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会之画

  

1873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维克托·哈特曼（Viktor Hartmann）因急病（很有可能是动脉瘤）去世，年仅39岁。据说除了圣彼得堡当地报纸寥寥几笔，没有其它报纸报道此事。在艺术圈，则有几位惺惺相惜的朋友举办悼念活动。其中一人，是莫捷斯特·穆索尔斯基（Modest Mussorgsky）。

作为音乐家，穆索尔斯基一生都活在彼得·柴可夫斯基的阴影下。他跟同道亚历山大·鲍罗丁和尼古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等五人组成民族主义音乐小圈子“五人强力集团”，致力于把俄罗斯民族元素注入到古典音乐之中。由于太前卫，人们一时接受不了，对他们只有冷嘲热讽。

1870年，穆索尔斯基与哈特曼相识，两个失意的人，一见如故，成为至交。在谈及至交早逝时，穆索尔斯基悲痛地说：“不能也不会有什么使我感到安慰的了。”不过他后来还是找到一点安慰。他和几位朋友共同努力，终于实现了哈特曼生前夙愿——哈特曼作品展览会在1874年成功举办，展出哈特曼一生大约400件作品，包括油画、水彩画、素描等等。

漫步在展览会会场，穆索尔斯基悲喜交集，各种艺术灵感和情感最终汇流成一部感人至深的钢琴组曲，《展览会之画》。

《展览会之画》的结构独特而巧妙。它以《漫步》开场，这段曲子用有规律的停顿，生动地模拟一个观赏者在展览会上悠闲的脚步。接下来的十个乐章，是作曲家分别对哈特曼的十幅画作所作出的感性描述和深刻评说。这十幅画作也是乐章的标题，它们分别是《侏儒》、《古堡》、《杜伊勒里宫》、《波兰牛车》、《未出壳小鸡的芭蕾》、《两个犹太人：一富一贫》、《利摩日市场》、《地下墓穴》、《女巫的小屋》、《基辅城门》。在乐章与乐章之间，作曲家再次以模拟“漫步”的旋律作为桥梁。如此，各自独立的十个乐章又完美地结合成一个整体，浑然天成。

创作了如此出色的组曲，可以说是给亡友送上最好的礼物。它也是作曲家其中一部巅峰之作。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穆索尔斯基并没有将它发表。为什么？我推测，可能是因为穆索尔斯基觉得这部作品还有改善的空间，暂且搁置，日后再完善它。不料，这么一搁置，搁到连自己都把它忘记了……是的，我认为他是忘记了。你或者会问，如此重要的作品怎么可能忘记？有一个词可以解释这一切，这个词最终令穆索尔斯基失去一切，包括优厚的公职，还有宝贵的生命。这个词就是，酗酒。

忘记自己的作品，穆索尔斯基可是有前科的。比《展览会之画》的命运更糟糕的是，根据古斯塔夫·福楼拜小说《萨朗波》改编的同名歌剧。创作时，作曲家信誓旦旦要让它成为最优秀的歌剧。结果，只完成一半便被束之高阁。正是由于酗酒这个原因，使他的记忆力严重衰退，使他的性情喜怒无常，更可悲的是，使他的一些作品给人草草收尾的感觉。

最后，长期酗酒导致心力衰竭，穆索尔斯基在医院病房度过42岁生日之后没几天，心脏永远停止跳动。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整理穆索尔斯基的遗稿的时候，发现了《展览会之画》的手稿，于是交给出版商出版，结果大获好评。1923年，莫里斯·拉威尔将它改编成管弦乐，使之更生动、更丰富、更有立体感。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多数是拉威尔的管弦乐版。不过，原始的钢琴版还是可以找得到的。

 

組曲「展覧会の絵」

G弦上的咏叹调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G弦上的咏叹调》常常被人讹称作“空气”。原因就在于，它的英文名字 Air on the G String。Air，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空气，却不知道这里的 air，等同于意大利文的 aria，应该解作咏叹调。

但是话说回来，听着这首悠扬的曲子，确实可以感觉到空气在脸上、在胸前、在指尖之间有节奏地震荡。因此称它“空气”，即使有错，也是美丽的错误。

关于《G弦上的咏叹调》，还有一个普遍的误解，就是它的名字——让人误以为它只用小提琴的G弦演奏。准确地说，它是可以在一根G弦上演奏，但是只有故意炫耀技巧的小提琴家才会那样做，一般演奏者都是同时用四根弦演奏的。

这个故意炫耀技巧的小提琴家叫奥古斯特·韦赫尔密（August Wilhelmj），此人在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技惊四座，连弗朗茨·李斯特都称赞他为“未来的帕格尼尼”。韦赫尔密也没有辜负大师的期望，成年后成为饮誉欧美的小提琴家。至于能否达到尼可洛·帕格尼尼的级别，由于没有留下唱片，我们很难作出公正的判断。不过从名气上看，两人的差距还是不小的。

为了追上帕格尼尼，韦赫尔密模仿了帕格尼尼的招牌式表演——当众剪断小提琴的三根弦，用剩下的一根弦进行演奏。就这样，韦赫尔密用剩下的一根G弦，演奏了巴赫的《D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中的咏叹调。因为这次表演，这首曲子从此就有了新名字《G弦上的咏叹调》。

1717年至1723年，巴赫在安哈尔特—科登宫廷担任音乐总管。年轻的利奥波德亲王（Leopold）有两个优点令巴赫感到很满意，一是非常崇拜巴赫，二是非常喜欢小提琴。巴赫一生中大部分小提琴作品都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也可以说，是特意为利奥波德创作的。

很遗憾，融洽的关系后来被一个女人打破了。利奥波德在1721年冬娶了一个狂热信奉加尔文教派的妻子，她憎恨一切艺术，对巴赫自然不会有好脸色。亲王逐渐受妻子影响，远离音乐和巴赫。

巴赫无法忍受压抑的气氛，最终在1723年离开科登。在离开前，巴赫创作了《D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其中的咏叹调，即后来的《G弦上的咏叹调》，采用了约翰·帕海贝尔《D大调卡农》的循环手法，好比晚风中的大海一浪接一浪地拍打着崖岸，动人的弦乐不断地轻抚着我们弱小的灵魂。那是小提琴最玄妙的慰藉。

利奥波德在1728年未满34岁便英年早逝。据说他在临终前用心爱的小提琴奏了最后一曲，很有可能，就是巴赫的这首咏叹调。

 

Air "on the G String"

救赎

  

