更远。更讽刺的是，要抵达崖州，雷州是必经之地。路过雷州时，丁谓胆颤心惊，恐怕报复，但是寇准却命人以一只蒸羊相迎。据说丁谓悔恨交加，在蒸羊前放声大哭。唉，早知结果，何必当初。

民间好事者并没有放过丁谓，他们拟议一句“若见雷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极尽挖苦之能事。如此趣闻，最早收录在欧阳修的《归田录》里。

下里巴人总比阳春白雪响亮，“若见雷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不胫而走。以致今日，很多追溯“人生何处不相逢”出处的文章都弄错了。

  

 

马远画

铅笔

 

何谓设计？何谓发明？设计和发明之间有什么联系，又有什么区别？这些问题，也许令人思索到头痛欲裂也不会得到答案。不要紧，本文以铅笔为例，深入浅出地剖析设计和发明。

1564年的一场飓风，令英国人意外地发现一种黑色矿物质，它会在物体表面留下黑色的印记，并且那印记容易涂擦。有如此重要的特征，利用它作书写用途就最好不过了。在此之前，人们一直使用古罗马的遗产——木炭作为可涂改的书写工具。什么人需要可涂改的书写工具？是艺术家、建筑师、数学家、地图绘制者等等。

现在我们知道，这种黑色矿物质是石墨。只不过，当时人们的化学知识水平十分有限，他们误以为石墨是铅的一种类型（其实是碳的一种形态）。所以，当这种书写工具进入明治时期的日本的时候，它被错误地称为“铅笔”。汉语也是“铅笔”，显然是留日的大清国学生以讹传讹的结果。

在铅笔出现之前，使用石墨条和木炭条的人，都难免成为“黑手党”。1565年，一个叫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的瑞士博物学家设计出一种全新的书写装置——将石墨条插进木柄里使用，这就卫生得多了。这个简单而实用的设计后来被人们实用，并取名为“pencil”。Pencil 这个词源于拉丁文，原意是“小尾巴”。格斯纳也被公认为 pencil 即铅笔的发明者。顺便一提，格斯纳曾经质疑石墨属于铅这种说法，只是没有人理会他。

铅笔被发明出来之后两个世纪，1770年，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发现用一种南美洲出产的天然橡胶能够非常有效地擦掉铅笔的笔迹。他加以改造，然后给它起了个名字叫“rubber”，即橡皮擦。从此，橡皮擦和铅笔就成为形影不离的密友。铅笔出错，橡皮擦抹掉，多和谐啊。

奇怪的是，尽管铅笔和橡皮擦形影不离，却从来没有人想到将两者合而为一。直到1858年，这个人才出现。他叫许门·李普曼（Hymen Lipman），是费城的一名商人。这个家伙用金属片将一小块橡皮擦固定在铅笔的末端，并为这个设计申请了专利。这项专利最终为他带来十万美元的收入，在当时这是何等巨大的金额啊。

带橡皮的铅笔，李普曼这个小小的创意可能令不少人拍脑门叹息，“哎呀，这么简单，为什么我想不到？”是啊，为什么呢？这跟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竖鸡蛋的故事一样，知道方法之后，当然人人都可以做到。

那么，铅笔是设计还是发明？带橡皮的铅笔是设计还是发明？我……实在也不知道。所以，本文开头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