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的散文

  

                                   奥州小道

 

读松尾芭蕉的《奥州小道》，仿如沐浴在花香扑鼻的春风，又如品尝着怡情悦性的清茶。读着读着，我仿佛穿越时空，与芭蕉一起徒步游历东瀛，以野地为家，与鸟兽为友，游山玩水，观花赏月，吟诗作对，歌咏四季之美，感叹人生之幻，遂寄情于天地，寄天地于文，一首首俳句，一篇篇纪行文，美不胜收。

被尊称为“俳圣”的松尾芭蕉活了五十岁，在江户时代，成人的平均寿命也就只有五十岁左右。芭蕉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开始带着体弱多病之身徒步游历，走遍大半个日本，创作大量美文雅句，可说是一个奇迹。难怪有人相信一个颇为离奇的传闻，称芭蕉的真正身份是忍者，替德川幕府作间谍，周游日本以监视各诸侯（见茂吕美耶，《物语日本》）。当然，这个只是无稽之谈。

芭蕉最后死在旅途中，他的绝笔“卧病旅途中 / 梦依然在 / 枯野飞舞”，成为最凄美的千古名句。

卒读全书，我望着窗外摇摆的棕榈树树叶发呆。我知道只要一动弹，魔法就会消失，我就会从芭蕉的野景回到现实的世界。但是，我也必须回到现实，从热情到冷漠，从美丽到丑陋，从生机勃勃到死气沉沉……是的，还是回来了，因为我属于这里。但我不再害怕，因为从芭蕉那里带回一份心情。总有一天，我会将这份心情放飞，背着背包向山水之中走去。

作一汉俳纪念：

 

      黄昏虚飘飘，

      静阅芭蕉纪行文，

      棕榈窗外摇。

 

 

方丈无限

 

读罢鸭长明的《方丈记》，茅塞顿开，所有世事的喧嚣、心灵的烦忧、身体的不适，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感觉到我是一片小小的落叶，躺在澄碧的湖面上。人说酒是万药之首，那么此书就是仙丹灵药，虽不能治病，却能消除所有痛苦。

鸭长明在五十之年遁世出家，深山建一茅舍，仅一丈见方。他就生活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写下著名的《方丈记》。

一丈见方，大约相当于现在的9平方米多一点，跟一般住宅单位最小的房间差不多。这个小房间，我们一般用来放置杂物。可鸭长明却在他的方丈庵终老。“虽狭小，但夜有床卧息，昼有座安坐，一人居足矣……知己知世，无所求，无所奔，只希望静，以无愁为乐。”若能有这样的心境，方丈根本不狭小，它无限宽广。

同是出家人，也同为后人称道的吉田兼好，他的《徒然草》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大彻大悟的圣人对世事的参透。但读《方丈记》却没有这种感觉，作者更像是一个尘世的智者，思想充满人性，充满情趣。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疑问我在中野孝次的《清贫思想》里找到答案，书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文字：

若以现代人来说，有那么一个公司职员，勤恳工作，却因公司内部的组织和人事冲突，彻底放弃了为公司效力的念头，绝望而去。一念之间，他躲进一处荒村破屋，开始过一种不受任何人约束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不为了修道成佛，只为了适情任性，过自己身心自由与安宁的生活。这时，是否就是鸭长明所言“唯假庵悠闲无惧”的境界了呢？

鸭长明经历过失意，才感受到自由和满足的可贵。他无意深入佛道、探索真谛，只享受心灵在清心寡欲中的快乐。难怪乎，他的文字如此动人。

“有权势的人愈加贪欲，无所依靠的人，被别人轻视。一有财产，行卧不宁；一旦贫穷，又痛心悔恨。依赖他人，就失去自己；一旦关照他人，心就会为恩爱所束缚。随世逐流，身不由己；不随波逐流，会被视若狂人。”

看了这一段，我有隐居深山的冲动。

 

畫：蕪村

 

 

 

过时的经典

  

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出版一部名字跟水蛇卵一样长的著作《国富论》——别以为我说笑，它的原名是 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标志着一门新学科的诞生，那就是经济学。斯密也因此被誉为经济学之父。

令人相当遗憾的是，今天几乎没有人去读《国富论》这部比砖头还要厚的书了，除非是研究经济学史的学者。人们总以为，经济学是一门很讲时效性的学科……对呀，难道不是吗？社会变化一日千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当下流行的全球化、货币论、博弈论、长尾理论呢，哪有时间理会一部二百多年前的不合时宜的经典？

唉，经济学家一定非常羡慕哲学家，哲学家无论是在生的还是化石级的，他们的著作或多或少依然有人阅读。特别是在远东，只要你穿一袭长衫，一手扇折扇，一手拿《论语》，你就会马上荣升为国学大师，身价倍增。然而，假如你身穿一套乔治三世时代的服装，头顶一个硕大沉重的假发，然后满嘴《国富论》，恐怕会遭到鸡蛋、番茄、鞋子的待遇。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国富论》一点都不过时。我每次翻阅，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在《国富论》的第二篇。斯密描述了一个他所观察到的现象。

一些乡绅，急于摆脱过去庸俗的品味，不顾一切购买时尚商品。在过去，商店会根据信用度给予顾客赊账，但信用度不是无限的，当债台筑到一定高度，就必须还债。由于乡绅们的地租收入是缓慢的，为了还债，他们不得不向放贷者求助，并支付偏高的利息……