在意大利南部的巴西利卡塔区，距离著名的那不勒斯古城大约一百多公里，有一座叫韦诺萨的小城。在小城的最高点，山岗之上，伫立着一座灰暗的城堡。他像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在熟视无睹的景色中缅怀往昔时光，又带几分望见黑旗的埃勾斯的悲痛，仿佛随时要纵身一跳，跟所有期盼和绝望一起灰飞烟灭。

城堡年久失修，意大利政府似乎无意修缮，任由枯萎的树干和藤蔓包围着外墙，任由野草放肆地入侵至中庭。而当你推开那不堪一击的大门，走进室内的时候，严重剥落的墙身和天花板会叫你忍不住连连叹息。因为你看得出，它们曾经是色彩艳丽、巧夺天工的壁画，由某位文艺复兴时期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精心打造。这样宽敞的大厅，一定有过奢华的家具和装饰品，有过一对对红男绿女，快乐地跳舞……可是，彼时的华贵，如今安在？

这座城堡，叫杰苏阿尔多城堡。在1560年，杰苏阿尔多家族开始统治韦诺萨，隶属那不勒斯王国。

1585年，年轻的卡洛·杰苏阿尔多（Carlo Gesualdo）很不情愿地从早逝的哥哥手上接过韦诺萨的统治权。是的，他更愿意留在那不勒斯城过他那无拘无束、花天酒地的生活。年轻、有钱、有活力、有才华，能弹一手出色的鲁特琴，身边自然美女如云。而成为韦诺萨亲王之后，他必须独守一个女人，也就是说，他有义务结婚，确保这个望族后继有人。

翌年，杰苏阿尔多与佩斯卡拉侯爵的女儿唐娜·玛丽亚结婚。见到这个美丽的女子之后，杰苏阿尔多令人惊喜地变成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和好君主。

可是，美满的婚姻生活只维持了四年。1590年10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杰苏阿尔多告诉妻子，他要到森林打猎，第二天才回来。玛丽亚立即把这个好消息通知她的情夫——英俊的安德里亚公爵，法比齐奥·卡拉法，让他前来共度良宵。他们的关系已经保持了两年，丈夫一直蒙在鼓里。不过最近几天，杰苏阿尔多或许是嗅出了暧昧的味道。为了试探妻子的忠诚，他佯装出外打猎，实际上藏在城堡一角。结果，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就在玛丽亚和公爵翻云覆雨之际，杰苏阿尔多悄悄地爬到床边，拔出宝剑，把他们双双杀死在床上。不但如此，为了解恨，他还命人将两具赤裸的尸体暴露在广场上，警示臣民通奸的下场。

然而没过多久，杰苏阿尔多开始后悔。他无法原谅自己，便离开韦诺萨，移居费拉拉，像往昔一样用声色犬马麻醉自己。但是他失败了，强烈的罪孽感死死地攫住他。多年后他又回到痛苦的源头，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再离开过杰苏阿尔多城堡半步。

每到深夜，人们就会听到，惨烈的号哭声从城堡传出来。人们都说，杰苏阿尔多已经疯掉了。

杰苏阿尔多并没有疯掉。他每天号哭、念祈祷文，甚至鞭打自己，以求减轻内心的痛苦。不过，最后还是他的音乐天赋拯救了他。他为自己的罪孽创作了一系列宗教音乐，内容包含爱、死亡、痛苦、极乐和悲恸。听着这些作品，我们恍如看到一双渴望得到救赎的眼睛，以及从这双眼睛之中不断流淌出来的忏悔的热泪。

人真的很弱小，所以人会迷失，所以人会犯错。神啊，原谅诚心忏悔的人吧。

 

Carlo Gesualdo - Sesto libro di madrigali: XVII. Moro, lasso, al mio duolo

日出之前

  

在极权国家当一名讽刺作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一定要八面玲珑，可他一定要审时度势。若做到基督的教诲“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他就是了不起的讽刺作家了。

苏联作家米哈伊尔·左琴科（Mikhail Zoshchenko）曾经也是一个好的榜样。他在贫瘠的土地上建造自己的花园，并使之开出灿烂的花朵。他的短篇小说和随笔有着尼古拉·果戈里和安东·契诃夫的遗风，而且在讽刺上有马克·吐温一针见血的准确度。《不列颠百科全书》说他写出了苏联时代最优秀的幽默作品。相当高的评价。

然而，在一个压抑的国度，笑声是危险的。所以，老大哥要出手了。而老大哥一出手，你多么灵巧也躲不过。

1943年，左琴科在写了二十多年讽刺小品之后，创作了一部自传体小说《日出之前》。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承认以前患有抑郁症，几度产生轻生的念头。是艺术和理性拯救了他。小说用倒叙的手法忆述作者青年和童年的往事，然后运用弗洛伊德和巴甫洛夫的方法，对早期记忆和梦境进行分析，试图探索抑郁症的成因，同时鼓励处于抑郁症煎熬之中的人勇敢地面对自己。

艺术家走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之后，停下脚步，回首过去，往往会留下动人的文字。从但丁隽永的《新生》到马塞尔·普鲁斯特繁茂的《追忆似水年华》。多少文学经典都产生于艺术家片刻的停留。左琴科的几个编辑朋友读过《日出之前》之后，一致祝贺他写出了伟大的作品。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部小说会给作者带来灭顶之灾。

《日出之前》在《十月》杂志上连载，只刊登两期，便被老大哥喊停。斯大林亲自下令，要把左琴科作为反动文人的典型进行批判。于是，鹰犬安德烈·日丹诺夫发动各路喉舌，疯狂地、恶毒地攻击左琴科。辱骂他是“无赖”、“下流胚”、“无耻作家”，指斥小说“不道德”、“反艺术”、“一部诽谤的小说”、“投合苏联的敌人所好”。

综观所有苏联禁书，与《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相比，《日出之前》对苏联政权可以说根本没有杀伤力。显然，斯大林不是要批判这部小说，而是以此为借口除掉一个讽刺作家。

左琴科也许看不出老大哥的意图，还很天真地写了封信给斯大林，从文艺的角度解释创作意图。唉，你很难教一个粗鄙的人欣赏艺术，也很难教一个嗜血成性的恶魔放下屠刀。斯大林不予理睬，对左琴科的迫害反而变本加厉。

遭到批判之后，左琴科被告知他只能写童话。这是一个多么卑鄙的陷阱啊！左琴科驯良地写了一篇《猴子奇遇记》之后……什么？你竟敢指桑骂槐，用动物影射党中央？从此，左琴科成为人民的敌人，夫妻二人的食品购买证均被没收。也就是说，左琴科不能在苏联范围内购买任何食物。这是多么残忍的虐杀啊！所幸的是，一些有良知的朋友暗中接济，才让这个倒霉的人艰苦地多活了十二年。

