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之后，英国文坛依然人才辈出。
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的诗歌由于太玄而只能在他死后出版，三百年后才得到合理的荣誉。作品不但启发T·S·艾略特构建奇异世界，还免除欧内斯特·海明威构思书名的烦恼。
罗伯特·赫里克比较幸运，生前出版过诗集《金苹果园》。因为只有一个配额，他把教人享乐和劝人不要享乐的诗歌都收集在同一本书内。
英年早逝的乔治·赫伯特在弥留之际把诗稿交给朋友，如果不值得发表就付之一炬吧。事实证明一个有审美能力的朋友是多么重要。《圣殿》是他的代表作。
双目失明的约翰·弥尔顿凭借《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称雄十七世纪文坛。他的作品将欧洲分成两半，有一半人爱死他，另一半人恨死他。
约翰·德莱顿就完全不同，他精于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各方势力都十分欢迎他。“桂冠诗人”桂冠自然毫无难度地落在他头上。
诗人说得太多。我们读读散文。托马斯·布朗医生撰写了《瓮葬》和《医生的宗教》，内容阴森，但语言富丽。艾萨克·沃尔顿那本《高明的垂钓者》写得相当高明，让人觉得阅读此书比垂钓有趣得多。小说方面，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讲一个基督徒追求真理的过程，相当励志。在鲁滨逊漂流之前，它是英国最好的小说。
在法国，三大戏剧家给法国人带来娱乐。皮埃尔·高乃依是法国悲剧的奠基者，除此之外没什么值得称赞的地方。让·拉辛的作品较为通俗，受大众追捧，也受同行抨击。命途坎坷的莫里哀一点都不哀，他喜欢喜剧，成就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同行。《达尔杜弗》刻画一个伪君子的形象，《吝啬鬼》中的阿尔巴贡是西方文学三大吝啬鬼之一。这个时期的法国诗人，以尼古拉·布瓦洛最为出色。大仲马认为是火鸡造就了他（参看本人文章《大仲马的美食词典》）。
回到东方。十七世纪的日本文坛涌现三大猛人，他们分别在诗歌、小说、戏剧三个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松尾芭蕉把俳句提升到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他的纪行《奥州细道》清新隽永，犹如一阵清风。井原西鹤独创一种小说体裁“浮世草子”，几部以“好色”二字开头的著作，道尽受情欲煎熬的人间百态。近松门左卫门著作等身，一百多部净琉璃和歌舞伎，大大提高了戏剧的艺术价值和戏剧作家的社会地位。