这个现象，是不是跟今天的信用卡消费很相像？很多消费者为了偿还到期的信用卡债务，不得不申请并透支另一张信用卡……这样恶性发展下去，将会在不知不觉间债台高筑。

在信用卡诞生之前二百年，斯密就规劝人们不要用第二笔债去偿还第一笔债的利息。他赞赏一个人挣多少就花多少的行为。可是，在个人信贷膨胀、企业贪得无厌、国家量化宽松的今天，又有多少人愿意听从斯密的劝告呢。所以我说斯密并没有过时，人们也是不同意的。

 

四季小说

  

必须指出，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那部出版于1903年的 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直译应为“亨利·赖克罗夫特私信集”）被离奇地译为“四季随笔”，犯了一个致命的原则性错误。这部著作不是随笔集啊！而是长篇小说。你最多说它是散文式小说，然而小说终归是小说，中译本称为随笔就是误导读者。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亨利·赖克罗夫特的潦倒作家，他在五十多岁的时候时来运转，继承一笔可观的遗产后，离开乌烟瘴气的伦敦，搬到埃克塞特宁静的乡间安度余生。

全书分为春夏秋冬四部分，现实与记忆、风景与感想、见闻与批评，互相穿插，斐然成章。吉辛对节奏的控制相当有功架，阅读的过程中令人不由自主地哼起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

不过，吉辛终究是现实主义作家，对四季情趣的体味，稍欠罗曼蒂克。而对现实的批判又过于猛烈和苛刻，令人怀疑这个人是个对社会持否定态度的虚无主义者。他既反对权威，又憎恶民主，而且颇以此为荣，在书中反复强调。看来，乔治·奥威尔对他的略带辛辣的批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瑕不掩瑜。英国亚马逊书评把《亨利·赖克罗夫特私信集》评为“可能是吉辛最成功的小说”。我们实在不应错过。

吉辛46岁便英年早逝，在23年的创作生涯中出版了23部小说，一部狄更斯论集，是名副其实的多产作家。

 

错词

 

大婚

王祖蓝李亚男昨日大婚 现场祖蓝激动落泪

——人民网，2015年2月15日

 

大婚，古时亦作大昏，如《礼记》中有：“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亲迎。”大婚（或大昏）是什么意思？唐朝经学家孔颖达解释：“大昏，谓天子、诸侯之昏也。”

从西周到满清，“大婚”一词都是指皇亲国戚的婚娶。虽然没有禁令，但是平民百姓都自觉不僭越。然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连贩夫走卒、阿猫阿狗都大婚。看见这些人大婚，我就真的大昏（头昏的昏）了。

 

 

演绎

央视总台尝试短剧 胡歌领衔演绎凡人《奇迹》

                                         ——新华网，2025年12月25日

 

演绎本来是一种推理方法，由一般原理推演出关于特殊情况下的结论。读过福尔摩斯的人都知道，归纳和演绎是这位大侦探破案的两大法宝。

演绎也可以通俗地用作推演铺陈。

没有最俗，只有更俗。近年我们经常听到歌手在“演绎”一首歌、演员在“演绎”一个角色……错的人多了，就成合理。于是，这个词就很不请愿地增加了表现、展现、表演等含义。

 

 

唯美

中国战机唯美瞬间：歼15航母起飞扑面而来

                                         ——新华网，2015年11月5日

 

严格地说，根本没有“唯美”这个词，只有“唯美主义”。不过，如果你将“唯美主义”简称“唯美”，至少我不会反对。只是，可不可以别说什么“这部漫画很唯美”、“这张照片非常唯美”之类的话？因为在语法上，“唯美”不是一个形容词。

唯美主义是 aestheticism 的意译，由 aesthetics（美学）演变出来，是十九世纪末在欧洲昙花一现的文艺思潮。因把美奉若神明，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所以译为唯美主义也是贴切的。

如果你对美和艺术的认识仅限于漫画和照片，那最好慎用这个词。

 

 

名

个性化基因编辑拯救了一名婴儿：它能否广泛推广？

                                         ——科学网，2025年11月2日

        

“名”作量词使用的时候，只能用于有某种身份（常用于职别）的人，例如“一名学生”、“两名工人”、“三名职员”。不表示人的身份的名词，不能用“名”来计量，例如不能说“一名男子”、“两名婴儿”、“三名朋友”。这时候，应该老老实实地使用通用的“个”。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很多主流媒体都犯这个错误。

 

 

光顾

几年前，我曾经在一个花店里，遇见过一只八哥，它就很会说话，吸引我时常光顾那家花店。

——《三三六六的秘密教室》：用趣味故事解开写作密码，书香上海，2022年8月8日

 

“光顾”和“光临”，都是敬辞，称客人到来，多用于商家欢迎顾客。

客人自夸“光顾”、“光临”，就显得目中无人，十分失礼。若改作“探访”、“到访”甚至俗一点的“消费”，会得体得多。

当然，在“新时代”的今日，自大不是过错，不改也罢。

 

马铃薯

  