1972年，《日出之前》得以出版，距离小说完稿之日整整二十九个年头，距离作者在赤贫中去世也有十四个年头。是的，现实可以轻易而举地杀死一名作家，却抹不掉他写下的文字。

 

美酒玫瑰的年华

  

W·B·叶芝在回顾其文字生涯的时候表示，他在诗歌技巧上有几次重要的突破，都归功于欧内斯特·道森（Ernest Dowson）。

道森？何许人也？历史总是语焉不详。当维多利亚时代走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人们都在谈论奥斯卡·王尔德和唯美主义，有谁想到道森和颓废主义？今天我们要了解这位被严重低估的天才诗人和作家，就更加困难了。

1890年，叶芝与好友欧内斯特·莱斯在伦敦创立“诗人会社”，宗旨是聚集一群年轻诗人，共同切磋诗艺和探索诗歌的发展方向。叶芝很快就发现，会员中有一个叫道森的积极分子，每次聚会他几乎都不缺席。

道森绝非等闲之辈，他原本是牛津大学的优秀学生，只因为父亲经营的船坞生意急遽衰落，为了帮父亲分担辛劳和苦恼，他放弃学业，到沉闷的船坞工作。学业可以放弃，理想却不可以放弃。在工作之余，道森继续写诗。他热爱写诗，写最优美的诗。他的诗作不时发表在最重要的文学刊物。这样，他日渐成为年轻诗人的榜样。

诗人必定有爱情。就像但丁有贝阿特丽采、彼特拉克有劳拉，道森也有他的苦恋对象。这个女子叫阿德莱德，她的父亲经营饭馆，属有产阶级。我不知道道森是不是有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洛丽塔癖，他爱上阿德莱德并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只有12岁。这个年纪谈婚论嫁，即使在维多利亚时代，也未免过早了点，遭到拒绝完全是预料之中的结果。等待吧。在等待的日子，道森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她——为她写下无数动人的情诗。

不料，本来已经不算平坦的命途，急转直下，使道森措手不及地跌落人生的深渊。惨剧发生在1894年，或者说，都发生在1894年。首先，生意上接连失利使道森的父亲积劳成疾，最终死在病榻。接着，母亲不胜悲痛，亦上吊自尽。然后，这些变故重创了道森的身体。那年冬天，他似乎患上了当时跟死神仅一墙之隔的肺病。

不过，道森不是死于肺病的，而是死于酗酒。他说过，他不得不用“更疯狂的音乐和更浓烈的酒”来冲淡身心的痛苦，以及对阿德莱德的热恋。也许他把获得幸福的最后希望寄托在阿德莱德的身上。很快他就醒悟了，根本没有希望。那个变得越来越美丽的姑娘，为了鬼才知道的原因竟然下嫁一名庸俗的侍者。这次打击使道森一蹶不振。他黯然渡过英吉利海峡，隐居在法兰西喧闹的人群中，依靠写作和翻译所得到的微薄收入勉强为生（也许不勉强，如果不酗酒的话）。那首令人落泪的《它们都不长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它收录在1896年出版的诗集《韵文集》）。

在法国度过三年之后，道森重返英国。这表示他要重新振作吗？很有可能是这样。他感到美酒玫瑰的年华是多么的短暂，他一次又一次在迷梦中看见为他敞开的天堂的大门。没错，人生短暂，没时间悲伤。他奋笔疾书，在两年内创作了一个剧本、一部小说和一本诗集。只是，它们都成为票房毒药。我们可以在政府档案里找到出版记录，但是找不到关于道森的生活状况的记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他一直在酗酒。

就在1900年新年到来之前几天，中断的线索再度出现。作家罗伯特·谢拉德在伦敦一间酒吧发现了道森，当时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而且身无分文。谢拉德把他带回家中，请来医生。医生没有说话，只摇了摇头。长期酗酒使他本来就不堪一击的身体再也无法恢复，六个星期后，道森永远离开这个世界。年仅32岁。

唉，除了一声叹息，我不知道用什么来结尾。

 

一碗阳春面里的故事

  

如果有人读高中语文教科书读到泪流满面……而他又没有被应试教育残害到精神失常的话，那么他读的一定是这篇课文——《一碗阳春面》。这是日本作家栗良平创作的短篇小说。我相信大多数读者都跟我一样认真地学习过这篇课文，并且认真地按照老师的要求归纳出一个保证叫原作者瞠目结舌的中心思想。所以，在此我就不再赘述其内容了，只想补充一些语文老师所不知道的故事中的故事。

首先，有必要指出，中文标题是不正确的。原名为“一杯のかけそば”（一碗荞麦面）。没错，文中母子三人吃的不是阳春面，而是荞麦面。在除夕（日本人叫大晦日）吃“过年荞麦”是日本人的习俗。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中期的江户时代。至于这个习俗的意义，则是众说纷纭。我想，可能是因为荞麦面有细长（象征长寿）、滑嫩（象征顺境）的特点吧。

《一碗阳春面》最初收录在1988年出版的《栗良平作品集2》之中。作者栗良平有非常出色的朗诵能力，所以在同一年的除夕，东京电台邀请他亲自朗诵这个感人肺腑的励志故事。这一夜，东京电台的电话被流着热泪的市民打爆了。

好事不胫而走。很快，《一碗阳春面》传遍日本，继而跨越国界，走到中国、南韩、台湾等国家传播正能量。一位日本国会议员在质疑政府推出消费税政策的时候，便引用这个故事作为论据，成为一时之佳话。

奇怪的是，关于作者栗良平，人们却知之甚少，只知道他是个以创作童话故事和短篇小说为主的作家。在《一碗阳春面》之前，他几乎默默无闻。在《一碗阳春面》之后，他也是不愿意公开露面，也不愿意接受采访。不过，这难不倒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经过半年挖掘，记者挖出了栗良平令人不齿的过去。原来，他曾经伪造北海道大学医学部儿科博士的身份在滋贺县进行诈骗活动，骗取患病儿童家长的治疗费之后一走了之。

正如弗朗索瓦·维庸和亚尔蒂尔·兰波的诗歌不会因为创作它们的双手干过鸡鸣狗盗的勾当而失去魅力，《一碗阳春面》中流露的真情也没有因为作者的骗术而减弱毫厘。栗良平也跟兰波一样，出了几本书之后便投笔而去。这些年，他一直隐姓埋名，继续从事心爱的诈骗活动。唉，我们在扼腕叹息之余，只能用“本性难移”去解释了。

 

玛雅幻象

  

美国作家欧文·斯通（Irving Stone）在1934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渴望生活》（Lust for Life）。这是一部关于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的传记小说。书中有一个标题为《玛雅》的章节。