1532年，西班牙探险家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率领一支不到二百人的队伍，深入南美洲安第斯山区，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国。他越来越相信，传说中黄金国就是前方强大的印加帝国。

在海拔三千多米高的安第斯山区，气候和环境非常恶劣。过度自信的皮萨罗走到危险的境地，寒冷、疾病，更坏的是，他们找不到粮食。幸好，淳朴的山民救助了这班衣着古怪、形貌奇特的人。在那里，西班牙人尝到一种前所未见的食物——马铃薯。

马铃薯是印加人的主要粮食作物，栽种的历史至少有1800年之久。能够在寒冷的高山上栽种的农作物，就只有马铃薯了。

得以活命的西班牙人，回报的却是火与剑。

征服印加帝国之后，马铃薯和黄金一起被带回欧洲。马铃薯不但能够适应任何环境，而且产量相当丰富，所以在欧洲人大量栽种之后，大饥荒的发生率就大大地降低了。有鉴于此，近年北朝鲜金氏王朝也引入马铃薯以填塞国民的饥肠。

不过，马铃薯一开始并不为欧洲人所接受。直到两个世纪之后，烹调技术的革新和进步，淡而无味的马铃薯才成为西方餐桌上的主要角色。其中一项新发明，叫做炸薯条。

美国人将炸薯条称为“French fries”（法国油炸品），实际上与法国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炸薯条是比利时人发明的，因拿破仑战争而传遍整个欧洲。问题就出在，比利时人和法国人都是操法语的，比利时人也因此而常常被误认为法国人，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那位比利时大侦探波洛。那么，当比利时移民将炸薯条带到美国的时候，French fries之由来就可想而知了。

炸薯条随着麦当劳、汉堡王、肯德基等美式快餐店壮大，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美食。功高不赏，比利时人其实不必为此恼火。

 

维生素C

  

感冒是常客，在它送来的礼物之中，最使人气恼的是疲乏。在极度疲乏之下，我根本无法集中精神读书、思考和写作。勉强为之，总会很快陷入恍惚之中，也许是梦境之中，总之，我分不清到底在幻想还是在做梦。

中医断言所有疾病都是外界邪气侵入人体所致，他们一共发明了六种邪气——风邪、火邪、寒邪、暑邪、湿邪、燥邪。其中，风邪据称是感冒的罪魁祸首。所以中国人怕吹风，怕吹风会吹出病来。这种说法是相当荒唐的。

事实上，普通感冒是由感冒病毒（最常见的是鼻病毒）引起的。很遗憾，世界上并没有根治感冒的特效药。医生开的药，只不过是缓解各种症状。如果症状没到忍无可忍的程度，你大可以不吃药。只要多休息、多喝水和多吃营养食品，增加身体的自愈能力，感冒就会被消灭。关键时刻，还是得依靠自己。

在各种营养之中，感冒患者最需要补充的是维生素C，因为身体发热会消耗体内的维生素C，不及时补充，就可能出现坏血病的初期症状。

在过去，坏血病被视为“海上黑死病”。坏血病之于水手，就如同梅毒之于妓女。现在我们知道，坏血病是缺乏维生素C而起的。

英国军医约翰·伍达尔在1612年首先建议水手携带柠檬汁出海以预防坏血病，不过没人理会。直到1753年，另一位英国军医詹姆斯·林德经过多次实验再次证明柑橘类水果特别是柠檬具有预防坏血病的效果。这一次终于得到库克船长的重视，他带着大量柑橘类水果上船，结果仅一名船员死于坏血病。

效果虽然不错，但是水果无法在船上长期存放，怎么办呢？库克船长想出一个办法，他们每停靠一个小岛，都上岸大量种植水果和蔬菜。这样，任何途径的人都能找到救命的维生素C。自此之后，坏血病几乎消失无踪。同时，桔子橙子也变得很贱。

如果你在感冒期间有极度疲乏、肌肉酸痛、皮肤刺痛、牙龈出血、口臭等症状出现，就应该尽快补充维生素C了……咦，这么说来，说不定我的极度疲乏是因为缺乏维生素C！哦，赶紧吃维生素C片。

 

货币上的肖像

  

公元前八世纪，拥有庞大优质金矿的吕底亚王国首先在金币上加盖印戳，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四百年之后，亚历山大大帝为货币开发出新功能，他将自己的头像印在货币上。此举的高明之处，是使臣民潜移默化——其一是爱屋及乌，爱金钱及金钱上的统治者；其二是让所有人知道，老大哥在看着你。上海博物馆珍藏着一枚亚历山大帝国的金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其后，很多君主都效仿亚历山大大帝。直到今天，英王的肖像也印在各种币值的英镑上。不过，英国纸币的正面是查理三世，背面却是不同的名人。现在流通（2024年版）的名人是：

5镑：温斯顿·丘吉尔，政治家。

10镑：简·奥斯汀，生物学家。

20镑：J·M·W·透纳，画家。

50镑：阿伦·图灵，科学家。

 

同样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日本，却没有将天皇的肖像印到纸币上。现在流通（2024年版）的日元上的名人有：

1000元：北里柴三郎，微生物学家。

5000元，梅田津子，教育家。

10000元，涩泽荣一，实业家。

 

再让我们到共和政体的美国看看。美元纸币上全是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这多少反映美国人注重理性、作风务实的国民性。

1元：总统乔治·华盛顿。

2元：总统托马斯·杰斐逊。

5元：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10元：国务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20元：总统安德鲁·杰克逊。

50元：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

100元：开国先贤本杰明·富兰克林。

 

至于国际货币的新贵欧元，则完全不采用人物肖像，而呈示欧洲每个时代的建筑艺术。

5元：古典时期。

10元：罗马式。

20元：哥特式。

50元：文艺复兴。

100元：巴洛克与洛可可。

200元：新艺术。

500元：现代艺术。

 

本来不想说的，但是又找不到理由去忽视那个号称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好吧，很多共产国家都独沽一味，无论币值如何，都为一人所占有。例如，苏联的列宁、北朝鲜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中国的毛泽东……但愿结局都一样。

 

 

 

反衬

  

日中关系紧张，诱使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病又一次发作。一次又一次发作，已经病入膏肓。本应保持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不但不谆谆告诫，反而兴妖作乱，不断发表一些低级的、可笑的妖言。

相反，在日本，喜欢彭丽媛的母鸡唱腔最多被贴上品味低劣的标签，绝对不会被当作“日奸”遭到殴打；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也不必提心吊胆，到书店依然可以找到所需的汉籍经典。一对比，自然高下立判。

从公元645年大化改新开始，日本人就崇尚中国文化。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他们几乎把唐朝的一切制度都照搬过去，除了科举。柏杨指出，拒绝科举是日本人的聪明之处，也是日本能够轻易而举地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关键。

确实如此。

孔子曰，“学而优则仕”。中国读书人自古以来的最大梦想是升官发财。久而久之，便形成一个迂腐的“士大夫——学究阶层”。日本社会没有这种阶层，读书人必须自谋生路。

那么，为什么还要读书？或者，读书有什么用？电影《黄昏清兵卫》里有一句台词提供了答案。大意是，读书，可以帮助你面对任何困境。日本人读书，不是为了物质，而是为了精神。

正因为这个原因，知识分子不必讨好天皇、将军和大名。清少纳言和紫式部没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吉田兼好和松尾芭蕉没有“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井原西鹤写的《好色一代男》没有被同行斥之为声色货利……

知识分子保持独立相当重要。当美国人佩里率舰队闯进东京湾的时候，日本知识分子并没有消极地“我劝天公重抖擞”，而是用实际行动积极地推动维新运动，与以武士为主的攘夷论者对抗。

中国人可能对日本最大面值的万元纸币上印着教育家福泽谕吉（2024年新版万元纸币改为实业家涩泽荣一）而不是政治人物感到奇怪。只要知道一点日本史，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碎雨

  

今年的冬天，竟然从淫雨开始。

不知怎么，连绵不绝的忧愁，就像这淫雨，不知道何时终结；也像衣服里的水分，晾了好久好久依然挥之不去。真叫人，“如今风雨西楼夜，不听清歌也泪垂”（周紫芝，《鹧鸪天》）。

不听清歌也泪垂？那么听歌的话，会怎么样？会愁肠寸断吗？刚才我就听了两遍 Blind Melon 的那首不应景的 No Rain。

本来打算继续写我的“英年早逝”系列，这次将目标锁定为摇滚歌手。虽然这个系列的每位主角所占的篇幅都很有限，但是写起来一点都不轻松。写这些喜爱的人物，就像写小说、写诗、译诗一样，必须灵魂出窍，然后穿越时空，代入那个角色。过程谈不上艰苦，只是会令我极度疲累。总是入戏太深，不知道是我的优点还是缺点了。好吧，我承认，最近代入太多太多英年早逝的角色了，以至老是梦到自己英年早逝。

当乐队主唱兼创作人 Shannon Hoon 用他那戏谑又带有忧郁的嗓音唱着“And it rips my life away, but it's a great escape, escape, escape, escape”的时候，室外的雨好像中断了那么一会儿……

Shannon Hoon 只活了28岁，1995年死于可卡因过量。那一年，我是个吉他新丁。

摇滚歌手比玩其他类型的音乐人要颓废一千倍，吸毒不足为奇，酗酒更是家常便饭。所以英年早逝，一点都不出人意料。在某种意义上，所有英年早逝的摇滚歌手都是自杀的。像 Shannon Hoon 那样疯狂吸毒，又跟饮弹自尽的 Kurt Cobain 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呢？

雨还在下个不停，这种天气，令人有喝个酩酊大醉的冲动。正如王尔德所言，“消灭欲望的最佳方法是满足欲望”。那么，我就满足它了。至于“英年早逝”系列，就让它无限期搁置吧。

Blind Melon - No Rain

英年早逝的音乐家

  

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中最脆弱的，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

                                                          ——帕斯卡尔

 

别去寻找，玫瑰尚未凋零的地方。

                                                          ——贺拉斯

 

 

亨利·珀赛尔，36岁。

作为英国皇家教堂的管风琴师，珀赛尔毕生几乎都在威斯敏斯特度过。在15年创作生涯中，一共写下6部歌剧、约40首二重唱和100多首世俗歌曲。其中歌剧《狄多和埃涅阿斯》、《仙后》、《亚瑟王》，组曲《D大调小号奏鸣曲》等可以进入一流之列。