 

“你怎么能爱上这样一个身体坏得不像样子的男人呢？”

“你不丑，文森特。你是美丽的。你折磨和虐待这个包裹着你的灵魂的可怜躯体，可是你无法损伤你的灵魂。我所爱的就是它。当你用热情的劳动摧毁你自己的时候，那个灵魂将继续……存在下去。而我对你的爱，也将与它永远同在。”

 

在这里，作者虚构了一个玛雅幻象。这个名字叫玛雅的天使一般的女子，她知道文森特的所有事情，她了解文森特的所有想法，她欣赏文森特的所有艺术作品，而最重要的是，她深深地爱着文森特……然而，这只是作者为文森特安排的一个梦。

虽然说，传记小说容许有合理的虚构情节，但是玛雅这个角色，从文学的艺术角度去看，我始终觉得是过火了。甚至可以说，它是一大败笔，是整部作品的唯一的瑕疵。只不过，在感情上，我很难去批评它。有时候，在某几个黑暗得难以忍受的夜里，我会情不自禁地重读这个章节，为玛雅而热泪盈眶。大概，这算是一种心理补偿吧。作者和读者跟着文森特走过他那短暂而痛苦的人生之旅，的确需要一点点心理补偿。否则，我们无法原谅这个世界。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竟然这样对待艺术家！

“我想告诉你，文森特，这个世界根本配不上美丽如你的人。”

这是民谣歌手唐·麦克林（Don McLean）在1970年创作的歌曲《文森特》里的一句歌词。那年秋天，麦克林在马萨诸塞州的伯克希尔校区工作，住在校区一座古色古香的公寓里。一天早上，他坐在公寓走廊上看一本关于梵高的书（至于是什么书，他没有交待）。当翻到《星夜》这幅图，灵感闪现……他放下书，拿起吉他。如同玛雅幻象一样，当麦克林的思绪从梵高的画中走出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写下这首歌。

艺术家需要幻象，艺术家也需要心理补偿。但愿玛雅真的走进过文森特的梦中。

 

Don McLean - Vincent

福寿螺

  

在1980年代初的广东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几个专门养殖福寿螺的大水缸（估计跟司马光砸破的那个瓮同款）。只有几岁的我也从一个亲戚那里得到几个福寿螺，用小盆子养起来。养福寿螺的成本一点都不高，只需要每天给它们一些青菜叶就可以了。当时我没有想到，不，应该是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种可爱的生物竟然酿成一场生态灾难。

福寿螺原是南美洲拉普拉塔河流域的野生软体动物，学名 Pomacea canaliculata，是苹果螺的一种，肉可食用。咳咳，是的，肉可食用。于是乎，一名台湾商人看到了商机，于1981年把它引入台湾养殖。为了讨个好兆头，该商人给它取了一个很有台湾乡土气息的名字——福寿螺。后来台湾农民叫它夭寿螺，意思是“快点去死吧”。

以台湾为据点，福寿螺开始入侵邻近国家。不幸沦陷的有日本、中国、菲律宾和泰国等。

广东是中国所谓“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当第一批福寿螺落户中山的时候，农民不管黑猫白猫，养了再说。一心想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的养殖农民很快就收到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一个先呢？好消息是，福寿螺的繁殖速度非常惊人，农民家中的笑声和大水缸数目不断增加。坏消息是，福寿螺的味道得不到吃货的赞赏，而作为竞争对手的田螺和东风螺实力强劲，且有主场之利，福寿螺最终败下阵来。结果是，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为了不再继续付出成本，终究会发现“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是党员干部的农民只好把过剩的福寿螺倒到河里。啊，死啦，灾难就这样发生了（这样的灾难同样也发生在养殖过福寿螺的亚洲诸国）。

福寿螺在河里真是如鱼得水，人类已经无法阻止它们繁殖了。更糟糕的是，它们也是吃货，经常成群结队涌到岸上大肆破坏，农作物和任何绿色植物都合它们的胃口。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福寿螺在南美洲没有泛滥成灾呢？答案是，那里有福寿螺的天敌食螺鸢。亚洲没有这种大鸟，亚洲人一时间对福寿螺一筹莫展，任由它肆虐了一段时间。后来才发现，鸭子喜欢吃福寿螺的卵（福寿螺在陆上产卵）。于是在增加鸭子的数量之后，福寿螺的灾情便得到控制。

至于我用小盆子养起来的那几个福寿螺，大约在一年之后全部死光。生命力如此强的福寿螺也被我养死，恐怕我也是福寿螺的一大天敌。

 

房龙热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是美国的畅销书作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名噪一时。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知名度大不如前。个中原因，是由于房龙所撰写的历史通俗读物，无可避免地被不断演进的历史以及不断挖掘的考古发现日渐抛离。它跟科普读物一样，很难保持五十年不过时。

有趣的是，近二、三十年中国却反潮流地掀起一股“房龙热”。准确地说，这股热潮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的。在此之前，房龙的书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禁了足足有半个世纪之久。房龙对民主、自由、理性和宽容的推崇，以及对专制、极权、愚昧和狭隘的鞭挞，自然会令一些人坐立不安。

文字生涯三十多年，著作等身，房龙留下一份颇为可观的书单。其中我披览过的有：《人类的故事》（1921）、《圣经的故事》（1923）、《宽容》（1925）、《美国史》（1927）、《伦勃朗的人生苦旅》（1930）、《房龙地理》（1932）、《艺术》（1937）。注意：括号内数字为该书初次出版的年份，而不是本人阅读的年份。

以上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很多令人感到乏味、压抑、头疼的知识，在房龙的笔下变得浅显易懂、生动有趣。这个特点令他成为畅销书作家，也令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再现房龙热。

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作家、“大师”喜欢坐在高至云端的宝座上，使用人们听不懂的中文发号施令。而在中国读者的心目中，房龙就像村口大榕树下满肚子故事的老人般可亲，他坐在藤椅上，摇着蒲扇，抽着烟斗，包围着他的是一群吵吵闹闹的小孩子。“爷爷，快点讲吧，快点讲吧。”“别急别急，等我抽完这斗烟再说。”

没对比就没伤害啊！

 

赌徒谬误

  

BBC网站有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作者通过分析过去多届世界杯足球赛和欧洲足球锦标赛，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守门员在点球大战中往往会跌入赌徒谬误之中。

数据显示，当对方球员的前三个点球都射向同一方向，守门员在扑第四个点球的时候有69％会扑向相反方向，只有31％会选择与前三次相同的方向。（这里排除了10％射向球门中间的点球以及2.5％守门员站着不动的情况）