大概是由于珀赛尔的生活太平稳的缘故，史书对音乐家生平事迹的记载并不多。但是关于他的死，却有详细的纪录。

珀赛尔嗜酒如命，每晚都要到小酒馆喝个烂醉。一天，珀赛尔夫人终于忍无可忍，在半夜锁上大门，且命令仆人死活不许开门。这种小惩罚本来无伤大雅，要命的是，那个冬夜下了一场大雨，可怜的作曲家在雨中待了一夜之后病倒，从此再没有复原。

 

 

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35岁。

一说到天才，很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莫扎特。他三岁可辨音，四岁能弹琴，五岁会作曲。更难得的是，天赋没有随着年纪的增长和环境的改变而有丝毫减弱。在短促的一生中，他所创作的全部都是仙乐。

光彩四射的《弦乐小夜曲》，气势磅礴的《C大调第41交响曲“朱庇特”》，雍容华贵的《哈夫纳小夜曲》，感人肺腑的《安魂曲》，意境深远的《魔笛》等等，莫扎特的音乐，永远说不尽。

尽管是天才，可是莫扎特却怀才不遇，一生贫困潦倒。更可悲的是他有一个爱慕虚荣的妻子，她不断催促丈夫作曲赚钱，这显然损害了他的健康。

至于他的死，唉，这位为人类贡献良多的伟大音乐家竟然被草草埋葬，至今没人知道准确位置。

 

 

弗兰兹·舒伯特，31岁。

舒伯特最为中国人所知的事迹，是他在饥寒交迫之下用一首《摇篮曲》换取一份土豆烧牛肉。这个故事虽然可以讽刺一下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可是其真实性令人怀疑。舒伯特再贫困，还是有能力常常出没小酒馆，哦，还偶尔流连红灯下……酒是舒伯特灵感的源泉，比如，取材自莎士比亚的《听，听，云雀》就是在酒馆的菜单上即兴创作的。

舒伯特的强项是旋律，听听令人愉快的《“鳟鱼”五重奏》、令人感动的《死亡与少女》、令人陶醉的《冬之旅》以及神秘莫测的《第八交响曲“未完成”》，你会随着旋律飘浮。

严肃的史料称舒伯特死于伤寒，但坊间流传死于梅毒的说法。不管怎样，31岁就戛然而止，就像他的名作“未完成”一样是深深的遗憾。

 

 

菲利克斯·门德尔松，38岁。

就像他为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所配的音乐一样，门德尔松的一生充满欢乐。他出身在富裕家庭（父亲是大银行家），音乐生涯也十分顺利，可以称之为快乐的代言人。

有些人以门德尔松未经历过痛苦为由批评他的作品流于肤浅，显然是不公正的。除了《仲夏夜之梦》之外，他的《第三交响曲“苏格兰”》、《第四交响曲“意大利”》、《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等都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门德尔松还是一位魅力四射的指挥家，据说用纤细的指挥棒在空中比划的指挥方式就是来自他的点子。

这个快乐的人，在收到感情甚深的姐姐的死讯之后，肝肠寸断，痛不欲生。仅仅五个多月之后，他也随之而去。

 

 

弗里德里希·肖邦，39岁。

肖邦之于钢琴，就像晚霞之于夕阳，就像清风之于朗月，就像落花之于流水，就像海鸥之于港湾……自从有了肖邦，钢琴便成了仙境。他用有限的88个琴键布置无限的景致，他使单调的黑白二色焕发缤纷的色彩……

啊，肖邦，多么迷人的名字。还有啊，你的俊俏，你的风度，你的品位，你的敏感，你的孱弱，你的悲伤，都是那么的迷人。

弹奏吧，弹奏你的夜曲、练习曲、即兴曲、诙谐曲、叙事曲、幻想曲、协奏曲、圆舞曲和马祖卡吧。不要，不要如此悲伤，虽然你的祖国波兰正惨遭俄国铁蹄的蹂躏，虽然你的情人乔治·桑总是表现得不太热情和忠诚，然而你一悲伤，整个世界都心碎。

你还是要离别，因为肺结核。你知道吗？在葬礼上，响起了你最悲伤的《葬礼进行曲》。

 

 

斯蒂芬·福斯特，37岁。

福斯特没有创作过古典音乐，但是并不妨碍我们称他为古典主义者。

和许多美国佬一样，福斯特实现了美国梦。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起初只是一名会计，帮助哥哥打理汽艇生意。

在工余，福斯特创作民谣歌曲自娱。随着《啊！苏珊娜》出版，他才想到自己可以成为职业作曲家。这首歌使出版商大赚，作者也得到不错的酬劳。

福斯特一共写下约200首歌曲，大多数由他自己填词。其中《温柔的安妮》、《老黑奴》、《我的肯塔基老家》、《美丽的梦想家》、《浅棕色头发的珍妮》等尤为脍炙人口。

福斯特死于意外事件。在纽约一家酒店房间内，他因持续的高烧而脚步不稳，一头砸在床边的脸盆上，因失血过多不治。

 

 

乔治·比才，36岁。

比才出生在音乐家庭，少年得志，9岁进巴黎音乐学院，13岁获奖。之后得奖无数，一直到18岁赢得罗马大奖为止。然后，好运气用完了，他的曲子无人弹奏，他的歌剧遭人耻笑。