没错，这的确是赌徒谬误。赌徒谬误是一种概率谬误，与其用文字定义它，不如用行动来测试它吧。你有硬币吗？

拿出一枚硬币，随便抛几次。是不是得到正面与得到反面的次数相当？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因为抛硬币只有两种结果，不是正面就是反面。换言之，每一面的概率都是1/2。不过，它有时候却会连续偏向一面。你知道连续三次抛中正面的概率是多少吗？

1/2×1/2×1/2＝1/8

答案是1/8。

那么，连续四次呢？再乘以一个1/2，答案是1/16。

所以抛第四次的时候，你也许相信它得到反面的概率会比正面大得多。赌徒们也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们在玩鱼虾蟹骰宝的时候，会在连续数次开“大”之后重金押到“小”的上面。很遗憾，这样做极有可能令他们血本无归。因为无论连续抛出多少次正面，下一次得到反面的概率永远都是1/2。

好啦，别再抛了。我们继续讨论吧。其实，日常生活充斥着赌徒谬误，你有没有发现？说不定你就是赌徒谬误的制造者。比如：

 

已经下了七天雨了，今天应该是晴天了吧。

（这种赌徒谬误我犯过好多次了，以后应该不会再犯了吧）

 

这只股票连跌五天，快买。

（还好，我没有买）

 

这个任务还是交给小朱吧，他已经失败过两次，这次不会再失败了。

（英国人有个惯用语“Third time lucky”，中国人也有“事不过三”的说法。Anyway，我们祝福小朱吧！）

 

让我们回到BBC网站的那篇文章。我忽然有个疑问，守门员固然会跌入赌徒谬误，但是踢点球的球员会不会也是如此呢？

咦，前面三位队友射向左边都打进了，第四球未必会那么顺利吧。嗯，射向右边可能会好一点。那就右边吧，看球……

Oh，NO！My God！Mamma mia！弊家伙啦！

 

哥伦布的鸡蛋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从印度群岛返回西班牙之后，获得国王厚待，从此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一些贵族不由得眼红起来。在一次宴会上，其中一名贵族故意刁难他。“哥伦布，我不认为你有什么了不起，驾艘船向西行，然后到达一个地方，我想任何一个西班牙人也做得到。”哥伦布没有回答，而是命人拿来一个鸡蛋。“谁可以不借助任何工具把这个鸡蛋竖起来？”每个人都揣摩尝试了一番，均无一成功。最后大家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根本不可能！”“不可能？”哥伦布接过鸡蛋，轻轻地把鸡蛋一头的蛋壳磕碎，这样鸡蛋就竖起来了。在大家都目瞪口呆之际，哥伦布说：“刚才你们说不可能，现在你们会说人人都可以做得到。我的航海事业也是一样，在我回来之后，你们人人都可以去印度群岛。”

这个哥伦布竖鸡蛋的故事，广为流传。不过它的真实性却相当可疑。追本溯源，最早可以在1565年出版的历史著作《新世界的历史》中找到这个故事。

《新世界的历史》的作者是意大利历史学家基罗拉莫·本佐尼（Girolamo Benzoni）。关于他的生平，我们所知不多，只知道他生于1519年，然后为了完成这部历史著作，足足花了15年时间在美洲各地探险。由此可见，这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他不太可能凭空杜撰哥伦布竖鸡蛋的故事。这个故事，应该是他从美洲的西班牙移民中听到的。

有趣的是，就在本佐尼在美洲搜集资料的时候，他的老家意大利也出现一个竖鸡蛋的故事。在著名的艺术家兼传记作家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所撰写的一部关于菲利普·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的传记中，书中主人公——天才建筑家布鲁内莱斯基在同行面前也玩起了竖鸡蛋的把戏。他所使用的方法，跟哥伦布的完全一样。不同的是，他引起同行嫉妒的事迹不是航海，而是设计了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拱顶。当然，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布鲁内莱斯基逝世的时候，哥伦布还没有出生呢。不过，这并不能证明布鲁内莱斯基才是真正的竖鸡蛋发明人。他的故事，很有可能也是道听途说。

我们不能因此而指责瓦萨里和本佐尼，要知道，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作者根本不可能亲自验证所有材料。至于为什么哥伦布的版本不胫而走，且大有万古长存之势，而布鲁内莱斯基的版本却如石沉大海？我想，大概是跟两人的名气有关吧。此外，哥伦布的人生经历的确励志得多，更为人津津乐道。

 

 

 

William Hogarth, Columbus Breaking the Egg, 1752

三语之地

  

一山不容二虎。1870年，欧洲大陆两大野心家开始摩拳擦掌，针锋相对，大战一触即发。一方是普鲁士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他刚刚用铁腕政策统一德意志，因而拥有“铁血宰相”的称号。另一方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背负着人民的期望登基，他本人自信满满，决心像叔父那样建立丰功伟绩。

7月19日，普法战争终于爆发。战事没过多久便出乎人们的意料。本来以为实力相当的两虎相斗，却发现其中一方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拿破仑一世雄才大略的光芒不但没有在他的侄子身上闪现，反而跑到对手那里去了。俾斯麦只花了一个半月时间，就击败法国主力军，并且俘虏了拿破仑三世。后者被屈辱性囚禁六个月才获释，彼时他已经被罢黜。一年多之后，这位志大才疏的法国皇帝在一次手术中默然离世。

法国人民虽然组建了第三共和国政府继续负隅顽抗，无奈大势已去，他们最终在第二年的5月10日被迫签署《法兰克福条约》，正式宣布投降。战败的代价，除了巨额赔偿，还失去阿尔萨斯—洛林。

这里需要注意，有些历史书很不小心地把割让的阿尔萨斯—洛林说成“阿尔萨斯和洛林”。不，德国人要求的不是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省，而是选择割走绝大部分的阿尔萨斯以及小部分的洛林，然后用一条连线“—”来连接两个名字。这块新领土就叫阿尔萨斯—洛林。

为什么普鲁士要这样分割土地？动机出自一种思潮，它叫民族主义。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正是法国境内的日耳曼语区，那里的居民操的是阿尔萨斯语。阿尔萨斯语可以视为日耳曼语的一个分支，与德语同源（但是相去甚远，基本上无法沟通）。俾斯麦的野心是建立大德意志帝国，他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和日后希特勒吞并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所用的借口完全一样，都宣称那里的居民是德国人。

阿尔萨斯—洛林原本是蛮荒之地，九世纪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君临此地后，方撒下文明的种子。其后它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联邦的一部分，一直到十七世纪，又落入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手中。