歌剧《采珠者》公演之后，比才将精力放在歌剧上。其中，今天我们认为的一流作品——改编自司各特小说的《贝城丽珠》和为都德的剧本《阿莱城姑娘》所作的配乐，在当时只是反应平平。这些打击使他一度意志消沉。不过比才并没有放弃，他呕心沥血将梅里美小说改编成歌剧《卡门》。

比才热切地等待着各方评价。结果，首演之后得到的却是恶毒的攻击。心力交瘁的音乐家病倒了，三个月之后死于心脏病。三年之后，《卡门》走红，成为世上最受欢迎的歌剧。

 

 

乔治·格什温，38岁。

格什温出生在纽约贫民区，童年极为艰苦，16岁辍学，为一家音乐出版社推销乐谱，近20岁开始时来运转。

这时候，美国进入爵士时代。爵士乐登上大雅之堂，百老汇音乐剧成为美国文化的代表。格什温乘着潮流巨浪，从推销员跃升为作曲家。他真是名副其实的多面手，流行音乐、爵士乐、音乐剧、电影配乐，无所不能。这些音乐，为他带来可观的财富，以及可餐的美女。

之后，格什温向更高雅的艺术发展。他成功地将爵士乐元素融入古典音乐，《蓝色狂想曲》口碑载道。其后的《F大调钢琴协奏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古巴序曲》、音乐剧《波吉与贝丝》都是上佳之作。

就在春风得意之时，格什温罹患脑瘤，手术失败加快他离去的脚步。

 

 

英年早逝的画家

  

啊，这些如同流星一样，短暂而璀璨的人生！

 

自会有人记得我……即使在，另一个时代。

                                         ——萨福

 

 

马萨乔，26岁。

若说，乔托开启了文艺复兴的绘画艺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合力创造了文艺复兴的鼎盛期，那么，在中间起桥梁作用的人是马萨乔。

马萨乔出身贫苦，5岁丧父，只身到佛罗伦萨城闯荡。没有人知道他的绘画技巧怎么获得，似乎受影响于建筑家布鲁内莱斯基的透视法和雕刻家多纳泰罗的造型技术。

马萨乔革新了透视法，同时将强烈的现实色调注入绘画。佛罗伦萨的圣玛丽亚大教堂壁画《圣三位一体》，是他的代表作。

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天才画家未到27岁就在罗马去世。我们同样不知道他的死因，也无法确定具体的死亡时间，只知道那是1428年的秋天，亚平宁半岛上空飘着麦香之时。

 

 

拉斐尔，37岁。

毋庸置疑，拉斐尔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笔下的圣母圣洁、温柔、美丽得令人伤感；他的《雅典学院》是理性的集会，是文艺复兴的象征。他对后世的影响，持续数百年之久。

除了画作完美之外，拉斐尔的个人形象也极之完美：长相英俊，风度翩翩，性情温和而谦逊，诚实可靠，工作勤奋，生活有条不紊……自然，他成了全罗马最受欢迎的人，尤其深受女性喜爱。

然而，又有证据显示，拉斐尔刻意掩饰实际上并非那么有条不紊的私生活。根据传记作家瓦萨里的说法，拉斐尔享受一整夜狂欢之后发高烧，却向医生隐瞒发病的原因，以至服用错误的药物而死。当天正是拉斐尔37岁生日。

 

 

卡拉瓦乔，38岁。

卡拉瓦乔是开创巴洛克时代的艺术家，他的作品特色可以用以下几个关键词概括：写实主义、剧场感、暗色调技术。

似乎有两个卡拉瓦乔。现实生活中的卡拉瓦乔是个脾气暴躁、好勇斗狠的怪人，而执起画笔的卡拉瓦乔则是个虔诚、热情而又谦卑的天主教徒。我想，他是用绘画这一方式来为自己非常恶劣的行为作出最深的忏悔。所以他的画作如此震撼人心。

1592年，因为伤人而逃离米兰；1606年，因为杀人而逃离罗马；1608年，他又因为伤人而遭到马耳他骑士团追杀……逃亡，一直在逃亡。尤其是生命的最后四年，颠沛流离，没有得到一刻安宁。最后，他在热病和饥饿的折磨下心力交瘁，跌倒在托斯卡纳海岸。

 

 

让—安托万·华托，36岁。

华托18岁到巴黎学画，一度在令人艳羡的皇家画院学习，但是由于风格与传统画派格格不入，毅然弃学创业，承接零碎的装饰工作。最终才华得到巴黎贵族的赏识，华托经常被请去为上流社会布置喜庆活动的环境。

华托的画作亦以描绘宴会和舞会而著称，色彩艳丽，风月无边，充满欢乐。有批评家认为，华托是将法国上流社会的趣味从巴洛克带入洛可可的人。

然而在华丽的背后，渗出一丝淡淡的忧郁。这种忧郁，在晚期作品《小丑吉勒》中被放大成悲哀。也许是长期患病的缘故，加深画家对生与死、乐与悲、热闹与死寂的思考。

华托患有肺结核，医治多年不愈，最终在36岁病逝。

 

 