过去人们没有国家这个观念，反正君权神授，由哪一个神级国王统治也无所谓。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人们在“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开始形成对国家的认同感和使命感。阿尔萨斯—洛林也是如此，那些不讲法语的人也为自己的法国人身份而骄傲，主动学习法语。法国政府顺应民意，在该地区的学校教授法语。于是有了阿尔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普鲁士吞并阿尔萨斯—洛林之后，禁止使用法语。在最后一堂法语课中，阿梅尔先生对学生说：一个民族虽然沦为奴隶，但是只要牢牢掌握自己的语言，就等于掌握打开监狱的钥匙。

都德参加了普法战争，亲历战争的残酷和战败的屈辱。他把戎马生涯的种种见闻加工成短篇小说，写成《月曜日故事集》。《最后一课》便是其中的名篇。人物和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是感情是真挚的，背景也是真实的。

阿尔萨斯—洛林人的亲法感情叫普鲁士人大吃一惊，不是同胞吗？不是血浓于水吗？为什么抗拒我们？他们想不明白。当然，所有专制、独裁、极权的统治者都不会明白。这不是法国与普鲁士之争，不是外人与亲人之争，而是文明与野蛮之争，是先进与落后之争。

今天，阿尔萨斯—洛林早已回归法国。我们欣喜地看到，法语又回到课堂啦。不但如此，德语也进入校园。加上日常使用的阿尔萨斯语，现在该地三语通行。这种广阔的胸襟，有些民族是永远没有的。

 

找死的兔子

  

但凡自杀事件，无论传媒报道还是坊间闲言，重点都一致放在自杀者自杀的原因之上。然而英国卡通画家安迪·莱利（Andy Riley）却告诉我们，动机根本不值一提，自杀方式才是自杀行为的精髓所在。

事实的确如此，一个非冲动型的自杀者，他可能为“用什么方法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非常严肃的哲学问题深思熟虑不下几个月，甚至几年。一旦决定下来，筹备工作又可能再花好几个月。最后他使劲执行精心安排的计划，不管执行过程是否完美，都值得我们为之鼓掌。

或者有些人会有不同意见——常见的自杀方式不外乎那么几种嘛，上吊、割脉、剖腹、服毒、饮弹、卧轨、撞墙、投河、蹈海、跳楼、烧炭、吸煤气……就这些了，用得着挠头想那么久吗？

哎呀，谁说自杀方式只有这些？只要有创意，自杀也可以有成千上万种方法的呀。不信的话，请看莱利的《找死的兔子》系列作品。

我们不得不佩服莱利惊天地泣鬼神的想象力，他笔下的兔子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搞自杀活动，比如使用烤面包机、电熨斗、订书机、开瓶器、遥控飞机等等。呃，这些只是小儿科，它还利用一些著名的人和事物，比如挪亚方舟（坚决不上船）、纳粹军官（对他做侮辱手势），厚766页的精装《哈利·波特》（砸不死也脑瘫）等等。此外我还发现，这只可爱的兔子非常喜爱阅读。唉，一只可爱、诙谐、有创意的兔子，就此死去是不是太可惜了？黑色幽默往往就是这么冷酷的。

黑色幽默是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安德烈·布勒东在1935年首先提出，然后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被美国一批作家发扬光大。沉寂一段时间之后，现在它又在兔子身上再放异彩。

令人遗憾的是，这异彩在某些缺乏幽默感的国家却被视为不祥之兆。一些不知道黑色幽默为何物的教育工作者竟然指斥《找死的兔子》不道德，认为它有教唆青少年儿童自杀之嫌。真是胡说八道！至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任何人因为看了这个系列的书而自杀。遗憾之中的遗憾是，这些智力跟青少年儿童相差无几的教育工作者在审查之后也没有模仿兔子自杀。

我不想在道德层面上去评价任何书籍，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那样，“书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书只有写得好和写得差之分。仅此而已。”没错！而我想说的是，《找死的兔子》系列是好书，仅此而已。

 

隐隐的山音

  

声音停息了。

声音停息之后，信吾陷入恐惧中。莫非预示着死期将至？信吾不寒而栗。

 

川端康成的长篇小说《山音》于1949年至1954年在一文学杂志上连载。换言之，整部小说的框架应该在1949年甚至之前就已经构建好。1949年的川端刚好五十岁，离日薄西山之景还有一段距离。可是多愁善感的他却在《山音》中塑造了一个年过六十，已经进入人生晚年期的形象——主人公尾形信吾。上述引文，便是出自小说的第一章，信吾在夜里听到了山音。这是不祥的声音，相传人之将死，便会听见山音。

“身老不禁愁”，我不由得想到杜甫的诗句。

面对日渐的衰老和将至的死亡，人确实无可奈何。小说的气氛有点压抑，浓浓的愁，淡淡的哀，叫人愁肠百结，却又欲哭无泪。

信吾不但感觉到生命之火逐渐熄灭，他还陷入一连串家庭问题（或危机）之中。唯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他与儿媳菊子之间的感情。这份纯洁的感情，往往会遭到误解，尤其是翻译成外语的时候。我在“谷歌图书”中看到一个美国读者写的书评，他指斥这部小说为“dark story”，“阴暗的故事”。理由是，书中对女性有严重的歧视。我想，这个读者是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把信吾的感情看作被禁锢的性欲吧。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阴暗的故事”，相反，主人公坦然面对阴暗的晚年，反而带有存在主义式英雄光环。

情节波澜不惊，但是川端的写作技巧却是惊才绝艳的。在东西方文化猛烈碰撞后至今近二百年，东方无数文人学士使尽浑身解数试图使二者融合，但是像川端那样能够融合出和谐美的人，绝无仅有。在《山音》中，川端直接切入六十二岁的信吾的生活中，截取人生长河的一小截，没头没尾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然后，再娴熟地运用意识流手法，适时插入梦境、回忆和思绪等，一笔一画把信吾的人生的脉络描画出来。在这里，如果说意识流是一只在空中飞翔的风筝，那么日本古典物语式叙事就是风筝的线。

小说没有传统的结局，也就是说，信吾没有解决所有问题。然而，却似乎有某一种新的事物，或者某一种新的态度，令读者不觉莞尔。如同隐隐的山音，换一种心态，何尝不是美妙的自然之声？

 

顺势疗法

  

要了解顺势疗法，必须回到十八世纪末。那个时代，人们习惯用放血、催吐、吃泻药、狂咬草药等暴力疗法医治疾病。所以在这群野蛮的恶魔之中，横空出世的顺势疗法算是观世音菩萨了，因此深受大众的喜爱。