提奥多·籍里柯，32岁。

籍里柯用英国水彩画技巧为当时被学院派占据的死气沉沉的法国画坛抹上浪漫的一笔。不过，浪漫主义绝不是绘画技巧那么简单，它必须有激情、有行动。

1816年，美杜莎号在西非大西洋海面触礁沉没，147名乘客挤到一条长20米宽7米的木筏上漂浮，13天后被发现，木筏上只剩下15个活人。

籍里柯访问过生还者后，住进一家医院，与重症病人和尸体关在一起。18个月之后，惊世杰作《美杜莎之筏》诞生。有个美术学院的学生看过这幅画之后把自己的旧作撕毁，他就是将来的浪漫主义大画家德拉克洛瓦。

这幅杰作几乎耗尽籍里柯的健康，加上他长年为同性恋倾向而抑郁，最后死于肺结核。

 

 

文森特·梵高，37岁。

艺术是忠实地再现自然世界，还是像梵高所说的“我选择用自己的色彩来表达内心的感情”呢？我们可以将此视为现代艺术的界线。

梵高是最伟大的现代艺术家，也是现代艺术的殉道者。在不到十年的创作期里，他以惊人的热情创作了上千幅作品，全部都美得令人屏息。然而画家在世时却只卖出一幅，可见世人的鉴赏力多么差劲。

任何读过梵高传记的人都会感慨，这个世界怎能这样对待他？也许，正是由于世界不纯粹，才会千方百计杀死一个纯粹的人。饱受磨难，强忍痛苦，热爱生活的梵高最后还是选择用一粒子弹结束一生。

然而梵高最终战胜了世界。今天我们都唱着唐·麦克林的歌，“这个世界根本配不上美丽如你的人”。

 

 

乔治·修拉，31岁。

修拉的画作总让人啧啧称奇，最大特点是其点彩派技法，即点画法。近看，你会看到画布上全是色彩斑点；远看，这些色彩斑点离奇的混合振动，所产生的效果如同真实的光线一样。

为了产生神奇的效果，修拉每作一幅画都经过精密的计算和反复的实验，所以他曾经告诉梵高、高更、西涅克等后印象派好友，绘画其实是一门跟数学一样的科学。当然，只有西涅克一人表示同意。

修拉性格腼腆，离群索居，关在画室里点画自己的画作。由于制作过于精细，他的作品不多，在生前也备受冷遇。

1891年，修拉因为参加独立沙龙画展劳累过度，染上急性病（可能是脑膜炎或者白喉）而去世。

 

 

奥布里·比亚兹莱，25岁。

比亚兹莱无疑是神童，而且是无师自通的，虽然也可以说受到日本木刻版画和王尔德唯美主义的影响。他的最大贡献是推动新艺术运动的发展，使装饰艺术成为高雅艺术，使插画家受人尊重。

简单的黑白二色，轻盈的点和线，便可创造一个世界，一个唯美主义的世界。

王尔德认为，美是超道德的。而在比亚兹莱的笔下，美更是邪恶的。比亚兹莱的创作，就是高调地对邪恶的美顶礼膜拜。

如果考虑到画家在7岁就染上肺结核，而这个病极有可能导致终身性无能，那么他画一些有点露骨的色情插图也是值得谅解的。他一定很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健康的男人。可惜，未到26岁，画家就在贫病交加之下客死法国。

 

 

英年早逝的诗人

  

严谨的学者在介绍历史人物的时候，会在人名之后标出其生卒年份。而我是从不这样做的，原因有二：一是不想把某个人物固定在某个时代，尤其是艺术家；二是如果生卒年份之差太小，我会感到悲伤，就如以下这些英年早逝的诗人。

 

 

罗伯特·彭斯，37岁。

彭斯是苏格兰桂冠诗人、浪漫主义先锋。读过他的《往日时光》、《一朵红红的玫瑰》、《致小鼠》等诗歌的读者，一定会陶醉于那股扑面而来的苏格兰田园风。

彭斯出生于贫困的农夫家庭，所受的正规教育不多，但是博览群书，并在幼时开始收集苏格兰民歌和传说。27岁时出版第一部著作《苏格兰诗集》，立即引起轰动，可惜没给他带来多少实质性收入，只为他谋到一个小税务官的职务。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彭斯利用工余时间创作诗歌和给苏格兰民歌填词，并为自己写下一个传奇。

只可惜，这个传奇太短了。彭斯的风湿性心脏抵御不了酗酒的疯狂习惯，以致在37岁的时候过早地停止跳动。

 

 

拜伦勋爵，36岁。

拜伦虽然继承了爵位，更加重要的钱财却没有得到多少。加上为天生跛脚而自卑，他没有过上贵族生活，只用旅行和写诗打发闲暇时光。

在两部不太成功的诗集之后，《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使他一夜成名，开始了拜伦式英雄的自我塑造。

怎样成为拜伦式英雄？首先要长相英俊，然后私生活放荡，最后为一个崇高的事业而献出生命。

被英国人道德放逐之后，拜伦在欧洲大陆流浪。这段期间，他创作出不朽的《唐璜》。遗憾的是，诗人还未来得及完成它就英年早逝。

意大利烧炭党人革命失败后，拜伦转战希腊，试图帮助这个古老的文明摆脱穆斯林的压迫。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酗酒与节食损害了他的健康，淋了一场暴雨之后，我们的英雄病逝于迈索隆吉翁。