有个叫萨缪尔·哈尼曼（Samuel Hahnemann）的德国乡村医生，他在翻译一部英文医学著作的时候，对作者断定金鸡纳可以医治疟疾的说法有所怀疑。于是他用自己的身体做了一次危险的实验（本文读者切勿模仿）：一次性服用大剂量金鸡纳。他的运气不错，没有七孔流血，只是出现一些不良反应。这些不良反应跟疟疾的症状相似……咦，他突然灵光一闪，提出这样一个奇怪的理论：古代医学不是有“以毒攻毒”、“以类治类”的说法吗？像金鸡纳一样，那些能够使健康的人产生某种疾病症状的东西，不正正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良药吗？于是，顺势疗法便诞生了。

这位医生是有点天真，但不傻，他当然知道给身体虚弱的病人喂毒药有一定的危险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哈尼曼头顶的灵光又再闪了一次。对了，何不用水来稀释？

直到今天依然有一些人相信水是一种神奇的物质，能产生与有毒物质对抗的力量，化解毒性。而且，水还有记忆。为了增加水的记忆力，哈尼曼设计了一个称为十次震荡法的流程。如果你想玩（严肃点，是试验）的话，可以把装满水（我的意思是药水）的玻璃瓶塞进沙包里，再用九牛二虎之力狂砸它十次。

让我们回到稀释的问题上。到底要稀释到什么程度才是最好的呢？哈尼曼建议，最佳稀释是30C。意思是，原始物质与水的比例是一比一百的三十次方。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清晰更明确的概念，我不惜牺牲一点时间和精力把它化为阿拉伯数字……来吧，这个不可思议的比例是：

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哎哟，我有点头晕，帮我数一数1后面是不是有60个0，如果发现我多打或者少打，请告诉我，谢谢。）

我曾经调侃顺势疗法：将一粒咖啡粉放进一个游泳池，那么这个游泳池的水就是治疗失眠的良药。在顺势疗法医师的眼中，我这种药水的稀释程度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不应该用游泳池，”顺势疗法医师可能会说，“要用一个太平洋（或者再加一个大西洋和两个印度洋），效果会好很多。”当然，这只是调侃。顺势疗法的药水都是在实验室里配制的，用连续稀释的办法就可以实现终极目标30C。

药水配制好了，哈尼曼需要人体测试来证明它的“科学性”。他找来几十个志愿者，据说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疟疾症状。服药之后，总体效果令人满意，这就说明顺势疗法是“有效的”。

不是我爱挑剔，但是我们实在无法确定那批志愿者有多少人的症状是来自轻度感冒、食物中毒、乳糖不耐症、痛经……或者仅仅是被熟睡中的床伴以一记穿心腿重戳腹部。可惜，在那个时代，没有爱挑剔的人提出上述疑问，所以顺势疗法便有了科学的光环，旋即成为一股潮流。

还好，今天顺势疗法已经被边缘化，只作为一种替代疗法而存在。除了缺乏科学素质的人、大脑经常处于短路状态的人和一些职业骗子之外，没人再相信它。

顺便一提，那位《水知道答案》的作者是相信顺势疗法的，而顺势疗法的所有医师，也相信水知道答案。

 

水知道答案吗

  

日本学者江本胜的科普读物《水知道答案》是极其罕见的超级畅销书，它被翻译成40多国语言，风靡全球。

其实，《水知道答案》只是江本出版的一系列相关图书（全部都非常畅销）的其中一本。在这些图书中，作者展示了很多张借助高精密度显微镜拍摄的水结晶的照片，并以此断言，“水是一面镜子，它有能力反映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对水说“爱”和“感谢”、播放古典音乐，水的结晶就会很漂亮；相反，对水说“浑蛋”、“蠢材”，播放重金属摇滚乐，水的结晶就会十分丑陋，甚至不成图像。这说明什么呢？

作者进一步阐释，人体的70％是水，从水结晶的照片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人体接收了坏的信息，伤害会有多大。再进一步，一个充满戾气的人，对世界的伤害会有多大。“泡沫经济、国际纷争、种族歧视、环境问题、宗教战争……这个小小的地球，几乎就要被挤向毁灭。”但是，如果我们更多地赞美世界，更多地欣赏美好的事物，人体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和舒畅。“如果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心怀‘爱与感谢’，相信地球肯定可以回归到原始的美丽。”

无疑，江本的实验和结论相当惊人，也相当感人，因此他深受无数读者拥戴，得到宗教人士、神秘主义者、替代疗法医师等团体的支持。与此同时，他也遭到科学界猛烈抨击。

比如，日本化学家左卷健男专门写了一本叫《水什么也不知道》的书，从科学的角度全面推翻江本的结论。左卷的学术态度和严谨的论证令人信服。顺便一提，本人多年前读了他的一本化学科普读物之后，克服了对化学这门学科的厌恶。

这确实是令人遗憾的事情，江本宣讲的不但是伪科学，而且很有可能是精心制作的谎言。除了江本那“替代医疗博士”的头衔是从印度一所野鸡大学获得之外，他很有可能是依靠对温度、时间、外力的控制来选择他想要的照片。

我不想猜疑江本的动机，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善意的美丽的白色谎言。然而，以假求善，无疑等于用战争谋求和平，是不可取的。没错，世界需要赞美，人类需要反省，同时我们也必须尊重事实。事实是，水什么也不知道。

 

Moonlight Shadow

  

在音乐世界里的月光，总是给人清幽、舒适、浪漫的感觉，然而迈克·奥尔德菲尔德（Mike Oldfield）的歌曲 Moonlight Shadow（月光下的影子），却呈现一个令人胆颤心寒的画面。

这是一首流行摇滚歌曲，作为单曲在1983年推出，立即饮誉全球，登上十多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的榜首。

奥尔德菲尔德是全能的音乐玩家，在流行音乐领域几乎无所不能，除了唱歌。因此他特意请来女歌手玛姬·莱利（Maggie Reilly）帮忙。

这首歌以一个女子的角度，讲述她亲眼目睹的一件可怕的事情——她的恋人在月光之下被一个影子连开六枪杀害。歌词引起猜测：歌曲作者是否在暗示约翰·列侬的惨剧？当时列侬也在小野洋子的面前倒下。

奥尔德菲尔德后来在1995年的一次访问中吐露实情，他说，他创作这首歌的灵感来自1953年的好莱坞老电影《霍迪尼》。这是一部关于著名魔术师哈利·霍迪尼的传记电影。不过，他的解释未能消除我的疑惑。第一，霍迪尼似乎没有任何经历与歌曲所讲述的凶杀案有关联。第二，如果人们真的曲解了作者的原意，那么他为什么不立即作出澄清，而要等到十二年之后才含糊其辞地否认呢？