 

 

波西·比希·雪莱，29岁。

雪莱家族非常富有，可惜这个“不肖子孙”却爱上大逆不道的无神论和社会主义。他先被牛津大学开除，再被家人断绝财路。可是经济拮据并没有使他屈服，雪莱毕生坚持信念，并为此写下精彩的诗篇。

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是最能反映雪莱思想的作品。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但是在雪莱的诗剧，却有颠覆性改编。普罗米修斯最终推翻了暴君宙斯的统治，然后让王位空着，与至爱阿西亚隐居山洞。

我们同样可以在雪莱的抒情诗（如《致云雀》、《西风颂》）里找到浪漫。如那句著名的“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822年，在离三十岁生日不到一个月，雪莱驾船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外海遇到风暴，葬身大海。托斯卡纳，又一次成为年轻艺术家的坟墓。

 

 

约翰·济慈，25岁。

他的人生只有短短的25年，创作期只有短短的5年……按照遗嘱，他在罗马的墓碑上没有留下名字，只刻着“此地长眠者，名字已随流水逝”。

济慈错了，他的名字，以及他的诗歌，并没有随时间而消逝。

济慈在22岁弃医从文，虽然诗作在文坛获得好评，却未为一般大众所接受。更不幸的是，他在23岁染上肺病，在当时，这是个要命的重症。

在拮据和病痛的折磨中，济慈却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芳妮·布劳恩，一个天使般的女子走进诗人的生活。有爱情滋润，他写出最优秀的诗作：《希腊古瓮颂》、《夜莺颂》、《秋颂》、《拉米亚》等，还有一系列优美的十四行诗。这些作品，表达了作者的美学观点——“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好景不长，1820年2月，济慈在罗马病逝，留下芳妮独自吟唱《明亮的星》。

 

 

狄兰·托马斯，39岁。

托马斯有理由哀叹生不逢时，如果出生在另一个时代，他会是另一个弥尔顿。然而造物弄人，这个生性敏感的威尔士诗人，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既是迷惘的一代，又是垮掉的一代。

随着经历增长，诗作越来越阴沉，到了后期，死亡的阴影已经完全笼罩着他的心和他的诗。绝望，到处都是绝望，无法排遣的绝望，只有在酒精里才可偷取片刻的安宁……

托马斯一生出版过七部诗集，却始终没有摆脱贫困。他不得不为BBC撰写广播剧剧本，并且三次到美国做演讲和朗诵，赚点出场费。

第三次美国之行，在秋风中的纽约，劳累的他依然不改酗酒的习惯，终因酒精中毒而离开这个不断折磨诗人的世界。

 

 

亚尔蒂尔·兰波，37岁。

兰波的诗，可以作为象征主义的象征。兰波的一生，可以作为弗朗索瓦·维庸的翻版。21岁之后他不再写诗，开始长达16年的流浪、冒险和犯罪的生涯。还好他没有像维庸那样杀人，最多是走私军火、贩卖象牙罢了。

最让八卦人士关心的是，兰波与另一著名诗人魏尔兰的同性恋生活。双方交往两年，最后见血收场。一伤一坐牢，伤的是兰波。

出院后，兰波创作了两部对现代文学影响深远的散文诗《地狱一季》和《灵光集》，之后就不再是诗人。太离奇了，难道他不再爱诗歌了吗？然而你很难想象一个对诗歌不专一的人会有那么出色的诗作。

关于兰波的冒险生涯，我们所知不多。历史只对他的死亡提供报告。他在马赛病逝，死因是癌症。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38岁。

巴黎浪荡子阿波利奈尔在20岁时突然感到自己应该是一名诗人，于是他就成为诗人。除此之外，他还参与并且影响了20世纪初的所有先锋派艺术运动，包括盛极一时的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

阿波利奈尔的诗歌别具一格，以创新、前卫和实验性的特点把诗歌带到一个全新的艺术地带。如《烧酒集》的有些诗歌取消标点符号，以突出内在情感的起伏；《图画诗集》的有些诗歌利用排版制造视觉效果，既是诗歌，又是图画。

阿波利奈尔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头部严重受伤，接受开颅手术后幸运地死里逃生。然而命运没有放过他。1918年横扫全球的西班牙流感夺走了诗人的生命，当时他刚与情人终成眷属。

 

 

李贺，26岁。

在星光熠熠的唐代诗坛，李贺并不算十分耀眼。然而李贺对诗歌的热爱，却远胜他人。他甚至为了赋诗而英年早逝。

有关李贺的信息，我们只能从其他文人的文章里获得。李贺家族虽然是唐朝皇室远支，但是家世早已没落。他的仕途亦颇为不顺，仅在长安做过三年“奉礼郎”这种小官。

李贺非常爱诗，往往雕章镂句、遣辞措意到呕心沥血的地步。由于经常“吟诗一夜东方白”，废寝忘餐，加上体弱多病，26岁（按中国人的古老算法是27岁）便撒手人寰。

李贺死后名气有所上升，得到“诗鬼”的称号。李贺的鬼魂是否依附在诗歌里，我们无法证实。然而“天若有情天亦老”，正是天地无情，才会令诗人过早地放下手中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