姑置勿论其动机何如。这首歌最正面的效果是令人们第一次站到小野洋子的立场上。欧美传媒一向不喜欢洋子，在惨剧发生后，还有缺德的传媒为她估算遗产。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心爱的人在眼前突然死去，而几秒钟之前，他们还在谈情，这对一个女人来说，会是什么样的打击。

关于 Moonlight Shadow，还有一个故事。

1986年，一名日本大学艺术学院的女学生在听了这首歌之后，深有感触。为了抚平内心的折皱，她创作了一部与歌曲同名的中篇小说，以吉本芭娜娜之名发表。于是，一个小说家诞生了。这部中篇小说也给她带来了生平第一个文学奖项。

吉本芭娜娜的《月光下的影子》是一部超现实主义作品，也是一部治愈系小说。读者跟随女主人公阜月艰难地完成了一次痛苦而又不可思议的旅程——从恋人车祸去世的巨大阴影中走出来。

读完这个故事，再听奥尔德菲尔德的歌曲，应该会感到释然了吧。

 

Moonlight Shadow (Remastered 2013)

Sealed with a Kiss

 

Sealed with a Kiss（以吻封简），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英文老歌。某中文百科网站声称原唱者是布赖恩·海兰（Brian Hyland）。很遗憾，它又一次弄错了。真是“有百度而无一利”。

Sealed with a Kiss 的原唱者是来自田纳西州的理发店四重唱组合四声合唱团（The Four Voices）。所谓理发店四重唱，是指不借助乐器伴奏只用和声法演唱的一种唱法，通常由四个大男人组成。

四声合唱团在1955年组建，唱片销量差到我都不忍转述。他们最终在1960年推出最后一首单曲之后不久就宣告解散。而这首最后的歌，正是 Sealed with a Kiss。

两年之后，即1962年，海兰才登场。当时这个年仅18岁的纽约校园歌手抱着吉他情深款款地翻唱 Sealed with a Kiss，打动无数人，也使这首原本寂寂无闻的歌，一举打入美国榜和英国榜，最高位置均为第3位。

其后，鲍比·温顿（Bobby Vinton）也在1972年推出了另一个翻唱版。当时这位流行歌手已经37岁，却成功演绎出很多专业乐评人认为是最好的 Sealed with a Kiss。

不过，最好的不一定是最成功的。最成功的 Sealed with a Kiss 在1989年由21岁的澳大利亚靓仔杰森·多诺万（Jason Donovan）提供。除了销量惊人，也使这首歌第一次登上流行榜冠军宝座。

我之所以强调歌手的年龄，是因为歌词内容与年纪有关。大学情侣最怕放暑假，而这首歌就是唱出恋人分离之前的伤感。相隔千里，长达两个月的分离，这将是一个“冰冷而寂寞的夏天”啊！我会写信给你，并以吻缄之，你收到信的时候，将会感受到我的思念和情意……不管怎样，九月快点来临吧！

在当下这个充斥着快餐文化的消费时代，所有感情都变得越来越淡薄。加上通讯科技发达，书信已经失去意义。时下的年轻人，是听不出这首歌的韵味的。

 

The Four Voices - Sealed with a Kiss

MG风云

  

2005年，英国MG路华集团宣布破产。两大著名汽车品牌立即被分拆出售，其中MG被中国南京汽车集团以9700万美元购得。其后南京汽车集团在2007年并入上海汽车集团，MG也随之成为上汽旗下的财产。

至于分拆后的路华，则辗转归入印度塔塔汽车集团的麾下。其实早在1996年，辉煌一时的莲花汽车也因为破产而被马来西亚的宝腾汽车收购。昔日工业帝国三个饮誉全球的汽车品牌先后落入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手中，一些没安好心的人自然会幸灾乐祸。

1924年，位于牛津郡的汽车维修厂莫里斯车房的经理塞西尔·金伯制造了第一辆MG汽车。MG，就是莫里斯车房（Morris Garages）的简写。这个品牌，一直保持着十分高的品质和格调，深受贵族、名流的喜爱。爱德华八世和查尔斯王子（现在是国王）都曾经是它的顾客。很可惜，MG在现代化的转变中逐渐失去竞争力，开辟中低档路线更是得不偿失，几度易手之后，在2005年完全丧失市场。

英国佬虽然保守，但是绝不恋旧。二百多年前就一个叫亚当·斯密的人提出自由市场的概念，他反对政府过多干预。所以，他们不介意看着昔日的荣耀熄灭。相反，一些没文化没素质的土豪暴发户就急需沾一沾这文明之光。

成为中资企业之后，MG全盘中化，不但企业内实施中式管理，品牌也有了个官方中文名，叫名爵。这个名字显然是为了照顾土豪暴发户的胃口。如是者，也像无数被中国特色腐化的外国优秀事物一样，MG最终沦为一个怪胎。不管怎样宣传，我是绝对不会买这种怪胎的。

 

中年

  

现代社会有一个非常热门的社会心理学名词，叫“中年危机”。一个人步入中年，会发现一大堆问题摆在面前，处理失当的话就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心理疾病。这些问题包括：事业进退维谷、父母患病或死亡、子女长大离家、夫妻感情变淡、身体日渐衰老等等。

说到中年，到底什么年纪才叫中年呢？一直以来都没有统一的标准。查“中年”的词条，《汉语大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都认为中年指的是“四、五十岁的年纪”。而《辞源》的释义则有些特别，“一般称四十岁左右为中年”。如是者，中年即是一个指标，而非一段范围。《辞源》还引用《晋书·王羲之传》作例，“谢安尝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

虽然中国人向来做事马虎，差不多就可以了，但是在界定中年的问题上，西方人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牛津英语词典》对“middle age”的释义是“现在通常指45～60岁之间”。《剑桥英语词典》和网络《必应词典》也认同这个范围。不过，《柯林斯词典》和《不列颠词典》则把范围拉得更宽广，“40～60岁之间”都是中年。

向来一丝不苟的日本人又怎样？过去，日本人把40～50岁视为中年，这跟中国的一样。可是，随着科学的进步，人均寿命不断上升，政府厚生劳动省特此对现代人的一生各个阶段作出更准确的定义：幼年期0～5岁、少年期6～14岁、青年期15～30岁、壮年期31～44岁、中年期45～64岁、高年期65岁之后。

增加一个“壮年期”真是独到之处，否则让一个年届四十的秃头肥佬领取杰出青年奖，实在有点儿那个。所以，世界十大杰出青年的评选机构就不要考虑鄙人了，鄙人是壮年呢。

除了两次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旅行之外，我的一生好像跟“壮”字扯不上任何关系。现在才知道，原来我已经了“壮”了好多年，而且还会“壮”好多年。哎呀，这种感觉真好、真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